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顽童到共产党员，范文澜（1893－1969）走过一条叛逆者的道路；从国学名家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又走过一条中国革命者的道路。这两条道路的关节点都在延安。他在延安文人当中，年龄最大，资历颇深，国学基础最为深厚。他受命著史，将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插遍中国历史学的重要领地，从而用自己的学术写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现实合理性的历史证明。

叛逆者的人生归途 

范文澜的叛逆人生，是从顽童开始的。 

1893年11月15日，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一个诗书门第，自幼接受传统诗书教育。曾经科场落第的父亲，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家族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聪慧顽劣的儿子身上。他后来回忆说：“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螫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蛋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居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讨厌头痛呢。” 

1907年春节后，他终于获得机会逃脱家庭和私塾，插班进入山阴县立高等小学堂，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离开家庭的约束，范文澜的顽劣天性得到释放。“第一天进学校，同宿舍八个幼童，姓名还没有记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把戏。我当老虎头，其余当老虎脚老虎尾，上面蒙着老虎毯子（我的卧具），大声吆喝，撞进别人宿舍去。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扭着我一个人去告校长。我受了一顿斥责。第二天早晨挂出''校长示''的大牌来，说我许多不是，结果是‘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予记过，特此训诫，以策后效’。学校认我‘性非驯良’（木牌中语），照惯例把我搬到校长室贴第一间宿舍去住。我索性玩起来，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 

1909年，16岁的范文澜到上海考入浦东中学堂，插班二年级，只学了一年时间，但让他极其快慰的是可以剃去象征清朝驯民的长辫子，并因此受到校长黄炎培的称赏。一年后，他转学到杭州的安定中学堂。毕业后，范文澜依照其时在河南任职的叔父范寿铭的嘱咐，1913年考取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进入文本科国学门学习，师从黄季刚、陈汉章、刘师培、辜鸿铭诸先生。 

1917年6月，范文澜大学毕业后，经叔父介绍，担任蔡元培校长的私人秘书，同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继续进修。他们既有乡谊，同操乡音，又兼师生，相处融洽。但范文澜专心向学，缺乏处理社会事务的经验。加之，蔡先生欣赏文白相间的语体文，而范文澜还只习惯于文言文写作。半年后，他便辞职来到河南，暂住叔父家，与戴冠芳结婚。 

1922年，范文澜来到天津。他先在南开中学任教，兼任南开大学教职，后专任南开大学教授至1927年。相对稳定地生活过一段时间。 

南开五年，范文澜一方面完成了《文心雕龙讲疏》，同时他在南开大学文科编撰的教材《正史考略》、《群经概论》、《诸子略》等稍后也都正式出版，使范文澜很快得到学术界的承认，而立之年就成为一位国学名家。另一方面，1925年5月，他震惊于“五卅惨案”，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大丈夫人格精神，使他走出书斋，参加南开师生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厕身其间，他把嗓子都喊哑了。 

如果说范文澜步出书斋，走上街头，是激于民族义愤，是治学者对于治国者未能尽职尽责的拍案而起；那么，他拒绝加入执政的国民党，而宁愿加入年轻在野的中国共产党，则主要是出于一种道德情绪的选择。“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ＡＢＣ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诚。” 

当时的共产党组织是地下的，但范文澜忍不住要在课堂上表露出自己所接受的革命道理和政治倾向。1927年5月，北洋军阀政府天津警备司令部派人逮捕范文澜，幸亏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事先得知消息，立即通知他，使他离开天津到了北京，躲过一劫。 

他还受聘出任由进步学生创办的《北大学生周刊》首席顾问，热情主持学生们的革命活动。1930年9月，国民党阎锡山宪兵队以共产党嫌疑将他逮捕，经蔡元培和北大国学系主任、教授等联名营救，两周后获释。 

1934年8月，他再次以共产党嫌疑被国民政府北平宪兵三团逮捕，并迅疾解往南京，关押在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经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出面营救，由北平各大学教授20余人联名担保，终于1935年1月获释，返回北平。他继续受到特务的监视，只能在外国人主持的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 

1936年范文澜离开北平，受聘担任河南大学文史系教授，举家来到河南开封。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他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直接参与抗战宣传，培训青年，为民族生存而奔忙。他应约发表时论，参与主编抗战宣传杂志《风雨》周刊和《经世》半月刊。 

