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年），浙江绍兴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毕业。1922年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大学任教。1926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兼在其他大学授课。1932年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受聘为院长。1936年离开北平，去开封河南大学任教，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22年至1936年在天津、北平任教期间，他完成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中国文学史》、《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涵盖了旧国学的经史子集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两书征引详博、考证细密，获得学术界的盛誉。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文澜在河南桐柏山区参加新四军的抗日游击队伍。1939年10月去延安，次年1月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其后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延安，他先后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北方大学，范文澜任校长，次年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并入华北大学，他任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所长。1956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务委员。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曾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于1940至1941年在延安编写的。其特点在于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中国整个历史，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范文澜曾说本书属于“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写的历史”，与旧型类历史书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结为五点。 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 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中国历史段落。”“旧历史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本书“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是和旧历史完全不同的。” 三、“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应该是四个时期，明以后自为一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关于时期的划分，着重于经济基础的变动，并注意到文化思想的发展。 四、“写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同时也要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因之它只能起着有限的推动作用”。 五、“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还是写得不少。” 范文澜自己归结的这五个要点，都不同于旧类型历史书，在当时确是全新的观点和编写方法。著者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谨严，学识渊博，这些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通过具体史实的系统叙述得到体现。全书很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夹叙夹议，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点。所以本书出版后，既反对了“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两个方面取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成就，开一代之学风。 这部著作在文体上亦有创新。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一些大学，用于教学的中国通史一类书籍，多是用文言体写作，引用古籍原文说解，不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本书采用口语文体，力求做到明白易懂。由于著者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行文造句，独具风格。一洗教条主义“洋八股”的积习，富有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读来引人入胜。编写体制也注意深入浅出，例如，关于古代各项制度的讲述历来被认为是较为枯燥的课题，本书讲到历史上的制度规定，往往援引有关历史事例作生动的论证，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又如，书中很少引用古籍原文，必要引用时，多将原文译为生动准确的口语或加以口语说解，使人易懂。如此等等，都是不同于旧型史书之处。 本书上、中两册于1941至1942年先后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延安出版，从观点、体裁到语言文字，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受到欢迎。解放区各地干部视其为必读之书。本书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也受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广大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的欢迎，在学者中引起反响，得到赞誉。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公开出版此书，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本书出版后十年间，先后有八种版本刊布，至于各版本重印、翻印的次数和发行的册数，已无法统计，但由此已可见本书出版后风行一时的盛况和广泛的影响。 本书共约60万字，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又由于受到图书资料的限制和适应抗日时期干部教育的需要，不能不存在若干缺欠。1948年，范文澜曾在本书再版说明中说：“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合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1951年，他又作过一次讲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本书作了概括的评论。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获得较好的工作条件，得以广泛利用延安时期不能见到的图书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重新编写中国通史。自1953至1965年陆续完成四册出版，写至隋唐五代时期，共约100万字。此书的编写仍以广大读者为对象，但尽力反映著者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专著。今天，我们重读这一著作，对了解范文澜的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的结合过程很有帮助。 （文章来源：北大校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