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中国的新考据学与陈垣的治学

20世纪中国的新考据学是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它的形成与近代中国传统史学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史学有两个系统：一是官方系统；一是民间学者系统。直到清末，这两个系统一直完整地运行并相互依存。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封建帝制被推翻，传统史学的官方系统崩溃了，史官制度、官修史书制度瓦解，史馆裁撤，史官星散，传统的正史体例——纪传体衰落，编年体被改造，实录、起居注等编纂制度及体例寿终正寝，这就是说和封建帝制相适应的封建史学体系从传统史学中被彻底剔除了。至此，民间学者系统便成了传统史学的主要构架，这样也改变了传统史学的发展方向，使之从封建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越来越学术化，其研究方法愈益追求科学性，以适应新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从而使传统史学的发展步入了近代化的道路。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作为传统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考据学发生了变化，得到更新。王国维、陈援庵、陈寅恪、胡适、顾颉刚、柳诒徵、杨树达、余嘉锡、吕思勉、岑仲勉等大家，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同时又都十分推崇乾嘉诸老。他们继承了乾嘉学派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学术精神，讲究方法缜密，善长多种辅助学科综合运用的考史手段，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传统人文精神与近代科学方法相结合，把传统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形成了以考史和文献整理为特色的新考据学。 

新考据学在考史方面，选题范围和研究领域较之清代大大拓宽，考证的问题有古史系统、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史事、史料、年代、文物考古、职方地理、史籍目录、版本等。其成果具有完整体系和严密逻辑结构，所征引的史料除一般史籍外，还有地方志、地理书、钟鼎彝文、笔记、诗赋、报刊、释教内典语录、墓誌、碑刻、谱牒家乘，等等。特别是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明清大内档案等史料的四大发现，极大地推动了考史学术的繁荣，考证的方法亦更具科学性。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援庵综合运用史讳学、年代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考据。陈寅恪的诗文证史；顾颉刚利用“层累地造成古史”的思路辨伪。他们运用科学方法考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如王国维《古史新证》，柯劭忞《新元史考证》，陈援庵《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蒙文通的《古史甄微》，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谭其骧的《新莽职方考》，孟森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谢国桢的《清开国史料考》和《晚明史籍考》，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考证集》，等等，不胜枚举。有关正史文献的校补，集中汇编于1936至1937年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金甲文字及文物考古方面的考史论著，这些成果集中展示了新考据学的大成就。许多著名学者以其卓越的考史成就奠定了他们的“大师”地位，由此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大师群”。 

文献整理亦是新考据学的主要任务和内容，包括甲骨文整理，敦煌文书编目、搜集与整理，汉晋简牍的编辑，明清大内档案的分类、编目与整理，各类史料的选编、汇编，史籍的校勘、补遗、注释、标点、笺证、翻译、解题、引得、编目、提要、介绍与读法等，亦是成就斐然，名家名著层出不穷。许多学者在文献整理与考证过程中，十分重视实践的总结，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逐步被学术界奉为治史的规则。如陈援庵运用避讳考史，因将史籍文献中的避讳材料排比类例，撰成《史讳举例》，使避讳学成一专门学问；又通过校补《元典章》，总结出古籍通常致误的原因，并将具有普遍性的误例条列出来，总结出校勘古籍的四种方法，撰成《校勘学释例》一书，由此奠立了近代意义的校勘学。同样，还有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甲骨学、简牍学、档案学、史料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形成，为建立近代中国历史文献学奠定了基础。 

援庵毕生从事考史和文献整理，是20世纪新考据学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其考史先由古教入手，进而在中西交通史研究及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创获。以后，他又发扬“经世致用”的学术，致力于爱国史学，最后踏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道路。他晚年的旧作整理与再版，体现了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合的探索，其学术道路亦显示了 20世纪传统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轨迹。援庵治学，有二个动力源泉：一是学术研究的实践；一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前者推动了他早期的史学研究，后者形成了他晚年的学术特色。他一生治学，一刻也没有脱离传统，一刻也没有脱离现实，传统人文精神、近代科学方法与对现实问题的把握和回应是其学术活动的灵魂。其研究选题看起来窄而深、专而精，又多以列举类例为成果形式，文言撰成，但他善归纳，往往于类例之中推出“公理公例”，不但让人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还能获得作学问的法则和规律。他所建立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都是实实在在的，示人以准绳，度人以金针。他的研究受到同时代大师的称赞。陈寅恪评《元西域人华化考》，认为此书“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并不局限于西域人华化。朱师辙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说：“此有关世教弘著，岂徒发潜德幽光而已，”“况当此小雅尽废，沧海横流，人心陷溺之日，苟非先觉，恶导迷津，其有关世教，不益重乎”。言佛言道，不在佛道本身，不为考据而考据。所以他的许多重要论著，不仅方法缜密，学风严谨，而且很具思想性、时代性，代表了新考据学的学术水平，具有时代或划时代的意义。 

