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教授是我国当代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尤其是对于有清一代的历史，无论是在以其个人的研究成果开拓研究领域方面；或者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研究事业的发展而论，都建树丰硕，贡献卓著，实处于执牛耳的翘楚地位。
笔者从50年代中期起即为戴师之弟子，以后又承蒙其提携与厚爱，曾长期作为他的同事和助手，因不揣浅陋，草成此学术传略。
从江南少年俊彦到著名历史学教授
戴逸，原名戴秉衡，江苏省常熟市人，1926年9月10日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一个人从幼年起生活于什么样的环境，其在少年、青年时代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学习和生活道路，乃至于逐渐形成了什么性格、志趣、理想、爱好，对其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戴先生的故乡常熟，既是扛南景色秀丽、物产丰腴的鱼米之乡，又是文化积累丰厚、人文荟萃之区。这里自古以来，便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和藏书家。如明清之际在桂林坚持抗清而壮烈殉国的名士瞿式耜、光绪皇帝之师翁同龢、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等等，都是常熟人。清代江南有名的藏书家铁琴铜剑楼瞿氏就是戴家的近邻。而且，在他的老师和亲友中，既有清朝的举人、秀才，也有南社诗人。戴逸先生在如此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自幼就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刚迈入小学门槛，就迷恋于阅读以历史故事为内容的连环图画，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唐》、《西游记》、《水浒传》等等，都使他看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这些历史连环图画，描绘的历史知识虽不见得准确，却唤起了其对历史的特殊兴趣和爱好。
随着年龄增长，戴逸进人中学后，对历史的爱好与日俱增，语文和历史是他最爱好的课程，除学校教读的课本外，还大量阅读课外文史读物。常熟市内的几家古籍书店，摆着各种线装书，也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旧书店中没有座位，他就捧着书，站着阅读。什么“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他都贪婪地翻读。有时，他还把家中给的零用钱积攒起来，买些自己珍爱的廉价书。有次，买了部残缺的《昭明文选》，他如获至宝，便又设法借得完整的本子，于课余时间一字一句地抄写补齐。他一边抄写，一边装订，直至完整无缺。就这样，日积月累，到读高中时，自己竟拥有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有了自己的书，他在阅读时，就用红蓝色笔，浓圈密点，甚至练习标点断句。如同他在一篇自述中所说：“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①]正由于他在十几岁时，就对历代文史名著，下了如此刻苦攻读的功夫，所以，几十年后，仍能对许多文史名篇佳作，抑扬顿挫地背诵如流。
中学时代的戴逸，在贪婪地阅读各种史籍诗文名篇的同时，也不断练笔习作，他15岁起，便开始在当地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散文——《春》。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在常熟、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表了散文、小说和短论，如《谈扇》、《爱山篇》、《送毕业同学序》、《巫师娘》、《高中国文课应该改革》等。他当时显露的才华，即为师友称道为“少年才子”。今天看来，确不愧是江南少年俊彦。
自幼酷爱文史的戴逸，于1944年高中毕业后，理应到名牌文科大学深造。但在旧中国重理轻文，学文史没有出路。受社会和家庭影响，他迫于舆论压力，在同年违心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但“交大”的课程设置，与其一向的志趣格格不入，他一心想念的仍是历史和文学，致使他深感彷徨与困惑。最终竟不顾家庭和亲友的劝阻，放弃了在“交大”已有两年的学历，于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戴逸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洋溢着民主、自由的学术殿堂后，真是夙愿以偿，如鱼得水。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胡适、贺麟、郑天挺、邓广铭、杨人缏、沈从文等文史哲大师，都曾为他授课。图书馆中那浩瀚丰富的藏书，更令他如进宝山，目不暇接。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废寝忘食地学习，恨不得一口吞下全部知识，并立志献身于学术研究。然而，事与愿违，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富有正义感的戴逸，对之深恶痛绝。此时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更把他从一心钻研学术的幻梦中惊醒。他虽然爱读书，但更爱祖国，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奋身投入进步学生运动，并成为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白色恐怖中，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了英勇斗争。他的革命行动，很快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即将其列入黑名单，发出通缉令。因此，他不得不割弃心爱的学业，离开北大，通过封锁线，毅然奔向解放区，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后留校在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
1949年他又随华北大学进入解放后的北京，满怀喜悦之情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至今，他一直在该校从事教学与研究。曾先后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党史系、历史系、清史研究所工作。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他辛勤耕耘，勤奋治学，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淡薄名利，不求闻达，以献身学术的执着追求，将全部心思精力倾注于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由于其教学和科研成绩突出，1955年尚未进入而立之年，即被评为副教授；1959年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61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同时，从1961年起，便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批判。1978年，在“文革”中被解散的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校，并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他迅即担任副所长、所长。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人民教师”光荣称号，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9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
由于戴先生在历史学学科领域，成就昭著，贡献卓越，且道德风范也为人钦敬，故在史学界深孚众望。因曾历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届、第五届会长。自1988年起，又任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他还曾先后到越南、日本、美国、德国、前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1995年、2000年又两次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推动中国历史学界进一步走向世界。
戴逸走上治史道路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尽甘苦，终于成为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享有国际声望的历史学大家。从一个江南少年俊彦，到北大的进步学生，直至为著名历史学教授，就是他所经历的人生道路的轨迹。
