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邓文如先生，博学多识，学贯古今。教学多年，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桃李满天下。其嘉言懿行、学术思想、著述，王钟翰、邓珂两学长已于《传略》中叙及。予侍讲席有年，请业问学、获益实深，因于先生诞辰百年之期，就回忆所及，追述数事，以表思慕之忱。

先生嗜酒，好客，工诗。少治史学，慕乡贤顾亭林先生“学以求经世致用”之旨，抱匡正时政之志，与同学李印泉（根源）等参预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活动及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运动。尝从北京潜道至广州，谒孙中山商讨国事。因性刚直不阿，与世多不合，乃埋头董史。先后交识蔡元培、张尔田、袁励准、屠寄、叶瀚、夏曾佑、张相文、刘师培、蒯寿田、孙诒棫、陈垣、叶恭绰、杨庶堪、洪业等人，时以诗文相唱和。不求名利，穷居独处。

1919年前后，居北城，设古董铺以聚集古代文物。喜于街头冷摊小肆，踪迹古物。有所得，辄就诗文集及说部，勤校幽讨，摩挲考订其制作形象及源流，别加按语，兼明清国故朝章、遗闻轶事，撰为《骨董琐记》，自行排印，分赠友好及学生。首集目录不注页码，同学宁波陈宗仗校勘文字，并为编注页码及索引。其书涉及甚广，有金石、书画、陶瓷、雕红、织绣。予受其熏陶，亦深好文物。尝继《琐记》之体，写成《中国古代科技文注》及《六十年所见所闻》。先生所编《骨董琐记》1955年完成三编，由林芷、钟珍与前两编缮校，计四十万言。全编既成，自以为未足语于著作之林。虽是“穷愁煎迫，愈寡欢绪”中遣兴之作，但考订制作，颇多新义。考证越窑瓷器早于唐元和之时；阳城湖发现的韩瓶是韩世忠军用之器；宣德促织盆有苏州陆、邹二家；“海盐腔”始于南宋；论汪悔翁著述《上江两县志》篇目等事，都是前人所未道者。

1926年秋，北京政府接管国立八大专院校，恢复京师大学堂，以刘哲为教育部长，胡仁源为校长。教员多逊清遗老耆旧，不学无术，独江瀚、伦明、邵瑞彭、邓文如诸先生学识渊博，为学生所推重。江叔海授《孔孟要义》，伦哲如授《明清史籍解题》及《目录学》，邵次公授《古籍校读》。文如先生授《中国史学概论》讲史学起源，从《尚书》开始。师承王阳明“五经皆史”，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次年初，授《中国通史》，先自《秦汉史》始，编印讲义，纂辑史事，标明所自出。态度谨严、实事求是。先生对后生提携奖掖，无微不至。往往招学生至其家，面示治学方法，如何查古籍，聚集资料，如何品骘辨析，如何运笔引文。每次必留共餐，真是师生亲如家人父子。每春北京桃花初放，辄邀学生与家属游园，生日则宴集于其家，且摄影留念，学生毕业时亦饮宴庆祝，摄影题词。先生遗书、遗札、遗照，予今犹珍存于书箧。当日先生寓居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后撒袋胡同一号，邀同学十余人，有我和劳干、谢兴尧、刘官谔、师茂材等，饮晏，酒酣，子时方散，返校时且歌且舞，时海陆军大无帅张作霖住附近清顺承王府故邸，卫士恐是学生滋事，鸣枪示警，及说明情况，始放行而去。抗战时间，1939年学生刘官谔揭发当局阴私，为人陷害，死于非命，先生为文纪其事以悼之。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进，北方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无着，先生失业。时《晨报》已由晋系军人接管，改组为《新晨报》，以先生曾主编《滇报》，富有经验，且洞达国内外形势，遂聘先生担任大主笔，社论一出其手，爱国忧民之言，读者无不称之。还辟副刊及文化周刊，由孙荪荃主其事。先生鼓励学生写文练笔刊出之。我的《知几漫录》、《燕下都考古》、《编辑北平志管见》，即于此时发表。1930年与北大教授浙江林损，组织“新理”杂志，评论时政，并以谭丕谟主文艺，编印两期，因社会局未准备案而停刊。先生注重近现代事，藏清代文集甚多，又搜集了近现代杂记资料、民俗以及名人与倡伎优伶照片。“七·七”事变后，数年之间，就搜集到明末清初人文集及著作甚富。解放后，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

