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连材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太监。梁启超感其义烈千古，为之作传，题曰《烈宦寇连材传》，使其其迹得以广泛流传。但是，梁启超之作寇传，多采自传闻，因此，他的记述有不少可疑之处。兹择其要者数事以考之。

一、关于寇连材的生年入宫时间和被杀日期

《烈宦寇连材传》谓寇“年十五以奄入宫”，与《清宫遗闻》之“寇连材之忠谏”条所述正同。又据《清宫遗闻》之“内监直言被诛”条，寇死时“年甫十八”，则当生于光绪五年（1879），入宫时间为光绪十九年（1893）。实际上，此说并不确实。

寇连材之孙寇长城根据上辈的口传，肯定寇连材生于同治七年（1868），推前了十一年。又谓寇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自己净身之宫的。据寇长城称：“寇连材十五岁时与铁匠材张氏女结婚，生有两男一女”，“寇连材乃是我的亲祖父”<%　寇长城：《记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北京市政协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这应该不会错。由此可知，寇连材入宫时不是十五岁，而是二十四岁。

至于寇连材的被杀日期，《烈宦寇连材传》称：“……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丙申二月）十七日移交刑部，命处斩。”此亦同于《清宫遗闻》之“寇连材之忠谏”条。然其“内监直言被诛”条所述则不同：“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杀奏事处太监寇连材于菜市。”一谓二月十七日，一谓二月十六日，梁启超采前说而弃后说，对否？据寇长城称：“寇连材就义后……葬在〔昌平县〕南七家庄，到了民国，有人集资在京西百花山上建立了寇公祠，树碑立传，每逢忌辰农历二月十七都举行祭奠。”这证实了二月十七日说是正确的。

二　关于寇连材上书的内容 

《烈宦寇连材传》称：“（寇连材）乃上一折，几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能详之，大率人人不敢开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此处除两三字微有不同外，亦皆同于《清宫遗闻》之“寇连材之忠谏”条。

寇传所述仅是十条中之三条，其余七条又是什么呢？《清宫遗闻》之“内监直言被诛”条又称：“太监（寇连材）有兄在琉璃厂松竹斋纸店为伙。有询其故，寇曰：‘余弟违例上奏，条陈十事：请止演戏；请废颐和园；请还宫办事；请免修铁路；请革李鸿章职；请续修战备与日本战，不伦不类者十条。”这里讲了六条，合前者共为九条，只差一条了。

但是，寇长城则称：“寇连材……写了一份《上太后书》，　并念给他大哥听。……据老人们说，《上太后书》共十二条，其中有：一、请太后勿揽朝政，归政皇上；二、请太后停修楼台殿阁，把财力用于富国强兵；三、请太后勿再阻挠变法维新，内修政理，外御列强；四、请太后不要袒护贪官污吏卖国贼，交部严惩，　以儆效尤。”

寇连材所上究系十条还是十二条，可暂置不论。先要弄清的是，寇连材上书的内容是否真的如此。从前面所引的材料看，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因为这些材料的来源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得自传闻，提供材料者并未真正亲自读过寇连材的上书。因此，前面所引的三条材料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　是值得怀疑的。

有幸的是，从现存的《甲午战争有关折奏史料》抄本中终于查到了寇连材的上书，题曰《太监寇连材死谏折》。这就为我们解开了长期以来令人扑朔迷离的寇连材上书之谜。因寇连材文化程度不高，故此折文理不通之处比比皆是。□将此折全文抄录如下：

奴才寇连材跪奏：为倭奴以来，奴才终日虑前者有例不准太监题奏。现今和约已成，赔军饷，割台湾，如若日后再有别国生事，当何如也？奴才深虑已久，实观市街□□太甚，天下不平，恐其日久，成其大患，不能割治。奴才蠢愚，奏闻圣鉴十条，开列于后：

一、以纸贯通天下，以兴利弊，能安天下，军民一心。何为现今天下各省地方非用银铸票不能通达？现今国亏，各项需用银款均不足用。宜撤各处钱铺，不准出票，收回再不许用。竟系国家京内设一官票局，以为国实流通达市街，以为国用，各款均用此可也。如票旧坏，十年后许旧换新。