循着“逆向回溯”的路径研治清史
戴逸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特别是作为清史专家，他的学术生涯并非直接从研究清史开始，而是循着“逆向回溯”的路径步步推进，如同他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所述：“但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而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事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②]
一个学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固然出发于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同时，又不得不根据工作的需要而服从组织的安排。戴逸的学术生涯是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的，当时，他割弃心爱的北大历史学专业，跑到解放区——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在“华大”这座革命的熔炉中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在分配工作时，他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而后却被分配到该校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的党史专家胡华教授领导下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同时也协助胡华教授收集资料，进行党史、革命史有关问题的研究。直到1949年回到北京，在华北大学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他依然在胡华领导下，继续从事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国革命史是一门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很强的专业。根据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此间，他系统地、废寝忘食地攻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所用的时间几乎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由此奠定了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并养成经常坚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从而树立了唯物史观。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只有用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才能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和研究历史，也是戴逸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突出特色。在认真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戴逸还以旺盛的精力，着重于中国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当时，曾以王金穆的笔名于1951年撰写出版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这是他的处女作，却一版再版，销行甚广。为了配合解放之初全国范围掀起的学党史、革命史的热潮，他还与彦奇一起协助胡华主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此书经胡乔木同志审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竟畅销几十万册，所得稿酬极为丰厚。是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他与胡华、彦奇爱国热情高涨，三人联名以所得稿酬，与别人一起购买了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③]①戴逸等人的这一义举，使我想到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站在时代前列，有充沛的爱国主义激情，而戴逸在初人史学战线时，便努力使自己具备这样优秀的情操和品格。
1952年，戴逸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一分为二，原来的历史组单独成了中国历史教研室，因缺少中国近代史的教师，戴逸又被调到该教研室承担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本来，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由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尹达教授承担，但他这时却调离了人民大学，他的此项教学任务不得不落在年轻的戴逸肩上。从此，他先后担任几届研究生班的导师，主讲中国近代史。那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尚未有一本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著作（只有范文澜同志的尚未写完的近代史），更没有一本适用的教材，浩如烟海的资料也还未及整理，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为此，戴逸不得不精心备课，常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刻苦努力，戴逸的授课终以精辟的见解，严密的逻辑，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受到所有学生的欢迎。我1956年进人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时，正好有幸听戴老师讲授中国近代史，他当年讲课时声情并茂的风采仪型，至今仍嵌印在我的脑海深处。戴逸通过几年教学实践，对整个近代史的全过程了然于胸，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巳积累了一些新的观点，深感这一领域的研究亟待开辟，于是决定要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近代史。因此从1956年起，经过两年时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其《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此书以其新颖的论点、严谨的结构、缜密的论证、丰富的史料及其清新的文采等独具的特色，在学术界形成一股狂飚，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史学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作者也由此声誉鹊起，成为国内知名的青年历史学家，并奠定了他在史坛应有的地位。《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完成后，在担负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即又着手第二部的编著。不过，从1957年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同时，他又先后担任大量行政领导工作，个人用于研究写作的时间日益减少，直到1964年才完成第二卷的写作，打出征求意见稿后，尚未及修订出版，便不得不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不久，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祸国殃民的“文革”中，他也因曾撰写过《论清官》及《〈海瑞罢官〉代表了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被诬陷为是吴晗的同调，而遭无情打击。随之，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这近十年的宝贵光阴，正值戴逸40多岁，乃精力充沛、思想成熟的黄金时代，本可更多地从事学术研究，却不得不与书本绝缘，中断了研究工作，实在是时代的厄运、历史的悲剧。戴逸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也一度被迫停办，直到1978年在郭影秋校长等人的努力奔波下，才得以重新复校，并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他本人在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说：“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如前所述，戴逸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前，还曾研究过党史、中国革命史。也正是我们在前文所说的，他是循着“逆向回溯”的路径，即从研治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向，最后落脚于研究清史的。
