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学习和探讨范文澜同志有关档案史料方面的论述，有助于提高我们档案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水平。
一、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地组织材料的必要前提
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进行史学研究同样也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所谓脱离理论指导的“纯学术”是不存在的。范文澜在批判胡适的史学思想时特别引用了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不管他们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仍然逃脱不了哲学的支配，仍然作了哲学的奴隶。“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范文澜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必要学习理论，而在于如何学习理论。首先，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范文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态度和后果：一是“神似”，二是“貌似”。所谓“神似”，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地解决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即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范文澜说：“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所谓“貌似”，“就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圣丹灵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1]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掌握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范文澜认为，“历史资料就是一大堆的矛盾记录。”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矛盾。这是因为，历史科学是研究历史上的问题，而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事物能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矛盾。研究历史上的各种事件，就是要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矛盾。范文澜认为，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大量的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总结出一般的规律，即普遍规律，从大量矛盾的特殊性方面总结出局部的规律，即特殊规律。这就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很多，这就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都是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密切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2]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解决问题的方法。范文澜说：“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3]
其次，学习理论要注意诀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需要阅读这些著作。但是不注意学习的方法，不懂得阅读的诀窍，是难以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范文澜说：“如果不注意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翻开马克思主义的书就读，这是很危险的，很可能读出个教条主义来。”[4]所以，他强调，“要懂得学习理论的诀窍，掌握进入理论宝库的钥匙”，只有这样才能学得好理论。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诀窍和钥匙就是要首先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关于方法论的著作。
再次，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需要反复研读和思考。他说，我们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读书往往求快，恨不得一目十行地把要读的书一下子读完。用这种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不行的。他希望青年人在读经典著作的时候，“抛弃一切虚骄之气，老老实实坐下来，把几篇文章摆在我们面前，仔仔细细逐句逐段地读下去。”“一遍又一遍地经常去读，反反复复地前后贯穿起来读。”[5]在反复研究的同时，还需要认真思考，“把学到的东西，作为绳尺来检查自己原有的读书方法，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认真地推敲自己为什么不对头，为什么有错误的原因。”[6]只有通过这样学而思，思而学，反复深入，才能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大量地掌握档案史料，忠实、准确地使用档案史料
范文澜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和材料二者缺一不可。作为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材料，没有大量资料，理论就不能联系实际纠正。他说：“好比农夫，必须有足够的土地，然后工具和技术有所展布而大有收获。史学工作也一样，必须掌握大量史料，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予以全面的深入的钻研，依个人钻研的程度，得出切实的或比较切实的结果来。”[7]范文澜相信，我国有着充分的档案史料，只要人们刻苦钻研，就一定能够有所收获。他说：“我国历史方面的科学研究展开以后，利用难以数计的地下发掘资料、书籍、档案和外国有关中国的资料，一定会涌现出许多大小问题的专家。”[8]范文澜希望史学工作者要高度重视档案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应该避免那种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或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的想法。因为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
在五十年代的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档案史料的运用不够忠实、准确的问题。范文澜强调，一定要忠实准确地使用档案史料。一是常用资料的文字解释，如果没有作过切实的校勘、考据工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二是不用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列宁认为，“没有再比那种抽取个别事实，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更为流行更为不中用的了。”所以，范文澜告诫人们，搜集资料，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谁都知道，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9]所以，在运用档案史料的时候，不能“录取一些合用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根据，不合用的材料就罢免不用”，或者“给材料以片面的凭空的解释”。
三、史论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豆腐白菜帐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实现史论的结合是人们遇到的最大难题。50年代，人们普遍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历史研究工作。一些同志在如何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档案史料的结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是，所取得的成绩并不使人十分满意。一些文章出现了史论并列甚至是以论带史的教条主义倾向。范文澜指出：“教条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肯多看看想想，却急于一鸣惊人。他抓住一些条文作为自卫的甲胄，又搬出一些条文作为攻坚的大炮，临时招募一些合适的史料作为摇旗呐喊的小兵，摆开阵势，大将军向空旷处俨然一马当先，连声猛喝谁敢和我大战三百回合。”[10]然而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却拒绝批评，“本来就不重视作为客观事实的史料，不管批评者指出的是什么事实，反正我的条文明明白白写在经典著作上。我既不伪造条文，那我就不能理睬您那些事实。所以，他对正确的批评也是不能接受的，任何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对他说来都是不相干的，因为条文神圣不可侵犯。”[11]他希望人们在史学研究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有进步。他说：“实事求是态度的人或者限于看到的史料不够，或者片面地观察史料，或者不善于运用科学方法作分析，或者理解经典著作的原理原则有偏差，因而作出来的判断不符合事实。经过批评，使自己发觉病原，这是对批评者将感谢之不暇，有什么不可以改正？改正了就有进步。”[12]
史学文章是运用档案史料而写成的。如果史学工作者没有一点文学方面的才华，写出来的史学文章往往就难免罗罗唆唆干燥乏味，如同豆腐白菜帐。范文澜发现，五十年代的一些史学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胜，反而能让人败兴。范文澜说：一些史学工作者，“摇起笔来，就摇出一篇万言书，甚至万言还不过瘾，要摇出加倍三倍四倍的万言书才觉得痛快。事实上，这种文章，无非是马曰列云，东抄抄，西扯扯，终日言如不言，自以为证明了自己抽象观点的正确而已。”[13]他希望，大家自己不要做这种文章，并且反对别人做这种文章。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引文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文章来源：《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