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在最新一期中刊载了对《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历史学家戴逸教授的访谈实录，就一些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解读。
记者：戴逸教授，首先祝贺您荣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请您谈谈编纂《清史》的意义，也就是说，为什么要编纂一部《清史》呢？
戴逸：这可以从几点来说明。第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新中国诞生以后，董必武同志曾建议纂修清史，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上个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纂修清史的规划，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暂行搁置。1965年秋，周总理又委托中宣部周扬同志负责组成了以郭影秋为首的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机构，因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修史计划夭折。十年动乱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批转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又曾筹议纂修清史，并初步拟订了编纂规划。但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之际，百废待举，难以顾及此事，故此议又被搁置，可见，纂修清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几代史学家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
第二，我国有优良的修史传统。中国的历史纪录是连续不断的，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一个朝代灭亡之后，新的朝代即为前朝修史。我国有“正史”之名的纪传体史书共二十五部，系统详细地记录了自五帝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了解历史、研究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沿革的全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宝库。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第三，清史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息息相关。清朝自满族入关至宣统逊位，统治中国长达268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对我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清朝历史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史料繁多，与现实接近。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人口、宗教、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了解根由。编纂一部翔实的高水平的清史，是了解祖国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教育青年，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培育与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第四，纂修清史，也是因为《清史稿》问题百出、讹误甚多。因二十四史至《明史》而终，北洋政府于1914年开设清史馆，为清朝修史，但因战争频繁，政权更迭，经费拮据，造成该书仓促杀青。这本书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但问题很多。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他们站在清朝的立场来取舍褒贬，许多问题的记载失实，贬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至于后来国民政府将它列为禁书。此后，台湾当局对《清史稿》作了一些修补，但限于人力、财力及史料，再修清史工作始终未能启动。
记者：在您看来，我国现在具备了纂修清史的条件吗？
戴逸：已经具备了修清史的条件。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家有这个财力来支持。特别是50多年来，清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清史研究队伍，且在不断扩大，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大批清史资料已被整理出版。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这项工作。2002年8月，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朱镕基同志、李岚清同志都批准了建议纂修清史的报告。2002年11月，成立了由14个部委组成的清史编纂领导小组，2002年12月12日成立了编纂委员会，标志着这项工程正式启动。
记者：您作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对编纂清史有哪些构想？
戴逸：纂修《清史》是新世纪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在纂修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理论问题与是非问题上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讲清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要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最终要使《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做到思想性、学术性与科学性较完美的统一，使《清史》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佳作。在修史过程中，同时培养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
记者：您认为纂修高质量的清史有哪些困难？
戴逸：纂修一部高质量的《清史》，困难很多。纂修清史是一项规模宏大、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任何个人或单位都没有独立承担这项宏伟工程的能力，这就要由中央政府出面组织，需要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
清朝历史时间跨度长，涵盖的领域广，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科技、艺术、宗教、民俗等等，除了发动清史专家参与外，还要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充分发挥各种专业职能部门的作用。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50年来整理了一大部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整理。许多档案因时间过长，已经揭不开页码了，急需抢救，因此仅仅搜集资料就已是一项大工程了，这就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
记者：目前，社会上有些人认为纂修清史是“不急之务”，您怎么看？
戴逸：对这种事情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固然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但同时也不应该轻视文化建设。在经济建设方面，国家上了那么多的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电东送工程、青藏铁路工程等，文化上怎么就不能上一个大工程？只搞经济工程，不搞文化工程，怎么能落实三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不搞文化工程，怎么能提高国民素质？怎么能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要请新闻舆论界宣传好这一工程，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工程的重大意义，从而理解、支持这个工程。
记者：您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打算如何保证这部书的质量呢？
戴逸：为了能够确保纂修成一部高质量的《清史》，首先是坚持唯物史观，另外，我打算抓好几个关键性环节。一是挑选好人才，只有挑选到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才能挑得起重任。二是把项目落实到人，实行责任制。三是集思广益，集体讨论体例、框架结构等问题。四是写好样稿，作为范例。五是中期检查，严格把关，一经发现质量问题，赶紧换人。最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鉴定验收。
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我深感责任重大。面对百年不遇的文化工程，我有喜有忧，最关心的是质量问题，最担心的也是质量问题。因此，广大专家学者要发扬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作风，力戒浮躁，要耐得住寂寞，全神贯注、尽心尽力做好工作。我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有广大史学专家学者团结协作、艰苦劳动，这项宏伟的文化工程一定能够顺利实施，圆满完成。
（转载自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