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他为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奠定了基础。他在延安继《中国通史简编》之后，又用两年时间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部书出版之后，曾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多次作修改补充，至1955年印行第9版。在此前后，他还撰写了《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伟大的五四运动》、《金田起义一百周年》、《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一）（二）。这些论文也是范老近代史研究成就的组成部分。本文仅论述范老在近代史领域的杰出贡献，作为对他百年诞辰的纪念。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激烈斗争
在40年代中期，近代史研究基础还较薄弱，急待开拓、奠基。更为重要的是，这项学术工作同现实息息相关，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密切关注。研究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是同现实中如何推进这场伟大斗争、争取彻底胜利密切相联的。解答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道路，以及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和教训等问题，是同认识中国应向何处去，当前应执行什么路线，采取什么斗争策略直接相联系的。用正确的近代史知识来教育人民大众和青年学生，就能帮助他们找到在当前时局中反对谁、拥护谁、跟谁走的答案。撰写近代史著作也不是作为单纯的学术工作看待，而是要用它来影响读者，教育群众。惟其如此，近代史研究领域就明显地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反动买办文人蒋廷黻所写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本蓄意歪曲近代史进程的“著作”。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是鸦片战争，它是由于英国殖民者实行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和武力侵略政策导致发生的，并由此演出列强一次又一次悍然侵凌、欺负中国的事件，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英勇反抗斗争。蒋廷黻对此却颠倒是非，明目张胆地替侵略者开脱罪责，甚至制造“侵略有理”论。他称引起鸦片战争的原因是中国“禁烟”，而那时，“鸦片不但是鸦片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于是，英国殖民者在战争中烧杀纵掠，最后胁迫清朝割地赔款，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道路的罪恶都被掩盖了。书中竟称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为“东西对打”，根本抹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又说，“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我们的做法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对于琦善这个向侵略者谄媚奉迎的民族败类，蒋廷黻极力替他辩护，加以美化说：“他下了一番知彼知己的功夫。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调查军备。英人确实船坚、炮利，中国可笑极了。”中国人指挥也统统不行，“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黯。……所以他决计抚夷。”“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伸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林则徐等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这是典型的“投降有理”论。这个在鸦片战争期间受到正直舆论激烈抨击、后为清廷革职的卖国贼，在蒋廷黻的笔下，竟成为洞悉机宜的难得的“明智”人物！而对于林则徐这位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蒋廷黻肆意地诋毁。他说，林则徐提出“民心可用”，不过是“士大夫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他是“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把国家的事看得轻”。甚至用心卑劣地要林则徐这位抵抗派领袖负担国家日趋衰弱的责任，胡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真的林则徐，他不要让人知道。”“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当侵略者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时候，坚决抗击侵略、倡导“民心可用”，竟是“高调和空谈”，造成国家日益衰弱，那么按照蒋廷黻的奇怪逻辑，如何才能使国家变强呢？那就只有听侵略者摆布，甘当洋人的奴才了。所以他又说：“我国近代还要图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文史研究会，1941年第3版。）显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完全是给近代中国造成民族灾难的买办阶级路线在史学领域的产物。这类著作当时公然占有大学讲台，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