二、陈垣的新考据学成就 

援庵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和元史，其惯用的方法是考证。所考证的范围很广泛，上至先秦，下至清末，重点在元明清。 

援庵的宗教史研究，包括古代宗教及世界三大宗教流传中国的历史，还有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研究范围之宽，实为 20世纪中国宗教史学史之最。其学术贡献可归纳为以下数端： 

第一，开创了 20世纪中国的“古教研究”。所撰“古教四考”，都是关于外来宗教的探讨，这些宗教在中国曾一度兴盛，后又逐渐衰微以至绝迹，援庵勤苦搜剔，严密考证，再现了四教的盛衰历史，其成就超出前人及同辈。关于也里可温，钱大昕、刘文淇、洪钧、多桑、魏源和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坪井九马三等都有研究，而最后解决问题者实为援庵。自其《元也里可温教考》出，无人能再深入一步。关于摩尼教，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 41）、王国维、蒋伯斧等均有研究，至于其流传中国的原委，还是以援庵的《摩尼教入中国考》最为扎实，连伯希和、王国维都被折服。《火祅教入中国考》不仅廓清了该教流传中国的历史，还纠正了钱大昕、杭世骏、徐继畲、俞正燮、朱一新等人有关研究的错误。此文问世 60多年，才有学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对援庵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考订。“一赐乐业”即以色列，教为犹太教，援庵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亦是民国以来的开山之作。 

第二，“开宗教史比较研究之先河”。援庵的宗教史研究几乎遍及历史上主要宗教，为便于宏观把握，常常把不同宗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每一种宗教论著，虽然重点在某一宗教，但大都与其他宗教相联系或相比较而研究。《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重点论述元代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但也论述了也里可温教与佛教的关系。”尤其是《汤若望与木陈忞》，可以说“是一篇比较宗教史研究的典范，它比较了天主教与佛教，而且是在东西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进行比较，开宗教史比较研究之先河”①。比较的范围亦相当广泛，包括宗教民族特征、文化习惯、彼此势力消长等。 

第三，以“学养纯粹”赋予宗教史研究的科学精神。援庵研究宗教史，但非宗教徒。他于20世纪初虽曾一度有基督教信仰，然未被基督扳去，始终坚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各教。他善于利用教外典籍考证宗教问题，因为教外典籍的宗教偏见相对来说比较小，其撰《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利用大量官书、档案、文集、笔记等史料，订补教会史籍的阙误，论证教士的品学、端行、奉教热诚等。他与胡适辩论《四十二章经》的身世，亦是利用了教外史籍的材料，不仅推证周密严谨，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亦能略胜一筹。他说：“信供不如信证，故每在教史以外求证……佛家记载如可信，吾何为不信，奈其可信者甚少何。故尝谓研求教义，自当寻之内典，研求教史，不能不证之外典也。”②还有他与梁启超论玄奘出游年份，其考证，无懈可击，而且态度十分谦和，处处显示了“学养纯粹”，使其论证极具科学精神。 

第四，借宗教史研究在沦陷区弘扬爱国史学。援庵一贯注重宗教与民族文化、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七七事变”后，他的研究跳出宗教史的圈子，言宗教而不在宗教本身。如他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曾说：“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文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③《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体现了这样的著述义旨。“皆外蒙考据宗教史之皮，而提倡民族不屈之精神者也。”④“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⑤。并团结北京地区爱国知识分子，共同擎起爱国主义史学的大旗。 

第五，“材料的新解释与新材料的发现”。援庵考史，注意别人不大留心的材料，往往于常见材料中得出新解释；同时，还十分注意新材料的开掘。《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引明季书四十余种，滇黔书五十余种，多人间共见之书，而不知其有佛教史料。所引僧家语录六十余种，多人间未见之书，更不料其有明季滇黔史料矣。”⑥所言“僧家语录”，即援庵在故宫发现的《嘉兴藏》，此书多年无人过问，是援庵开掘到的“三百年沉霾之宝窟”。 

