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四十年代在燕京大学有幸受教于老一辈史学大师邓文如先生的。先生曾教过我断代史课，一是秦汉史，二是魏晋南北朝史。这一段时间虽不算长，我所获的教益却多年来深深铭记，而长远地受到它的影响，文如先生不仅以其渊博湛深的史学知识和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而且以其高尚骨鲠的品德风范，对学生后辈的诚挚深厚的关怀，以及他那种锋帐春风般的诲人不倦的高度负责态度，使我和许多同学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许多毕生有益的宝贵东西，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远远超出史学这个范围的。今天，我参加纪念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也非常感慨，眨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多年了，每忆起先生亲切坦荡富于风趣的音容笑貌，包括老先生那一口温文尔雅的成都官话等等，恍同昨日，益增怀念追慕之情，我愿借这个机会谈几点自己当年亲身感受到的邓先生的懿德景行。
邓先生前大半生处于民族危难深重苍生罹劫的时代，具有强烈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特别在遇到严峻考验关头，他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更表现得大义凛然，令人钦佩。据我后来所闻有关燕大“校难”时的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强占燕大。邓先生随即同燕大其他一些教授包括陆志韦、赵紫宸、洪煨莲、赵承信、张东荪、侯仁之等诸先生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入监狱，在危境中苦楚备尝。先生在狱中曾陆续作了百余首纪实诗默记在心。抗战胜利后编印成册，题名《闭关吟》。先生于1947年曾给我一册，读后深受教育和感动。诗中揭露日寇罪行，弘扬民族大义，立场坚定、态度乐观，对抗战胜利满怀信心。如《女真四首》内有“南渡河山犹有主，北来胡马不飞扬”之句。我理解这里说明南京虽陷虏手，当时的中国政府已迁往重庆，但无论怎样，中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人民，决不甘受侵略者宰割，而一定要坚持抗战到胜利。日寇虽一时得逞，凶焰自北而南，继强占我国东北后又进关侵略华北，进而继续扩大战争到上海、南京以至长江中游和华南各地。但是终究是“飞扬”不了太久，最后是必定要垮台的。后来，文如先生的狱中难友洪煨莲先生曾集杜诗相赠，其中记得有“拟绝天骄拔汉旌”之句。此诗刊在《闭关吟》首页，读了令人神旺，我至今对之记忆犹新。
先生在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同时，对旧中国的内部动乱和黑暗也非常不满，对民生疾苦怀着深厚的同情，他的态度是憎爱分明的。如他曾给我看过所著有关民国初年川、滇军阀刘存厚、罗佩金等在成都混战的纪实，一上来就说“蜀难身膺之，蜀乱亲见之，”笔锋带感情，真是慨乎言之，如闻其声。后又述及两军火拼、百姓涂炭的情景，揭露军阀的罪恶，对人民的苦难备致同情。文如先生也很不满蒋介石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记得是1947年10月31日那天，我为学业中的一些问题到成府蒋家胡同文如先生家中去求教。正巧这一天是蒋介石的生日，报上充满肉麻的谀颂之辞。文如先生指着桌上报纸以嘲弄口吻谈到老蒋，对我说：“我这位敝同庚（按文如先生与蒋是同年生人）看来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抗战刚胜利时，他似乎不可一世，残民以逞，为所欲为，好像人莫予毒的样子，但曾几何时，现在却是狼狈不堪了，这真是人心大快呀!”在当时的蒋管区经常缇骑四出，偶语者即有弃市危险的情况下，先生对我讲这些内心深处的话，不仅是表现对我是十分信任，而更重要是从这事可以看出先生确是憎爱分明，对当。时蒋介石的黑暗腐朽统治很不满，而敢于无顾忌地公然讲出，真是位大勇者。他对从事爱国运动的学生安全（包括我本人）都是非常关怀的，常常表示出无微不至的爱护，令人十分感动。
