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中国青年社》问我怎样会来到延安，这使我不得不说到没有来延以前的生活状况，因而索性从我个人的“上古三代”说起。

一、好玩的幼童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霭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蜇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蛋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讨厌头痛呢。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不再玩。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二、书房里的机器人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象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书房学生共三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 

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磕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磕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三、在小学堂 

十四岁春天，父亲送我进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特别“优待”，教我插三年级。这真是大吃苦头的“优待”！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读“皇家读本”第二册“乌龟和兔子赛跑”那一课。连字母都没有认过的我，一进讲堂，即刻变成“傻瓜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学乌龟，无奈使不上劲，想慢慢爬也不行。后来坚决要求校长设法“救济”，校长准我课外学一个月的Primer，总算学得些字母，拼音，最简单的造句法。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才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止能躺在床上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亚剌伯数目字都没有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幸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英算两大负担以外，还要背诵易经书经（前清学校必须读经，而且很认真）。至于唱歌图画手工之类，止好敷衍塞责，骗取及格分数就满意了。 

虽然受了功课的严重压迫，但不能停止我的好玩惯性。第一天进学校，同宿舍八个幼童，姓名还没有记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游戏。我当老虎头，其余当虎脚虎尾，上面蒙着老虎毯子（我的卧具），大声吆喝，撞进别人宿舍去。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扭着我一个人去告校长。我受了一顿斥责。第二天朝晨挂出“校长示”的木牌来，说我许多不是，结尾是“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与记过，特此训戒，以策后效”。学校认我“性非驯良”（木牌中语），照惯例把我搬到校长室贴邻一间宿舍里住。我索性玩起来，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学校讨厌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几次都“从宽免与记过”，我糊里糊涂毕业了。 

读书苦恼，游戏受罪，这就是我的小学生活。 

四、游荡的中学生 

我们的县立小学，程度相当高，毕业时英文读完“皇家读本”第三本，文法读完“内司飞而特”第三本，算学也不差。我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还似乎有些余力。学校状励体育，有各种球类游戏，在一定时间内，强迫学生上操场，至少必须散步。那时候我应该畅玩了，可是我过不惯集体生活，正想读书，强迫去游戏，正想去游戏，强迫去读书，读书游戏，总不合拍，玩的兴趣逐渐消失了。我在小学，已经自发的憎恶满清皇朝，不知道怎么去反对他，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总敦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象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那知我这光头，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义。 

浦东读了一年书，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安定管理宽松，功课也不太紧，我感觉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进茶楼坐赏风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我却有独自的目的。说来可笑，小学时代，读《桃花源记》，《鲁滨孙漂流记》及其他神仙小说，给我强烈的印象。曾几次计划找荒岛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着桃花源也许不远，神仙可能碰见。辛亥革命暴发，学生们高兴得像疯狂一样，我也被“共和”这个名词全身麻醉了。像我这样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学生，一遇革命，就直觉地拥护赞成，证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爱好前进的热情。 

中学四年，没有学得什么。现在回忆，那些是中学教育给我的东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数算不少。 

五、到北京去 

我叔父在河南，拍电报来教我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虚名颇大的京师大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我冒险去上海国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录取绝无希望。我叔父鼓励我，仍教我去北京进私立大学。我到北京，表弟许君在车站接我，说我已经录取了。一刹那间，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文预科几乎专读外国文，中史中地国文都在下午上课，而这些课学生照例是“藐视”的。“上东安市场去”是午饭时候热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选一人上课，其余畅玩东安市场去了。教员低着头点名，“被选上课人”发各种不同声调“应卯”。真不愧是“公开的秘密”。 

我从预科转到本科，功课好象更专门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军阀混乱，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我生性迟钝，而又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来到，只感觉得百无聊赖罢了。我曾向佛经找出路，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大乘起信论》是随身密伴，“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课。我虽然迷信学佛，可是反对学校不合理的措施，却无所顾虑，因此几乎被斥退。 

“五四”以前两三年，我算是毕业了。学得些什么呢？学得些“头脑顽固”，一切都立在腐朽方面。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现在想来，真是觉得惭愧。 

六、当教书匠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径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噪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地问我“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我很愤怒，用同样态度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后来××派人来学校征求党员，我干脆拒绝加入。简单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留后步”的先生们，而这些先生们，正是老牌××党员。 

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ＡＢＣ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 