不久，开封沦陷，范文澜随河南大学转移到豫西南鸡公山。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邀请范文澜参加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经征询中共河南省委的同意，范文澜应邀参加，同时，由组织安排将其妻子、儿女转送延安。此后大约一年时间里，范文澜奔波于桐柏山区，在国共两党之间做抗日统战工作。 

1939年春，日寇加紧侵犯信阳、桐柏地区，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范文澜转移到确山县竹沟镇。在这里，他穿上新四军军装，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革命审断阐释历史 

1940年的延安，抗战的歌声高亢嘹亮，各类文化活动频繁，通往外界的大门还是畅通的。范文澜清瘦稍高的身材，温和的面孔上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话语中带着相当浓厚的浙江口音，兴奋地出现在延安城西蓝家坪的马列学院窑洞里。 

范文澜与分别约两年的家人团聚了，最初的兴奋和快乐仍然被保持着，并转化成对供给制衣食不愁的日常生活感知和努力工作，勤奋著述。“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45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 

范文澜初到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时，这里只有3个人。1940年初，历史研究室新增加5人。他接手主持历史研究室工作，组织力量撰写《中国通史简编》。 

这项工作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授意下进行的。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同志后来回忆：“范老主持工作后，毛泽东同志就直接向范老交待了一件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为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把几千年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加以分析、整理，归纳在十几万字的小册子里，做到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范老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全室会议，讨论如何进行工作。最后决定采取分工合作、集体创作的办法，把历史分成若干时期，由各人分担一段，写出初稿，然后由范老加以统一，完成定稿。”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写出十几万字的一本小册子，是并不难完成的。但遇到了具有深厚国学基础，经历着叛逆人生的范文澜，把它当作严肃认真的学术课题，将革命进行到中国历史学领域，就变得神圣庄重起来，因此也就走出了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学术路数。 

范文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在中国既有社会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划分的。他提出"西周封建论"观点，赞同吴玉章意见，而对郭沫若所持西周奴隶社会观点提出异议。第二个问题，是五种社会形态交替发展的历史动因探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都要落实为具体的社会阶级存在，历时几千年，周期循环出现的历次农民暴动，王朝更迭，被赋予崭新的进步意义。第三个问题是，在史料与史识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不仅是材料的取舍，而更棘手的是对决定取用的材料进行合乎目的性的技术处理。据说，范文澜曾专门请教过毛泽东，得到的回答是，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 

当时延安的图书资料比较缺乏，“只有从蒋管区来的同志们随身带来少量书籍，到蒋管区工作的同志有时也能买回一点。使大家十分感激和兴奋的是，范文澜同志把自己的几十箱书，其中包括《四部丛刊》初二三篇［编］、胡注《通鉴》和其他许多重要史籍都带到了延安，全部交给了党中央，大大满足了我们研究工作的需要。”此外，尹达到延安前，曾在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在安阳的“河南古迹研究会”当研究生，先后学习工作六年时间，积累了一批图书资料。在延安参加撰写中国通史期间，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穿过层层封锁，从其滑县老家搬运出来，为范文澜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正式出版《中国通史简编》，标明“上册”，内容时限为自远古至五代、十国，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主编范文澜”。 

此书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高兴，“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并且，毛泽东还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 

紧接着，1942年12月延安新华书店又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内容时限为北宋至清中叶。原来计划中的下册，更名为《中国近代史》（上、下编），上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最终只完成上编第一分册，即上册部分。 

党而不群，政不忘学 

范文澜是学者里的革命者，又是革命者里的学者。他师承黄季刚、章太炎的经史考证之学，尊奉治学当"扎硬寨，打死仗"的信念，推崇汉儒"不放松一字"的精神，血性豪情，大丈夫气概跃然纸上。当这种治学传统，下接叛逆者义无返顾的道德义愤，上承革命者一往无前的大无畏作风，在政治、文化、思想、学术高度集中统一的环境下，就形成了范文澜为人极其谦恭，为学颇为霸气的风格。 

整风运动前，范文澜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学术著述和研究工作。“当时，他和戴冠芳带着十几岁的范元维，一家三口住在一孔窑洞里，既是寝室，又是书房、客厅、餐厅兼厨房。窑洞后底支着一个大床铺；前面靠窗处用几块木板支了一个大案子，是书桌，也是餐桌。案上有一盏小油灯，点的是蓖麻油、小麻油或煤油，不管哪种油都是黑烟弥漫，火光如豆。范文澜同志就是在这盏油灯下，坐着一个木凳子，夜以继日不停地伏案工作。疲倦了就背靠墙壁略微休息一下，拿起一尺长的烟袋，抽几口当地出产的烟叶。所用的稿纸是用有光纸引的，纸质坏，不好写，而且反光刺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写出了那么多重要著作，仅两册《简编》就将近60万字。”生活上，他享受小灶、干部服待遇，由妻子戴冠芳将他的供应口粮领出来，自己在家做饭。虽然都是米面粟，加土豆、白菜、萝卜等，不过小锅饭菜比大锅饭菜可以精致可口些。 

