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二千年史》是老一辈著名史学家邓之诚先生的代表作。1917年邓之诚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任职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时即着手此书的写作，后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通史，为教学需要，更并力撰写，名为《中国通史讲义》，内中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辽金夏元四部分，于1934年列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正式出版，并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解放后，于1955年补纂明清部分，195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5卷9册，煌煌巨制，在同类史著中特色独具。邓之诚曾说：“读史修史，皆贵有识”[i]，《中华二千年史》所具有的特色，正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才、学、识。试分析如下。 第一，体裁体例上的特色。《中华二千年史》在体裁上颇具特色，可以说是融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纪传体、章节体等几种体裁于一炉，而尤以纪事本末体为全书主干。中国史学史上有史书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痛，优秀的史学家无不在重视观点、内容的同时，重视体裁的运用和创新，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学上更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马驌、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未能写出一部充分体现自己思想的新的体裁的史书。邓之诚在撰写《二千年史》时，于体裁创新方面思考很多，他认为史书体裁“将欲从旧，则纪传、编年、本末之体，末必适于今时。将欲从新，则虑遗弃事实，统系不明，非教人通知古今之意。”[ii]为了避免出现以上弊端，邓之诚提出了自己的编纂原则，“略依纪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统系，以存通之本义，……次之以一代大事，……次之以制度，次之以学术、文学、艺术，……终之以生计”。[iii]这样，就确定了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干，区分类例，兼融其它体裁的综合体裁。 纪事本末体记载史实上有很多优点，章学诚认为“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网罗隐括，无遗无漏”。[iv]梁启超也说，“欲求史主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与吾侪理想之新史学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v]《二千年史》吸收了这些优点，设立了相当多的记事的篇目，构成全书的主体。以秦汉三国时代为例，就有“秦之统一”、“秦之开边”、“汉之统一”、“汉之开边”、“王莽之改制”、“东汉之衰亡”、“三国鼎峙之局”等等事目。另外，邓之诚还充分利用了纪事本末体记事灵活的特点，记事“有一代分述，或数代合述者”，[vi]记述各个主要历史事件的始末，在发挥因事命篇，显示历史事件的完整过程方面获得了成功。 《二干年史》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书中设有相当数量的记人或记人兼记事的篇目，如：“秦始皇之政治”等，这些篇目与记事的篇目相互穿插于书中，有助于窥见历史的全貌。其二，吸收了纪传体中的表的形式。全书共创制136个表，有帝系表、郡国表、官制表、刑名表、封王表、经济发展情况表、中外交通表、群雄割据表、人民带兵表等等，这在同类书中是没有的。这些表起到了以简驭繁，使读者一目了然的好效果。 《二千年史》同样也吸收了编年体与章节体的一些形式。在编纂方法上，邓之诚效法《资治通鉴》，“先定体例，再为长编”，[vii]在每一朝代之前，以帝王在任顺序编制世系表，实际上是以帝王编年的形式统领一代，然后再以纪事本末、纪传分叙大事，眉目清晰。章节体是近代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出现的新的史书体裁形式，以章、节、目为史籍间架，与纪事本末有相通之处，能较好地反映历史进化的现象。《二千年史》撰成于三十年代，其中虽未明确标明某章某节，但章节排列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且，邓之诚在综合了各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况后，将自秦以后的历史划分为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夏元明清五个时代，“亦以见时代递变递进之迹”，[viii]具有探讨社会历史变化发展之深意，比进化论更进一步。 总之，《二千年史》吸收各种体裁的长处，相互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全书每代前以编年的形式编制帝王世系，统领一代，然后以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的形式编制记事、记人、记制度等事目，并辅以图表，最后划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显示历史的变化发展，较全面、多方位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 另外，《二千年史》上限断自秦，对此，邓之诚有独特看法，他认为秦以前史事，“聚讼纷坛，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ix]后人对先秦典籍又屡有翻案，出土的金石甲骨，又不能全面反映史事。正是鉴于这种资料既少，且又多乖舛的情况，邓先生遂付之阙如，这和中国古代史学闻疑存信的撰述思想是相通的。 第二，内容上的特色。