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教授作为一代史学大师，著名的教育家，为祖国的学术文化作了巨大的贡献，为后辈提供了丰硕的成果和指导门径。今当陈垣教授诞辰110年之际，同仁等集会纪念，非仅为对前贤道德文章的追思，实亦为发扬潜德幽光，温故知新，借以自省而砥砺也。

一

陈垣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以历史文献科学言，则覆盖了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档案学等方面；以专门史言，则着重于宗教史；以断代史言，则专长于元史及清史。陈垣教授特别擅长于以多学科的知识结合进行专题研究，分途深入，以底于成，所谓根深叶茂，本固枝荣，其取得多方面的高深成就自非偶然。本文仅就陈垣教授结合清史研究，在档案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作一探讨。

陈垣教授在保存、整理与有效地利用明清档案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

明清历史档案是明清两代王朝在政务活动中形成的官文书，其史料价值是极高的，但由于几百年人为的自然的损坏，这些珍贵档案历经辗转流散，其中有些已毁于火灾兵燹，有些则已被经管人员偷窃藏匿，特别是清朝覆亡以后，北洋各派军阀忙于夺权内战，绝不关心这些宝藏，内阁大库的档案由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经管，堆积尘封多年，根本未考虑到如何妥善保存和整理，更谈不到在学术研究及其他方面发挥其作用。1921年，竞以经费困难为名，将这一部分档案约八千麻袋售给纸商，纸商准备将之充作造纸原料。这一大批国之瑰宝几乎尽数化为纸浆，后经学术界一些人抢救回赎方幸免于毁灭，但又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转卖于私人之间，一度甚至酝酿尽售于外国。当此存毁留弃关键之时，陈垣教授与北平学术界人士痛心疾首，为此奔走呼吁，既严词斥责当局的不负责任，力阻盗卖贩运于外国，又筹谋如何妥善将之长远保存，往来交涉，研究归属、经费、人事等问题，最后才议定设立专门机构以保管整理之。明清历史档案之得以留存，陈垣教授等实与有力。

二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在陈垣、沈兼士、徐中舒等学者的倡议下，在院内设置了文献部，1929年改称文献馆，以负责集中分散于宫内各处的明清历史档案，并着手进行整理和编纂工作。文献部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最具规模的历史档案馆，自其成立伊始，即具有较浓厚的学术气氛，陈垣教授一直担任学术委员，他在研究文献部的工作方针，制订规划，培养人才等方面部作了大量的工作。该部当年推行的《整理档案规划》就已明确规定：“整理档案，应保持其原件之形式。”“各种档案应保持原来之机关面目，即以原来之行政系统为编目系统。”“档案原有包扎或标识者，不可拆散废弃。”应该说，这一指导思想体现着现代档案学保存历史档案原状及其完整性的原则，符合对于古代文献严格限制销毁的原则，也符合审慎对待原有整理基础的原则。考虑到清代官文书制度的特点，中央各部门或各省给皇帝上的题本或奏折，往往附有一些册、表、片、单等文件。骤然看来，有些附件和该次的题奏直接关系不大，但考虑到有些附件并未详细注明发文单位或发文年日，而且正文和附件总是会存在一些内在联系，陈垣教授主张不宜将之分开，他形象地比喻说，“公不离婆，称不离砣”，因为一旦在分类工作中将之分到不同类项，要再查找就不容易了。陈垣教授1929年在燕京大学作了一个名为《中国史料的整理》的学术报告，其中系统地讲述了《整理档案八法》，即以“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事、摘由、编目、典藏等作为区分原则和工作顺序”。这个“八法”实际上就是自1925年以来指导文献整理工作的经验总结。针对当时巨量档案杂乱塞放在八千麻袋之中，“分量又是这样多，尘土又是这样厚，收拾又是这样零乱”的现状，如何着手粗分以渐归于条理，是一大棘手问题，陈垣教授提出：“按照档案的种类，或由形式分，如纸样格式，长短大小，颜色红白，与乎成本的，散页的，都把它们汇别起来。或由文字分，如汉文的、满文的、蒙文的，都分在一起，这是最初步的工作。”①强调从基础做起，不因其杂乱烦琐肮脏而却步，正是当年前辈学者整理明清档案克难攻坚的初步。不难想像，拆开以千数计算的麻袋，清扫累积已数百年的旧尘，按类初步区分出以百万件计算的档案，其工作是何等的艰苦繁重，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初步的基础工作，则一切都无以做起。陈垣教授指出：“多做机械的工夫，笨的工夫，那就是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②这种乃役于人，甘为学术献身的语言，在六十年后读之仍觉铿锵响亮。我们深为陈垣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不避艰难抢救祖国珍贵文献的精神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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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史料的整理》，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330—339页。