一、国家用人，宜以利为先。现今天下文武各员，均系管河吃河，无一无弊利之员。如是为官不忠，竟系养廉甚薄之故。见仗不胜，□□不□。再者，旗民现有许多人入于耶苏，明言通商，暗安内地汉奸。如是旗民也，旗〔竟〕系粮薄贫寒，日不足用。民系各项官差甚多，入于□□，各差均不当也。孩童入于耶苏堂念堂，即省□□，故世取以入于耶苏旗民甚多。现今用文武官员、兵丁、官役、匠役、民夫、官以冲着〈品〉均用票项。天下地丁税务，各处出产均宜裁撤，各税官亦宜裁撤，各处厘金局宜裁撤。各省金银各矿以及各处出产，均宜开采。金提三成，银提二成，余者不提。金银二矿宜添安官员、兵丁弹压。六部京官各满汉二员，以及外省督、抚、州、县、矿务、营务等官，均宜用满汉二员。天下王公、文武各员，均按品级赏食，冲着品每官〈一品〉赏食银九百两，二品赏食银八百两，三品赏食银七百两，四品赏食银六百两，五品赏食银五百两，六品赏食银四百两，七品赏食银三百两，八品赏食银二百两，九品赏食银一百两，无品级官员、旗人赏食银一两，匠役赏食银一两，民夫赏食银五钱。为村中教习者，赏食银五十两；各员每遇教者，死外国一贼恩赏银一百两，打死本地贼恩赏银五十两，均系大众均分；□死阵前，赏食二十年本粮，设立专祠，立忠义□，勿论官弁兵丁均如是也。以此冲着〈品〉重代〔待〕各员，均无利弊，见仗决无不胜，修工决无不坚。如此办法，见了外国仇敌如见银元宝一样，舍命前往。此法即是人见利而不见害。

一、练军宜每〔之〕庄□。按二户安一兵，四千户安一营，各营宜安炮台一座。京内宜各门一营，各海口宜安五营。沿海以上，宜按二十里安炮台一座，按炮台宜安一营。现今枪炮打硬不打软，宜牛皮极软之物能挡外国枪炮炸。宜用火枪、洋戟子，宜用藤盘、削刀。造□打二里半远，二里□准。练挡十人为一挡，分为二枪，四撤各用二撤；藤盘、削刀各一分。练时四人放炮，一人观阵，五人抬挡，二刻一换。藤盘、削刀近交手方用，衣服头戴英雄帽，足登〔蹬〕连袜鞋，袄裤宜瘦。行营食物宜用白发面火烧，凉热均可食。火宜用炭，即轻火。又令各营宜着马五百匹，所为平日运粮、行营火药、行粮〔？〕之用，省以□来民人。各营炮台炮位宜坚；海内宜多练轻船，亦宜坚。各营所用枪炮子母、火药、军器等件，　均宜一法制之。用兵宜挑□□之人，每月□六回。素日护营兵一千，各村安兵一千，均分二班清理地面，朝夕训练，不可一时率心为之。再者，天下官员、民等，准其京官代奏。如查出有品之员不法，赏银千两；无品级官员、兵丁、民等不法，赏银百两。有据实，照数赏；无据实，亦无处分。官查民，民查官，二处并查。就子不查父恶，余此均准，不法之人即少也。

一、宜多修工，即养天下□民之法。现今京内三山、各处衙门、营盘、炮台，均宜修造。各处用人甚多。□民即少，贼盗人亦少也。

一、天下各处宜设立官学教人院，不拘男女，均十岁入学，十五岁考等次一、二、三等。再习学五年再挑选。选差使，各处均由学中挑选。均系半日习文，半日习枪、藤盘、削刀。如男出兵，女可保护村庄。自后女不准踹脚，天下婚姻合配均按学中等次相配，一、二、三等之下不分。再者，天下官员人等，自一岁以上宜各赏给护命牌一件。自赏出后，如无牌者，各处不准存留，即交官衙究办。