与反动文人的观点鲜明对立的进步著作，可以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作者将唯物史观若干基本原理，作为研究的指导，明确提出其著述宗旨是：“本书重视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及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的历史观点。”“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故本书各章咸注重各帝国主义的活动及其相互矛盾分合之分析，各政治集团有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必列举事实揭露无违。”“本书取材偏重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等，每易为一般教科书所忽略，本书对此类史料独尽量采纳。”上述进步的著述目的集中体现在“绪论”一章，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和对象。其中，作者提出了对近代史进程的总认识。他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阶级阵营、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国民经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因此，作者这样强调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和主线：它“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我们在这里，主要的也就是要暴露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吮吸着膏血来膨胀它的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以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均见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店1948年版。）由于作者对帝国主义野蛮的武装侵略和残酷的经济榨取造成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深渊、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中国人民不断展开反帝爱国斗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等根本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因此，书中对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有比较正确中肯的评价。
李鼎声这部著作所体现的理论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3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近代史尚处于草创阶段时，作者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可贵的。本书从初版印行后，至1948年即发行了“胜利第6版”，说明它所具有的鲜明进步倾向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传播正确的近代史知识上作出了贡献。但本书的缺陷是内容过于简略，自鸦片战争叙述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只有19万字的篇幅，尚未能对近代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作更加深入翔实的叙述，所依据的材料也欠丰富。
上述近代史领域存在的激烈斗争，是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两种力量、两条道路激烈较量的反映。一条是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阶级路线，继承了近代史上一切投降派的衣钵，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群众，以致酿成日本强盗疯狂侵略中国的空前民族灾难；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坚持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路线，坚决反抗外国侵略，反对地主买办阶级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坚决主张誓死抗战，因此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拥护。1941年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新阶段。反动买办阵营企图在抗战胜利以后恢复其独裁统治。革命阵营则坚决反对独裁，反对倒退，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近代史著作成为影响国人视听的重要工具。如果大众相信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所宣扬那一套，那么买办阶级的卖国、独裁路线就要继续统治下去，中国人民将继续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各革命阶级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需要用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买办阶级的投降政策是企图把中国继续拖向黑暗。毛泽东在1941年向全党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力量开展近百年来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研究，帮助全党和全国人民认清中国的国情，更加坚定地、万众一心地执行党的政策，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范文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中国通史简编》之后，在延安继续撰成《中国近代史》（上册），从而自觉地担负起把近代史的科学研究提高到崭新水平，驳倒买办阶级反动文人的谰言、教育群众投入伟大斗争的时代责任。
奠定基本格局、前驱先路的功绩
《中国近代史》（上册）造端宏大，材料新颖，深刻、丰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结合。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之久。
本书严正地驳斥帝国主义和买办文人的恶意歪曲，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斗争史。