援庵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成就最大者是年代学、史讳学和校勘学，其次是目录学和版本学。其贡献可综括为三：一是创立了三门辅助学科；二是为人指出了治学门路和方法；三是为近代意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建立了基础。 

《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是援庵用科学方法创制的二种历表，不仅为中西回三种历法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还在理论上确立了近代意义的历史年代学。民国年间著名学者陈庆年展读《朔闰表》，“曾叹为史界未有之作”。他致函援庵说：“一则中外史实有待参于比照之日历者綦多，有此则无数纠纷可以解决（回历尤要，自唐以来蕃客来华者至众，影响于国史者甚大）。一则出版界沉寂殊甚，此书一出，如暗中得明，可腾耀于外邦也。……尝谓读史非比较时日，鲜不为古人所误。如黄巢陷广州，《唐书》本纪及《通鉴》均谓在僖宗乾符六年，而《旧唐书·卢携传》及《五代史·南汉世家》又明言在乾符五年，两说相差一年，未知孰是。据阿剌伯人纪载，则谓其事在回历二六四年，久思以其说证之，惜无书可以比照中回历日。今检大著，回历二六四年为乾符四年八月初三日至五年八月初二日，乃知《旧唐书》及《五代史》较《新唐书》、《通鉴》等为比较的可信。即此一端，尊著之有功于考据界，岂不伟哉!”⑦ 胡适评曰：“此书在史学上的用处，在史学上凡做过精密考证的人皆能明瞭”。“我们应该感谢陈先生这一番苦功夫，作出这样精密的工具来供治史者之用”。“这种勤苦的工作，不但给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术’研究作了一个总结果，并且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⑧而且援庵的总结是前无古人的，后来的年表大多参考了他的书，虽有补充、改进，亦都是建立在他奠定的年代学基础上。自从这两部书问世，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元方面的换算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风俗，它缘起于周，形成于秦，盛行于唐宋，至清更加严密，各代有各代的避讳。援庵根据这一特点，系统总结历代避讳，撰成《史讳举例》。他说：避讳“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是与欧洲古代之纹章相类，偶有同者，亦可以法识之。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学科也。”⑨又说：“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⑩《举例》以列举案例的形式论述古书避讳的方法、种类、避讳改史实、因避讳而造成的讹误、避讳学应注意的事项、不讲避讳学的贻误及避讳学的利用等问题，寓理于事例，于考据方法示范性极强。避讳学由此成为一门新的专门学问。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史学家通过这部书掌握了避讳学的知识，并运用于考史实践，史讳学由此成为学者治史“一门路一钥匙”。 

校勘是自孔子以来学人整理古籍惯用的方法，尤其是清代，校勘之风大盛，但校勘学并未形成专门的学问。援庵十分注意校勘，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通过校补《元典章》的实践，撰成《校勘学释例》，第一次用近代科学方法对传统的校勘学作了认真的总结，系统地归纳了古籍致误的通例，提出“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等四法，以此四法校版本、核异同、辨真伪、定是非，四者互相联系，各有长短，须综合运用，便能取长补短。援庵以科学的精神、缜密的方法和严谨的论证，将传统的校勘实践升华为近代的校勘学，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亦是无人能比的。孙智昌说：“清代可谓校勘学的兴盛时代，当时的学术重心就是校勘考据，著名学者亦多以校书著作。由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顾广圻等一代硕儒共领风骚。校勘硕果累累，泽被后人不浅。但清代学者在校勘学上，没有任何人能和陈垣先生相比拟。清末民初，和陈先生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等，亦在校勘学上摸索。梁启超亦总结校勘方法，但他的校法互相重复，语言冗繁，未能阐明其内在规律，和陈先生的“四法”相比，几不能望其项背。虽然他的《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很有名，但在本书中提出的校勘方法，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而陈先生在《释例》中提出的‘校勘四法’在文史界几乎尽人皆知，其影响不可估量。”11《释例》问世6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不断有校勘学著述问世，多在《释例》基础上补充、改写、普及，并没有超出《释例》所论及的范围。他总结的“校勘四法”，一直被人们奉为古籍整理的圭臬。胡适在1934年为本书作序说：此书“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是新的校勘学的最大成功”，是“中国校勘学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道路”。陈寅恪评论此书“发凡起例，乃是著作，不仅校勘而已”12。许冠三论“校勘四法”，亦说：“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作，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13 

