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姓邓氏，名之诚，号明斋，又号五石斋，文如其字。原籍江苏江宁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卒于一九六O年一月六日，享年七十有三。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邓廷桢是其叔曾祖，祖名文基，字竹芗，父名拭，字小竹。祖、父于同、光之际，游宦于四川成都，先生即出生在成都。儿时就读私塾，耽文辞，喜读史，四书、五经，皆能成诵。稍长，随小竹公作幕赴云南开化、蒙化、昆明诸府任所，略习六代史，得其父教居多。嗣后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学堂分文武两科，同时考入者，还有李印泉（根源）先生。李身材魁梧，体力过人，专习军事；而先生文弱书生，禀性岐嶷，专攻文史。二人年少气盛，豪迈不羁，俱抱有经世致用之志，虽一文一武，最称莫逆，相得益彰，情谊之笃，垂老而不少衰。先生在校学习期间，品学兼优，每试辄冠侪辈。毕业时获举人出身。既毕业，先生以弱冠之年，充任滇报社编辑，主笔政者数年，对当时国内外政局以及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每有所论述，辄为时贤赞许。年二十三，受聘于昆明第一中学，教授史地课程者又数年，不特于历代史地之学，博闻强识，如数家珍，而且对当时朝野政局和世界各国形势亦了如指掌，洞悉利弊，而最瞩目感切于怀者，则是清季政治腐败，完全被当时昏朽无能的王公亲贵们所把持，环顾列强虎视耽耽，得寸进尺，深恐行将有亡国灭种之祸。故对当时从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人的地下活动，先生亦能每每多所资助。翌年，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夕，先生竟亦挺身而出，与同班友李根源、邵次明、李西原多人，为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武昌起义以后，先生仍兼报社工作，发表过不少政论性文章，热忱地不懈地为辛亥革命欢呼。民国建立后不几年，先生自滇出川、鄂，又积极参预了反袁的护国运动，并结识了孙中山（文）、黄克强（兴）与蔡松坡（锷）等人。又与陈二庵（宦）结为忘年交，同寓北京二十余年，过从尤密。由于先生生长于滇，蜀，足迹又遍于滇、蜀，熟悉西南各省军政界内幕错综复杂的情形，既离滇、蜀之后，乃师王闿运《湘军志》“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的宗旨，著有《护国军纪实》一文，凡二万余言。先生以当时、当地人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纪当时、当地之人之事，故能详其发难原委及其彼此因果关系，洵属不可多得的信史。（此文先发表于《史学年报》一九三五年二卷二期，后又收入为《旧闻零拾》中的一种。）
先生与江阴缪筱珊（荃孙）先生同为成都庄氏的老少女婿。一九一七年先生自滇出蜀，顺江东下，同年秋贽见缪丈于上海虹口联珠楼寓所，深受奖掖。适应北京大学之聘，先生北上抵京。当时国史馆初改国史编纂处，隶于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兼为处长，礼聘屠敬山（寄），刘申叔（师培），叶浩吾（瀚）、童亦韩（学琦）、蒯耕崖（寿田）、孙季芄（诒械）等先生任通史纂辑，而聘先生与张蔚西（相文）先生任民国史纂辑。先生尝欲编纂民国以来的大事，成一专书，自认为二十年间祸乱相寻，又皆身亲目击，或且预知隐秘，本应易于属笔，终因其时当事人大都健在，个中曲折、是非、恩怨，言人人殊，迄未克以一人一手之力成之。以后，又曾任北平《新晨报》社总编辑者多年。这时，新学宿儒云集于旧都，先生结交甚广，虽尝周旋于耆宿前辈之间，并时有诗酒酬和，先生既不附和于主张一切复古的国粹派者流，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革新派者流之见，亦不敢苟同，但有时感于忧患，多所抨击，触犯多人，更不为新文学运动改革论者所喜悦，终究受其排挤，怀才不遇，落落寡合。从此以后，先生杜门韬晦，潜心钻研，遂以授徒著书为终身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外，同时还兼任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的史学教授。在前此近十年中，先生虽尝往来南北，得交章太炎（炳麟）、龚镇洲、沃丘仲子（费行简）、叶誉虎（恭绰）诸先生，但暇日尤喜读乙部书，兼及前人别集和笔记，多至二百余种，随手摘录，于一九二五年夏间，排比纂辑，成《骨董琐记》八卷。所辑举凡金石，书画、陶瓷，雕绣，尤详于明、清两代的朝章国故、遗闻轶事，莫不兼综条贯，都七百余条，间有旁证，别加案语，印行于一九二六年。以后又成《骨董续记》四卷，再印于一九三三年。而《骨董三记》六卷，则在一九四一年即已脱稿，迄未印行，直至一九五五年，并将三种合为《骨董琐记全编》，凡四十万言，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全编》本系先生浏览群籍，随手札记而成，有时所记虽只言片语，然涉猎范围之广，知识见闻之博，对于考释古物，纪述史事，提供了不少有用资料和线索。