②《中国史料的整理》，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330—339页。

正是由于陈垣、沈兼士、徐中舒等著名学者的指导，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奋斗下，仅在1925—1937年的短短十余年间，文献馆的工作即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一些最重要的档案已初步编目上架；编制出部分目录以提供利用，已编纂出一些档案史料以公布于社会，出版了诸如《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文字狱档》等刊物或专题汇编，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引起了重视。当时国内外已公认，明清历史档案是与殷商甲骨、敦煌简牍并列为本世纪初有关中国文化遗产的三大发现。

在培养人才方面，陈垣教授也非常重视。据早在文献馆建馆之初即参加工作的单士魁、单士元、张德泽等先生言，他们在人馆之初，都不过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但一直得到陈垣教授亲切的教诲指导。士魁、士元、德泽诸先生其后都成长为知名的历史档案和明清史专家，但他们每谈及得自陈垣教授的教益时，仍深怀感铭之情。这是由于，陈垣教授自始就认为，在整理工作中的摘由，编目以及编纂史料等，必须培养“有相当程度的人”①，才能胜任此一关系文化学术的重要工作。陈垣作为学者兼教育家，不但参与首创了中国现代的历史档案机构，而且卓有成效地培养了第一代明清档案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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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史料的整理》，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330—339页。

三

过去，人们对陈垣教授史学成就的介绍中，似较少谈到他对档案学的贡献。较少谈到他如何卓有成效地做到因史用档，以档证史、史档结合的成绩，也较少谈到他在清史研究中的一系列突破。其实，以陈垣教授长期在文献馆担任领导工作，他当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档案工作者，以他早在1925年起，即在一系列重要论文中特别重视使用档案史料，他当然是我国带头利用清代档案以研究清史的先导者之一。

陈垣教授早在二十年代即明确认为，档案是文字史料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关于文字记录方面，我把它们分做两大类：一是已成书册的史籍，一是未成书册的档案。”①因为档案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我们发现他多处多次用档案以纠正史籍记载的谬误，多处多次据档案以揭明某些重大历史疑案的真相。

首先表现在对明末清初宗教史的研究中，陈垣教授充分评估了档案的史料价值，他说：“至于历年教案，自雍正以来，有军机处旧档可据。”②在陈垣教授的有关著作中，他根据现存档案对一系列有关宗教史的重要史事作了令人信服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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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史料的整理》，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330—339页。