援庵以目录为门径，踏进学术殿堂，他在目录学方面留给后人的成果有《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两篇教籍目录。虽然他没有撰出像余季豫《目录学发微》那样的目录学专著，总的来说，其成就不抵季豫，但在专门目录书的编纂上则超出之。版本学亦是援庵的长项，他一贯倡导注重最古的本子和异本及版本源流，在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缺乏系统地总结，其成就未能超出清代学者。 

援庵元史研究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元朝民族文化史和元代文献整理等方面。拓宽了元史研究的领域，科学地论证了元代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为繁荣元史学做了扎实的基础工作，为后来者铺垫了更宽广的道路。特别是他对元代史学家胡三省《通鉴》注的研究，不仅是其个人学识的记里碑，还可看作是20世纪上半叶传统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援庵精心架构的一部杰作，在他早年的著述中最为得意。这部书考证了元代中西文化交通，规模宏大，一问世便折服了中外学人。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1935年12月陈寅恪为之作序，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限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14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读是书，称赞援庵是一位用科学方法整理材料的中国史学家，“非独为研究元代史学，即研究中国文化者，亦有参考此论著之必要”15。李思纯《元史学》称赞其考证“精湛绝伦”。白寿彝云此书“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16。 

《元典章》多采自原始档案，保存了元朝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政教风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大量史料，由于文字芜杂而被忽视。清末学者沈家本重刻此书，遂使之广布于世。沈本雕刻精良，但讹误百出。故援庵选之为底本，用故宫藏元刻本及四种旧抄本进行比勘，校出沈本12000多条错误，据以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布惠史学界。杨志玖说：“若无《校补》而冒然利用沈刻本，对其中年代、人名、地理、名物制度等种种错误毫无察觉，势必影响对元代典制史实的正确理解，也会以讹传讹，贻误读者。陈先生称沈氏刊出此书以广流传为《元典章》之功臣，我们更可以说，《校补》为沈刻本的功臣，其造福于本书读者真是功德无量。”17 

《元秘史》是一部关于蒙古族先世和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和传说，原用蒙古早期语言文字写成，明初译成汉文。其译法：正文用汉字转写蒙古字音，旁注汉文译义，每节后又有汉文总译。这部书在翻译时是如何译音用字的？明清以来一直没人注意。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用日文翻译蒙古史籍，他发现蒙古文与日文文法相同，逐句直译，无须增减，即可成文，自那珂通世发现这一秘窍，日本学界研究蒙古文者越来越多。援庵大概是受了那珂通世的启发，才注意到汉译《元秘史》的译音用字问题。经他研究，发现汉译《元秘史》中，汉字转写的蒙古字，不仅单纯译音，而且尽量用音义相近的字。这种音义兼备的译法奥秘首先由援庵揭示出来，并总结了其译音用字的规律。在现代汉语中，许多外来语亦多由音义兼备的译法译成，古今人心智相同，经援庵指出，人们对此方法的认识更加明朗了。 

《通鉴胡注表微》是援庵晚年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旷世之作。这部书通过胡注，言史法、史事，发议论，并表述出胡注微言大义，即依据胡三省的身世来探讨全注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郭预衡《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一文，将《表微》所表之微综括为三：一曰表“亡国之痛”；二曰表“力主恢复，反对投降”；三曰立“劝戒”，讲“治术”，论“民心向背”。中国传统史学历来注重史法、史义，发挥史学“褒贬劝戒”功能。刘知几《史通》论史法，章学诚《文史通义》讲史义。《表微》前 10篇系统总结史法，构成了援庵的史学方法论；后 10篇论史事，借事论理，史论结合，深入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因此，这部书思想性极强，可以说是援庵的“思想专著，而不是纯粹的史学专著”18,表明了他的通史以致用的治史方向，“援庵史学晚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借着它表现出来”19。此书是援庵晚年寄托思想的代表作，在近现代学术大师中，也有晚年寄托思想的论著，若论思想水平与学术价值，难能与援庵的《表微》比肩。《表微》充分发挥传统史学的史法、史义、史例和“褒贬劝戒”的功能，把20世纪中国传统考据学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三、陈垣新考据学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 

