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出生于1893年11月15日，浙江绍兴市人，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后称中国文学系）毕业。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曾担任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大学教授，讲授文学、史学、经学等类课程。后来在延安担任过中共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以后调派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担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在上述院校中均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并负责中国史学会实际领导工作。

范老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概括为3个“第一”： 

1．对《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章学名著有系统、深入、独到的研究。先是撰写了《文心雕龙讲疏》，梁启超看过书稿，大为赞赏，为之作序，誉称：“多所发明”、“嘉惠于今世学子”。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文心雕龙注》，海内外学术界公认是第一部“最为详备”的注释本，“取材之富，考订之精，前无古人”，誉为《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开新纪元之作。 

2．对中国经学有开拓创新的系统研究。早期曾出版《群经概论》，是一本具有近代眼光的、内容丰富的经学入门著作。1940年9月在延安新哲学年会发表《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为题的长篇演讲，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发表出来“必有大益”。后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发表，被人们视为对长达2000余年的经学历史的首创性总结。后在1963年为《红旗》等单位讲经学问题，整理成《经学史讲演录》，对经学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 

３．在延安编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写成的通史著作。在此之前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专著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初版）、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都属于断代史和一定层面的史论，综合性的通史则以范老此著为创始。全书从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印行初版后，在各解放区以至解放前的上海都先后翻印，解放初期又多次印行，传播极广，影响很大。随后，又接受中央交付的编写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任务，其写作体裁已不同于《中国通史简编》，未能完成全书即自延安转移河北工作，已写成的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册）出版，较之此前其他学者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编写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观点更为全面、明确，内容更为丰富、翔实、深刻，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达到新阶段的标志。它和《中国通史简编》同是范老重要创造性学术成果，有着广泛影响。 

范老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同他的执著治学精神、高尚道德人品有紧密联系的。我们可以把他的道德人品（包括治学精神）归纳为３个“高度”： 

１．深切关注祖国和人民命运的高度历史责任感。范老在年少时目睹著名民主革命家秋瑾被捕场景，从此萌生憎恶清王朝的情感，对辛亥革命的爆发极表欢悦。但是后来看到军阀纷争的黑暗统治，又陷入迷惘。曾以为攻研经书、从事教育，即有助于改良国运，但严酷地事实特别是“五卅惨案”的发生深刻地教育了他，认识到不革命无以救中国，于是毅然由大学讲坛走上街头，参加反帝大游行，1926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为逃避反动派搜捕，由天津转移到北京，先后在多所大学从教，虽因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失去了党组织关系，仍然积极参与北京地区党的外围进步团体活动。五年中，两次被反动宪兵逮捕，更加认清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进步群众的反动面目，有感于政治危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于1936年撰写出版了以伸张正义、宏扬民族气节、歌颂历代仁人志士为内容的著名历史读物《大丈夫》，几年内印行4版，鼓舞了广大爱国民众。从1936年暑期起，范老受聘于河南大学，除认真授课外，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主编《经世》半月刊、《风雨》周刊，宣传抗日，发起成立河南大学抗战工作训练班，并带领“抗训班”服务团到河南各地区从事救亡工作。1938年6月参加新四军，在河南游击区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以对抗日战争的满腔热忱和对人的诚恳谦虚态度，赢得人民群众和新四军干部战士的信任与崇敬。1939年9月在部队重新入党。随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让他去延安，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同年底离开河南，1940年初春到达延安。从此以后，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嘱托，以研究和编著中国通史为其最主要历史使命。范老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２．执著追求真理、真诚皈依真理的高度科学精神。范老的这种科学精神，在他的历史研究与编著工作中得到集中表现：第一，创造性地运用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例如他没有拘泥于斯大林的民族形成说，创造性地提出汉民族形成的独特理论。第二，对已出成果，能在听取读者反应与新近认识基础上，严格自审反思，认真进行修改。第三，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查证，强调历史的研究著述要做到“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第四，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在学术同仁之间，既十分尊重他人，又能据理争辩，唯真理是从。例如在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范老与郭老（郭沫若）公开争辩，同时又互相尊重推崇，毫无宗派情绪。 

３．一心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范老的这种奉献精神由来久长，而从进延安工作开始，直至逝世的近30年的光辉生涯中，这种精神又展现了极为感人的异彩。他受命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延安版本），自1940年8月开始，到1941年底，不到一年半时间，硬是在兼有其他任务的同时，在极其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在窑洞里和油灯下，日夜兼程，独立完成了近60万字的全部手稿，堪称旷世创举。如果没有甘于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那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全国解放后，为集中精力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通史简编》的修改，他诚恳辞谢了上级拟定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提名。1968年7月获知毛泽东要他把中国通史写下去的郑重嘱托后，立即做出抢时间、赶任务的安排，以至患病也不愿住院治疗，不幸于1969年7月29日病逝，他的书桌上还放着未完成的遗稿。他一生赤诚对待党的事业，热情对待同志，且自律甚严，自奉甚俭，所得稿费全部上交国库，身后只有几件旧家具、几件备用的衣服，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贵重财产，真正是毫不利己，全心为公。 

（文章来源：河南大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