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运动性质和作用，经过学术界近30年的讨论争鸣，至第五届全国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时，基本得到统一认识，确认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清政府实行对外开放、借法自强的结果，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倡导及开创性的作用。但是，对洋务运动的产生起了重要催化作用的《局外旁观论》及《新议略论》（以下简称《两论》）仍被部分学者视为是“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两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两论》对洋务派官员的影响如何？到底是侵略还是友谊？

《两论》的基本内容

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自从被迫打破闭关局面后，对待外国人的心理，出现自大与自卑、师夷与畏夷的矛盾状态，对外国人存在种种疑虑和戒心。一方面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国强兵的制度，另一方面又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对国内事务应如何适应资本主义渗入新形势的要求，也茫然不知所措。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诸国达到增开商埠、割让九龙司、传教自由，俄国通过边界谈判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后的二、三十年间，各国以维护商业利益为主，宣布对华和平相处。从此，与西方各国处于相对和平共处时代，出现西方文化流向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闭关政策及旧的生产方式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如何开放？在这种情况下，1865年11月、1866年3月，赫德和威妥玛先后提出《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共1万余言，对清政府的外交、内政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与改革建议。

赫德在《局外旁观论》里开宗明义指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敢抒所见，或效一得之愚”，劝清政府认清历经“变迁”后的形势。当然应该看到历史悠久“莫古于中国”，也应看到，与世界各国相比较，“竟莫弱于中国”。中国实行闭关政策，可是，西方各国“近数十年渐渐与中国往来”，资本主义势力已深入中国，“拒绝不得”，必须面对现实，因时制宜，进行改革，正确处理内政外交上所遇到的新问题。

接着，赫德对清政府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及今后发展趋势作了精辟分析，他说，“中华情事，一曰内情，一曰外情，今日之外情，系由前日之内情所致，而日后之内情，亦由外情所变”。这就是说，今日外国势力侵入，是由于中国“前日”之闭关积弱所造成的，而今日中国已开始卷入资本主义漩涡，今后内部之发展，必须随国际势力的影响而变化。

内情如何？《局外旁观论》举出了清政府政治腐败的大量事实。政治上，有法不依，因循守旧，内外员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胥吏专权，“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使民生不得安业。财政上，“各省筹划款项，动逾万万，而兵丁欠饷，竟致累月经年”，“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军事上，“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通经原为应用”，而今日知识分子，熟读经书诗文，而不晓时事，“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禁止邪教，原为崇正”，而封建迷信“屡屡”。“各小省所有拨款迭催，而民言剥皮；及至大内所需，饬令捐备，例不准销，是令人舞弊也”。“法本善而恶，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吁！事不以实，而徒饰虚文可乎”？

赫德指出，总之，“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因此，造成人民“藐上不服作乱之灾”，也是很自然的。

在“外情”即国际关系方面，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指出：“自古以来，四海之内，无论何国”，如果不与“邻邦尽心勇进齐驱，未闻不为邻邦所并”。今日中国邻邦，已非古代落后之匈奴番夷，而是英、法、俄诸强国。“英国已在缅甸，离云南不远。法国已在安南，离广西不远”，俄国与中国连界万余里。“可虑者不在各国有无侵占之心，而在各处有易侵占之势”。近数年来，“三国之待中国，虽恐或有不周；中国之待三国，亦有不周之处。若论如此，内外即应互相体谅”。《条约》既已签订，应依万国公法，照约办理，如违背《条约》，又可能“用兵”。无奈“各国正强”，倘中外偶有不洽之处，外国会恃强构兵，或用“言语挟制”的危险。为了转危为安、必须“借法自强”。这样，即能使各国得到“应图之利”，又能“保中国得以自主”。

如何借法自强呢？威妥玛引用中国《易经》上的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指出无如中国官吏绅士，“论及变通二字，止以变回旧法”，这种复旧的变革，是行不通的。“中国好古恶新”的习惯必须清除，应该认清形势，对内政外交进行新式改革。他提出“中国自主之要，在借法兴利除弊”，“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的原则。赫德建议实行“民化而兴国”的宗旨。所谓“民化”者，即“外国所有之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如外国之轮船，铁路、工织器皿、寄信电机、军火兵法、银钱式样、均极精妙，“国民雨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所谓“兴国”者，“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即可兴邦。在内治方面，还应整顿财政、改革地丁、盐课、税饷三项，使各官重禄、各署定费，免除贪污及勒索小民。在军事上要求“兵精不在多”，讲术“兵法兵数兵饷”。在地方行政管理上，应革去回避本籍制，“文武应准本省居官，为官系明理之人，在本省熟悉风俗语言”，“有利于治理地方”。“其余一切事宜，日后可随时设法整顿，必致国安民富”。

在外交上，赫德提出，中国应与各国有来有往，平等相处。中国大皇帝应“召见各国住京大使”，以示友好。中国亦应“委派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大有益处。在京所住之大臣，若请办有理之事，中国自应照办；若请办无理之事，中国若无大臣驻其本国，难以不照办”。此外，中国应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各等事”。威妥玛指出，中国有人认为先求内治而后排外，“必变通乃能安定，俟安定后再将外人驱去”，这种排外论对中国无益。他又指出，“中华向来之礼，从不愿与外国交易，闭门不纳，外省尤甚”，这种闭关自大的政策也是不对的。