从表面上看，戴逸以研究清史作为自己毕生的专业研究范围，但是未能一开始就从直接研究清史人手，似乎是走了一大段迂回的路，似有些事倍功半。实则不然，事实上他沿着“逆向回溯”之路，经过对党史、革命史、近代史的研究，对最后转入对整个清史的研究却大有裨益。因为他通过党史、革命史的研究，曾系统而认真的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既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又大大提高了理论思维能力。同时，对党的历史及其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正如戴逸自己所说：“对现实知道更多，对历史会理解得更深。”[④]至于他从事过的中国近代史——包括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朝的历史研究，亦即晚清史研究，正是清史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一段时期内，史学界把中国近代史与鸦片战争之前清前期、清中期的历史有所割裂。事实上清代历史进入晚清之后，沦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愈来愈衰败和腐朽，并非偶然，许多问题都可以从清前期、清中期的历史中找到根源。晚清史正是清前期、清中期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戴逸通过对近代史亦即晚清史的教学与研究，恰恰得以更清楚地了解清代历史的来龙和去脉。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清史名家，对清史的研究博大精深，主要就在于能自觉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自如的做到史论结合，他的一系列清史论著常能独辟蹊径，发人之所未发，恩人之所未思，正得力于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及其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并体现在自己的研究之中，而这些却正和他“逆向回溯”的治史道路有关。
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点
戴逸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清史研究工作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著述丰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公开发表出版的研究成果达500多万言，其主编的各种图书更是以数千万言计。作为新中国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其学术成就与研究成果，既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里只着重介绍他在清史领域的成就。
谈到戴逸在清史领域取得的成就，有必要对其之前清史研究的历史状况稍作回顾。从1644年顺治朝建国到1912年宣统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逊位，这268年的历史构成清朝断代史。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清代史，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它承上启下，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和终结时期，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处于历史转折点上，和当代中国社会有密切联系。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要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就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分析。因而，研究清史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然而，长时期以来对于清史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清朝灭亡之前，虽然也建有国史馆，并编纂了些《实录》、《圣训》、《方略》、《会典》之类的文献。其中陈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过程，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轮廓和细节，收集整理了不少政府档案，为后人对清史研究提供了些依据和史料。但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之下，对本朝的历史整理只能是歌功颂德，不可能进行客观的研究。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又曾开设清史馆，编纂了536卷的《清史稿》，这可谓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大型清史之作，它按照纪、传、表、志的史书体例记叙了清代的人物、史实、典章制度、艺文，也网罗了大量史料。但是，由清朝遗老领衔编纂的《清史稿》完全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粉饰清朝的统治，充斥着歌功颂德的话语，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起义都极尽诋毁诽谤之能事。思想观点极其陈腐。另外，在编纂方法、史料考订等方面也有不少错乱和讹误。因此，虽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但绝非是一部科学的清史著作。继《清史稿》之后，由于保存在清宫中的大量档案流传于社会，且被一些研究机构和有心的学者做了些初步的编辑整理。此时，有少数严肃的学者如孟森等，对清史又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留下了《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这些著述对清前史和清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人物、典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反映了作者在其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摆脱了封建时代纪、传、表、志的传统修史体例，以当代新式的通史体裁，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对清史学科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功不可没。在此前后，还有梁启超、钱穆先生，都撰写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集中而全面地论述了清代的学术思想，成为后人研究清代学术的圭臬之作。但这些学者与著述，因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个人的局限，尚未能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大量的宫中档案也未能充分利用，在研究范围方面也比较偏窄，或限在某一领域，与建立科学的清史体系尚相距甚远。
继而，又有郑天挺、傅依凌、王钟翰、杨向奎、商鸿逵诸先生，致力于清史、经济史、满族史或清代学术的研究，他们都是清史学界的前辈，同时，他们也都是处于新、旧时代转折过程中的学者，其学术活动，从解放之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其研究成果，既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又不同程度接受和运用了唯物史观，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卓有成就和贡献，尤其是王钟翰先生直到目前仍老当益壮，在清史、满族史、民族史研究领域辛勤阱耘，论著丰厚，影响重大。这些清史界前辈的贡献和成就，都嘉惠后学，为今天的清史研究起着先驱的作用。但平心而论，上述诸前辈的学术成就也多反映在清史有关的某些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满族史、思想史等方面，或属某一专史，或属某些专题，及一些重要人物、事件与典制方面。而且以个人之力，我们也不能苛求这些前辈构建成全面、系统完整的清史体系，更不可能完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能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的大型清史。