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起点，这一事件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冲突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个进程。因此，对这些战争的起因、战争性质和涉及的主要人物的评价，也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书中专设“可耻的鸦片贸易”、“腐烂的‘天朝’”、“烟毒泛滥于中国”三节，叙述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态度和清朝的政治社会情况。从英国方面说，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殖民地倾销其商品。但其纺织品等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而英国本土及欧洲又大量需要中国的茶叶和生丝。于是多年来采用海盗式的手段，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先是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种植及其向中国的私卖，作为自己财政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对华贸易又变成英国商人的自由贸易，而英国政府继续执行鼓励大规模鸦片走私的政策，“强迫一部分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用垫款办法来引诱更大一部分农民也去种植，用严格的垄断办法操纵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在政府监督下，由国家官吏拍卖给商人，偷运到中国。”至1837和1838年，走私运入中国的鸦片竟分别达到三万九千箱和四万零二百箱。“印度的英国政府的十分之一都是由于出卖鸦片给中国人而得来的，它不惜发动武力来阻止中国自救的行动。”中国方面，由于连年大宗鸦片进口，白银源源外流，国内银根枯竭。而“鸦片输入与满清腐烂的统治是互为表里的”。英国走私商人用贿赂的办法使中国海关官员和地方官吏默许以至纵容鸦片偷运入口。“海关从鸦片得肥，皇帝从海关分肥”。“广东官吏从鸦片贸易获大利，内地官吏当然不甘落后，欢迎鸦片广泛流行，从中取利。”在鸦片战争以前，天朝的官僚界的肺腑，早被“贿赂薰染得秽浊不堪”，而鸦片“的贩运在中国境内已组成了经济侵略的毒网”。鸦片吸食者不可胜数，以北京为中心，全国遍布着满州贵族、旗丁、太监、官吏、地主、绅士、士人、幕友、商贾、优伶、隶役、绿营兵、僧尼、道士、娼妓一大群鸦片瘾者。“据1835年（道光十五年）估计，吸洋烟人数，约二百万以上，几乎腐蚀了大部分的统治人员及其依附人。”吸鸦片的结果，劳动者失去生产力，兵丁失去战斗力，官吏更加萎靡不振，严重危害着整个民族的肌体和灵魂。再从财政经济方面看，“中国每年出口丝茶等土产，不够抵偿鸦片价，还要补足白银千万两以上”，“这样，财政上发生银荒，经济上大遭破坏”。书中引用当时英国人马尔丁的话，描绘出一幅悲惨的图画：“鸦片贩卖者时时刻刻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人和服毒自杀的华人，就彼此竞争，向吃人的祭台贡献牺牲品。”
范文澜以这些雄辩的史实证明：中国实行严厉的禁烟和抵抗英国武装侵略就是正义的行动。鸦片战争的性质，从中国方面说，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从英国方面说，则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书中对林则徐到广东后厉行禁烟，收缴鸦片，尤其是对“六三”虎门销烟正义行动给予高度的赞扬：“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性，一洗多少年来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六月三日’，是中国人民值得纪念的一日。”同时又详细记载林则徐积极筹备战守和整顿水师的措施。而英国领事义律则破坏禁烟，拒不让英国商船出具若有夹带鸦片、“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甘结，而暗中仍潜卖鸦片，准备武力。英船水手殴毙村民林维喜，又悍然拒不交出凶手，且“借惩凶交涉扩大事态，企图争取领事裁判权，继续鸦片贸易”。至1839年10月，英国政府已对义律发出文件，决定发动侵略战争。1840年2月，正式派出侵略军一万五千人，军舰十六艘，于六月到达广州海面。这些论述，无可辩驳地说明：英国是远涉重洋，到数万里以外的东方，悍然用武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中国是被迫防御。从而有力地驳斥英国散布的“为了保持正常贸易”、“中国对英国傲慢无理”而引起战争的荒谬论调，也彻底驳倒了买办阶级文人为侵略者辩护的“东西对打”的胡言乱语。
对近代史的重大事例和问题作多层面的开掘，鲜明地揭示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特征，是本书的又一突出成就。
鸦片战争一章，翔实地记载了战争的全过程，真切地反映出侵略者、统治集团、人民大众和抵抗派三方面复杂的活动和斗争。英国侵略军舰队到达珠江口外以后，由于林则徐防守严密，侵略军在广东不能得逞，北上攻陷定海，再到天津海口。投降派琦善立即与穆彰阿密定了一套卑劣的办法，向侵略者答应到广州后重治林则徐之罪。著者充满义愤地记载投降派奴颜婢膝和捏奏谎报的丑恶行为：“英船在天津时，乔治·懿律等二十余人赴琦善宴会，‘嘻笑怒骂’，‘有舞洋枪飞刀于坐上者’。琦善‘隐忍受辱’（《中西纪事》），禁人传说，向道光帝却报称：‘情词恭顺，窥其词色，似有愧悔之心。’山东巡抚托浑布奏报洋船过境，‘各人向岸罗拜，情形极为恭顺’。十月，洋船到浙江，钦差大臣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黄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道光帝将林、邓革职处分，任命琦善为两广总督，主办对英外交。琦善到广州，“一切反前任所为”，实行全面撤防，任令英军入内河探测河道。有探报详情者，则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他唯一亲信、往来传话的鲍鹏，是老鸦片商颠地的买办，曾被林则徐访拏逃到山东，得托浑布推荐成为琦善的心腹要员。“一切交涉全由琦善、鲍鹏二人商办。义律对鲍鹏，‘言语倨傲，动加诃斥；鲍鹏对琦善，危言恫吓，琦善对道光，谎话连篇，促成投降；道光帝对英军，希望‘夷情恭顺，自动退兵，送还定海’，恢复禁烟前旧状。作为道光帝代表的琦善，实际是义律的代表（所谓“始终为义律乞恩”），在欺骗威胁甚至贿买下，琦善完全满足了义律的要求。”