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第一书》又称《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呈》，撰写于光绪十四年十月，该书是研究康有为早期变法思想的重要文献，康氏在此次上书中，“罔知忌讳”，“干冒宸严”，大胆揭露了清政府国事败坏，内政不修，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强烈要求，并建议仿照汉朝议郎，设立训政之官，尽管该书仍然带清流派之特色，然而，它却充分显示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虎虎生气。此书与帝师翁同龢关系颇为密切。黄彰健先生与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曾对翁、康这一时期关系予以探讨。[1]最近，在美国见到了万戈先生家藏翁同龢未刊史料，其中包括康氏之摘抄本。这一重要史料的发现，使我觉得对康氏《第一书》及康、翁关系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翁氏为何未曾代递康氏《第一书》? 

翁同龢当时既是帝师，又是户部尚书，并分管翰林院事务，他学问渊博，正色立朝，因此，康有为当时曾指望翁同龢等人的推荐，以打开通向清朝权力中枢的道路。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记载： 

九月游西山，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2] 

康氏上书翁氏敦促变法事在《翁文恭公日记》中得到证实。光绪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翁氏记曰： 

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3] 

康有为欲见翁同龢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他并未灰心，并且很快写成了《上清帝第一书》。该书通过他人转递，又到了翁氏手中。对其中原委，康氏《自编年谱》记曰： 

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自黎纯斋（庶昌）后，无以诸生上书者。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微贱，首倡此论，朝士大攻之。 

十月，递与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之上。时翁常熟管监，以文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时适冬至，翁与许应骙、李文田同侍祠天坛，许、李交攻，故翁不敢上。时乡人许、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谒彼。吾谓，彼若以吾为贤也，则彼可来见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4] 

照康氏自述推断，翁同龢未递《第一书》之原因，是由于书中有“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而“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康氏此说与坊间流传的《翁文恭公日记》影印本虽不尽吻合，亦相去不远。翁氏《日记》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记曰： 

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许覆谢之。 

但是，由新发现之史料证明，无论是康氏《自编年谱》还是翁氏《日记》，对翁氏未递《第一书》的原因揭示得都似是而非。新发现翁氏光绪十四年《杂记册》中对翁氏未递第一书另有新说。该书谓： 

南海布衣康祖诒，拟上封事，由成均代递，同乡京官无结，未递。其人初称布衣，继称荫监，乃康国器之侄孙也。 

据此可知，翁同龢未递《第一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康有为上书前没有取得同乡京官的印结，与清代上书体制不合，故未能代递。 

所谓印结是同乡京官出具的有关康氏身世的证明。这是清代无上书资格的人要向朝廷进言，通常须要交验的凭据。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曾上达天听，当时由都察院呈递时，即附有康有为所取得的同乡京官印结。据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人的《代递康有为折》所云： 

据广东进士康有为条陈善后事宜一件，赴臣衙门呈请代奏。臣等公同阅看，该呈词尚无违碍之处。既据该进士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未敢壅于上闻。再，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抄录进呈，恐致耽延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一件，恭呈御览，伏乞圣览。谨奏。[5] 

而康有为的《第一书》是在未取得同乡京官印结的情况下，由私人转到翁氏之手。因此，翁同龢不愿冒违制的风险，而呈递一份易遭非议的上书。 

当然，翁氏开始对康有为印象不佳，也可能是未呈递《第一书》原因之一。因为康氏起初称“布衣”，继而又称“荫监”，前后不一，自然会引起翁氏之疑虑。加上翁氏当时思想尚趋守旧，对新法的认识也不像日后那样清楚。[6]凡此诸种因素促成他作出“决计覆谢之”的决定。 

二、《上清帝第一书》深深打动了翁同龢

翁同龢虽然未代递康氏《第一书》，然而，并不等于康氏的《第一书》对翁氏并未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恰恰相反，康有为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以及他改革朝政的计划都深深打动了翁同龢。尽管现今传世的翁氏《日记》以及此次新发现的史料，都没有直接记载康有为的《第一书》在翁氏心目中留下了何种深刻的印象。但是，一个无法抹掉的事实是：翁同龢作为帝师之尊，却能花很大气力，将康氏撰写的《第一书》作了详细的摘抄，有不少段落都是一字不少的照录。试想，如果翁氏认为康有为的上书无足轻重的话，他能花这么大气力去抄录吗? 

