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具有伟大学术成就和地位的历史学家，是一位博学多闻、诲人不倦、身体力行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热爱中华的坚强的爱国主义者。在纪念邓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重读邓先生著作，睹物思人，邓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缅怀业师，思绪万千。
一、学习中国通史
记得抗日战争年代，平津沦陷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学校规定，文理法三个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必须学习中国通史，讲授这门课程的就是邓之诚先生。当时，这门课程是文学院历史系同学的必修课，也是其他学系二三年级学生重要选修课，因此学生很多，坐满了穆楼里最大的教室。
正如许多燕京大学同学回忆所说的：邓先生最爱穿一件灰布长袍，外罩黑马褂，头戴一顶红疙瘩瓜皮帽头，足登礼服呢布底鞋。每到上课时间，邓先生一定按时到校，健步如飞地走进课堂，双手常常捧一叠书，目不斜视，走向讲台，把书往讲桌右边一放，然后摘下帽子，向同学们深深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头顶几乎碰到桌面。然后，使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讲。邓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一代鸿儒。一部二十四史好像都装在他的脑中，年代、史实、人名、地名，记得烂熟，讲起历史，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教室中有二百多学生在听课，都感到津津有味，深受教益。邓先生留着一点胡髭，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讲课多是低着头，不向学生座位上看，有时一面讲，一面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帮助学生们记住那些不易弄清的年代、书名、人名、史实等等。下课时，邓先生重复一遍上课时的动作，鞠躬、戴帽，严肃地走出教室。当时同学们对这样一位具有大学教授风度的老师，都非常尊敬和仰慕。但是，同学们也感到一件苦恼的事，就是邓先生要求凡听中国通史课的，一定要用毛笔作笔记，因此伺学们只有在课堂上先用铅笔作记录，课后再用毛笔誊清交老师批阅，这样做的结果，学生们不但学了历史，而且练了写字，同时，帮助学生克服浮燥之气，踏下心来认真学习，后来才感到受益匪浅。
二、第一次亲聆教诲
当时，燕园有个很好的风气，就是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教授不单是在课堂上教课，下课后学生可以随意拜访教授，请教求学做人的道理，丰富自己的学识，这样也增加了师生的情谊。当时听很多高年级的同学说，邓先生上课非常严肃，而课下则和蔼可亲，特别是同学课余时间去看他，他尽管很忙，但仍然放下手头工作，专心接待同学，他说的是抑扬顿挫非常好听的四川话，渊博的知识，风趣的谈吐，海阔天空的话题，真是使同学不忍离去。于是，我约了当时一年级同班的同学，政治系的吴惟诚解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教育系的杜锡锋解放后任天津河北区业大教授一同去看邓先生。当我们走进燕勺园邓先生的住宅，邓先生看到我们非常热情，问了我们的姓名和学习情况，我们共同向他请教，课外应当读什么历史书籍，邓先生当即建议应好好学习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我们谈了一会，然后辞去。可惜我们那时还不能真正领会邓先生的指导，加上功课很多，并没有能真正学习这部巨著，直到后来，才逐渐认识这部巨著的重要和邓先生当时教导我们这些年幼学生的用意，史籍浩繁，难以遍览，应读其要，掌握精华。
三、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
在那灾难深重的中国，邓先生饱经忧患，后来他在北京几个大学教书，把毕生精力用在培养青年——代身上。我于1939年至1941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和当时在历史系研究院的王钟翰同学友善，钟翰是邓先生的得意学生，后来我们通过燕大基督教团契进行一些抗日爱国的斗争，当时，我和邓先生接触不多，但从钟翰兄处得知邓先生的政治态度，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走狗的暴行，邓先生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公开大骂当时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也当众鄙视后来依靠美帝蒋介石卖国求荣的胡适。邓先生是在美国教会大学的燕大教书，但作为一位热爱中华的大学教授，更注意中国民族气节，十分痛恨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不但不畏惧当时监视燕大抗日爱国活动的北平西苑宪兵队和学生中的国民党特务以及日本汉奸走狗，而且积极支持学校中进步师生的抗日爱国斗争。