当道光帝得知赔偿烟价、琦善私割香港，怒不可遏，立即下令逮捕琦善，对英宣战。奕山到广州急欲侥幸一战，英军占据城外炮台，向广州城中发炮，奕山仓皇失措，竖白旗投降。奕山答应英军提出的休战条件，交给英军赔城费六百万元，却奏称：“初八日焚击痛剿，大挫其锋。”“大败改作大胜，迄降改作乞抚，赔款改作代还商欠，批准投降改作准令通商，一群懦夫居然在纸上大获‘胜利’。”（以上见《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章第七、八节，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当英国侵略军北上江浙，道光帝任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奕经一路“勒索供应，酗酒赌博，作威作福”。到了前线企图速胜，却被英军探知作战计划，刚一交锋，各路军队惊恐溃败。“奕经与奕山同样，经过轻举妄动、一触即溃、丧胆乞降三个程序，结束了浙江战争。”至此，道光帝决计投降。
范老在书中又充分反映出：与统治集团媚敌求降的丑恶表演相反，沿海人民和具有民族尊严的抵抗派人物，所走的却是坚决抗击侵略的道路。鸦片战争中，有沿海人民的勇敢抵抗，有抵抗派人物林则徐、邓廷桢，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关天培、陈化成，以及敢于抗击英军的将领颜伯焘、裕谦等。书中特别赞扬林则徐“抵击侵略者最特出的方法，尤在于相信‘民心可用’。”“这种依靠民众的正确思想，大异于一般统治阶级的疑民心理，这是他真心对外的证明。”范老又赞扬林则徐是“少数进步人士的代表者，这种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依靠人民的力量，坚决抵抗外国侵略。”他还能够在实践上探求新知。他的才能在当时确是第一流，但原先因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起初也和一般士人一样，抱着“天朝声威”可以“慴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一类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在与外人实际接触中，林则徐逐步改正旧思想，开始从无知到探求新知，从严禁鸦片到奖励通商，他的思想是在向进步方面变化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一小部分中小地主开始有转化的倾向，林则徐正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他还愿意了解外国情形，“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探访敌人虚实，还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所以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军事上不败于英军，战争惨败的责任应归于道光帝的荒谬指导与投降派的阴谋破坏。林则徐作为一个清朝官员，却敢于颁发告示，允许民众“人人持刀痛杀”侵略者，在一般统治阶级看来，“实是骇人的措施”，林则徐却看作最可靠的力量。由于他利用民力，确实达到一定的程度，故使英船在广东不敢入内海，也不敢停泊在一处，连取淡水都困难，在外洋又不知陆上虚实。“在这些情况下，英军无隙可乘，企图封锁广州海口又不遂，乃成坐困之势。”（《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章第六节。）人民大众反侵略的英勇斗争与进步人物的爱国精神，乃是近代史的脊梁。在长达一个世纪多的岁月中，一次又一次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内反动阶级的叛卖活动展开顽强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太平天国革命是揭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划时代伟大事件。这场千百万农民为着争取生存而奋起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具有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不同的时代特点。“太平天国革命”一章，精彩地论述了太平天国的纲领、领导集团的团结与分歧和宗教的作用问题。
范老认为，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将他所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作为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其核心是宣传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人民都自称天子，都有权拜自己的天父，恰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等级精神；要求根据无穷富之分的新原则，将财产重新分配，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深恨满洲人对汉人的压迫，号召打倒压迫人民的阎罗妖即清朝皇帝；太平军又把妇女看作姊妹，与看作兄弟的男子平等。因此，《救世歌》等三篇论文，“剥去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本质，太平天国运动就在这个平等思想推动之下壮大起来。”这场革命运动固然是中国广大穷苦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产物，同时，它又明显地受到世界资本的影响。“秀全生在国际贸易发达的广东，通过基督教接受资本主义影响，与人民反封建剥削的实践要求结合起来，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与《周礼》中某些制度，形成一套特殊的上帝教教义，其中包含着的民主内容，主观上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客观上中国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外来刺激下要求发展的反映。”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洪大全七人组成。他们的结合，显示出一种团结的力量，“在太平天国名义下，一致反对满清统治者；农民、手工业工人、运输工人、会党，以及一部分失意的士人、被欺压的地主商人，都有代表参加了这个领导集团，形成了庞大无比的革命声势。