一、虑修铁路、洋药即是中国之大患，均宜裁撤。后【现】今我国所用洋军器宜暂用，自后不准再造。□前之军器造妥，洋军器宜撤。海内用战船宜用本国人，外国人宜撤之。

一、天下各犯宜赦，亦宜各赏给命牌一件。赦前罪宽免，自后再有不法之事，从重治罪，决不宽恕。再者，观今之律，过乱又轻。自后，为人不敬天地君亲师，为兵不遵令□除不前，修工不用心，为奸犯盗□□□私钱，拾妙隐秘，□害人命，均宜斩之。若有钱财地工，说话失信，均宜重责。有理五百，无理一千以上；宜斩者，一次重责二千，二次理责四千，三次照章办理决不宽□。何用许多刑法？轻者打，重者斩之也。

一、天〈下〉各处官员，均宜三年一任，不宜连任。京官调外官，外官调京官。京知外边情形，外知京内情形，内外一气，天下自平。现今有许多年不调，利弊已久。内外不知，天下能平？各差均由学中挑选，文武场宜撤。

一、天下风俗、银平、斗秤、尺寸、地亩清目，各处均不相同，一处一样。再，使钱明一文钱，言之二十文，即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自后即由忽起，十忽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两；秤为钱起，十钱为一两，十两为一斤；斗由抄起，十抄为一勺，十勺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尺由分起，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地亩由厘起，一百丈长一寸宽为一厘，一〈尺〉宽为一分，十尺宽为一放。天下均宜一法制之。自后使钱不□一文□二。金一两买银十两，银一两买制钱一贯，以为准价，永远不准增减。余者有便价。现今当十钱，主我国不旺，宜撤，随时收库，不准再夹造。　　　　　　　　　　　　　　　　　　　　　　　　　　　　　　　　　　

一、我国现今无嗣，就此可选天下文武兼全、才学广大者过继，不可按亲友过继。天下之人均有天分，有才即有分。以此安民，即尊覃〔？〕之道。自后国家再嗣者，均按才袭，有才准袭，无才不准封为王位。如选国嗣之〔？〕，宜各村按十户选一归营，营选一再归县，〈县〉选一再归省，〈省〉选一由省归京。圣上亲自目看，按选一人做嗣。天下人等，前有利之贪，后有天分之贪，天下国号“大清”二字万无一失，永享太平永世在。日后不拘何人坐皇帝之位，永是大清之后代也。各外国知其底细，天下内外一……（以下残缺）

此折文字虽然诘屈聱牙之处甚多，但其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它的发现，证明了《烈宦寇连材传》和《清宫遗闻》说寇连材上书“凡十条”是对的，而寇长城所说“共十二条”则错了。但是，《烈宦寇连材传》和《清宫遗闻》所说的寇连材“条陈十条”，其中除两三条略近于原折外，却皆系道听涂说之言，是不确实的。

三　寇连材是否“赞助维新”的问题 

既查到了《寇连材死谏折》，　寇连材是否“赞助维新”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

最早把寇连材拉到维新派队伍里去的，恐怕就是梁启超了。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即将《烈宦寇连材传》附于《殉难六烈士传》之后。他高度评价寇连材的爱国思想说：“陆象山曰：‘我虽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其寇黄门之谓乎？京师之大，衿缨之众，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车载，及其爱国明大义，乃独让一不识字之黄门。呜呼！可无愧死乎？”并认为寇连材“可以随六君子而千古矣”。此即寇连材为维新派说之滥觞。在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的影响下，寇长城便在《记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一文中，极称寇连材“赞助维新”。他写道：“光绪得知寇连材胸怀大略，有胆有识，极力赞助变法维新，很快就把他作为自己的贴心人和助手，器重他，信任他，与他商讨大政方针，派他给维新派传书递简，从中穿针引线。”这就进一步坐实了寇连材与维新派的联系。

事实是否如此呢？

细读寇连材所奏十条，其要义可概括为四点：第一，加强国防，防范外患。第二，富国利民，安定人心。第三，整饬吏治，兴利除弊。第四，择贤为嗣，继承皇位，以使“国号‘大清’二字万无一失，永享太平”。其中，第四点永保“大清”长治久安是上折的根本目的，其余都是具体措施。寇连材在折中开宗明义地说：“现今和约已成，赔军饷，割台湾，如若日后再有别国生事，当何如也？奴才深虑已久，实观街市□□太甚，天下不平，恐其日久成其大患，不能割治。”可见，寇连材之上书谏事，乃是发生在甲午战后民族危险日益加深的历史条件下，它本身即是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反帝爱国怒潮的一个反映。寇连材来自民间，比较了解民众疾苦和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他身居内宫而忧虑国事，为拯救国家危亡而冒死上书，其敢于直谏而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是，从《寇连材死谏折》看，寇连材和维新派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如果将《寇连材死谏折》与此十个月前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二书》）作一对比，问题就很清楚了。

