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华先生，历史学家，浙江鄞县人，汉族，1921年4月26日生于上海，1984年7月12日在北京去世。

从先生的祖父一代起，陈家就迁居上海。父亲陈廉锷曾作布店学徒、洋行职员。1930年至1937年在青岛万国体育会任职员、华总干事。母亲范汶，是个受过中等师范教育的家庭妇女。先生是长子，下有3个弟弟，4个妹妹。 

先生儿时受母系亲族的影响最大。从1岁起即受外祖母抚养。稍长，又从她识字读书，直到9岁。外祖母的父亲张美翊是清朝优廪生，曾作为中国出使英、法、比、意四国公使薛福成的随员，于1890年至1893年到过欧洲。外祖母的弟弟，即先生的舅公张絅伯，是明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兼青岛分行经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絅伯历任外交部参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苏省代表、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等职。先生的舅父范鹤言，是接近宋子文系的财政专家，曾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 

1927年，先生的父亲及叔父陈家祥、舅父范鹤言都在张絅伯的明华银行青岛分行任职。先生亦于是年随家到青岛，就读于胶济铁路小学。他聪颖好学，考试总在前3名内。爱读课外书，旧小说、林译小说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他都看过。上中学后，广泛涉猎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类图书。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青岛市立图书馆找书看。 

陈先生生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民族革命波涛汹涌的年代，时代风云给他的生活道路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受九一八事变和青岛日本人暴行的刺激，他曾发愿学习军事，阅读海陆军书籍，熟记各种武器型号、各国军舰名称吨位，注意兵要地志，自学骑马，准备奔赴直前线杀敌报国。1937年夏，在海军兵营军训，又参加义勇队，领到步枪、弹药和大刀。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当局解散了义勇队，他又约集百余名同学，千里迢迢前往河南，虚报年龄（16岁报18岁）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后来，军校迁陕西宝鸡，又迁南郑。1938年9月，先生军校毕业，以少尉附员的资格分到十五军八十五师补充营。他第一次看到国民党军队的腐化与黑暗，克扣兵饷，虐待壮丁，军官们每晚结群去妓院，根本不像要抗战和能抗战的部队。这种情形，使他寒心，想到学校的环境比较干净，于是托人请长假离开部队，准备继续求学。重庆路远，西安就近又无高中可进，于是他写信向在重庆中央银行作秘书的舅父范鹤言求助，后被介绍到西安中央银行，在文书科抄写打字，一边自学。到1941年，方考入浙江大学先修科。 

浙大先修科设在贵州距遵义二百里的永兴场。山坳小镇的生活虽然简陋，但他的精神却比在军队和银行中愉快，读书兴致很高。1942年夏，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学历史。先生很喜欢大学的自由空气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旁听许多课程外，便是钻图书馆，并看些诗词小说和老庄之类的书。有时敌机来空袭，别人都去防空洞，他却依然躺在床上读书。 

1944年春，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风云初起。先生时任历史系学生干部，在中共党员的推动下，参与组织了“五四”纪念会。闻一多、吴晗、张奚若等名教授都在会上讲了话。在联大的民主运动中，他积极参加了每一次集会游行。在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的高潮中，他持棒参加了在校门口跟特务军警的搏斗，并任总罢课委员会秘书，领导了控诉委员会。在追悼遇难四烈士时，先生将自撰的挽联挂在灵堂上：“以军阀治国，以特务党棍治国，以独裁治国，民国乃成地狱。以炸弹饷民，以刺刀木棒饷民，以枪炮饷民，学府竟为屠场。”他还参加了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民众签名运动。《新华日报》介绍的三三制、政权民选等新闻，使他对解放区的民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6年夏，先生自联大毕业，被免试招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随校复员北平途中，经上海，才知道受战争的影响，他家的经济收入锐减，弟妹多处在失学和半饥饿状态，两个最小的妹妹被送进了孤儿院。父母弟妹分散寄居在亲戚处。他只得又托舅父在北平中央银行弄个兼差，半读半工，寄钱维持家中生计。 

1947年5月，先生由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处，以其为导师，并兼半时助教，直到1948年底陈教授离平南去。 

其时，全国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国民党政权面临覆灭的前夜。1948年8月19日，大批军警包围清华园，搜捕进步学生。先生竭力帮助名列黑名单的林方其同学脱险。12月，清华园解放了，他参加了迎接解放的宣传队，进城去街头和各学校做宣传。 

1949—1951年，先生在清华大学任助教讲师，做政治课教员，又担任相当于系秘书的工作，协助吴晗、邵循正两位主任处理日常事务。 

1951年秋，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研究室做研究生，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其间，全国院系调整，他由清华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3年夏，回北大任讲师，1961年任副教授，1978年任教授，1982年兼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1983年，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近代史专业为博士招收点，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先生生前还任过《光明日报》的《史学周刊》编辑、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主任、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先生于1951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6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毕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卓越的、多方面的成就。 

六十年代初，他与邵循正教授合作，为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写了第四册，即该书的近代史部分。《中国史纲要》曾获1988年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七十年代，他又主持编写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简史》曾获1979—1983年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二等奖。此外，他的论文《关于石达开的评价问题》、《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等，都是当时近代史人物评价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80年代，陈先生在晚清政治史、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创见。他认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必须以戊戌维新为起点，辛亥革命的爆发应是四川保路运动而不是武昌起义。上述观点，曾引起史学界热烈的争论。 

