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以校勘成名家者颇不乏人。迨至清乾嘉时期，朴学大兴，校勘之学趋于鼎盛，校勘大家迭出，校勘名著众多，成就斐然。就校勘方法而言，前代学者在校勘古籍的实践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尝试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但缺乏对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系统归纳和概括。因此，当1931年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出版后，学界为之震惊。孙楷第评论说：“《元典章释例》捧阅再三，体大思精，盖为绝学，读之忻惊无似!清儒校勘最精，从无开示体例如公之此书所为者。”[1]而胡适则称之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认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2]

《校勘学释例》的问世，使古籍校勘结束了自然、随意的状态，有了准确的理论指导，特别是校勘方法论，贯通古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陈垣的校勘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校勘学释例》卷6之《校法四例》和《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校法四例》包括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四种，虽然是校勘《元典章》一书所用的方法，但基本上是对历代校勘方法的归纳和总结，因此一经提出，很快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在这四种方法之外，又有集校、汇校等提法，但集校和汇校不是独立的校勘方法，而是出校的一种方式。 

“校法四例”堪称是中国古籍校勘方法论的科学概括，是陈垣校勘学的精义所在。 

一、对校法的方法和原则 

在校勘实践中，这四种校勘方法不是孤立使用的，在不同条件下，在不同工作阶段，可以使用其中一种，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中几种，对此陈垣有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对校是要校出底本、祖本或别本的异同，是一个获得异文资料、发现错误的过程。陈垣解释说：“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3] 

陈垣强调：“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3]他认为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法是第一位的，这是他在校勘实践中的深切体会。在“校法四例”中，陈垣指出有两种情况非用对校不可。第一种：“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可疑也。”如沈刻《元典章》之“刑部”卷1页5“延祐四年正月”，元刻本作“闰正月”。又如同一页“大德三年三月”，元刻本作“五月”。[3]只看字句表面，没有版本之间的对校，不可能知道错误在哪里。 

第二种：“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如沈刻《元典章》之“户部”卷7页12“每月五十五日”，元刻本作“每五月十五日”。又如“兵部”卷3页7“该六十二日奏”，元刻本作“六月二十日奏”。[3]文中的错误很容易发现，但如果没有版本之间的对校，则无法知道错在何处，搞不清是五日还是十五日，是六日还是十二日。由此可以看出对校的重要性。对校是校勘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步骤，必须使用的方法。 

《释例》中强调对校的地方很多。如“误连上下文例”说：“又有两段或两段之间，中有脱文，遂至两条混为一条，非发现脱文，不知其症结何在”。[3]发现脱文只能靠对校。又如卷5：“所误为元时所有之地名，而未指明隶属，则非用对校法，莫知其误。”还有：“地名误作非地名，有时亦非对校不可。”涉及书籍内容的具体方面，也只有靠对校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3] 

在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中，胡适于对校法最为赞赏，推崇备至。胡适说：“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有可以永久作为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拚得用极笨的死功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如阙文，如错简，如倒叶，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2]胡适认为“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陈垣也认为对校最为可靠，他曾说：“校勘当先用对校法。”又说：“他校费力而未必中，不如对校之省力而得其真。”[4]他晚年在《关于徐氏庖言》一文中，又曾说过“理校不如对校稳当”的话。[5]可见他对对校的重视，校勘古籍不能越过这个步骤。 

但是，陈垣并没有把对校的作用绝对化，这同胡适的观点是有较大区别的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由于对校法的主旨在于“校异同，不校是非”，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得到原作者的底稿，所见到的多是较早的传本，甚至是普通的本子，所以对校虽能发现异同，但有时难以判断正误。古籍校勘的目的应该是改正错误，存真复原，还古籍本来面目，仅仅用对校一种方法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二、对校与版本分析与选择 

对校中版本是关键。陈垣认为版本的种类、时代、优劣，直接关系到校勘工作能否成功。他在《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中强调“校书当蓄异本”，并举清人赵绍祖《通鉴注商》为例。《晋书》卷65《王导传》有一句话：“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引用。赵绍祖认为《资治通鉴》引用错误，“江河之异”应作“江山之异”。赵绍祖根据的是明监本、汲古阁本和清殿本《晋书》，而时代更早的宋刻本《晋书》确实作“江河之异”。陈垣感慨地说：“赵君既诬《通鉴》，又诬胡注，皆株守一书，不讲求版本之过。”[4] 