邓之诚特别重视史书内容的取舍，主张史书应记载关乎民族兴亡、国家得失的大事，邓之诚出版《二千年史》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凌中国，东北沦陷之时，邓之诚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史学家，对国家危亡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决定用编纂通史的方式，唤起人们的爱国热忱，增强人们反抗侵略的自信心。他说，“二千年来，外患未尚一日或患，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策群力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也正是基于此，他吸收了司马光专记关乎国家兴衰、生民休戚的编篆思想，“其无关得失，不必详者，则略之”，[x]专记那些有关得失的内容。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重视记载经济内容，邓之诚认为，“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今后经济关系，或牵于外，或变于内，必更繁复。故欲参证史实，以一较其得失。”[xi]他在《二千年史》中以大量篇幅记载了各代赋役、税捐、货币、实业等情况，而且在旁怔博引的基础上进行了扼要简明的归纳，尤其对各代经济政策的得失，给予了极大关注，极便地人们了解各代经济状况。读书的明清部分，特别重视经济，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田制、征榷、币制、茶法、盐法等，条分缕析，有些项目又分简表，极便省览。 （二）重视记载地理和官制沿革。邓之诚认为地理和官制是修史谈史的基础，因此《二千年史》“尤重地理官制者，”[xii]该书在每朝之前，首述地理疆域，并然后叙述制度，以官制最为重要。其及官制的沿革变化，绝大多数都以表的形式列出，使人一目了然，对于王朝更替频繁，地理及官制变化纷乱的时代，邓之诚所下功力尤深。如论两晋疆域，说：“晋初有州十九，惠帝置江州怀帝置湘州，合为二十一州”，又说：“南渡以后境域殊狭，侪主州郡，名存实亡，”[xiii]点明了东晋时侨立州郡的情况，并依据《晋书》及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参以他书，列“两晋疆域表”以明沿革。对于北朝官制的变化，邓之诚指出“北朝魏氏初兴，制多草创。至孝文帝太和中，王肃来奔，为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以为永制。南北文化，因此遂得一种结合，”说明了孝文帝汉化的演变过程，接着指出，“北齐创业，亦遵后魏”，“后周初据关中，犹依魏制，及平江陵，酌周礼之丈，建六官之职，遂为唐以后大部制度所本，”[xiv]清晰地指出了北朝官铡的沿革及变化发展。《中华二千年史》的其他部分，对地理及官制的论述亦极精详。如果单独将《中华二千年史》中有关地理、官制的内容抽出来，可说是一部简要的地理、官制史。 （三）重视记载边疆少敷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民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所共同创造的，重视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记载，反映了作者的卓识。《二千年史》于每朝必论周边各族的分布情况以及与中原的交往，并充分利用史表这一形式表列。如在汉代列“酉域诸国简表”，将天山南北路、葱岭及亚洲中西部共五十余国的国名、疆界、户口多寡、生活及风俗物产筹表列清楚，独具一格。在论述唐与少数民族关系时，邓之诚指出：唐与诸族关系最多，在唐初国势甚盛，各族酋长诣阙，尊太宗为天可汗”，[xv]把唐代民族交往的情形揭示了出来，并列有“唐代诸族简表”，依北方、西方及极西方、东方、东北方、西南方及海外之方位捧列出各族的国名、居地、与唐的关系以及备考等，井然有条，要而不繁。 （四）重视记载人民的反抗斗争。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对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不断改变着历史的面貌，《二千年史》重视记载这些内容。秦末记载了陈胜、吴广起义，汉末记载了黄巾军起义，并用表的形式列出了群雄割据的状况，隋末则记载了王薄起义，并列出“隋末群雄割据简表”。唐末则详述黄巢起义。元末则大量列出了韩山童、徐寿辉、方国珍，张士诚，郭子兴、明玉珍起义史料，内容丰富。对于明代人民反抗，邓之诚先后列出“明代人民举兵简表”，“十三家简表”，内容包括荆襄流民起义、邓茂七起义、刘六、刘七起义、白莲教起义、夔东十三家起义，特别详细地记述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对于清代的农民起义，邓之诚先后列出“道光间人民起兵简表”、“康熙以后台民起兵简表”、“川楚教军抗战简表”、“道咸同光间人民举兵简表”等，并网罗史料，一一加以说明。 （五）重视记载社会风俗。这是《二千年史》的又一特色，该书在这方面特点突出。如两汉三国卷，就专辟“风俗”一节，下分“西汉游侠与东汉气节”、“奢侈之风’、“嫁娶”、“丧祭”、“服饰”等细目。其它章节也大抵如此。风俗史不仅是文化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它也是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部分内容其他各书多所忽略，邓之诚予以记载，说明了他的卓识。 另外，《二千年史》还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编纂思想，邓之诚认为，“时代较近，所述宜较详”。[xvi]从全书内容分配来看，秦汉三国为一册，共314页；两晋南北朝为一册，共386页；隋唐五代为一册，共420页；宋辽夏金元为一册，共563页；明清为五册，共1718页。如所周知，距今时代愈近的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启发与借鉴作用就越大，鉴于此，古代优秀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在编纂《史记》、《资治通鉴》时，都是详今略古。邓之诚在《二千年史》中亦详今略古，正是对古代优秀史家编纂思想的继承。 第三，取材的特色，《中华二千年史》在取材上也颇具特色，该书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次始及于其他。”[xvii]这样的取材标准，反映了邓之诚的史料学思想，邓之诚对于各类史料的价值，都有辩证的认识。