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将燕京大学查封，不久，邓先生和洪煨莲、陆志韦、赵紫宸等十一位先生先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邓先生与洪、陆等先生坚贞不屈，始终不为日寇暴力所屈服。半年后始因病获释。生活非常困难，靠卖书刻印自给，勉强维持生计。
四、诲人不倦，身体力行的史学家、教育家
1942年夏，王钟翰同学潜赴内地，临行前嘱我代为照顾洪、邓师，于是我在课余常去看看洪、邓二师。记得当时邓先生住在北京的北城，先生对我因母老家贫矢志不做汉奸工作，深为嘉许，赠我《骨董琐记》一部。
邓先生多次勉励我求学做人要学习伟大的爱国学者顾炎武。他勉励我首先要学亭林先生的做人，要“行已有耻”。他说，有耻就是一个人一生要热爱祖国、热爱中华，要反帝爱国，一个人要有民族气节、有骨头，不能当汉奸，卖国求荣，奴颜婢膝，失掉国格和人格，终久必成为人民的罪人，被历史所唾弃。其次，要学习亭林先生的治学态度，他说：做学问要“多闻博学”、“好古敏求”，一定要认真继承过去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勤勉好学，努力钻研。邓先生的谆谆教导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对我一生治学做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顾炎武有气节，讲“有耻”为人一丝不苟，邓先生热爱祖国，不畏日寇强敌。亭林先生生平阅书数万卷，著《日知录》等多种，仅编著《肇城志》一书，就参考志书千余部，而且注重实地调查“考其山川风格，古今治乱之道，证以金石碑碣”，“闻见益广，凡此论述皆上下古今，贯穿精核，卓然成一家言”。之诚先生一样，先生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亲笔记录，先生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东京梦华录注》、《清诗纪事初编》等著作都是广征博览，也是注重调查，这些著作，迄今仍为文史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之诚先生治学谨严，勉励学生勤学勤记，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他常用亭林先生在《写友人论学书》中的话勉励学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他不但这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教育学生。邓之诚老师的热爱祖国的思想，治学谨严的精神，笃实认真的学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特别难得的是：邓之诚先生和洪煨莲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奠基人，两位老师各有专长，而彼此尊重，互相切磋，亲密无间。他们培养了国内外驰名在学术上非常有造诣的学者专家，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们为中国文化学术做出很大的贡献，并为中国的史学界培养了无数英才。凡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人，不能不记下他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和功劳。
五、缅怀邓师牢记教诲
抗战胜利，燕大复校。我回到学校为安排学生生活而努力工作，并协助邓师把家由城内迁到燕大东门外成府蒋家胡同。我在学校学生生活教育委员会工作的九个月期间，凡是遇到工作和学术上的问题，都随时晋谒邓师，请求指教，邓师对我那段工作也给以很多宝贵的指导和帮助。
1946年，洪煨莲、翁独健、聂崇岐、侯仁之几位师友建议我投身实业界工作，我请教邓师，他也表示同意，于是我到了天津。记得1948年的夏天，我回燕大去看邓师，当时他对抗战胜利以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物价飞腾、民木聊生的局面非常痛恨，同时告我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并勉励我加强自学，努力工作。
解放后，由于工作繁忙，我未能常去问候邓师，这时，老友王钟翰同学留美回到燕大，我从他那里知道邓师的一些情况，看到《中华二千年史》和《骨董琐记》的重新再版，如同看到邓师，我由衷地高兴，说明解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学术事业日益发扬光大。
韶华易逝，转眼已是邓师诞生一百周年。今天我们纪念邓之诚先生，我们一定要学习邓先生热爱祖国，保持民族气节的精神，学习他刻苦勤劳、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更要学习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育才育人的作风，努力作好本岗位工作，为实现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1987年10月25日
（资料来源：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