琉璃厂书估得近现代秘本文献辄售予之。先生尝言河北冀南书商多萃于琉璃厂，其人皆忠诚俭朴，重信义，有古人风，善钻研学习，由商而士而不自夸耀。虽是书估，但知识广博，通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不愧士林之佼佼者。售书不图射利，以交学者为荣。学子无力买书者，慨然借予之，一年三节结账，数年后不买而仍可退书，亦无怨言，他们真是文化的传播功臣。出入先生之门者有孙耀卿、孙殿起、裴孝先、雷梦水、魏广洲、郭记森、李纯如等，都能辨别版本及学术价值高下，即所谓“横通”者。据雷梦水回忆说：

“由于售书和送书，我结识不少教授、专家、学者。认识了邓之诚教授。先生非常注意顾亭林著述的不同版本，几乎搜罗殆尽。我为他觅到徐嘉《顾诗笺注》以及光绪间幽光阁戴子高家藏潘次耕手抄印本，还搜集到乾隆年间孔氏玉虹楼校刊本《菰中随笔》等名贵书籍，他特别高兴。一日忽告我，顾亭林《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刻于清康熙九年，传本极稀，缪荃孙曾藏有一部，后归傅沅叔，屡次借阅不得，引为憾事。嘱我为他搜罗之，惜一直未遇。

“因为常为邓先生搜求古籍，我知其需求，主动满足他在学术研究的要求。例如‘七·七’事变以后，他用几年的时间，收藏了七百多种明末清初人集部书，作为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资料。其中我为他搜集到不少比较罕见的史料，如孔东塘《湖海集》、王鸣盛？西址居士集》、徐铣《南洲草堂集》、田茂遇《燕台文选》、朱彝尊《腾笑集》、王鸿绪《横云山人集》、王仲儒《西斋集》、潘柽章《松陵文献》，以及最稀见的清黄仲坚《蓄斋二集》十卷，乃乾隆间棣华堂刊本，公私书目均不见著录。在邓先生藏书中，也是风毛麟角，故视为珍宝。

“他还藏有一部传世极罕的笔记书，清张思《土风录》，刻于嘉庆年间，惟首册已佚，曾嘱我留意为他配齐。数年后，通学斋收到一大批古籍，发现其中恰有此书。翌日我骑车到海甸成府为他送书，他用惯用的那种带四川口音的口气说：‘梦水，你今天又为我送什么好书啦？’我随即回答说：‘邓先生，我为您配上那部《土风录》的首册了。’他高兴地捧着那本书反复翻阅，大加赞赏。这类事尚多。

“我为他买书的过程，也是我向他学习极好的机会。因他对明末清初的历史有极深的研究。每当我觅到明末清初人集子时，就向他请教，他也乐为讲述，娓娓不倦。例如我为他送去朱彝尊的《腾笑集》，他即谈及此集大部分为朱氏重要作品，为《曝书亭集》所末收，且刻工甚佳，传本亦稀。对于清孙枝蔚的《溉堂集》，他告诉我它分前、续、文、诗余、后五部分，惟后集系作者殁后所刻，传本尤罕见。关于清陆陇其所著的《三渔堂文集》，以康熙间嘉会堂原刊初印本为最善，后印本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已经删掉《答吕无党》、《与吕无党及附答》、《祭吕晚村先生文》等篇，是不完整的。还告诉我清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康熙间早印本为二十六卷，附一卷，后印本则改为二十七卷，等等。这些知识都是我闻所未闻的。他的教诲使我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受到很大教益。“1947年（丁亥），邓先生曾为我书写扇面，在十年动乱中因藏于箱底，才幸运地保存下来。扇面写的是一面黄瘿瓢诗，字迹秀丽工整。现在打开扇面，犹如见到先生”。[1]

抗战期间，先生结识了我的北京大学老同学冀县码头李家庄李濂镗（字杏南）。杏南撰有《中国图样集录》，先生为之序曰：“去年冬，始识李子杏南，喜其磊落负奇气。门人傅振伦为道李子事母孝。五十之年，犹有婴儿之恋，是今之古人也。间尝示予所撰《中国图样集录》。自黼黻纣绣，取象于天，以昭文明之治，而织成文锦，五色相宣，纂组之工，夺天之巧，泛而及于绫绮纱罗、轻容花撷，又泛而及于金石陶瓷。因物成景，随事命名。穷形尽象，庶类咸备。虽时之好尚不同，而莫有能废之者。若夫绘事之素，华国之篇，则又相为表里。出以摹写，其精者以虚状实，处近垂远。不敝之巧，坚于金石，盖文之盛极矣。暨乎乱世，文章匿彩，乃有胥溺之惧。故知征者，往往即其隆替，以观世运之盛衰焉。李子之为是编，岂徒慕于此图样哉，亦爱斯文而已!爱文者深，有慨于世乱而莫有能振起之者也。故其题记，悲情苦语，流连往衰而不能自己。虽然，又盖取则于天者也。苟天道不变，则文亦不应遽绝于天壤之间。衡以盈虚，消长之理，剥极必复。则今之衰也，不将有来兹之盛耶？李子盎姑待之，予所以广车子者如此。其书略仿《集古录》而作，兼备图样，因时因地，以考辨之，使读者得悉其因袭与变化之情，知所观感。可以振起斯文，又不侍卜而知之，则季子之功多矣!丁亥正月二十有三日，五石居士邓之诚。”