戴逸与上述诸位清史学界前辈不同的是，他生也晚，所处时代不同，其正式走上治史道路时，既能充分吸收这些前辈的学术成果，又能沐浴时代精神，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同时，还能利用大批经过整理出版的各种新的史料。这些得天独厚的主客观条件，使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学术成就，有可能在前人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这也符合学术的发展规律。
戴逸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除前述195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外，在其转入清前期历史研究后，又一部力作则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撰写这部著作时，适值中苏珍宝岛事件之后。当时，中苏两国正在举行边界谈判，有关方面希望历史学界能对边界问题进行研究，以供政府之间边界谈判时作为历史依据。戴逸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接受了研究和撰写尼布楚条约这一任务。这一课题显然有很强的政治性，但他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尽可能的以科学的态度，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弄清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既利用了当时前苏联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包括俄方使臣戈洛文的日记；也利用了我国翻译的在中俄谈判中充当译员的外国传教土张诚、徐日异的日记，又从故宫中查找到有关尼布楚谈判时的满文奏折。同时，还查阅了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有关善本书籍。终于以四年时间，真实而详细地论述了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的情况、条约的文本和争议的问题等，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书中以有说服力的论据，清楚考证了许多与边界有关的重大问题，披露了许多以往史书中从未记载的、也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澄清了中苏边界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为我国外交部在中苏谈判与交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这无疑是清史研究中开拓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也正式成立，该研究所的任务和长远目标是编写大型清史。戴逸考虑到大型清史的编写有待各方面条件的准备和积累。鉴于当时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因此，他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以清理清代近三百年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满足社会上学习与研究清史的需要，同时又能培养和组织清史研究队伍。因由他领衔主编，并组织当时清史研究所的有生力量，着手《简明清史》的编写。在此过程中，他以七年的时间和精力，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冥心苦想，考虑和研究了清史涉及的很多问题，而后对参加编写人员提供的初稿，逐章、逐节、逐句、逐字进行了改定，甚或完全重新写作，而编著成《简明清史》第一册、第二册，于1980年、1984年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简明清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清史研究成果，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和丰富典型的史料，较为广阔的视野，构建了清史体系，成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专著。该书出版后，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大学文科教材，还先后被评为国家教委的全国优秀教材，并荣获北京市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吴玉章优秀教材奖，且多次重印，至今已累计印刷多达八九万册，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简明清史》作为戴逸研究清史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对于促进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推动和开拓清史的教学与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
继《简明清史》之后，戴逸以饱满的精力，笔耕不辍，又先后组织主编了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如国家“六五”规划项目《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以及《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等大型史书。还精心组织策划了列入“七五”和“八五”规划项目的《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些项目，都以新的视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开拓了研究领域，体现了史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在研究这两大课题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人物与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时代创造了人物，为人物提供了活动舞台，而杰出人物又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时代的特色，执行了时代的要求，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由此，他又对参与、领导并塑造中国18世纪的乾隆皇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精心研究，从时代特点与个人思想、性格、作为相结合的角度，撰写出版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这部著作有别于学术界已有的关于乾隆的传记类的图书，有自己独具的魅力和特色。
这里还有必要着重评述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丛书及其亲自撰写的其中的《导言卷》，该研究丛书共分9卷，计有《导言》、《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与文化》、《对外关系》等卷。戴先生曾在一篇论文中说：“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是因为“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时西欧和美国等都先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跃进，开始了近代化进程”[⑤]，而当时的中国又如何呢？戴先生曾具体分析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但如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作横向比较，却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迟暮。当时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和辉煌，实则却正在走向衰世的凄凉。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实际上在18世纪已埋下祸根并露出征兆。有感于18世纪对中国与世界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如何从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进行对比研究中，深刻认识当时中国的国情，分析当时清朝统治者决策的得与失，从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当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此认识基础上，戴先生又提出：“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割和孤立的研究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离开中国，世界史不是完全真正的世界史。”