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的一生与清史研究有割不断的联系。2002年8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建议纂修清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过问此事。1961年，吴晗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考虑纂修清史，戴逸向吴晗建议从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学生集中培养，专攻清史。吴晗赞成这个想法：“请你当教师，带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1965年，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当时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立即成立了清史研究所，戴逸一直记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和前辈学者的嘱托，把修清史作为终生奋斗的学术目标，为启动清史编纂工程不遗余力。 

在世纪之交，戴逸目睹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的大好形势，觉得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皆已成熟，应把握机遇，促成这件文化盛事。他曾同史学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磋商，吁请"两会"关注清史纂修工作；他曾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纂修清史的建议；江泽民同志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戴逸当面向他汇报了纂修清史问题。于是有了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戴逸的清史梦终于可以实现了。 

数年来，为了纂修清史，戴逸教授在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做了积极准备。 

从1978年起，戴逸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逸先后主持编写了《清通鉴》、《清史编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著作。清史研究所经过25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享有较高声誉的学术梯队，编写整理了一大批清史文献资料，成为国内研究清史最重要的基地。根据戴逸的建议，清史研究所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编纂清史前期工程化整为零，利用各种小额度科研经费的支持，陆续完成清史不同“部件”的研究，以待日后组装，其《清史编年》、《清代人物传稿》，已初具清史"纪"和"传"的雏形。 

挑起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这副重担，76岁的戴逸教授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要赶到编纂委员会临时办公地点国图分馆文津楼"坐班"，召集会议，安排前期工作。编纂体裁体例、编纂人才、文献档案、写作立项管理等千头万绪的工作都等着他。戴逸说：“清史编纂工程的总体设计是编纂体裁体例，它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成败。”为此，编纂委员会专门成立体例体裁调研小组，编制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上半年将召开座谈会，并采用问卷方式广泛征求意见，确定编纂体裁体例。 

戴逸初步设想，编纂清史工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主体工程，即约为3000万字的清史；二是基础工程，即搜集整理出版清代档案文献。清史的编纂涉及多学科领域，不是几个人短时期可以完成的，需要各行专家共同参与。许多重要外文档案分散在世界各地，一些珍贵文献档案保存于我国台湾，台湾一些学者终身研究清史，他们也很关心清史的纂修。香港、澳门特区及海外的清史学家对清史编修也很关注，可以采用适当的形式，与他们共襄盛举。 

戴逸确信，有可靠的政治保障和财力支持，有训练有素的编纂队伍，有百年学术积淀，只要全国学术界齐心协力，一定能编纂出高质量的清史。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