满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在永安战败后，感到‘此贼不是寻常的贼，总愿旁人不要同我一样才好’，就是团结所表现的威力。”但同时，又隐藏着严重的分歧，洪秀全以上帝会为宣传和组织的工具，洪大全即是天地会首领，天地会投入太平军，增强了起义军的力量。但上帝、天地二会之间存在宗旨上和组织上的分歧。在主要领导成员间，又存在洪冯为一组，杨萧又为一组的分歧，“洪冯创教，杨萧代上帝、耶苏发言，宗教领导二元化，隐藏着分裂的严重危机。”这是造成后来太平天国内哄以至失败的重要原因。太平军起义是利用上帝会的教义和组织发动起来的。这种宗教形式对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范老作了精辟的分析：上帝会包括宗教迷信和革命思想两部分，“在广西，迷信部分曾起极大的组织作用，但从全国范围来说，一般保守拜鬼神尤其是拜祖先的习惯，不能轻易放弃，外国神耶稣更不合鸦片战后全国反侵略的心理。”太平军入湖南后，如果所发告示中强调反清理论，少提天父天兄一类耶苏迷信，号召力定会增大无数倍。因为反清不反孔，可以争取到不少对清统治有不满情绪的士人的支持，他们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但实际情况却相反，致使曾国藩攻击太平军毁圣灭教的反革命煽动产生了效力，使人们误以为他们反对太平军也是有理由的。“后来洪扬更着重发展上帝教中的迷信部分，尤其是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僭夺洪秀全的军政大权，造成分化以至洪扬冲突的恶果，发动革命的工具却变成破坏革命的借口了。”（均见《中国近代史》第三集第三、四、五节。）以上各项分析，对于推进太平天国的研究，认识这场发生在近代史上的农民战争与以往其他农民起义所有的不同时代特点，革命初期为何能势如破竹迅猛发展，仅一年时间便定都南京，此后却陷于停滞，因分开而困守，到最后失败，以及总结宗教迷信对太平革命的两重性作用。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年这场运动曾受到国内许多政治人物的反对。近代史学论著中有不少对义和团大加贬责。《中国近代史》在掌握丰富史料、忠实于历史的基础上，既如实指出这场运动的落后性、又满腔热情地赞扬其爱国、勇敢的精神，肯定其历史作用。范老所论述的问题，以下几项尤为重要：（1）不掩饰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性。书中指出，义和团的组织和行动采取落后的宗教迷信的形式，这同许多成员的阶级地位直接有关，这些群众多是“因洋货进口增加，新工业相继建立而失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要保守旧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不可免的落后性。”表现为盲目排外，对洋人、洋教、洋书、洋货、洋式生产，凡洋气的人和物，一见就“怒不可遏，必毁杀而后快”；迷信愚妄，降神临咒，自称刀枪不入。这种愚妄落后，又是清愚民政策与宗教麻醉这种历史条件的产物。（2）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首先要考察它所发生的政治背景和经济条件，书中运用典型材料，指出义和团发生的原因，无疑是甲午战后的外国侵略和清廷暴政。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起，继之有沙俄侵占旅顺、大连、英强占威海卫、九龙，法强占广州湾。四十日之间，发生失地失权事件达二十起之多。受威胁最大的山东人民激动义愤，首先实行朴素的武力反抗。清统治吏治败坏，官员贪污渎职，促成广泛的水旱灾，山东范围内黄河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农民被迫吃观音土，出卖子女！书中举出大量史实，有力地肯定：“无法生存的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反对作恶多端的教士、教民，惩办赃官，当然是正义的！义和团爆发的时机，是当满清政府因废立问题对侵略者表示不全部服从的时候，中外联合的反动势力露出了空隙，于是义和团运动从这个空隙中爆发出来，侵略者也就直接出来镇压了。事实在完全证明外国用武力在先，义和团的被激自卫在后，负此次战责的自然是外国侵略者。”（3）从义和团的志愿和纪律说来，它是旧式的反帝运动。反对洋教，“最恨和约（不平等条件）”，反对赃官，这些志愿光明正大。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上战场的■员都是纯洁的农工幼童，竞冲头阵，前仆后继，表现出无比的勇敢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4）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书中引证了帝国主义方面提供的多种材料，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文章，英国外相及外交部副大臣的演说，印度总督言论，奥京报纸评论等，认为：“义和团运动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坚强的反抗精神，足以教训那些狂妄无知、高谈瓜分的帝国主义者，开始认识‘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的生气’。‘近年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不喜讨论这个‘题目’。因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义和团‘灭洋’战斗是惨败了，义和团运动却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野心，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均见《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八章第二、三、五、八节。）范老的上述深刻论述，对于正确评价义和团运动，恢复被歪曲的历史真相和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开阔的视野 卓越的史识