陈垣强调校勘不仅要广蓄异本，而且要充分利用古本和善本。一般而言，一种古籍的版本当然是多多益善，版本越多，可供比较的各种异文资料也越多。但校勘要讲究版本质量，古本、善本对于校勘的作用更大，一部古本或善本，可能比十部普通的版本还要有价值。能否搜求到好版本，关系到校勘工作的成败，因此陈垣说：“对校贵有佳本。”如校勘《元典章》，尽管陈垣很早就有意于此，但由于没有得到理想的版本，迟迟未能进行。直到1925年在故宫发现元刻本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完成。如果没有元刻本，这一校勘工作很难顺利完成，更谈不上取得成功了。也正因为有了元刻本，陈垣才能够校出沈刻本的那么多错误，从而完成校勘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陈垣虽然重视古本和善本，但他从不迷信宋元旧版，从不认为宋元旧版一切都好。对于时代稍晚的版本，只要印校俱精，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肯定，这和清代一些校勘学家有很大不同。他校《元典章》时，发现元刻本的一些错误已经沈刻本纠正，因此特写出“元本误字经沈刻改正不校例”一条，肯定了沈刻本的贡献和价值。又如他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指出宋本误而明本不误的地方多处，也即此意。总之，他既强调宋元旧版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又不过分迷信。 

陈垣特别重视分析版本源流，依据版本系统考察版本的流传过程，这对校勘有重要的意义。如他分析《资治通鉴》的版本源流时说：“若不论其支派，而论其单传，则元祐杭州本为祖本，绍兴初余姚覆刻元祐本，为第一传；元至元初燕京兴文署覆刻绍兴本，为第二传；元末临海刻胡注，即用兴文署正文，为第三传；清嘉庆末鄱阳胡氏重雕胡注，为第四传。”[4]对版本的分析研究，就是对各种异文资料的分析研究，是校勘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没有对版本系统、版本源流的分析，则会以孙为祖，以流为源，越校越乱，反而无所适从。异文材料的渊源和构成清楚了，才能决定取舍，判断正误，分析致误原因，得出正确结论。 

三、本校、他校及理校的方法和原则 

校勘四法中的另外三种校法是本校、他校和理校，这是在不同条件下采用的校勘方法。凡校勘古籍，应该首先用对校，然后依次用本校和他校，最后才能用理校，这是陈垣校勘学理论中的基本方法体系。本校、他校、理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帮助判定是非，改正错误。 

关于本校法，陈垣说：“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3]本校法是在对全书内容、体例包括作者情况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在没有别的版本可供校勘的情况下，采用本书前后互证，以发现矛盾之处。陈垣最初校勘《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发现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取得了初步成果。[3]至于全书字句前后矛盾或难以疏解的地方，有时不必需要异本对校，仅依据本书就可以得出正确判断。 

关于他校法，陈垣说：“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3]他校法要求搜集掌握他书有关本书的资料，作为校勘的参考。如他发现《元典章》沈刻本与元刻本都有“纳尖尖”和“纳失失”的字样，不知何意，虽然怀疑有误，但对校、本校未能发现问题。后来查对《元史》卷77《祭祀志》和卷78《舆服志》，才知道应该是“纳失失”，元刻本和沈家本刻本都错了，于是刻书、抄书过程中因字形相近而出现的错误才得以纠正。 

陈垣还曾经用《通典》和《册府元龟》补过《魏书》、《周书》的缺页，这是利用他校法最精彩的案例，久为学术界惊叹。[1]P58-63不过古人引书并不一定全引原文，有时是节录或转引大意，这是在利用他校法时必须注意的。 

关于理校法，陈垣引用段玉裁的话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定其是非”的过程，就是理校法。他进一步指出：“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3]理校法的根据是义理而不是版本等其他材料依据。陈垣认为理校法也是科学的校勘方法，但他强调要慎重，要掌握分寸。他的原则是：“非有确证，不敢藉理校而凭臆见。”[3]理校也要有确凿的证据，不能以理校为借口而随意改动。认为只有像钱大昕、段玉裁、王氏父子等学问渊博深厚的通识之士，才能使用理校法。 

四、校勘方法与考证学 

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是非常客观的，是校勘最基本的方法，其它三种则是分析考证的方法。在校勘实践中，陈垣总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除了文字词句的校勘之外，陈垣还特别重视史实的校勘。注重史实的校勘，实际已经进入考证学的范围。 

陈垣的很多精彩校勘案例实际上是通过精辟的考证来实现的。《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鄱阳胡氏覆刻《通鉴音注》，其中有一条胡三省的注：“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断句为：“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陈垣认为这个注不可理解，因为胡三省与韩偓有相似的遭遇，胡三省不可能这样评价韩偓。这就是理校法，是根据自己丰富通达的学识对这段文字提出疑问。至于问题出在哪里，还要进一步寻找证据。陈垣后来看到元刻本和明刻本，果然是胡刻意改“行”为“能”，原文应该是：“世固有知之言而不行，究于行者，韩偓其人也。”完全是胡三省称赞韩偓的话。不用对校，只能发现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利用对校，则豁然通晓。这是将校勘学和考证学完美结合起来而得出的结果。 

校勘和考证的结合，将考证融入具体的校勘实践，正是陈垣校勘学的独到之处，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陈垣来往书信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11. 

[2]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A].胡适书评序跋集[C].长沙：岳麓书社，1987. 

[3]陈垣.校勘学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陈垣.关于徐氏庖言[N].光明日报，1962-6-9. 

（资料来源：《五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