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咸丰之际（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开端，从而也是西学东渐力度剧增的起点。继明清之际以后，此间再度进入新语译介的活跃期，一方面，欧美入华新教传教士竞译西书，创制新语，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参与译业，而主其事者，是经世派官员（林则徐、徐继畲、姚莹等）与经世派学者（魏源、夏燮、梁廷枬等）。本文专论道咸间经世官员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为对译西洋概念而厘定新语的贡献。
一
徐继畲1795-1873，宇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官广东巡按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徐氏任职广东、福建时，恰值东南海疆多事，遂在辖区布置防务，并用力了解外部世界。徐氏在广东时结识第一个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1814-1843，在福建更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甘明，英国博物学家、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1845）及夫人，继任领事阿礼国1809-1897及夫人，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等有所接触，逐步“了然于世界大势”。其中予徐氏西方知识尤多的是雅裨理，徐氏任福建布政使期间与之交往，徐氏后来追忆：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注：《瀛环志略·自序》。）雅裨理Abeel David,1804-1846，美国新教传教士，受“海员之友社”派遣，同裨治文（又名高理文）一起于1830年2月抵广州传教，又转往南洋，1842年抵厦门鼓浪屿传教，1844年1月首次会晤徐继畲。雅裨理在日记中记述道：不久前，厦门来了一位帝国的布政使，派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外国人的活动限制一个范围。……他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好问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他提出有关外国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们提议带一本地图来，把他最感兴趣的地区的位置和范围指给他看。（注：Chinese Repository 13:236May1844.）在以后的日记中，雅裨理这样评价徐继畲：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注：Chinese Repository 20:169-170April 1851.）
另一传教士乔治·史密斯称徐继畲“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这本地图册是他在广州时的一位下属官员赠送的”。（注：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伦敦，1847）。）
“西国多闻之士”雅裨理等人口授的西洋知识，拓展了徐继畲的视野，他进一步搜集西洋人编译的相关资料，如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集》、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等；又考析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的舆地著译，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对于这两类著译，徐氏取分析态度，他说：
泰西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之属，皆久居京师，通习汉文，故其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然夸诞诡谲之说亦已不少。近泰西人无深于汉文者，故其书多俚俗不文，而其叙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乃知彼之文转不如此之朴也。（注：《瀛环志略·凡例》。）
比较起来，徐氏更看重道光以来入华的西洋人的“汉字杂书”，虽文字粗鄙，但内容较切实和新近。他在阅读这类“杂书”时，每有疑问即向甘明、雅裨理、李太郭夫妇、阿礼国夫妇等洋人当面请教，务求真知。此外，徐氏还广为参考本国官私典籍，如历朝正史及各种舆地论著——郦道元的《水经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陈资齐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王恽的《泛海小录》、邵星岩的《薄海番域录》、黄毅轩的《吕宋纪略》
在参较中外群籍，口问笔录，详加考证的基础上，徐氏逐步手记成书。他叙述这一过程道：
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注：《瀛环志略·自序》。）
这里所称“久之积成卷帙”，指初编《瀛环考略》2卷和续成之《瀛环志略》10卷。“瀛”指大海，“瀛环”指大海环抱的全世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战国末年齐人邹衍（约前305-前240）谓中国之外有大九州，稗海环之为一州，九州更有“大瀛海环其外”。徐氏借“瀛环”名书，以指其为世界地志。
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徐继畲草就《瀛环考略》，该年七月，在《考略》基础上撰成《瀛环志略》初稿，后又修订补充，“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注：《瀛环志略·自序》。），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完成10卷本，近15万言，按洲述各国史地沿革、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着重介绍西方国家史地、政治、经济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徐氏1841年称英国为“逆夷”（注：《松龛集》卷3，第6页。），在《瀛环考略》中，仍用“夷”称西洋各国，而《瀛环志略》则全部删除“夷”字，代以“洋”、“西洋”，反映出徐氏是较早跳出传统“华夷观”，理性看待外域的先觉者。