从一九三一年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年除讲授十门中国通史外，还每间一年分开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各断代史两门。此外，也还兼任过几年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史学课程。就在这时，先生全家已从城内迁来郊外，最初-住在原燕京大学东门外槐树街十二号。邻居张孟劬（尔田）先生时与先生及洪煨莲（业）先生以诗词相投赠，印有《槐居唱和集》，得诗四十一首，词一首，而以先生得二十四首为最，殊多兴怀感时之佳作。先生只单印一百册，后应吴雨僧（宓）教授之请，以《槐居唱和》为题，刊布于《学衡》第七十九期。随于一九三三年秋，先生再迁居于原燕京大学南门外冰窖十七号（因今北京大学新建校医院，原房均已拆除）。讲授之余，并力补辑昔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作为教本印行的《中国通史讲义》。
《通史讲义》最早在国史编纂处于负责民国史纂辑的公暇，即已开始着手进行，先成《南北朝风俗志》，后因通史教学需要，仿司马光不作《资治通鉴》前编的意旨，从秦以后，约分：秦、汉，三国为一时代，两晋，南北朝为一时代，隋，唐、五代为一时代，宋、辽、金、夏、元为一时代，明清为一时代，选录原文，分类拟题，排比材料，明著所本，于每一时代政治社会经济之各方面，悉能详尽甄录。全书共厘为五卷，历十六七寒暑，计前后修改已不下六、七次。直至一九三三年秋，。才完成宋元部分为止，明清部分迄未脱稿。先生《叙录》有云：“世无司马光之才，二千年之事，正史，杂史，次及史事记载、考证之书，浩如烟海，当如何纠集，而后不致贻误来学。”又云：“所采原书，遍加曾对，并细检书名、卷数，著者姓名，其他又小有是正。”“敢云实事求是，不欲自误误人，则可自信者也。”当时国事日亟，浅薄者废史不观不讲，先生之所以苦心孤诣地提倡读史，读史先读正史，旨在欲人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与贻谋臧否，庶几不至有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先民遗训。章太炎先生复书所云：“今欲使学校中历史一科得以稍稍振起其事，盖不可视以史书宜于阅读，不宜于演讲也。”亦正同斯意，足以互相发明。第二年，先生这部《通史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为易今名《中华二千年史》，先付排上、中两册，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公开发行。中经太平洋战争，罢讲中辍者又数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先生重理旧业，始将下册明清史部分补纂成为完书。全书逾二百万余言，刊行以来，为全国各级学校和社会上知识界广泛采用参考，也为初学中国历史的青年学生指引了门径。
这一期间，先生除自己著书外，尤喜钞书，印书，替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定孤本秘笈，稿本或传钞本，如：《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凡十一种，经先生考定，知为清道光年间宗室奕赓所著。此稿初无总名，因其中有“佳梦轩’字样，先生为题今名。我们知道，清代文网綦严，清人讳言当代史事，遂并典章制度也很少有人注意，更谈不上写专书，公诸于世了。像昭楗所著的《啸亭杂录》一书，最为学人所称道，但比起奕赓这书来，似乎有好些地方又不止稍逊—筹了。
又如《万历三大征考》传钞本，不分卷，一册，明末茅瑞徵著。先生据《明史·艺文志》只著录《三大征考》而不及《东夷考略》，推断二书实为一本。后来访知上海南洋中学图书馆藏有万历年间刻本《三大征考附东夷考略》，正是一书，得到了证实。又如《汪悔翁乙丙日记》，手稿本，系江宁人汪士铎于太平军既破南京后，溷留城中，身亲目击，所写咸丰五、六两年的日记。字迹行草细密，讹夺杂出，不易辨认。先生躬加整理校正，为之付排刊布。虽其中有不少诬蔑太平天国之处，如称“贼”或称“洪贼”等，但所记多为官书所不详，仍不失为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史可供参考的一本书。又如《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一卷，明传钞本，董其昌撰。董其昌以书法名于世，是众所周知的。先生认为《汇要》一书粲然备具万历一朝之事，所录兵事最详，吏、户次之，持论也较为公平，此书校正刊布，足供明史研究者便于参考。又如明末人张萱所著《西园闻见录》一O七卷，三山陈氏居敬堂本，这次付印，先生又据顺德李文田光绪年间传钞本加以校对。从而使这部书完全可以和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相媲美，所纪多非今所习见之书，其参考价值就更大了（最后两书分别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O年付排印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当时北平四郊多垒，抢劫之风时有所闻。同年秋，先生不得已搬家，由校外迁入校内南宿舍勺园四号（原在燕京大学南门附近汽车房后面，今已拆除），一直住到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闭，日本宪兵队开入占领。先生与洪煨莲先生等同被日军逮捕入狱，先生一家老少仓皇被迫搬出校园，迁到原燕京大学东门外桑树园四号。翌年，先生得释后，即暂寓于此，一年后始迁入城内居住。这几年是先生一生中生活上最窘迫的几年。平昔素无积储，囊空如洗，家乏隔夜之粮，专靠典卖、借贷以及戚友、学生们的接挤资助，偶而刻印、卖字来维持一家十余口的最低生活。