范著《中国近代史》视野开阔，十分重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结，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论述中国史。书中太平天国一章，专设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世界形势”一节。著者论述美国为何急于对太平天国干涉，后来又无法与英国争夺主要控制权？这是因为，太平洋沿岸已成为美国的重要地域。而且，“在对华贸易中，脱离了对英国的依附地位而开始独立行动”。它要利用英法因克里米亚战争而影响远东贸易的时机，在中国扩大侵略势力，取英国的头等侵略地位而代之。因此马沙利向国内急切表示美国应赶快担任适当的角色。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英国公使麦莲乘机掠夺，策划攫取中国的海关，第二年，英、法、美之间共同获得上海的海关权。1860年以后，列强联合组成所谓“常胜军”，英、美两国都企图取得其控制权。但1863年美国国内南北战争十分紧张，因之这支军队的领导权终于落到英国人手中。而英国在1860年以前，长时间被牵制在欧洲和印度、伊朗的战场上，故暂时对太平军采取观望态度。至克里米亚战争一结束，便积极策划对华新的侵略阴谋。这时，沙俄势力在北方伸展，英国的商业利益受到削弱，故于1857年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书中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背景，也有独到的分析。70年代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向帝国主义转化，转向以资本输出为主，采取开银行、借款和设厂制造等形式，并展开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但此时尚没有输出资本的实力。“但是日本在美国的一切支持下，变成一个重要的侵略国。”“美国帮助日本在中国获得经营工艺制造的特权（马关条约第六款），不管日本能否输出资本，而美国却可借口‘大清国有何惠政恩典施及各国’，要‘一体均沾’（望厦条约），满足自己的野心。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也都借口“一体均沾’，更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掠夺。”（《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章第一节。）这种争夺日益尖锐起来，而中国殖民地化的危机也更空前加强了。
范老眼光锐利，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发现事件或人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作出确当的论断，表现出卓越的史识。1864年至1877年英国利用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反清起义之机扶檀了阿古柏的反动政权。沙俄军队又侵占伊犁。1872年，当左宗棠准备进攻新疆时，李鸿章却力主放弃新疆。1876年，左军入疆取得节节胜利。1877年，阿古柏兵败自杀。对于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书中提出了中肯的论断：“新疆回民反抗满清的暴政，本是正义性的行动，但在某些反动首领统率下，反满变为民族间相互残害，结果只能是惨痛的失败。阿古柏是个侵入者，是英国侵略者的工具，是土耳其国王的臣仆，是南疆人民的公敌，他的败死完全符合于人民的心愿。左宗棠是极端反动的屠户，不可计数的汉回各族人民被他惨杀了！他出兵新疆，虎狼般杀害南北疆人民，同在关内一样，对人民犯了极大的罪行。不过，他在击败阿古柏这一点上，阻遏了英国及其附庸土耳其的侵略野心，挽救了祖国的一部分疆土和一部分人民，这个功绩是不可抹杀的。他和曾国藩、李鸿章都是万恶的民贼，但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他和曾、李二贼却应有区别。”（《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五章第三节之（四）。）
在戊戌维新一章中，精采的分析尤其使人目不暇接。著者论述参加维新运动的派别有翁同和系、严复系、麦孟华系、康梁系、容闳系、谭嗣同系，各有不同的倾向和特点，辨析入微；论述李提摩太、林乐知等耶苏教教士著书和办报，对维新运动的发起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论述湖南开风气之先，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论述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全部接受维新派建议，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变法失败并不损害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范老还特别强调：维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发动和舆论宣传，形成了冲破“满清严禁士人干政的堤防”的潮流，戊戌运动是“资产阶级要求民权的运动”，它的成就，不仅在于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更在于它在政治上，‘冲破了满清禁例，争得某种程度出版结社的民主权利”（以上见《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七章第二、三、四节。）正是由于有上述精到的深入的分析，以后在1958年范老发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讲演，才进而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这一发人深省的论断。时隔30年之后，人们阅读范老的这些论著，仍然感到新鲜有力，意味深长。
范文澜的历史著作，在中国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深受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始终关心范文澜的史学研究工作，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早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就曾多次听他讲演中国经学史，并写信予以赞扬和鼓励。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局面下，毛泽东还派人告诉范文澜，要他按照自己的写法，把《中国通史简编》写完，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为止。
范文澜一生著述甚丰。他的研究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范文澜当之无愧地是一位与郭沫若并称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学报》1993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