[⑥]而要将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去研究，就要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世界进行比较研究，既要看到“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又要找出“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异”[⑦]。只有这样才能会通中西，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根据上述立意和方法，为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展开全景式地论述，并立足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可比性方面进行比较。戴先生又将此一研究丛书设计了《导言卷》作为丛书的纲要，又按照政治、军事、边疆民族、经济、农民、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范畴，各自独立成卷，对18世纪的中国作出比较客观的、综合的历史分析。戴先生本人撰写的《导言卷》，以阐明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为开篇，又从中西各国对比的角度，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近代化问题，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区域、阶级、城市、政治、军事、边疆、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该卷主旨鲜明，史论结合，既有丰富的典型史料，又有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确然是大家手笔。应该说，戴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亲自撰写的《导言卷》又是一部开拓清史研究领域的鸿篇巨制，迅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国际18世纪研究会主席、德国著名学者约翰·施洛巴赫，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是一件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这部著作定将为这个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并开创对其特征的充分探讨”[⑧]。国内一些历史学家也纷纷肯定性地指出，该书“选择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焦点定在18世纪的中国，但又不限于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这就不仅在史书的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更重要的是经过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巨大的历史课题”，因而本书“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加深对当代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了解，并为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提供坚实的历史理论依据”[⑨] 2。足见《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价值和影响。
除上面介绍的戴逸的重要代表作之外，他已出版的著作还有《履霜集》、《步人近代的历程》、《繁露集》、《语冰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等论文集、随笔集，其中包括了大量清史方面的专题论文。如《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汉学探析》、《清代的封建土地占有形式》、《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乾隆朝北京的城市建设》、《中国的<四库全书>》和法国的<百科全书>》、《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乾隆金川战争中的天时、地势和人心》、《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等等。从戴逸的各种清史专著，再到其一系列各方面的清史论文，反映了戴逸对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均有精湛研究，其对清史全面、系统地把握，确无人能望其项背。在戴逸的多本论集中，也有不少他对有关清史论著撰写的序跋与评介。此外，他还主编了不少有价值的大型史书和工具书，其中重要的有《二十六史大辞典》、《中国近代史通鉴》、《清通鉴》（与李文海共同主编）、彩图本《中国通史》（与龚书铎共同主编），后两种前不久还双双被评定为中国图书界的最高奖项——中国国家图书奖。
戴逸治学的主要特点是：一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敏锐，长于理论分析，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感，重视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体现了史与论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他的著作既有丰富的史料，又有精辟的理论阐发；既有广阔的视野，又有微观的具体考证；富于文彩，语言清新活泼，优美流畅，可读性强。我国古代史论家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等四长，戴逸则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优良史学传统，说他是当代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四长的一位优秀历史学家，确非溢美之词。
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呼吁编写大型清史
戴逸对历史学特别是清史的贡献，一方面体现在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开拓清史研究领域，接连不断地推出具有开拓创新的论著，并组织了一系列具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时又主编了一些列入国家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另方面又反映在他为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组织清史研究队伍，建立清史研究机构，培养提携清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及一再呼吁编修大型清史等方面。
近30年来戴逸为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由于他德高望重，曾连任过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史学会会长等学术领导职务，经常出席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能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大讲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清史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清史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清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如何搜集整理和使用清人文集，宫廷档案等。他也在清史有关的各种专题学术会上发表对清史上的历史人物、事件等问题上的看法和见解，大多能以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使各方面对清史研究引起关注，把清史的学术讨论不断引向深入。