援庵的学术成就在许多方面超出前人和同辈，后人亦鲜有人能超过他，由此确立了他的“世纪学者”的地位。为进一步说明他所开启的考据学新时代，还可就他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再作些分析。从学术渊源讲，他直接师承的是清代考据学，其学术融合了清代学术的精华，包括全祖望、顾炎武、赵翼、钱大昕、王鸣盛、王念孙、王引之、朱彝尊、谢启昆、俞樾等人的学术。王国维说：清代学术凡三大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新”20。援庵先是以“乾嘉之学精”为师，后来承“清初之学大”，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而到全祖望、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还善于创新，道咸以来新的治学方法亦被他发挥得十分充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得学毛泽东思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学之精、学之大、学之新，他兼而有之，能够博采众家之长，并根据时代的需要，用学术回应现实，“终随革命崇今用”，成了他学术的归宿，这是他对传统考据学继承与创新的总体路向。 

具体讲，援庵从钱大昕那里获得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考据的方法。钱大昕治学皆由“实事求是”出发。他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21但他所坚持的“实事求是”主要反映在考订古籍方面，追求一字一事、一物一名之真。而援庵则将这一思想升华为科学精神和学术思想精髓，即追求历史的真实，从历史现象中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援庵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又说：“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22他所建立的历史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学科，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在考史方法上，援庵在许多方面继承了钱大昕的方法，而且进一步求缜密，以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考玄奘出游年份。他还善于总结，将钱氏的方法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援庵自己的方法论。 

援庵“通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师承于清代朴学的鼻祖顾炎武。顾炎武主张为学宜“经世致用”，援庵说：“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23又说：“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24虽然司马迁、刘知几、杜佑、司马光、李焘、徐天麟、李心传、陈傅良、王应麟、马端临、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十分注重史学的功用，他们的思想都对援庵有所影响，而给予他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顾炎武。抗战期间，他反复研读《日知录》，深受其经世思想的熏染，称赞《日知录》是清代第一流的著作，并将之列为“史源学实习”的教材。他的学术研究已不再专心致志、一味纯粹于精密考证，而是将考证与明道救世结合起来，追求经世致用，发挥史学的功用。从事考证，然其目的、意义却在考证之外，由此形成了他的爱国主义史学。 

援庵的爱国主义思想萌生于幼年家乡流传的厓山忠烈故事。辛亥革命前后，这种思想形成。1917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他致力于确立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地位，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25又说：“我们是干历史的，就当然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26“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超过外国”，这是他的一贯思想，那种“史在他邦，文在海外”的现象令他无法忍受，他认为这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耻辱，亦是国家的耻辱，因发愤撰出“动世界而垂久远”的专精论著，相继推出《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名作。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阻止敦煌经卷外流，与北京文化界的爱国仁人共同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并就北京图书馆藏敦煌经卷8000余轴，分类考订，编成《敦煌劫余录》，以“劫余”二字，谴责斯坦因、伯希和对我国敦煌遗书的掠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援庵的爱国主义思想成熟起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通鉴胡注表微》等，借考史论史，表彰宋末、明末遗民不肯事敌的高尚气节，斥责从逆汉奸依附新朝欺压同辈的不义勾当，全面论述他的爱国思想。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将援庵的爱国思想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爱中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这也是继承了传统史学的民族意识，在沦陷区保存民族文化、保留读书种子，创建了“有意义的史学”。援庵的爱国思想之所以在抗战时得到升华，从思想根源讲，是受了全祖望的影响，从现实方面讲，也是反抗日伪统治的需要。这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由爱国志士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准备了思想基础。 

援庵治学的方法，既有传统的，亦有西洋的，建国后，他还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他都没有离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牟润孙曾评论说：“援庵先生由考据及西方汉学入手，也学了西洋方法，而终于回到通史以致用中国传统史学路途上来。他早期研究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最后回到研究《资治通鉴》，讲传统政治史，讲传统史学方法，诚如向觉明（达）所批评，援庵先生成了‘正果’。环顾近代史学家中能深明大义者，援庵师应居首位。”27他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交往甚深，从伯希和那里了解到西方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七七事变”前，他与日本学界交往频繁，十分注意借鉴东洋学者治学的方法，那珂通世治元史，多纪元胤撰著《医籍考》，在方法上对他都有启发。他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外来方法，用外来方法作补充，真正达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胜“夷”，学“洋法”不离“土法”，这是援庵给后世留下的成功经验。 

