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至1934年，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系研究院读书。燕京大学当时聘请了国内外许多史学专家和名教授任教，在我选修的课程中，我感觉邓之诚老师讲授的中国通史和几个断代史的内容充实、条理最清楚，深入浅出，同学们都反映受益最多。

1932年，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邓老师指导的。邓老师叫我研究唐代官制。邓老师说：“《旧唐书》、《新唐书》上的职官志，只记载了当时百官公卿的官、阶、勋、爵，没有记录各个职官升迁、调转的情况，你可以在《旧唐书》、《新唐书》的列传中考证出当时官吏迁调的具体情况，写一篇“唐代官制内外转迁考”。在邓老师的教导下，我总算完成了毕业学士论文。 

1932年秋，我继续升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邓老师仍然作为我的导师，他叫我研究宋代官制。在邓老师的辅导下，我抄写了不少宋人笔记中有关宋代官制的材料。非常遗憾的是，1933年冬季，邓老师病了。我只好改从顾颉刚老师指导。顾老师是中国古代史专家，他叫我改变研究题目为“汉代官制研究”。顾老师说：“关于你抄录的宋代官制材料，等以后有时间再整理一下，给《宋史职官制》作注释。”于是，我又从事搜集汉代官制材料，精读了《汉书》和《后汉书》。1934年暑假论文还没写，顾老师介绍我到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工余之暇，写完了毕业论文。1935年暑假交上论文，经过笔试和五位教授的口试，通过了我的硕士论文。当时，邓老师已经痊愈，他还是面试我的五教授之一呢。 

1932至1933年，邓老师的大著《中华二千年史》正在商务印书馆付印，我经常到成府邓老师家里去作校对工作。该书出版以后，邓老师惠赠我上。中两册；另外，还送给我他的另一部大著《骨董琐记》和一部《梦溪笔谈》。这些书都成为我后来教学中所必读的参考教材。而今半个世纪已过，回忆邓老师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值此老师诞辰百周年之际，感绪万端，谨赋诗一首，以示对邓老师的怀念。 

燕大史学多闻人，文如我师更轶群； 

谆谆训诲六七载，指导学子写论文。 

著述等身垂千古，高风亮节景仰钦； 

缅怀生前音容貌，悲感交集泪沾襟。 

1987年5月 

（资料来源：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