任何认真负责的学术研究，都需要研究者全神贯注的精神投入。范文澜对于生活和领导工作所投入的精力，也就相应地少了。马列学院曾设有一个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室，集中力量编译“马恩丛书”10卷和“列宁选集”20卷，由洛甫亲自过问，主要成员有王学文、柯柏年、何锡麟、王实味等。该编译室与历史研究室窑洞隔壁，同属于一个党支部。马列学院改制为中央研究院后，该编译室撤消。原先在编译室，后来归并到中国文艺研究室的王实味，“曾用全力要求‘特别研究员’名义，吃小厨房，穿干部服”。也许此事未能处理妥当，“1941年冬季发棉衣时，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就在中央研究院里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同志把自己的棉衣给了他，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后来听说，王实味只要了帽子，未要棉衣。”原因上是范文澜个子大，王实味身材小，棉衣不合身。到整风运动中，范文澜主持并参与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 

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一个试点单位，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洛甫就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团"，于1942年1月26日出发，赴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农村社会调查，副院长范文澜主持中央研究院日常工作，并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罗迈（李维汉）的协助下，组织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范文澜主持会议，介绍毛泽东整风报告精神和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罗迈代表中宣部对研究院整风工作的开展提出具体意见，但受到普遍反对。大家都以为整风是发扬民主，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提意见，改正工作。3月23日，为配合整风检查工作，该院创办墙报《矢与的》，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面碰出血来。”王实味等人都自由发表文章，对罗迈等领导人提出尖锐批评，一时间影响甚众。后来，这被称之为“偏向”，为了“纠偏”，中央研究院组织开展了批判王实味的斗争。5月25日深夜，在学习过中央“四三决定”后，范文澜属文重新阐述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圆融的整体，好比胸和背合成身躯，不能加以分割。……民主集中制最基本的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里面既包含民主，又包含集中。” 

此文6月1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次日他再次属文，认定王实味有“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以从他的言语行动中实际上处处表现反党的动机”，“在思想上，他确是我们的敌人了”。这是一个惊人的断语，绝非可以视作“明天的成功之母”的“今天的痛苦经验”，因为在中国革命队伍里任何思想上的异己者就是“敌人”，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王实味抗战爆发后从河南开封到延安，是经过范文澜间接介绍的。在王实味被确定为一个反动的典型后，“两个多月以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范文澜，引者注）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但王实味始终不认为自己的言论有什么错误。拒绝改造，便只有消灭了。随即，中央社会部介入此事。在6月11日的批判大会上，范文澜发言指出：“王实味是个什么人？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这就进一步由思想上的定性断语，发展为社会角色上的论断。最终，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因思想认识问题，而被打成“托派”“反革命”，并丧失了性命。 

1942年9月，罗迈调离中央研究院，次年5月，中央研究院全部撤消，原址改办集中整风审干的中央党校三部。范文澜挂靠中宣部，继续其中国通史下册，即中国近代史部分的著述工作。期间，在延安的报刊上发表多篇时评文章，谈自己参加整风运动，自我思想改造的体会；谈自己著述中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活学活用，痛斥国民党政权的文化专制政策。为了及时地配合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将正在进行中的中国近代史部分章节，如《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等，率先在报刊上发表，并迅即被印制成单行本发行。 

1943年，范文澜时年50岁。他需要精神思想上的皈依，他也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皈依。作为革命队伍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延安时期的学术踪迹所至，都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领域里的金科玉律。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他学术理论的最高天空。他的学术著述是化繁为简，敢下断语，且不容置疑，不容许异见的存在。在他的生活中，有许多可以通向政治的端口，但他都却步了，将自己留守在学术的天地里。 

1945年，又是一个冬季里，范文澜受命离开延安，抵达晋冀鲁豫边区，任校址设在河北邢台的北方大学校长。1949年，随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的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前身）进入北京。次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三所，即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出任所长，至1969年7月29日逝世。 

晚年范文澜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修订、扩充《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 

（文章来源：转载自史学评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