就是在这样艰窘万状，局促于斗室的情况下，先生一直拒绝替日伪工作，衣粗食粝，泰然处之，仍旧以读书自遣，不废吟哦，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出狱后，最先写出囚居一百四十一日中默记于心的所咏各体诗一百零五首，题为《闭关吟》。后仿宋代《剑南集钞》例，又将出狱后几年中续有所赋的二十余首，一并附录于书尾，单本印行。其次，又追忆狱中所受非人待遇的真实情状，纪述备极详尽，凡二万余言，题为《辛壬纪事》，即指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被囚而言。四年后，复将原稿删去三分之一，改名为《南冠纪事》，于一九四六年刊登在《现代知识》半月刊上。这一《纪事》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严重摧残迫害中国文化学术界的罪行的一个历史见证。这时，先生还著有《桑园读书记》，书中仅择录所读书的四、五十种，集为一卷，六，七万言，体例殆合提要、札记而为一，每书必贯彻首尾，有可供参稽的，间附己见。它正好为史学工作者细心读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先生又整理旧稿，重新写定《滇语》，计二，三十万言，记述先生幼年生长滇中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的派支、分布及其生活、生产和习俗、信仰。先生亲自用端正小楷誊清一过，迄未刊印，现藏之于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翌年，燕京大学复校，先生自己感到年事日高，体力不支，颇有辞教引退之意，只因校方坚决挽留，加以生活所迫，不得不仍回校任教，并迁居今北京大学东门外蒋家胡同二号。从这一年六月起，美蒋反动派继续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先生深恶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坚决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并积极支持爱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直到一九五二年秋，全国大专院系调整，先生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深切关怀和照顾，特别准许作为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全薪退休。此后，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先生退休后，亦曾应中央高级党校之请，该校三四位青年教师亲来先生家听讲明清史一课两三年。但大部分时间，先生在家从事著述，约二十余万言的《东京梦华录注》就在这时写定，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在二十年前，先生已开始作注，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断：一证闻，二补遗，三纠误。即以校勘误字而论，除本证外，也采用旁证。本书既以原刻为主，后此秘册、《津逮》、唐宋、《学津》各本不应以后证前，况多臆改，故皆不取。孟元老这部书最不好读，有好多地方句读都很难，注释就更不容易了。先生注成后，说：“能释者未及十之三四”。足见先生对做学问的实事求是精神，是谦抑为怀，十分矜慎的了。这一期间，先生还写成了一部书，也是先生最后的一部书，稿已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付排，尚未出版，先生已不及待而与世长辞了。这部书就是一九六五年才出版的《清诗纪事初编》。众所周知，自唐以下，各朝诗都有《纪事》之作。先生此编正好填补了清代的这一空白。全书八卷，凡六十余万言，系先生根据多年访求的七百多种顺治、康熙人集部所写成的。以明遗民列为前集，顺治、康熙两朝则按作者地区又分编为甲，乙、丙、丁四集，共收作者六百人，录诗二千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所集诗都属有“事”的篇什，不限于名家，而贵乎诗能记史外之事，故本书与以前各朝诗《纪事》名同而实异了。再者，本书的六百篇小传为先生一生心力贯注之作，所记各书皆由目验，辨别审慎，间加纠正，对清代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至于先生就清初作者和著作，自抒己见，作了评选，虽容或有失当之处，但总的说来，《初编》对于清初八十年间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和文学方面所提供的丰富资料，是有很大贡献的。
先生一生所著书大小十余种外，还写了近百篇文章，短的几百字，长的几万字，其中也有不少代笔之作，一时尚不易搜集。最足引为憾事的是，先生向为精通中国历代官制名家，但权写了一篇《官制沿革备论·论秦以后无真宰相上》，迄未完篇。这对史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了。
