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的一生与清史研究有割不断的联系。2003年1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今年春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等一行南下上海，召开《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座谈会。在下榻的好望角饭店，我见到了戴先生。通过这次采访，我对他如何进入清史研究领域，如何与《清史》编纂结缘，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吴晗请他参加起草《清史》
编纂方案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以后，继起的统治者为了借鉴往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快就设史馆，聘人才，编纂前朝的历史。他们懂得：从前朝的历史中，可以寻找到进行统治的经验教训。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已灭亡90多年。当孙中山先生任职临时大总统时，就有人呈请设立国史院，孙中山先生将此建议，咨送参议院讨论。袁世凯任总统时，设立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参加修纂工作的有柯绍忞、缪荃荪等100多人。从1914年开始工作，至1927年完成，历时14年，写成《清史稿》一书，共536卷，是近代一部大型的重要历史著作，此书在汇集和排比数据，叙述史事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清史稿》的缺点和谬误较为严重，主要是参加编写的人大多是遗老遗少，站在清朝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反对革命，反对进步。《清史稿》刚刚发行，有人就指出此书的许多谬误。其中有的是政治问题，也有的是学术、体例和材料问题。《清史稿》付印后，由于明显地抱着与民国敌对的立场，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有人建议作重大的修改，或者另行编写新的清史，但一直未能进行。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副主席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议编修《清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1958年，周总理委托吴晗同志找一些人商量编修《清史》。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戴逸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最年轻的编委，吴晗对戴逸的才华很赏识。所以当周总理委托吴晗搭班子起草编纂《清史》方案时，他自然想到戴逸。其它的还有郑天挺教授、任继愈教授等。吴晗对总理交办的事很认真，他有许多设想，如建清史馆、延聘人才，那时北京地区正在修运河，吴晗对戴逸说：“以后我们讨论编纂《清史》体裁时，可以乘船边游览运河，边讨论。”上世纪50年代，我们培养的史学人才还不多，研究清史的专才更少。戴逸向吴晗建议，在大学里招生，设立清史培训班。吴晗笑着对他说：“把学生交给你吧，你教他们读《清史稿》、《清实录》。”正在酝酿《清史》编纂方案的时候，我国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不仅清史培训班的事泡汤了，而且《清史》的方案起草工作也停止了。不过，从此，编纂《清史》就一直成了戴先生的梦，他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奋斗的目标。
又一次参加《清史》
编纂工作周总理日理万机，仍然惦念编纂一部新的《清史》，1965年夏秋之时，他委托时任中宣部长的周扬召开部长会议，讨论编纂《清史》一事。会上，决定编纂《清史》，并成立以人大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戴逸是年纪最轻的，还不到40岁，其它的是尹达、刘大年、关山复、刘导生和佟冬。戴逸受命领衔筹建清史研究所。吴晗和郑天挺都是著名的清史专家，他们没有参加，因为那时的形势已经很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果然，两个月之后，报上就开始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戴逸曾和几位同志以“方求”笔名写了一篇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此文被作为“真包庇，假批判”的典型，戴逸受到冲击。《清史》的编纂工作又搁浅了。解放前夕，戴逸被捕，是胡适把他担保出来的，所以，他又被诬蔑为“叛徒”，但是，人大的“大人物”多，戴逸和他们相比是“小人物”，很快就“解放”。“文革”中，人大被解散，教职员工都被赶到“五七”干校。人大副校长郭影秋同志是一位老干部，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对明清史很有研究。他知道，不管什么时候，《清史》总是要编修的，于是，同当时北京市“革委会”有关领导商量，把人大研究清史的教师集中到北京师范大学，成立清史研究小组，名义上属北师大，实际上保留了人大的编制。
这时，北京高校乱哄哄，戴逸利用这个机会，同大家“闭门”读书，查阅和整理有关清史资料。他还受外交部的委托，完成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专著，为我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和备要。现在，一提到“文革”浩劫岁月，他就不由自主地想到郭影秋同志，无限钦佩地说：“郭副校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苦心孤诣地保留了清史研究人才，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远见卓识、爱惜人才，功莫大焉！”
为编纂《清史》呼吁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立即正式成立，戴逸先生为所长。他始终记住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和前辈学者的嘱托，去实现编纂《清史》的美梦。戴先生一方面开始“招兵买马”，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另一方面组织他们整理和挖掘清代的文献资料，为编纂《清史》作好准备。不久，邓小平同志在一封建议编纂《清史》的人民来信上作了重要批示。1981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讨论科研规划，《清史》编纂被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并延至“七五”。戴先生兴奋异常，他感到编纂《清史》的梦即将变成现实。1982年秋天，由他倡导和牵头的第一次全国清史学术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会上讨论了编纂《清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是，当时，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史学研究还没有恢复元气，而且国家也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清史》编纂，所以，尽管戴先生满腔热血，一再呼吁，《清史》编纂工作仍然未能如愿以偿！
