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歗，1938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黄山山麓。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市历史学会理事，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
他撰写的学术专著主要有：《晚清乡土意识》、合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世纪噩梦》、《近代中国社会和民众文化》日文版，合作主编“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等书。其中四种获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第二届古籍图书奖和国家教委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他长期以来从事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致力于从思想史和社会史编织打通的角度来阐述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律，提出了若干引人瞩目的见解。在他近年发表的《关于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几点思考》一文中，将中国近代思潮界定为“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念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这一界定将社会思潮看成一种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特别关注社会心理和理论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改变了以往思想史通常只偏重于分析思想家及其著作的研究方法，注意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特征和变迁的基础上，来探讨特定意识形态的精神素材和创构方式，将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了更能表达思潮内容和特征的群体意识分析。根据这一研究方法，他和彭明教授合作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一书，在中国近代思潮的起源上，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偏重于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冲击一回应”的模式，以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和传统帝国难以制衡的复杂的社会格局，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士人心态及其各种论说，提出了“道光中叶轰破旧中国大门的西方列强，在这里遇到的并不是千年不醒的东方睡狮，而是一个激荡的社会和力图为这个社会寻找出路的思想界”的见解。全书力图从中国内部和外部多种历史脉络的交织和合力着眼，来铺叙近代思潮的过程和命运，在思潮涌进的轨迹，思潮史的划期标准以及中国近代思潮所反映的历史主题等理论问题上，都有新的创获。
出于对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关注，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付诸于民众意识史研究。他的代表作《晚清乡土意识》一书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1乡土意识的内在结构主要分为日常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意识等层面，它们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性格，是儒家、道家、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等意识形态的重要的精神资源；2晚清乡土意识作为近代国情的深层构成和动态的信息系统，对当时的先进文化思潮起过推动作用，但两者之间又处于彼此脱节、互不协调的状态，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文化心理的二元结构，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所起的是一种复杂的作用。3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要善于捕捉和解读当时的民众心理，从细微的、普遍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民众心理和生活行为中发现影响整个民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很喜欢一句古诗：“夕阳芳草寻常事，解用都为绝妙词”。认为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意识和生活的深入描述，有助于从大众传播和社会选择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多种思潮的历史命运。该书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研究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其观点被多种专著和论文所引用，称其“将清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视角从个别思想家扩展到中国的乡里社会，开辟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
为了探讨民众意识史，他将义和团运动及其意识状态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他看来，1900年既是中国近代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这一年形成高潮的义和团运动又是展现丰富驳杂的民众意识的“博物馆”。对于这场运动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军事斗争和《辛丑条约》的悲剧结局上，而应深入探讨中国近代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的长期积累所引起的巨大的民众回应，并进而去把握这种回应所促动的20世纪初元中国社会格局和精英文化的急剧变迁。他发表的《乾嘉义和拳浅探》、《民间宗教和义和团揭帖》、《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合著等学术论文，从民间教门、民俗文化和正统文化交融混合的角度，提出了义和团在组织和意识起源上的“源多流杂”说，构廓了受当年普通民众的社会组织、文化心理和政治要求所规定的义和团运动的特殊的组织形态和意识风貌。《人民日报》的署名书评认为这些研究“围绕着近代乡社结构和民众文化这一主题来剖析农民运动”，“无论在研究方法、立论角度或资料发掘方面，都可以说有了突破性成果。”美国著名学者柯文、周锡瑞等人的著作多处引用他的研究成果，称之“分析精辟”，“相当引入注目”。日本有的研究者称其是“义和团运动、秘密结社、民众运动的信仰和思想研究的第一人者”；“程氏源流论”，“是从教门史、拳会史的角度来探讨义和团运动过程的最接近于彻底的头等论文”。
程歗的如上主要成果，是在艰苦探索、勤奋思考的基础上取得的。多年以来，他几乎没有节假日和闲暇生活。在研究方法上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一，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并重。他几乎通阅和耙梳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关于农民运动的全部档案，在此基础上，主编了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等书。与此同时，他多次参加并部分组织了中日两国学者关于近代华北社会和民众文化的实地调查，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学术报告会。有许多不见于经传的民俗口说史料，丰富了他的认识成果。其二，关注社区性研究，特别是对于华北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民众文化作过多年不懈的探索。其三，以历史学研究为主干，恰当地吸纳诸如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用这些方法来审视有关史料和既成成果，力争有所创新，写出精品。
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老师，为培养学生成才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许多学生认为他开设的是“最富有启发性和哲理性的课程”，是“生动形象的国情教育”。而他则认为老师和学生在学术上是平等的，“交流切磋长学问，长论短议皆文章”．他的思路开放活跃，善于发现学生的创见并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论化，鼓励他们超越自己。他指导，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中，有人获得过“吴玉章学生奖学金”，有人已成了新一代的研究骨干，写出了受人关注的关于思想文化史或民众意识史的专著。在核心刊物上，时有这些学生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批是不见他署名却是经过他精心斧凿过的力作。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