翁氏对康有为《第一书》印象深刻，还可以从另外一件事得到证明。据康氏《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记载： 

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时未知上之无权，面责常熟，力任变法，推见（荐）贤才。[7] 

上文中翁氏访康不遇，据我的推测应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的事。翁氏是日记曰： 

入署……归时略早。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 

此处李莼客应是康有为。因为李莼客卒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绝不可能于次年闰五月访翁；再者，李氏于光绪庚寅补山西道监察御史，巡视北城，屡上封事，不避权贵，时已年过六旬，何能目为“狂生”?故可断定，必康有为无疑。戊戌政变后翁同龢如惊弓之鸟，担心旧党落井下石，故对甲午至戊戌间之《日记》多有改删，尽力掩饰他与康有为之交往，对于此处改删，我已掌握进一步的确凿证据，拟另撰专文，予以探讨。此处只是想说明乙未闰五月翁、康互访是确有其事的。 

时隔六、七年之久，翁氏还就未递《第一书》向康氏致歉，并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可见翁氏不仅摘录《第一书》，而且还时加省览，该书对翁氏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三、《上清帝第一书》翁氏摘抄本之史料价值 

通常说来，康氏之《第一书》是历次变法条陈中改动较少的一次。因为《第一书》在戊戌政变以前已有多种刊本传世。诸如光绪二十年桂林冷风热血斋刊印的《救世刍言》，光绪二十二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的《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及光绪二十三年慎记书庄石印本《四上书记》等都刊有第一书，此外《皇朝经世文编》、《康南海书牍》等亦载有此书。《第一书》之手迹亦见于有正书局刊印的《南海先生遗稿》。汤志钧先生《康有为政论集》与黄彰健先生《康有为戊戌奏稿辨伪并论今传康戊戌以前各次上书是否与当时递呈原件内容相合》曾对《第一书》的各种版本进行爬梳考订，并认为《遗稿》所收应为康氏第一书最可信据之本。然而，《遗稿》刊布甚晚。据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解题》云： 

南海先生遗稿一册，民国十年影印本。是书系影印康有为光绪十四年第一上书原稿，并附沈曾植批改原迹。与外间所传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内容稍有不同。[8] 

民国十年刊布之手迹，是否是光绪十四年向清廷呈递之原件?看来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第一书》翁氏摘抄本的发现，对于厘清康氏此书各种版本的正误，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只要将翁氏摘抄本与《遗稿》所刊第一书稍加对照，便不难发现二者内容详略有明显差别。 

比如，康氏在论述中法战争之后，中国面临列强交迫之危局时，《遗稿》称：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翁氏《第一书》摘抄本则作：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其一已在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得罗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又如，《遗稿》所刊《第一书》谓： 

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焉。而翁氏摘抄本则谓： 

英一日而举缅甸，与我滇仅隔怒江之夷，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今乃作衅焉。 

再如，《遗稿》所载《第一书》在论述须慎声色之防时云： 

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 

而翁氏摘抄本则云： 

皇上大婚伊始，庶政将裁，血气未定。宜慎声色之防。 

翁氏不惜气力，对康氏第一书详加摘抄，但是，无论如何，摘抄本只能比康氏原呈字句减少，而绝不可能任意添加，上引三段文句中大多数加点的字句，在《遗稿》中都刊落了，我以为这些地方都是康有为对《第一书》进行改删的明显证据。至于在个别词句方面，《遗稿》所刊《第一书》之改动痕迹更是枚不胜举。诸如： 

翁氏抄本谓：“奉天山涌水溢，高数丈”，而《遗稿》则作：“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翁氏抄本谓：“今闻诸种，亦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而《遗稿》则作“比闻诸夷，合尊法神父为总统焉”；翁氏抄本谓：“将来东南诸岛，纷纷效尤”，而《遗稿》则作“将来南洋诸岛，纷纷效尤”；翁氏抄本谓：“庸有济乎”，《遗稿》则作“庸有幸乎”；翁氏抄本作“先帝所经营”，而《遗稿》则作“列圣所经营”。凡此种种，都可能是康有为作了润删改动，一般说来，《遗稿》所刊《第一书》比翁氏摘抄本文字要优美一些，论说亦更加有力合理。 

至于人们往往比较关注的议郎问题，翁氏亦作了较详细地摘抄，其文曰： 

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能（遗稿作“得”）尽其言于前，人人得献其才于上。周有土训诵训之官，汉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等官，今若设训议之官，召耆贤以抒下情，则远洞万里之外矣。 

可见，康有为后来在《公交车上书》与《上清帝第三书》中建议光绪皇帝因用汉制，设立议郎，轮班入值，以备顾问，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令会议，三占从二，下部施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9]，早在《第一书》中已见端倪矣。 

翁氏抄本的美中不足之处，是翁同对《第一书》的摘录颇有些前繁后简，虽然，他删去的不少是康氏引用的《周礼》、《礼记》、《左传》等古典文献，但是，如果翁同龢倘能把后半部分摘录得更加详细，那么，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康氏改删《第一书》的更多实据。总而言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翁氏摘抄本的发现，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思想，考订康有为的早期上书，提供了一个弭足珍贵，又十分可靠的史料。    

（资料来源：《晚清轶闻丛考》，巴蜀书社199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