其一，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寇连材死谏折》提出：“六部京官各满汉二员，以及外省督、抚、州、县、矿务、营务等官，均宜用满汉二员。天下王公、文武各员，均按品级赏食”；“天下官员、民等，准其京官代奏。”并无丝毫触动封建官制之处。而维新派则认为：“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公车上书》指出，“上下隔塞，民情不通”，诚为“中国大病”。建议“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用汉制名日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员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宣示天下。”这实际上是主张实行西方的议会制。

其二，在“养民”问题上，《寇连材死谏折》提出：“宜多修工，即养天下□民之法。现今京内三山、各处官衙、营盘、炮台，均宜修造。各处用人甚多。”其设想一点也越不出封建生产方式的樊篱。而《公车上书》则认为：“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务农”者，设农学会，“察土质，辨物宜”，　实行科学种田。“劝工”者，设考工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奖励发明创造，“旌以功牌，许其专利”，以发展工业生产。“惠商”者，设“商会”，故可合公股为大公司，“于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恤穷”者，则有“移民垦荒”、“教工”、“养穷”等措施。反映了维新派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其三，在“富国”问题上，《寇连材死谏折》主张，由国家设立官票局，“以纸贯通天下”，禁止私人钱铺出票，并发展采矿业，“金提三成，银提二成，余者不提。金银二矿宜添安官员、兵丁弹压。”而《公车上书》则提出“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日邮政。”其“钞法”不同前者之“官票”，乃是“令天下银号报明资本”，“助其通流，昭彰大信，巨商乐借国力，富户不患倒亏”。其“开　矿”亦不同于前者之开矿，主张采用机器开采，“二十取一而无定额税”。至于铁路、机器、轮舟三者，尤为《公车上书》所强调。认为铁路“吾民集款力能自举，无使外国收我利权”，“且可移民出于边塞，而荒地辟为腴壤，商货溢于境外，而穷闾化为富民”；　机器“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凡作机器者，出货领牌，听其创造”；轮舟“亦宜纵民行之，出费领牌，听其拖施”。这表明维新派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铁路、轮船事业和机器生产。而《寇连材死谏折》却恰恰反对建造铁路和轮船，也完全看不出有发展机器生产的要求。

其四，在教育和选拔官吏问题上，《寇连材死谏折》提出设立官学，男女均可入学，半日习文，半日习武；撤销科举考试的文武场，由学中挑选官吏。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在教育内容方面没有提出改革意见。《公车上书》则认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因此主张“开民智”。它并不一般地反对科举考试，而是提出“改武科为艺科”，包括天文、地理、矿学、医学、化学、物理、机器学、武备、驾驶等科，以专一经为根本，由学堂考试荐于省，省试贡于京，京试合格者入仕；文科考试要求“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并加试“问外国考”，而“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

其五，在练兵问题上，《寇连材死谏折》提出按村庄练兵，实际上是沿袭团练的组织形式。此外，还主张士兵“用火枪”，“用藤盘、削刀”，“衣服头戴英雄帽，足登〔蹬〕连袜鞋”，“洋军器宜撤”，“自后不准再造”。《公车上书》则认为“器械精利，壮其胆气”，“器械不良，以卒予敌”。因而提出：“非悬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广购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说明购买“洋军器”在当时是必要的措施。

总之，在以上五个问题上，寇连材的主张都是与维新派根本不同。寇连材上书是基于他的爱国热忱，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确实值得赞扬。不过，他的主张基本上还没有跳出封建主义的窠臼。因此，说他“赞助维新”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还要指出的是，说寇连材“赞助维新”，在时间上也是难以说得通的。因为光绪皇帝正式召见康有为是在1898年6月16日，而寇连材是在1896年3月30日被杀的。在寇连材被杀之前，光绪皇帝同康有为等维新派并无直接接触，怎么会让寇连材“传书递简”？寇连材“赞助维新”说之难以成立，可谓明矣。

　　（資料來源：《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