先生从事教学工作，前后整整五十年。先在昆明，后到北京，单在燕京大学就有二十年之久。晚年退休家居近十年，旧日师友以及门人，登门请教、质疑问难者仍不乏人。先生教学的一生。，为社会主义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者，其中不少人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先生博闻强识，治学谨严，对自己对学生同样要求，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对每一历史事件，都能原原本本，究其因果关系，剖析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之处尤多。每次讲课，先生是不带讲稿的，也很少带书本上课，遇到必须引证书史时，随讲随写，拿粉笔在黑板上用端正小楷写出，而且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写出，既快又准确，一丝不苟，很少有错。学生在课堂听讲外，如果能到先生家去问问题，那是最受先生欢迎的，先生认为在课堂讲课，必须照顾全局，每个学生程度不一，接受能力也因人而异，所以，有机会和学生个别谈话讨论，因材施教，最便于解决学生个人提出的疑难问题，接触多了，彼此了解深了，也更便于引导学生向深广方面钻研。实践证明，先生这种不单靠课堂上的讲授，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耳提面命，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学方法。先生常说：“做学问要老老实实，要脚踏实地去做，不要弄虚做假，自欺欺人。要熟读几本最基本的书，每读一本，要从头到尾地读，不要半途而废，读完一本，再读第二本。先求懂，再求记，不但要写读书心得，更要写下不懂的和疑难的问题，以便随时向师友请教。这样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学问就会多起来了。”先生谈到如何记忆的问题时，曾这样说过：“这并不难。一个人的脑子就象一个储藏室，各色各样的问题和资料先得分一下类，然后分门别类地各归各类地储藏起来，待要需用时再到各类去找就是了。”这就是说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最讲究要有系统归纳、演绎方法的。先生也常说：“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能读懂古书（研究外国史更要读懂外文书）和能写好文章，多读和多写又是两个条件的基本功。舍此而外，别无其他捷径可言。现在人往往看书得到一点心得，就爱轻易下笔，写文章发表，是我非人，是今非古，是其通病。别人古人不是不可批评的，但要多读些书，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写文章也不为迟。”每当我们感到自己的学识浅陋，功力单薄时，先生就虚怀若谷地教导我们说：“做学问哪有止境的时候？我教了好几十年的书，今天不懂的还多着呢？每年总要有点进步，如果一年没有一点点进步，那就糟了！你们自己知道自己不够，正是你们要求进步的表现。”今天怀念先生的循循善诱和言传身教的精神，还是鼓励和鞭策我们继续前进的一股巨大力量。
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了，二十年前，洪煨莲先生（现仍远寓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先生老友）作《哭邓之诚文如》一首，特录于此，作为对先生一生的总结：
清修与众殊，难用因材大。邓公度外人，生长滇云内。
民初抱壮志，幡然下烟霭。沪滨诸遗老，一见惊风概。
北大编国史，礼聘延耆艾。公时独少年，周旋屠张辈。（屠寄敬山、张相文蔚西。）
淹岁竟无成，筑室道谋碍。政局数屯遑，学府随狼狈。
投笔奔国事，南北疲行驮。党伐生纵横，割据任军队。
金钱买廉耻，苟且相迁代。公谓解纷乱，去兵为要最。
与其争虚言，曷若息凶害。世方轻孔丘，谁复识郭泰。
吾谋适不用，废然返无奈。史学教授席，坐期餐沆瀣。
俸常欠不给，贫直分无贝。君子自固穷，儿女奚所赖。
燕京虽私立，可就资粗粝。辛勤共甘苦，阳纪忽过再。
寂寞槐树街，到门非能戴。僚侪犹寡合，诸生则捧戴。
窗外竹菁菁，斋中人霭霭。插架三万轴，指顾供商兑。
好学斯可教，忠马能无诲。茶烟待客来，著述须宾退。
笔削二千年，百家存沙汰。制度求其通，名物略其碎。
才学识三长，岂徒掉书袋。生平严取予，品藻时显晦。
（公编著大小十余种，而最专心致力。于《中华二千年史》，初印为燕大讲义，中为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之一种，最后完本以一五六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煌煌巨制，都二百万言，其以正史纠稗野之诬，以稗野补正史之阙，犹万斯同季野之遗意也。）
昔贤末轻许，时流更自郐。素厌留学生，顾我为例外。
每逢星期五，过舍欢晤对。嗟我谫陋者，腾残亦沾丐。
别来十余载，入梦疑暧畦。清诗寄万里，犹问藤花会。
人间与天上，此意不相悖。但若念斯文，何能兔怨憝。
暗雾蒙乾坤，洪涛灭华岱。只余一骨董，洒泪空怀爱。
（一九四一年之冬，在日本宪兵队狱，初与杜撰髯叟同拘一室中。忽夜半潜笑不已，低声问之，则曰：“笑日本将领之无识耳。捉我老杜，破了四年以来用无线电暗通国际消息的机关，也算有点本领。但如今捉了一批薄弱书生，已甚可笑，又捉了先生和邓文如般这一对老古董到监狱里，岂不更荒唐之至！”）
（注）本文初写就时，洪煨莲先生尚健在。未久，先生因病不幸于1980年12月23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八十有七。1981年3月15日又记。
（资料来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