该书取材，首重正史，是因为“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但同时他又指出，“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xviii]又存在明显的缺陷。对于野史，邓之诚也有精辟的论述，在他看来，“野史多尊所闻”，违舛之处甚多，但“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xix]他还特别比较了正史与野史价值的高低，认为“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所出人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因此指出，“取材野史，务须审慎，”[xx]邓之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充分肯定了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在记述历史人物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等方面的价值，认为“足以补证史阙”，但同时认为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中所记历史人物行实，则大有可商榷之处，因为文人谀墓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种通病。鉴于此，邓之诚在《二千年史》中对金石材料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取之较少。不管对于什么史料，邓之诚认为在运用时都要“善于识别”，[xxi]进行认真考订，去伪存真，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在史料采择方面博采慎择的优良传统。 根据我们粗略统计，《中华二千年史》卷一“秦汉三国”部分采书约36种；卷二“两晋南北朝”部分采书约53种；卷三“隋唐五代”部分采书约104种；卷四“宋辽金夏元”部分采书约135种；卷五“明清”部分采书约230余种。如去其重复，整个《二千年史》采书约510余种，涉及正史、编年、别史、典故、传记杂事、碑版石刻、州郡地志、文集选本、稗官小说等等。可谓取材丰富，考订精严。 第四，文字表述上的特色。《中华二千年史》在文字表述上与其他史书有所不同，全书大量采录原文，一宇不易。对于这种做法，仁智之见，自会不同。但有一点必须认识到，邓之诚之所以这样做，与他史贵求真、史文贵简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一思想既与前贤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相联系，又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国古代史家特别重视史书文字表述问题，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见解，诸如“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xxii]“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xxiii]等等，并把“善序事’视为“良史之才”的一条重要标准，提出了史书文字表述的质朴之美、简洁之美、含蓄之美等等。但不管提出多少理论，古代优秀史家总是把文字表述反映历史真实放在第一位的，班固评论《史记》，把“其文直，其事核”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这一主张的滥觞。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作为史书，离开了历史真实，任何优美的语言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不独中国古代史家如此，古希腊著名史学家琉善在其所著《论撰史》一文中也认为史书必须具有真实之类，他说：“如果历史学家认为加上一些修饰是绝对必要的话，他应该只求风格本身之美，只有这种美是华而实的。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这种真实的美，却舍本求末，鱼目混珠，贩卖无中生有的浮词”，“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xxiv]邓之诚继承中西史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见解，指出“史学贵真贵简”，把尊重历史真实原貌放在第一位。[xxv]由于邓之城撰写《二千年史》时，正是中国语言文字由文言向白话转变时期，根据这一时代特点，邓之诚从史资求真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由于时代的阻隔，以白话译文言，必定会偏寓文本真意，“诚以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去真愈远。况白话文言，差违巳甚，何能对译?……故记载今后之事，用白话文，正可存实，若追述古事，用意虽在使众人易晓，而求真之意不窘。则原文似不当改，若夫制度，更难以今时文字译之。”[xxvi]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二千年史》全录原书，不做任何改易。再者，古汉主事言简意赅，以白话译之，必会冗长累费，“苟以繁易简，必失之支蔓”[xxvii]。照最原书，不做任何改易，也是为了行文简洁。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来看，《中华二千年史》确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著作，这些特色又是与邓之诚的史学思想分不歼的。作为爱国的进步史家，邓之诚治史的目的是揭示中华民族治乱兴衰的原因，高扬群策群力缔造民族业绩的团结精神，经世致用。《中华二千年史》自问世以来就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今天，该书仍是青年学生学习历史的必读之书，读其书必知其人，以上分析如能于人们了解，认识该书旨趣有所补益，也就达到目的了。 （资料来源：《兰州学刊》1997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注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