赫德最后总结说，以上所劝之事，“内系将旧例”整顿，“外系召见、派使、会制。召见无损，派使自护、会制富民”。至于《条约》中所规定之各条，亦应及早办理。“若照行、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盖万国往来，向来各国让各国之事，中国若不让，各国必不服。若让而作万国之友，其地广大，其民众多，文义均通，安分务工，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

威妥玛在《新议略论》中特别建议，中国在改革试办之时，“须暂约外国人相帮，迨其习熟，方能辞去。既如海关税务司，自设以来，内外既免生事，税饷亦见其增”。“而税务司各员，虽皆招请外国之人，而请辞各员管理税务”，其权“皆在中国掌握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将来中华能悉外国语言规矩，以致辞去外国各员，自理税务，中国具此才能”，外国人也是欢迎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0—38页。%>。

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自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成立，洋务运动进入肇始阶段。在英、法联军的沉重打击下，奕惊呼，“夷祸之烈极矣”，“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4一2675页。%>。李鸿章也说：“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而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34页卷6，第3页。%>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中外和好”，“华洋会剿”的局面。清朝统治者认为，这是以“剿贼”为名，“借法自强”的极好机会。1863年，奕等奏称：“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2页。%>。自此，洋务运动进入积极的筹办之中。

但是，清朝官员中对求强求富的规模、范围等有不同看法，有人不主张“师夷”，有人提出引进部分利器。总之，清朝官员对“师夷”及与洋人打交道存在种种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局外旁观论》及《新议略论》。

奕读过《局外旁观论》后，认为“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未予重视。此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送去威妥玛的《新议略论》，照会重申“和睦”政策，虽措词“宛转”，意在迫使清政府“借法自强”，这才引起奕的极大注意。为此，他在密陈慈禧太后的专折中说，为了防止洋人“日后藉端生事”，必须“通盘筹划，先事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猝更难措置”。可见，奕在被迫而又谨慎地选择自强之道。他说，“飞线铁路等事”，“该使亦未将如何有益中国之处切实提出”，不准备研究推行，“惟所陈内治外交各种利弊，反复申明，不无谈言微中”。其主要内容为“借法自强”。“臣等查中国本应力图自强”，但是有人却“概鄙他人之法为不可用，又不广求良法”。“现在沿江沿海通商口岸，均与洋人交涉，全赖各督抚大臣督率地方官处置得宜，方免外国借口生事”。当前，“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自应由该督抚大臣各就各地，亟早筹维，仍合通盘大局，悉心妥议。再由臣衙门”综合请旨办理。为此，1865年4月5日，清政府将《局外旁观论》、《新议略论》、《阿礼国照会》等件全文抄录给沿江沿海督抚认真阅读研究，“共体时艰，勿泥成见”，专折速行密奏，提出“设法自强”、“保国保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0—13页。%>的具体办法。

沿海沿江督抚接到清朝中央发下的上述文件后，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自强方案，先后奏复。他们一般都认为应急谋自强或借法自强，但具体主张却有不同。

在如何自强问题上，两江总督李鸿章、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闽浙总督左宗棠、广东巡抚蒋益沣等主张借法自强，他们立即创办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又将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镇，扩大规模，分设机器厂、汽炉厂、铸铜铁厂、火箭厂、熟铁厂、轮船厂、洋枪楼及船坞等。另一些人却不主张借法自强，湖广总督官文认为“法自强者”，主要为外国人谋利益。两广总督瑞麟认为，“中国自强之要务，即在讲求吏治、宽筹财政、整顿营务、特制器械四大端”，中国人早已知之，“不待外求”。由于官文、瑞麟的思想保守，造成湖广、两广洋务工业落后20余年的局面。

关于电讯铁路之建设，由于奕在奏折中对赫德之此项建议不理解，各省督抚在复赛中一致反对。崇厚认为“断非急切可办之事”；官文说：“火车电机等事”，主要为洋人“垄断牟利”，“包藏祸心”；刘坤一说：“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断不可从其请。由于这些官员对电讯铁路建设的无知，盲目反对，致使中国铁路、电讯的建设推迟15至20年。

在外交上，除刘坤一不同意派重臣分驻各国以免“挟以为质”外，大部分督抚主张皇帝应召见各国使臣，中国应派使臣分驻各国。左宗棠等认为，《局外旁观论》及《新议略论》意在“惟利是视”，并无“恫喝”、“诡谋”、“挑衅”之词。蒋益澧更为开放，认为此时中外交际尚洽，应抓紧时机“造船购炮”，并许沿海富商大贾租购轮船夹板，“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我调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25—30页；卷41，第30—49页，卷42，第58—65、46—48页，卷43，第14—18页。%>，既利于商业竞争，又利于武力抗衡。