②《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94页。

康熙皇帝与天主教罗马教皇的关系，在后期曾发生过重大的恶化，主要原因是，罗马教廷派遣来华的传教中，对于中国社会传统的祭祀祖先，家庭设置祖先神主牌位和尊敬孑L子等问题，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利玛窦等一派主张尊重此一传统，认为神主牌位不过是对先人的纪念物，孔子是学术“圣贤”，而非另一宗教的教主，尊孔并未抵触教义，认为不必对教徒加以限制，故在康熙前中期，清朝与教廷的关系大体宽缓相安，但教内另一派以龙华民、德理格、伊都立等为首，认为祭天、祭祖、祀孔等均为“异端”，应限令教徒撤毁神位及停止祭祀。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更颁布禁约七条，派主教多罗来中国申明此旨，康熙认为此是对清朝的尊严和中国传统礼仪伦理缺乏尊重，因以不准传教为抵制，一些久居中国了解实情的传教士亦请教廷收回成命，但格勒门仍坚持原议，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又派主教嘉乐来华重申禁约，康熙对此更加反感，曾在嘉乐到来前召集在北京的西洋人，严肃驳斥教廷的主张，并写有一份亲笔删改过的《谕西洋人》文件，这份《谕西洋人》和教皇禁约针锋相对，它均作为档案保存于大内。陈垣教授对这两份重要档案进行了深入研究，确认“为中国传教史上极有关系之史料”。①“此二道公文适足为两方代表，亦后世得失之林也”。②它反映着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思想的歧异和碰撞，反映着外来宗教权威与中国专制皇权的冲突和难以调和。陈垣教授早在1924年即根据这两件档案而解决了“得此可见当时中西思想之不相容”的问题③，并弥补了“此事西洋教史言之甚详，而中国记载则甚缺乏”④的遗憾。如此早地又如此有成效地在史学研究中利用明清历史档案，陈垣教授实为第一人。其后，陈垣教授又主持将康熙与罗马使节历次往来文书影印公布，并为之叙录说：“康熙四十四年及五十九年，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世两次使节来华，汉文记载极少，中国教会史对此事叙述亦极略。今所影印者十四通，皆有康熙亲笔删改，为极可宝贵之汉文史料。”⑤这也是最早影印公布的档案史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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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24—125页。

②《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24—125页。

③《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24—125页。

④《跋教王禁约及康熙谕西洋人》，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24—125页。

⑤《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35页。

对于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发展过程、教堂设置、人教人数以及传教布道的具体情况，陈垣教授亦据档案对某些地区性的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余尝注意广东教务，有雍正十年1732年六月广东巡抚鄂弥达奏广东省城设立教堂情形一折，于教堂所在地及堂主、入教人数，均详细叙明，并知当时男女分堂，为一极新史料。”①陈垣教授依据此一奏折的内容制成了《雍正十年广东省城天主教堂调查表》一份，分列各堂所在街道、堂主、副堂主的姓名、性别，是西洋人抑或本地人，入教人数等，统计共有“男天主堂八处，人教男子约万人”，“女天主堂八处，人教女子二千余人”。②陈垣教授在此调查表的末页又特别加一注文日：“阅者注意，此表所列人数，系广东省城附近一隅，且在雍正二年严厉禁教之后，教史稀有之史料也。”③从此一奏折中既可看出清朝省级大吏对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缜密调查，亦可看出当时在广州地区天主教传播的发展趋势，以当时广州地区仅有居民二十万人左右计，但已有万余人人教，此数字颇能说明天主教教务的发展和影响的巨大。这份奏折为“稀有之史料”自是无疑，而陈氏独具慧眼，能从万千奏折中发现并选用此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而加以条理化，用之于宗教史，更独见功力。陈垣教授自言，此类材料“可补教史之不足”，“可知教史之偶误”，“可与教史相参证”④，确是通过研究工作实践得出的深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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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92—196页。