从先生与我们一些学生多次谈论往事中，我了解到他少怀修齐治平之大志，壮游四方，存济世匡时之宏图，而不能遂所愿。又嫉恶如仇誓不为浼，洁身自持，转而埋首丹铅，从事名山事业，结果成为史学大师，并广植桃李，嘉惠后学。他在赠一位从事哲学的朋友张教授的诗中写道：“明哲张夫子，竹林早预流。玄谈惊四座，谠论动诸侯。老去名心谵，书成众望收。羡君双鬓绿，愧我雪盈头。”这虽属赠友之作，但其中也隐约看出文如先生自己的意愿和感慨。在先生示我以此诗时，我讲“先生的诗很好，学生不敢赞一辞，但我感觉您不止是在讲张先生，实际上可说是夫子自道也。”当时先生对此笑而未答，但我却谬许自己可算是先生的一位知音。
文如先生在史学上广搜旁采，博闻强记，淹会贯通，卓然成大家。从他的有关教诲中我深感他得力于用苦工夫，不喜所谓“捷径”（如他一向反对有人热衷于“类书”，有其道理在，但老先生多少也有些绝对化）。其成就主要得力于治学态度和方法的十分，严谨，有清初大家如顾亭林等朴学大师之风。他谈治学之道首讲根据，然后才是合理的推理，不喜穿凿、牵强、猎奇，富于务实精神。比如先生在学术上不畏“大人”之言。有一次他谈及清末著名学人、大名士王壬秋（阊运）的力作《湘军志》一书。他说：我的祖籍是江宁，曾听长辈谈过当时的许多情形。湘军的纪律是很坏的，而《湘军志》中除偶对曾国荃有微词外，总起来是把湘军描写的太好了，似乎是正气凛然的样子，这不能叫信史。这也不是应有的学风文风。”又一次他还同我谈到我的三舅傅增湘（字抚叔，清翰苑出身，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说：“他老先生很有学问，看的书很多。他的《藏园群书题记》名重一时，其考订典籍确有不少独到之处，有益后学，但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在治学中同样也不可盲信这本题记。要自己多看多想多研究，不要当耳食者流。比如有一本志怪的书（按先生当时讲了书名，但我忘了），沅叔先生在题记中说它是‘齐东野人语也’就不妥。实际上宋周密写的《齐在野语》那是本掌故书，并不是志怪的书，可能你舅舅没看过周密这本书。”当时我三舅沅叔老先生尚在世，文如先生对我这个傅门的姻娅晚辈却如此讲，真是十分坦率真诚，令人钦佩之至。
我认为文如先生不仅是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很出色的诗人。他的诗不务堆砌词藻，摒弃虚浮雕饰，出语平易近人，写情很真挚，写景很优美。燕大校友著名才子吴兴华先生有诗赠先生，有句云“岂独博闻高一代，即论余事亦千秋”（按：上句指史学，下句即指诗才），我很有同感。我对文如先生的诗也很赞赏，认为其思想境界甚高，但出语很朴实。如前述的《闭关吟》中即有许多佳作。又如他的其他一些隽句“万里桥西旧草堂”易工部原句仅一字，但颇见风神，“几树桃花映碧苔”等似都是很普通的话而饶于情致。先生在诗方面也常予我以指点奖掖，但自己不才，鲜有成就，愧对师门。记得解放前某年有一次我以自己的生日感怀诗求教于先生。原诗是“忧国长沙余涕泪，伤时王粲独登楼。浮生碌碌浑同梦，回首前尘廿一秋。”先生指出“书生许国，忧时恤民，发之笔墨，写的还可以，有点味道。但格调不高，应力戒。年青人还是应当有个奋励发皇的气慨才是，否则易流于萎靡，不足取。”又1950年我写的七律国庆诗亦曾送呈先生求教，其中有“喧嬉玉带桥边夜，灿烂天安门上灯”一联，先生看后讲：“这一联意境，格律都还过得去，但新邦定鼎才经年，内忧外患仍殷，不可忘了居安思危。如搞成歌舞升平，文恬武嬉的局面，就要坏大事了。作诗也要对此加以注意。”所言皆语重心长，对我的教育是决非仅限于作诗一事的。
（根据会上发言整理，作者又做一些补充和修改）
1988年12月
（资料来源：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