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讳之诚字文如，号明斋。室名五石斋。原籍江苏省江宁县人。公元1887年光绪十三年10月15日生，1960年1月6日卒，享年七十三岁。

先生逝世以前，一直住在海淀区成府蒋家胡同二号。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最留恋的地方，更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我闭着眼就可以想到邓先生晚年时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那是三间北房，室内周围是书籍，琳琅满目。邓先生就是在这种静穆的气氛中，毕生致力于学问，每当我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就不禁热泪盈眶。

先生是明清史专家，学识渊博，才华非凡，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多年，培养出很多的优秀人材，为中外学人所钦仰!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博得学术界的尊敬和衷心地爱戴!先生擅长书法，极受人推重，称为柳筋颜骨，认为有神笔。

先生藏书万卷，数十年爱书有癖，见书不放，专收明末清初人著述，这一个时期的诗文集就收辑了七百几十种，很多都是罕见的秘籍。先生对于所藏的书非常爱护，但他最不喜欢衬纸的书，每种书购到手后，有衬纸的书都嘱我在他面前撤出，四本订两本，两本订一本，重新装钉以后，并在每种书封面上用精楷手笔写上书名、作者小传及其来龙去脉等等事迹。他认为这样便于检阅。先生以毕生精力搜罗古书，所付出的辛勤是很大的。这批罕见珍本后来全部献归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入藏。这种化私为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久纪念的。 

先生待人慷慨，可称是一位豪杰。我从二十二岁在松筠阁书店就给邓先生登门送书，我还记得有一次送一部明沈德符《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共二十本，先生以二十元买下，还告诉我说这是研究明史不可缺少的书。就是这样我经常不断地送书，也不断地受到先生的教诲，我才对古籍有所认识。在这一段时期内，先生还给我介绍张尔田、顾颉刚、顾廷龙、齐思和、聂崇岐、王钟翰、缪子受、高贻芬诸位先生，认识的人多了，生意逐渐有所开展，同时也得到上述诸位先生的教诲。追本求源，都是邓先生对我的照顾，我才能在旧社会活下去。 

再一桩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是我二十六岁那年，正值卢沟桥事变，我脱离松筠阁，自己作生意。我先去求邓先生起个字号。先生慨然应允，就让我给磨墨，大书“多文阁藏书处”六字横幅给我，我拿回去找人装裱并做个红木镜框挂在墙上，琉璃厂的同行和来的朋友都交口称赞。可惜的是在1966年8月间“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此匾连同其书画对联一并送到当时“文革组织”，听凭处理。恐已化为灰尘矣。 

先生在为人处世上，作为长辈，也常常给我以教诲。嘱咐我作事要讲信用，对待读书人书价要低一些，因为他们买一部书钱来的不容易，我把先生的话作为座右铭，牢牢记住，永不能忘。 

最后，叙述两部书的事情，以见先生对我的关怀和信任。先生曾藏《钦定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四年刻本，《饮定八旗通志》三百四十二卷，卷首十二卷，清乾隆三十一年奉敕撰，嘉庆四年刻本。1959年底先生在世时，就和我说过，这两部书何时不用了，一定先让我。未料十余日后，先生得病，医治无效，竟而逝世。临危遗言，还告诉家里人，此书让我操办。时至1960年夏季，我将这两部书首函拿去，这时，我已派在中国书店富晋书社门市部，主任是张金榜，他找陈济川公方经理议价两千元，经乔仁诚同志手给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购去，给了邓家一千八百元，可谓得所，也不负先生对我的委托，民族文化宫并将此书重印出版，极大地发挥了它在民族史料这一方面的作用。今天先生逝世已经二十七年了，回想先生对我的器重和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帮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87年8月 

（资料来源：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