②《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92—196页。

③《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92—196页。

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92—196页。

关于清朝皇族宗室内某些重要人物获罪的原因，陈垣教授亦据档案的确凿记载否定了一些讹传误记，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康熙时曾任宗人府左宗人、纂修玉牒总裁官、奉天将军、贝勒苏努及其子勒什亨、乌尔陈的问题。苏努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与雍正为从堂兄弟，他们父子暨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在雍正嗣位后，苏努父子三人均被革爵免官充军发遣，苏努死后戮尸。西洋传教士所撰的《圣教史略》等书都说苏努父子之获罪乃是因为信奉天主教之故，二百年来以讹传讹，几乎成为定论。但陈垣教授详考康雍时期的有关档案，“懋勤殿档曾发现雍正朱批[年]羹尧密折，中有涉及勒什亨、乌尔陈史料，实为稀世之珍”①。陈氏对这些档案一一缕分细析，以大量事实说明《圣教史略》等的说法不符合历史真相，认为“苏努曾助允禊谋继位，大为雍正所忌，实为获罪之唯一原因。”②“谓雍正因恶苏努父子而并恶天主教可也；谓雍正因恶天主教而并恶苏努父子，则倒果为因，绝非史实矣。吾考档案，涉及苏努父子罪状者，无虑数十起，其中关涉天主教者仅三通，且惩治允禩、苏努父子案，前后亘五年，直至诸人相继云亡，始言及奉教，而勒什亨、乌尔陈之发遣，本在二人未奉教之先。……其非因奉教而恨苏努父子，更显然矣”。③“可见教会史谓苏努以庇护圣教而获罪，其说实为误会”。④陈垣教授在研究此一聚讼二百年的疑案时，稽考档案不厌其详，审核当事人的活动范围、年代不厌其细，并将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形成的文献一一比较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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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40页—164页。

②《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40页—164页。

③《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40页—164页。

④《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40页—164页。

再将一切人物、事件置于康雍之间总的政局中加以考察，编写出《教会史载苏努事勘误表》一份作为文章的附件，具体指出，西洋人所写《燕京开教考》错误之处凡六，《圣教史略》错误之处凡七，选译有误之处凡九①。以此有理有据地说明，雍正与其诸弟为争权夺位相互倾轧，甚至在宗室大臣内纠结朋党，乃是当时发生一系列株连惩治大案的主要原因，苏努父子案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指为因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陈垣教授的研究不但纠正了宗教史的一些误载，而且对于研究康雍交替之际的政治史亦是一重要澄清。

陈垣教授利用明清历史档案以治史，当然不仅限于宗教史一方面。他因发现乾隆时期一度主持四库全书馆的大学士于敏中为编书事所写的信件五十六件，经“细为考证”后，认为“编纂四库全书掌故，私家记载极稀，诸函备述当时办理情形，是为官文书所不及，事关中秘，殊可宝贵”。②他从这批信件的内容中确认，当时兼任四库全书总裁的于敏中，对于全书的体例、分类、去取等“均能发纵指示，密授机宜，不徒画诺而已”。③从这批书信中也可认定，于氏本人为一大学者，但其名气久为其职任高官所掩，后人均目之为大官僚，“此册刊出，可一改从前观察”④。根据这批信件，亦可看到，乾隆统率其主要大臣编纂四库全书确是自上而下抓得很紧的，并非仅委托馆臣纪昀、陆锡熊等文人专任共事。因为编纂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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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40页—164页。

②《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3—45页。

③《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3—45页。

④《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3—45页。

全书，一方面固然是盛大朝代的盛大事业；但另一方面，乾隆借编书之名，在全国范围内“搜罗遗书”并“销毁禁书”，实亦为达到对文化学术思想的严密钳制。陈垣教授通过认真研究这些函件，具体发现官修书籍必然存在的一些陋弊，“统观诸札，办书要旨：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①因信函以重新认识于敏中其人，作出全面的评估，因于敏中而进一步探索清廷对四库全书编纂的掌握控制，并深入揭明官修全书存在先天性的缺憾。他还从《四库馆精缮提要底本》档案中查出，四库全书馆在其存在活动的全过程中，对收录的书籍及其作者是经过一再甄审筛汰的，如清初著名学者周亮工，四库一度收入其著述五种，存目三种，但后来因有人揭发，周亮工在其所著《读书录》中有句云，“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此句属于违碍。“于是亮工著述之已著录及存目者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之有亮工名者亦一律抽改”。②陈垣教授又于档案中查出，在原《提要底本》上，凡有周亮工名字的，都由纪昀亲笔涂抹掉。他还查出，不仅对周亮工，对于其他凡被认为在著述中有违碍文字的人及其书，也是要一概勾除的，如清初史学家李清，由于“以顺治与崇祯相比，认为悖谬，遂将清所著各书撤出”。③由此看出，四库全书的编纂绝非是一件单纯的文教事业，其中实隐藏着严峻的政治内容和措施。于敏中、周亮工、李清诸氏当时的地位处境各有不同，但从诸方面反映出的问题则是一致的。陈垣教授在这一专题的研究中，从一些未必为其他人重视的档案中稽考出重要史实，据以得出严肃的结论，在“重教敷文”的幌子下实是密布着文网。因微见著，这也是功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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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3—45页。