督抚们一致认为，应将条约重新刊刻，散发至督抚司道，按约行事，以免除洋人之借端生事。

侵略还是友谊

在国际关系中，正确区分侵略和友谊、恶意和善意，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把侵略当作友谊，就会引狼入室乃至出卖国家利益；如果把友谊当作侵略，将善意指为恶意，就会盲目拒绝别人善意的合理建议，乃至孤立自己，给国家民族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国际事务风云变幻，复杂多端，侵略和友谊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昨日的敌人，一夜之间，可能变成朋友。就是在敌国之中，也不乏友好人士。人们往往易于认识把侵略当作友谊的危害，而忽视把友谊当作侵略的危害。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善于在转瞬变幻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捕捉一切机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寻找友谊和支持，为自己国家利益服务。只有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才会把友谊当作侵略，庸人自扰。

时人认为《局外旁观论》有“恫喝”威胁之词的主要根据在外交方面。同治初年，清朝皇帝与许多官员仍以天朝大国自居，蔑视洋人。清政府虽已同意英、法、俄、美诸国公使进驻北京，但对普鲁士、丹麦诸小国之公使仍不许进入北京。1863年6月，英、美、法、俄诸国公使分头谒见恭亲王，并递交了一份大意相同的备忘录，共同对三年来各省执行情况表示不满，对“中国政府一般地对待外国的那副神气”表示不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48—149页。%>。因此，赫德在《局外旁观论》里指出，清朝官员“初视洋人为夷，待之如狗”，甚至“违约阻止”，都是不符合国际交往惯例的，这是清政府官员“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的愚蠢态度造成的。现在清政府既然与各国签订条约，就必须遵守，正如“民间立有合同，即国中立有条约。民间如违背合同，可以告官准理，国中立有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又说，“中国初次与外国定约，并未以条约为重，不过聊作退兵之一策”，“未知违约之害”，若因此而各国“动兵”，“外国有得而无失。是以当留心而免之”。

论者往往认为，赫德告诫清政府必须遵守条约的言论，是对清政府的“恫喝”威胁。但清政府官员不知“万国公法”为何物，赫德向他们介绍“万国公法”知识及违约之后果，应该理解为善意的劝告。当时，中英《天津条约》已签订5年，许多大的方面都已按约执行，其中按约规定，潮州本应开放，而地方官员极力抵制，致使中英纠纷不止。因此，赫德提醒清政府，中国“势处极弱而不守信，若再有动兵之事，成败得失，不待智者而决矣。”条约既已规定之事，“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所勉强也。”这种劝诫，词语激切，又出自一个英国人之口，颇似“恫喝”。但从全文内容看，并非威胁之恶意。当时，左宗棠就是这样认识的。

《两论》提出的内容，到底是侵略还是友谊呢？我们且不去理论当时列强对中国是否采取了“合作政策”，单就《两论》的基本思想看，指出中国内政腐败，外交闭塞，建议中国必须“借法自强”，又分析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有利条件，如实行改革开放，“无难为万国之首”。威妥玛说，中国只有自强之后，“庶可防外国干涉”。如果《两论》出于侵略目的，会希望中国“自强”以防止“外国干涉”吗？应该认为，《两论》提出“借法自强”的建议，出于友谊的“善意”，而非恶意。而且，赫德受清政府之聘请管理海关，已成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不能再把他当作侵略者。他有效地管理海关，增加了财政收入，为洋务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经费。否则，洋务工业亦难建立。总不能把海关的有效管理和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办提供经费，也理解为“恶意”的“诡谋”吧！威妥玛虽以英国公使的名义提出“新议略论”，但其宗旨与内容，与赫德的《局外旁观论》是互为补充的。所谓侵略，系指以武力、外交等手段损害他国主权和对他国人民掠夺、奴役的活动。《两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亦无强制性，接不接受，主权仍在中国，因此，不能视为“威胁”“恫喝”“侵略性的文件。如果当时清政府对《两论》性质有一个清醒的恰如左宗棠的认识，抓住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解除对洋人的种种疑虑，善于全面利用西方的可贵经验及先进技术，大胆地改革开放，一定会出现经济起飞的较好局面。

如果说《两论》对清政府有一定政治压力的话，那就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两论》提出的“借法自强”，就是要求中国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求“自强”，如果这也是一种威迫的话，对当时的中国也是不无可取之处的。

可惜的是，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者最为开明的恭亲王奕沂的认识亦有不少局限狭隘之处。他一方面认识到《两论》所陈“内治外交各种利弊”，“不无谈言微中”，要求各地方督抚解放思想，“勿泥成见”，提出自强方案；另一方面，又认为《两论》不无“恫喝”、“挟制”干涉中国内政外交之词，并为“日后藉端生事”作准备。由此可以看出，奕对《两论》性质的估价上，既有“不无谈言微中”的好话，又有“恫喝挟制”的敌意。这种观点，又影响了一部分思想保守的地方督抚，致使某些地方的近代工业，尤其是电讯铁路事业推迟起步，严重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但是，更重要的是，奕认为《两论》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并要求地方督抚“无泥成见”，“亟早筹维”自强之策。由此，使1866年出现一个设厂高潮，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在改革开放大量引进的今天，正确区分侵略与友谊，恶意与善意，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資料來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