为使清史研究有稳定的基地，有一支固定的研究队伍，在各有关领导方面的支持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清史研究所，他积极参加筹建，并长期担任该所领导，至今仍任名誉所长，又始终是该所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他为全所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规划，确立研究项目，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清史研究所已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清史研究基地，既出成果，又出人才。他在提携和培养清史研究新生力量方面也循循善诱，沤心沥血，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就培养了不少中国近代史——晚清史的研究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82年评定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已先后培养了国内外的4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青年学子经过戴先生的培养大都已成为清史学界的新秀，有些人已晋升为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清史研究的骨干和中坚，使清史研究后继有人。
为推动清史研究，提携和鼓励后进，他还为不少中青年清史研究工作者出版的清史论著撰写序言，其中多收录在其几部论文集、随笔集中。令人钦敬的是这些序言并非是应景式的抽象溢美之词，而常常是结合该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既评论该书的长短优缺，又阐发他个人对有关问题的见解，如其为孔祥吉的《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所写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为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一书所写的《失去的历史机遇》，为张玉兴编选的《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所写的《龙庭亦是豪游地·海月边霜未觉愁》，为柯愈春的《清集簿录》所写的《开启清代诗文集宝藏的钥匙》等序言，其本身就是与各书研究范围相关而阐发了深刻见解的论文。
戴逸对清史研究事业的推动，更突出的还表现在他多年来一再呼吁要重视和着手对大型清史的编纂，且已为此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早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⑩]。他当时还提出了编写大型清史的规划与设想，主张这部史书可以包括以下几部分：（1）清代通史；（2）清代人物传；（3）清史编年；（4）清代专史；（5）清史图表；（6）清史书目。另有两个附录：南明纪和太平天国纪。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上述规划尚未能实现，但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则对规划中的某些部分做了不少工作，且已产生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十二卷本的《清史编年》、多卷本的《清代人物传稿》等。国内有关清史研究单位的一些学者，还编写出版了十卷本的《清史全史》。再者，全国各地的清史学者，还撰写出版了清史各领域的专史、专题论著、人物传记及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汇编，都为大型清史编修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最近，他又再一次呼吁“纂修《清史》此其时矣!”鉴于近年来清史学界的发展，他认为现在修清史，跟二十年前、跟解放初期情况大不一样，学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逐步成熟了，国家强盛，盛世修典是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而修清史，就是一代盛典，对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而且，现在学术条件也比较成熟了，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已出了许多成果和史料，许多档案也进行了整理，特别是已出版了好几部清代通史方面的著作，涉及到了各方面的问题。因此，编修清史，已是时机适宜，不要错过。他还建议这项工作，必须有连续的工作班子，如成立清史馆，组成清史编委会，而且清史编委会最好由一位副总理来挂帅，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再有一定的编制、规划及运作经费，大型清史的编写就可提上日程，进入实际操作。[11]
戴逸之所以再三呼吁编修大型清史，一方面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易代修史”的传统，基于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出于一个清史研究工作者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另方面也是为了早日实现我们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都十分重视清史编纂的夙愿。新中国成立不久，董必武同志就曾向中央建议要修两本书，一本是修中共党史，一本是修清史。1959年周恩来总理曾找明史专家吴晗谈修清史的问题，并委托他考虑怎样纂修清史。为此，吴晗当时确也提出过编纂清史的设想，如建立常设机构，团聚和培养研究队伍，搜罗资料，整理和翻译满文档案与外文资料，甚至连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等，都提出过具体设想。吴晗还把这些设想向戴逸详细交谈过，一则征询意见；二则也希望他能担负起培养清史人才的工作[12]。但由于很快面临三年困难时期，这些计划和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三年困难过去不久，毛泽东主席一次与范文澜的谈话中曾说，他退二线后，管的事情少了，想多读一点清史的书[13]。到了1965年10月，周总理又曾指示中宣部筹划清史的编纂工作。为此，中宣部于当年召开了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了修清史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编纂委员会。委员有七人：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佟冬、刘导生、戴逸。同时，又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为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领导很快向戴逸传达了会议决定，并责成他考虑和制订成立清史研究所及编纂清史的方案，[14]可见，有关领导是想要戴逸实际上具体负责清史编纂的有关学术事宜。戴逸与上述清史编纂委员会中那些德高望重的领导及前辈史学家相比，他当时还没有进入不惑之年，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但已是中青年史学名家。这既反映了领导层对他的重视和寄予的厚望，也说明他确已具有学术上的实力。不过，好事多磨，中宣部有关编修清史的决定，很快便被此后不久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所淹没。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明清史专家郭影秋的关注建议下，才于1972年、1978年又相继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清史 研究所，戴逸也才得以参与清史所的筹建，并全身心地投入清史 研究工作。到70年代末，重新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曾批复了一封建议国家修清史的人民来信，并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任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刘导生同志曾向戴逸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批复，说明小平同志对编修清史也十分重视。
正由于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和重视清史的编纂，有关方面也曾对戴逸寄予厚望，加之，与他本人的研究志趣又十分吻合。他十分热爱清史研究，以研究清史作为自己的终生职志，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终于成为新时期清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而今，戴逸先生虽已满头银发，年过七旬有五，仍老当益壮，雄心不已，为清史事业而昼夜操劳。最近，他又承担了国家“九五”规划项目——“中国近代西部开发史”的课题研究。我们祝戴逸先生永葆学术青春，并为他一再呼吁的大型清史的编修作出更大贡献。
（资料来源：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