范文澜自20年代参加革命，一直以学术研究作为职业。他的治学态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实”与“冷”。

范文澜早在北京大学就学时，受汉学家治学方法的熏陶，著述务求实证。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从事学术研究后，自觉地扬弃了旧学问家烦琐考据的流弊，在原来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严谨和务实的学风。去延安以后，经受了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洗礼，更加力戒脱离实际的空谈，力求研究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常说，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具体分析历史的实际状况，而不是削足适履，使历史的论述符合于某个现成的公式或现成的结论。典型的事例，是前面提到的别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他提出秦汉起汉族已形成为民族，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虽然受到许多指责，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这一论点并非来自抽象的思维推理，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实际的具体分析。他的几部历史著作，也都是具体论述具体史实，极少空泛的议论。他曾拈出“平实”二字，认为研究历史应该力求持论平允，合乎实际。“必须坚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的老实态度。”历史学不同于哲学，而是一种实学，是否合乎历史实际是评价史学论著的依据和标准。从历史实际出发，经过平实的分析论述，力求接近历史实际，整个研究过程始终贯穿一个“实”字。这应是范文澜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的显著特点。 

范文澜治学态度的另一特点是“冷”。1957年他在一次讲演中说：“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尚，死后可人孔庙，坐于两底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范文澜在研究所内外多次提倡“二冷”之说，在学术界也流传甚广。所谓坐冷板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甘于寂寞，不慕虚荣，二是埋头苦干，不急于求功。范文澜所提倡的这种治学精神，对年轻一代有过很大的影响，而他自己则是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他在延安时期，在窑洞中油灯下日夜写作，以致一目失明。建国以后，一再恳辞领导上原拟委任他的行政领导职务，专心著述，淡泊自甘。每天上、下午都去研究室伏案工作，直到日暮方才离去，十余年如一日。著作出版，从来不领报酬，应得的稿费全部上交给国家。家无藏书，别人送他的书籍，也交给近代史所图书室登记收藏，需用时再按规定手续借阅。平时生活极为俭朴，在研究所的建设上，也一贯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晚年卧病，医嘱休息，但只要身体条件尚可，仍然奋力写作，辛勤工作了-生。 

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范文澜以其自导的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为近代史所建立了优良的学风，他-生无私奉献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