我在天津被“勾魂使者”追求，不得不换个安身地方。我跑到北京教书多年，接触青年学生不少。使我愤怒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学业最好品行最好的青年，十之八九是要开除逃亡被捕坐牢受刑失踪打靶的。反之所谓“思想纯正，行动稳健”的先生们（包括教员，学生，但没有青年，只有些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理该同受“先生”的尊号），则大抵旨趣卑污，学问平凡，洋装革履，油头粉（雪花膏）面，崇拜“曲线美”“大洋钱”之徒。北京改为北平，这些“之徒”们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抗战之后，其中不少又被证明变作了汉奸（如某某某某……多得很，数不清）。 

七、请参观小屋 

我自信是一个老实“学究”，整年整月抱着书本上课堂讲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换大米饭吃，对兴风作浪，满身长刺长毛的“老爷大人”们，采取“敬而远之”态度，不敢恭维，但也并无冒犯。而他们仍总是疑神疑鬼，好象不相信我。正当头等汉奸汪精卫在北平闹什么“扩大会议”那一年，“茅庐之中”，被宪兵突然“枉顾”，口称司令来请，我连同来我家闲谈的七八个青年学生鱼贯前去“参观”木栅子小屋。还好，仅仅两个星期，汪精卫等等从北平滚滚而去，我自然也从木栅子小屋滚出来，他们滚来滚去，当然有他们的兴趣和道理，我这无端滚一下，还是不知所犯何罪。“九一八”以后中国明明止有抗战一条道路，我虽说是个“学究”也还懂得不抗战就要亡国。而什么“国联裁制”什么“长期准备”，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那一大套，从来却竟摸下面皮，毫不客气的严禁谈论抗日。他们如此如彼的玩把戏，竟把我“老学究”气得瞪眼大怒，我细心考察，切实证明了（像两直角等於一百八十度那样证明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当亡国奴，理应对共产党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於是乎我“老学究”又被宪兵请去。这一请是比前次进步多了，一是路途远了，“从北平，到南京”，二是木栅子小屋变成铁栅子小屋，木器进到铁器了。总算运气好，在“我要抗日，不知其他”的立场上，在“内抗强权，外搬救兵”的策略下，居然还能从铁栅子小屋里滚回北平。不过蛋欲静而滚不息，接着又从北平滚到开封来。当然，我这一滚，还是不知所犯何罪。没奈何，勉学阿Ｑ精神，聊以解嘲道：“滚来滚去，在这鸡蛋世界，没有滚出血来，总算运气。” 

八、被误认为游击专家 

在河南大学教着书，芦沟桥大炮响了。尽管你老先生紧掩双耳，却掩不住敌人的大炮口，终于不得不承认中日战争的事实。久矣夫掩口不言的我们，似乎也相当可以说话了，在许多文化人（我也跟在后面呐喊）“大做文章”动员群众以后，河南先进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技术的必要。河大当局以及一般朋友们帮助我，教我办短期的训练班。不久成立了一个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青年们投考的踊跃，学习的热心，使我确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稽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同志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播救亡种子，最后目的到信阳去打游击。 

训练班一个月毕业，我们决定从开封步行到许昌，路程二百四十里，作为毕业考试的试题。这在住惯城市的人看来，确是一个颇难的“试题”，可是应试的几乎是学生全体（约二百人）。我们经费经验都很缺乏，只能允许七十几个学生“应试”，名称改为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团长稽文甫先生留开封做统一战线工作，免得顽固分子造谣捣乱。我们在许昌办了一个两星期的训练班，收获不坏，虽然也有不少想破坏我们人，但当地官绅教育界以及驻军某军团长却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正当阴历年底，九十个人的服务团，浩浩荡荡向舞阳县进行了。 

我在开封曾编印一本“游击战术”，两个月销售到五千册，因此，我被闻名不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战术专家了。我到许昌第二天，就被某中学校校长“敦请”去讲游击战术，他对学生介绍，肯定我是中国著名的游击专家。（我虽然当场否认，他们还恭维我谦逊。）豫西南某地方当局，跑到开封找稽文甫先生，指名要我去教游击战术，稽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要请范文澜教游击，等於要我教游击一样是笑话。我深切感觉到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后随时警惕不要做抗战阵营里的“招摇撞骗者”。 