《清史》的编纂历经一波三折。但是，戴逸先生并没有灰心，他坚信编纂《清史》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他带领他的同事、学生，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在清史研究的园地里默默地耕耘。20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撰写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清史著作，其中如作为国家历史教材的2卷本《简明清史》，20卷、800多万字的《清通鉴》，20卷、800多万字的《清史人物传稿》，12卷、600多万字的《清史编年》，以及九卷大型丛书《十八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等等。此外，他还写了400多篇的各种各样文章，已经结集出版的有《覆霜集》、《步入近代的历程》、《繁露集》、《语冰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还有数百万字与别人合着或合编的各种书籍。用“成果累累，著作等身”八字来形容，丝毫也不过分。同时，在他担任博士生导师期间，他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了30名博士，其它的学生不计其数，人们称之“戴公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已成为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他为清史研究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吴玉章奖章和香港柏宇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金球奖等﹔他曾经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
《清史》编纂工程启动 他的梦圆了……
编纂一部大型的《清史》，始终是戴逸的美梦。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直至21世纪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为了圆他的这个美梦，他不停地创造条件、不歇地全力呼吁。20世纪末，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明，学术繁荣。可以说是政通人和，国富民强。盛世修史，是时候了！戴先生常常和他的同事和同行议论编纂《清史》大计。在他看来，编纂《清史》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我们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对我说：“人们讲清朝的成绩，总要举《四库全书》、《明史》，讲明朝总要举《永乐大典》、《元史》，讲宋朝总要举《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五代史、唐史。我们子孙后代看我们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什么呢？我看编纂《清史》可以算一项！它是一代盛典，总结268年的清王朝历史，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学术研究的条件来看，现在也是比较成熟。他继续说：经过20多年的积累，我国在清史研究方面出版了一大批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是晚清的成果最为突出。
在戴先生看来，现在编纂《清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又在报刊上撰文，大声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他和他的同事、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李文海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磋商，希望他们分别以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九届委员的身份向“两会”提交议案，吁请政府出面组织编纂大型《清史》。他又和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蔡美彪等首都一大批著名学者联名向中央写信，吁请编纂《清史》。不久，江泽民、胡锦涛、朱?基、李岚清四位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宣告《清史》编纂工程启动了！戴先生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谈到这里，戴先生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欣喜若狂，马上打电话告诉同事和朋友，大家都欢呼雀跃，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多年来，我多次呼吁编纂《清史》，并不是为当什么主任，《清史》工程启动了，我愿足矣！”其实，我早就听朋友说，中央决定编纂《清史》后，曾经派人来同戴先生谈话，请他出来牵头，主持其事。戴先生提出自己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请年轻的专家出来挑重担，他可以辅助他们。后来，李岚清副总理说，编纂《清史》，戴逸先生不出来牵头，谁出来牵头！我问戴先生有没有这回事？他坦诚地告诉我，确有此事。学术界同行都知道，戴先生是一位博学多才、德高望重的忠厚学者，《清史》总纂，非他莫属。我理解戴先生的心情。他说：“既然中央决定了，这是对我最大的信任，我就不能推托了。只有努力工作，不辜负中央的殷切期望。”
他为编纂《清史》日夜操劳
2003年1月28日，国务院组织召开由《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和部分在京的专家参加的“《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李岚清副总理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清史》编纂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
戴先生“走马上任”了。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清史》编纂委员会临时办公地点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楼“坐班”。编纂事务千头万绪，他都必须过问。回到家中仍然不得安静。为了编纂一部传世的《清史》，他真是日夜操劳，忘我工作。他告诉我：修史工程，体裁体例先行。目前，确定体裁体例的工作，已成为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它是整个工程全面展开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未来《清史》的质量。为了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集思广益，编纂委员会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向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广泛征求意见。在对这些意见进行综合分析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尽量确定恰当的题材和制定系统周详的体例，以保证《清史》编纂工作的顺利开展。
戴先生说，一旦确定下来，争取10年时间完成《清史》。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戴先生坚信，有可靠的政治保障，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有训练有素的编纂队伍，有全国专家学者的大协作，10年时间当能完成一部高质量的、能反映当代学术水平的大型史书《清史》。
（资料来源：《人民论坛》2003年第10期，转载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