从中国近代史学看，援庵学术的创新还包括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诸如古教史、比较宗教史、宗教与民族文化、宗教与政治关系史、中西交通史等，他对敦煌学亦有开创之功。他所建立的历史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还有甚有成就的目录学、版本学，不仅为近代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成了他度人治学的金针，泽惠一代又一代学人。他毕生从事考证，学风严谨，成就卓著，在许多重要领域和课题研究方面，至今没有人能超过他，可以说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水平。他接过清代乾嘉学术，又为传统考据学劈造了一个新时代。因此，陈寅恪称他“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称他为“世界学者”28。牟润孙评曰“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百世楷模”，“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写下新的一页”29。启功则云之为“近百年的一位学者”30。这些评论应该说是中肯的。 

而且，援庵的学术还影响了几代学人。他与马相伯、英华、陈庆年、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讨论宗教史问题，与傅增湘、余嘉锡、杨树达、柳诒徵、袁同礼等讨论古籍文献目录、版本等问题，与孟森讨论长术及清史问题，在学术上和同时代人相互影响；张星烺、郑天挺、姚从吾、向达、韩儒林等与援庵有亦师亦友的关系，学术上不同程度都受了援庵的影响；陈述、翁独健、王重民、孙楷第、傅振伦、蔡尚思、邓广铭、邵循正、柴德赓、牟润孙、白寿彝、史念海、单士元、方国瑜、启功、刘乃和、赵光贤、李瑚、张恒寿、史树青、苏晋仁、葛信益、杨殿珣、郭预衡、李希泌、那志良、王树民、张守常、刘家和等当代著名学者，他们早年或得列援庵门墙，或亲承师教，深受其学术影响，虽然他们并非都是新考据学者，但他们从援庵新考据学中所得到的启示，在各自的治学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援庵这些早年的学生如今多已谢逝，但他们培养的学生又多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栋梁，薪尽火传，传统学术之炬一代接一代，愈燃愈炽。还有方豪、包赉、杨廷福、汪宗衍，他们数十年以通信方式向援庵请教，是援庵的函授学生，都在学术上大有建树，或因学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代著名元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私淑援庵学术，不仅得其思想、方法之神韵，还深得援庵著述之体，其论著多仿援庵，是模仿“援庵体”最佳最成功的大家，亦见援庵学术影响之深。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援庵所开辟的领域，于今已是硕果累累，如元代民族文化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等，古代宗教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敦煌学已形成专门学科。中国国际汉学中心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实现了援庵生前的宿愿。陈述说：“几十年来，在援庵先生的号召下，他的学生们（包括再传的、私淑的）勤奋钻研，在史学的各个方面，有些已接近、赶上，或者超过法国、日本的，当然与援庵先生的提倡、号召、勉励是分不开的。……先生德高望重，影响面宽，泰山北斗，祭酒荀卿，带动一代风气”31。无论从援庵的学术贡献，还是从其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看，援庵都称得上是 20世纪中国新考据学的大师和学术巨匠。 

注释： 

①陈智超：《陈垣先生与佛学》，载于《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12月版。 

②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6月版，第 188页。 

③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6月版，第 656页。 

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 365页。 

⑤同上书，第 216页。 

⑥同上书，第 655页。 

⑦同上书，第 32至 33页。 

⑧胡适：《介绍几种新出的史学书》，载于《现代评论》1926年第 4卷第 91期。 

⑨陈垣：《史讳举例·序》，科学出版社 1958年 1月版。 

⑩陈垣：《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中华书局 1962年 5月版。 

11孙智昌：《陈垣先生校勘学散论》，载于《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12陈智超：《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载于《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46页。 

13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14陈寅恪：《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影印《励耘书屋丛刻》本。 

15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载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年第6期。 

16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代序，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 

17杨志玖：《陈垣先生对元史研究的贡献》，载于《纪念陈垣校长诞生 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18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 

19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 

20《王国维遗书》第四册《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 9月版。 

2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 25《卢氏群书拾遗序》。 

22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序》，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23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陈援庵先生》，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 

24陈垣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载于《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 

25见郑天挺：《自传》，载于《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3月版。 

26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载于《东方杂志》第 40卷第 7号。 

27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 1982年 6月版。 

28见尹炎武 1933年 4月 27日《致陈援庵函》，载于《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6月版。 

29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载于《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 1982年 6月版。 

30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同上书。 

31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载于《纪念陈垣校长诞生 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10月版。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