我们大队到了舞阳，驻军某师长表示欢迎。师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更相处很好。某夜服务团内话剧团在城内演剧，（团员大部分在乡间工作），公安局长请我到剧台后面讲话。他说，县长奉某军长面谕，限贵团明天离舞阳境，我说，好，明天再见。演剧完了。我们回到寓所，我向团员报告，大家不由得愤怒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国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土地么？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县监狱里找中国土地去。”团员们叫起来，“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清早，（不等公安局来），我先去请教某军长，什么理由要我们走。某军长完全否认，说那是县长传话错误，师部人员办了几桌酒席来慰劳我们，我用坦白豪爽态度，同他们痛饮酬酢，宾主都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凶，倒在床上呻吟。在断断继继，激励团员们的言语中，几乎全体哭泣，不能仰视。师部人员也陪着愤慨，某参谋拔出手枪，声称去县政府枪毙那个狗头县长。团员们拉住他，他还对空连放了几枪，表示义愤。我第二天醒来，团员们告诉我，“好事者”还把这一场闹酒起个名，叫做“范先生大闹舞阳城”。 

我很惭愧，不敢再喝酒。我们决计办训练班，舞阳青年救国会会员二三千人，愿意轮流进城受训。某军长出面阻止，某校长暗中捣鬼，使我们无法进行。我去武汉想找人疏通，却被某某顽固机关压迫我上鸡公山──河南大学新迁的校址所在。我考虑轻重利害，止好上山重当“教书匠”；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依然不顾困难环境，继续活动。 

九、“教书匠”升级当“教员” 

敌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过来，我在高山上傍徨着，找不到该走的道路。我想，跟着学校逃难，逃到什么时候才不逃呢？我决计退还聘书，跟游击队去干一下罢。我参加新四军，在游击队里当教员。 

大学课堂里俨然以“讲书”为己任地教着书，确是个“匠”而非“员”。我曾在北京大学教“古历术”。说来是“颇具高深的学问”，应该是（至少可以自以为是）“值得名贵”的。某次讲完了一个麻烦问题，好象是记得春秋月食问题吧，学生某君问我，“我们学了这些有什么用”。我窘了，我说，“学校教我教这门功课，我按照这门功课该讲的讲，到底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想学校也未必知道。”这是一个好学生，不久因在《北大学生》上登载一篇《某大博士的矛盾研究》而失踪，听说解到南京去了。而我在游击队以“外行”资格教书，却从没有人问我“学了什么用”，反之，大树下草垛旁讲起书来，大家却都聚精会神在听我南腔北调难懂得很的“高论”。於是我很高兴，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现在竟升级当“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自由的交换智识了。 

十、进边区来 

朋友某君认为我还有学习上进的可能，介绍我到延安来。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 

写边区一般状况的文字相当多，我不必重复来讲。我止写我个人的快意处。 

第一，我酷爱学习，在边区外当教书匠，忙着“为人师”，极少学习的机会。即使偶有，因怕“别人说闲话，找岔儿”，“听来历不明人讲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识，边区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在热心学习着。我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这一年来自觉进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还会进步。 

第二，共产党确是光明磊落，领导全人类的政党，它对党员非党员一视同仁，因才而使，绝对没有偏私的意见。我是教书匠出身，所以让我安心研究“本行事业”。图书馆中国古书很丰富，尽我能力自由去探求，结果，感觉到能力太缺乏了。想起过去像煞有介事地做“误人子弟”工作，真是罪过不小。 

第三，共产党爱惜人才（虽然我并非人才），确是无微不至。即使是个人生活方面极小的节目，也是随时注意，尽可能想法改善，保障“安心研究”的成功。我确信，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不是空谈闲人的学问），应该想法进边区来。我又确信，目前在中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 

第四，单从文化方面说，边区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兴文化的心脏。许多著名学者，聚集在延安周围几里路以内，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请他们出席指导做结论。试问，什么地方能够接近这样多的明师益友呢？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飞跃的进步。 

第五，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党员非党员的政治指导和人格示范，起着不可言喻的伟大影响。所以住在边区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迷闷，因为国际国内发生新问题，立刻会得到正确的指示。也没有思想行动昏惑不悟的危险，因为发现错误，立刻会得到自我批评的纠正。边区成为最快乐的地方，这是个主要的原因。恕不第六第七……说下去。归根到底，边区确是全中国最快乐的地方。以前我这样听说，所以来到边区，现在我这样亲自看见，所以爱边区，希望长期的住在边区。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第3卷第3期，1941年1月5日，转载自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