杏南于这篇序文写了跋语说：

“邓文如先生以余力为《骨董琐记》，实腾名飞，与王懿荣《天壤阁杂记》、罗振玉《俑庐日札》齐标并辔。考古之有三书，其犹火宅之有牛车、羊车、鹿车乎？特三车可以引子之出，三书可以引学人之入耳。《骨董琐记》印于民国十五年，笔洁味永。不殊王、罗，繁富则远胜之。镗喜其书，故愿亲其人。丙戌秋日，遇徐君仲则于东安市场酒肆，徐曰：‘吾今移家瓮山下，文如居士对门居，镗投刺请谒，先生倒屣。镗每于暇日，出西直门，绕五塔寺，见太行山色，龙蛇起陆，昆明楼阁，烂若画屏。郊垌淑气已袭襟裾。于座中与先生晤对，视听所接，皆旧闻遗事，幽芳古韵也。镗请序所作《图样记》，先生许之。今读先生序，不觉汗流。镗受母恩，深过沧、溟。养体养志，两皆无之。以言知恩，且有未能。镗为子而有称焉，岂不羞天下之士耶!先生谓作者爱文，深有慨于世乱而莫有能振起之者，故其题记悲情苦语，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已，则挽弓破的剥肤见髓。夫黄人重道，白人重器。今中国无周天地之轮船飞机，无原子弹，绌于器也。论器，我不如人，论道，人不如我。孔子六经，括之曰仁，《老子》五千，括之曰慈，释迦三藏，括之曰悲。曰仁曰悲，皆道也。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实三名，无二无别。先天地生，不改不殆，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易言以解之，民为邦本，民生于仁。仁减则宇宙毁，人类绝。吾非不爱白人之器，吾愿先宏黄人之道也。宏道可以兴仁，可以拨乱，可以洗两间之兵气，可以扇合识之祥和。今之国内有太学，有牛李。此中三五英俊，皆为议稷下之田巴，一旦而服千人，为私为利，因亦有丰功伟烈，震惊流俗矣。惜乎皆未闻道!惜乎望道未见!国运世运，何以跻于治乎？故见人之器，丧己之道，此不仅中国一国之患，实一世之大忧。镗之爱文，实愿兴仁。兴仁之志，解悬拯溺。民悬待解，莫急今日。能解能拯，请捐踵顶。复质先生，其谓何如？傅振伦，字惟本，与宋布衣同闾里。受史学于先生，曾因公西至伦敦，北至莫斯科，饥虫作祟，匆匆出榆关而去。“秦印室”东墙外，明槐一本，高又大，老斡搓材，鹊巢其巅。今晨复闻鹊噪，岂镗又将得惟本一纸书耶？丁女二月二十二日，后学李濂镗拜注。”

先生还晚年交我友沧州孙楷第，过从甚密。他们都是爱国学者。1931年起，先生专任燕京大学教授，从城内迁居燕京大学东门外槐树街十二号，后迁南门外冰窖七号。抗日战争爆发后，校外不靖，乃迁入校内南宿舍勺园四号。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既起，日本侵华军封闭燕大，威胁先生出任傀儡政府教职。先生素无积蓄，室如悬罄，囊空如洗，一家十余口，生活不给，先生坚贞不屈，始终甘于贫困，不为顽敌所用，敌系入狱，备受苦毒，终于保持了民族气节。旋迁居城内，受陈援庵先生之聘，执教于辅仁大学，与洪煨莲、孙楷弟相互鼓励，迎接胜利的大陆解放。

《中华二千年史》的编写，1927年初由孙爽秋代为缮校，1955年，沈阳萃文学院生员郝光炎校刊，全书简明，信而有征，大专院校采为治史主要课本。时先生体力日衰，光炎进以“保健按摩法”，先生以诗赠之。及卒，光炎为经纪后事，葬于北京大学西北里许东北义园中。先生精历代官制，聂崇岐承其学，成了专家，惜不寿而卒。子邓瑜，抗战胜利后，编辑《青年文化》于沈阳，予供职东北中正大学及东北大学，朝夕相见，其弟邓珂治史，谨严有父风。

1987年6月

（资料来源：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1] 见《冀县文史》196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