陈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近代中外关系史。50年代，致力于中美关系史研究。 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他参加了全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规划的制定及研究成果的审阅工作。曾为陈芳芝翻译的《俄中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奚博铨、丁则勤译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作校译。先生从各处（尤其是国外）搜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史料。先生关于中外文化交流规律的见解尤为精到。他认为思想交流不一定受经济政治的支配，也可以较独立地进行，他认为近代中外之间，在个别思想领域确实有过自由交流。他深信中国文化有其特殊性，而这种文化特殊性的全部奥秘，决不是外国人所能完全理解的。 

陈先生还是我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地方史的开拓者。1958年，他受命主编《北京史》。北京大学历史系不少教师和学生参加了这一宏大的工程。1960年，全书初稿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生又主持了修改定稿工作，审阅了全书大部分稿件。1985年8月，《北京史》终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1987年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成果一等奖。 

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大量的古籍需要发掘整理，以利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几十年来，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对我国古籍整理的规划和实施提过大量有益的建议，而且亲自主持了对东汉学者王充的名著《论衡》的注释工作。 

先生认为，帮助外国人认识自己的祖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接待过许多来北京大学访问的各国学者，教过许多外国留学生。他对外国学生和学者的理解与关心，他侮人不倦的高尚师德，至今仍为外国友人所称道。1982年冬，先生应日本学者邀请，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讲授“晚清政治”，短短一个月，给日本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4年夏，又准备应邀赴澳大利亚讲学，可惜因病未能成行。而今，他教过的外国学生大都成了蜚声国际的知名学者，如法国的玛丽昂娜·巴斯蒂及日本的狭间直树等。 

先生还致力于我国历史学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他开过的课程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专题（人物评价、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等。1958年，为指导学生编写《北京史》、《中国近代史》，曾搬到学生宿舍同住。70年代，又带领学生下工厂、部队、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与教学。河北平原、塞上高原、京西门头沟煤矿都留下了先生的足迹。先生长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1978年9月1日，他在前往历史系办公室参加翦伯赞先生追悼会途中，被自行车撞倒，导致腿部骨折。到了80年代，先生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仍坚持上课。直到被送进医院，这一去便没有再回来。 

先生于中国近现代史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治学方法也很有特色。他认为，研究历史的最主要的基本功莫过于史料的搜集，以及对它们的比较研究。他常常到古旧书店去搜集各种版本的历史书籍，买回来就废寝忘食地阅读。他能用英、俄、法、德、日五种文字阅读。这在国内同辈中是罕见的。他博闻强记，对史事的熟悉也是惊人的，所以出版社的编辑愿意把书稿送给他审阅。他对著作的质量要求是严格的，对作者的批评又是善意的。他所关心的问题，是著作所用的资料是否尽可能的完整，能否深化人们的历史认识。至于史实的错误、文字的错讹，甚至标点符号的不当，都逃不过他敏锐的目光。一部书稿经过他的细心校读梳理，往往面貌一新。学者们遇有疑难，喜欢向他请教。一段引文、一个掌故，其出处书名、版本、卷数、作者，先生都能一一道来。他的学生法国学者巴斯蒂回忆说：“在他帮助我解读张謇著作的时候，每遇到经书方面的引文，有关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讽谕警句，或者涉及到风俗习惯、地方特殊的生活环境，或者书中隐诲难懂之处，他总是能够当场点明出处，引用各种有价值的资料，逐句逐行地予以解释。张謇著作中提到大量人物，多数只写了他们的室号或别号，但陈先生却了解他们每一个人。对于他来说，这些人好象是他的一群朋友，关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亲属关系，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他都能详加列举，如数家珍。” 

先生的勤奋和运用外语的卓越能力，使他十分熟悉国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更为可贵的是，他也十分愿意让自己的同行了解这些成果。1972年，苏联出版了由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为了使我国学术界尽快了解苏联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先生参加了该书的翻译工作。该书的中文译本1974年即由三联书店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先生常将自己花费大量心血搜集的宝贵资料和盘托出。他乐于助人，奖掖后进的高尚品德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陈先生是个正直的忠厚长者，对1957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常感困惑和无所适从，对极左思潮危害历史科学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因此，他经常被指责为“思想右倾”、“自由主义”等等，文革中更受抄家与批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了比较宽松的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而他却在这时猝然逝世。学术界同人无不为先生的早逝而痛惜。 

先生逝世后，法国学者巴斯蒂教授为了表达其怀念之情，专门写了论文《清未赴欧的留学生们—福州船政局引进近代技术的前前后后》。论文前有一段长长的序言，备述她追随先生学习的情景。文中说：“陈庆华先生恰如其分地融历史学家和爱国者于一身。他的信仰不仅仅建立在爱国激情的基础上，而且扎根于他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所具有的那种广泛而深刻的认识，以及对祖国前途的那种永不止息的探索精神。他教授的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他抒发的激情既有浓重的密度，又有精纤的细度，这尤其应归功于他那渊博的学识。”1985年3月，这篇文章经日本学者狭间直树教授的介绍发表在《东亚》杂志第213号上。后来，章开沅教授又慨然同意将此文译为中文发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八辑。中、日、法三国学者联合追悼先生，可见先生的学问道德的感人之深。 

（资料来源：徐万民《陈庆华传略》，载《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