②《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9—58页。

③《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9—58页。

对于清朝定鼎后第一位皇帝顺治的研究，陈垣教授撰写了诸如《汤若望与木陈态》、《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亦充分体现了他重视档案而不迷信档案，不但注意以档证史，亦不忽视以史核档，从而做到史档结合。顺治其人，是一位汉化很深、思想性格相当复杂的青年皇帝，他身居皇位，但富感情而易激动，故被认为“龙性难撄”，早期亲近天主教传教士，后期却又崇佛参禅，甚至要求出家，这些异乎常人的个性和行为，并非出于传闻，大体上均确有其事，但顺治的后裔却故意力加掩饰。曾与顺治关系密切的佛教僧人木陈态在其所著《北游集》中，对顺治其人其事有详细记述，雍正认为此是家丑，一再严旨销毁，意图讳饰祖先的“劣绩”，维护顺治皇帝“钦文显武，大德弘功”的形象①。但陈垣教授并未因此而停止探索。他自述因查出有关档案而将此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北游集》固未见，即雍正严旨亦不见《圣训》及《东华录》，不知何以遗之也。民国十四年，在故宫懋勤殿朱批谕旨中发现关于佛教谕旨五通，一通题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余四通无年月，其中一通即为此旨，乃大喜，喜由此旨得窥《北游集》内容，而乾隆之所以不将此旨载人《雍正实录》及《圣训》者，或因其引有《北游集》原文也。”②陈垣教授对于雍正严厉禁毁《北游集》的谕旨，是采取一种清醒的有分析的态度，并不是跟着档案所载的言词思路走，他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回忆录及本国佛教徒玉林琇、木陈态、茆溪森等人的著作语录等以检核雍正的谕旨，追寻顺治当时的实际表现，“然后知雍正谕旨之强辨与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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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稿》卷4，<顺治本纪>一。

②《汤若望与木陈忞》，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483—484页。

而世俗所传顺治时各种问题亦可于此解答。至天主教与佛教当时势力之消长，更可以此深切著明。”①他在论文中列举事实，对雍正的谕旨进行驳正，借以辨伪纠谬。这样一切根据历史事实的求实精神，正是陈垣教授继承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体现。

历史科学是研究既往事实的科学。陈垣教授治史一直强调搜集材料，主张竭泽而渔地尽可能将有关专题的材料搜集到手。材料不到手，不能动笔写文章。有第一手材料，绝不用第二手材料。他多年来对学生进行史源学的训练，即要求学生认真比对史料，追本溯源，找出最原始的来源，借以辨识出二手三手材料附加之处和虚妄谬误之处。当然，对第一手材料也需加以分析，也需要搜寻旁证反证，在所有方面都不允许图方便走捷径。陈垣教授特别重视明清档案，大量利用之以研究清代前期诸方面史事。在其有关著作中，我们看到这位大师大胆而审慎，既充分注意从宏观处观察，直捣有关历史问题的核心要害处，又十分认真核实订正，从微小处着眼人手，于细微处勾隐搜沉，显出很深的功力。今日重诵遗篇，犹觉典型宛在，教诲鲜明。忝为后学，岂敢因鲁钝而怠懒?又岂敢不勉力以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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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若塑与木陈忞》，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483—484页。

资料来源：韦庆远《明清史续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