《瀛环志略》初刻本（戊申本）1848年在福州问世，士林间反应冷淡。因其时正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朝野出于对西方的愤恨，忌讳论及西方长处，而《瀛环志略》则对英、美、瑞士等西方国家的近代文明多有正面述评，如称英国为“强且富”之国，又说“英吉利之人……心计精密，作事坚忍，气豪胆壮，为欧罗巴诸国之冠”。（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被时人认作“颇张大英夷”（曾国藩语）。该书后于1850年重印一次（庚戌本），仍流传不广。同治五年1866徐继畲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刻《瀛环志略》，以之作同文馆教科书，其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读本。徐氏著《瀛环志略》，意在供“任远事者”参考，而此书确乎起到这种作用，清末出使外洋者，莫不携带一册，随时查阅。1867年使欧的斌椿，1875年使欧的黎庶昌，1876年使欧的郭嵩焘、刘锡鸿，同年游历欧美的李圭，1890年使欧的薛福成，1894年使日的黄庆澄，都随带该书，并沿途核查校对。黎庶昌赞曰：
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1]
《瀛环志略》不仅成为清末“出国指南”，而且是国人直面世界的启蒙书，康有为于1874、1879年两度细读此书，“为讲西学之基础”（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6页。）。梁启超1890年乡试落第，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之十一。）。足见此书为近代先进人物获得世界知识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二
《瀛环志略》在地理术语厘定方面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以“洲”划分世界地理的系统。中国传统的地理文献多以“洋”划分世界，魏源的《海国图志》虽引入“洲”这一术语，并征引《说文》“水中可居曰州”，称“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注：《海国图志》，《国地总论——释五大洲》。），但对世界地理的划分仍以“洋”为准，而不是按“洲”划分——将全球分为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块，把各洲附于各洋之下。而《瀛环志略》卷一论“地球”，开宗明义曰：“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又以赤道横绕地球之中，然后分洲，在洲下介绍世界各国。其文曰：
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作利未亚，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注：《瀛环志略》卷1。）
在亚细亚下，介绍中国、哈萨克、朝鲜、琉球、交趾（越南）、暹罗（泰国）、缅甸、倭国（日本）、俄罗斯、回部（阿拉伯）、印度等。卷四至卷七分述欧洲各国：英、法、意、俄、奥、普、希、比、荷、西、葡、丹、瑞典、瑞士。其他各洲同此法。按洲划分世界，各洲下分国叙述，所厘定的地理专名井然有序。这是徐继畲对近代区域地理方法的吸收与运用，其水平超越以往及同时各种中国人所著舆地论著。
由于《瀛环志略》主要依据西方人提供的前沿世界史地知识（书中7处引述雅裨理的言论），又特别注意搜求西方新近出版的地图册，“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注：《瀛环志略·自序》。），故内容比较新颖。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舆地论著缺如的澳大利亚洲，《瀛环志略》有了明确的交待。徐氏在《瀛环志略》卷2的《东西洋各岛》中介绍阿塞亚尼亚洲（澳大利亚），并作按语曰：“澳大利亚，即泰西人《职方外纪》所云天下第五大洲。”此一译名沿用至今。另外，此前舆地书均未提及南极状况，《瀛环志略》专列雅裨理所述：
两年前，佛郎西、英吉利、米利坚、西班牙四国，曾遣四舟向南探之，近南冰海一带尚有国土，其广狭未能详也。（注：《瀛环志略》卷1。）
这是在中国较早关于法、英、美、西南极探险的介绍，虽未出现“南极洲”一词，但已提及“南冰海一带尚有国土”，这对中国人而言是全新知识。
徐氏对地名往往详加推究原委，颇有乾嘉考据学风之余韵，如论及波斯，专门辨析道：“或译为白西，转而为包杜巴杜，讹而为高奢，余尝令泰西人口述之，则曰百尔设，又令其笔书之，则曰比耳西。今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注：《瀛环志略·凡例》。）徐氏为“波斯”译名，考察了各种音译，并直接请西洋人口读、笔书，加以比勘。仅此一例，可见徐氏译名之精审。有此扎实考证基础，该书方能纠正明清以来多种舆地著作的译名之误。如顾炎武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苏门达腊，古大食也。”《瀛环志略》指出此说“大误”，并具体论列：“苏门答腊一土，古名婆利洲，为西南洋极大之岛。明人不知为何地，以隔海万里之大食当之，误之甚矣。”（注：《瀛环志略》卷2。）对于同时期出版的声名更著的《海国图志》，徐氏也能补正其错漏。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家方豪指出：《瀛环志略》一书，“凡《海国图志》之误者，类能一一辨正”（注：方豪：《徐松龛先生年谱序》。）。
徐继畲对音译地名，取审慎态度，尤注意考析翻译来源，他指出：“泰西各国语音本不相同，此书地名有英吉利所译者，有葡萄牙所译者。……如花旗之首国，英人译之曰缅，葡人译之曰卖内。卖读如美，内读如呢。”（注：《瀛环志略·凡例》。）经徐氏的译音辨析，已经接近于今译“美国”了。
《瀛环志略》详考西洋诸书，又直接从西洋人口谈、笔书中获得印证，故所音译的西洋地名（如俄罗斯、日耳曼、普鲁士、维也纳、伯尔尼、波罗的海、西班牙、葡萄牙、摩纳哥、荷兰、比利时、瑞典、土耳其、希腊等）较为准确，一直沿用至今，难能可贵。该书还对一些西方术语作意译尝试。如《四洲志》将美国国会“议员”Representative音译为“里勃里先特底甫”，《瀛环志略》意译为“贤士”；《海国图志》把“议会”Parliament音译为“巴厘满”，《瀛环志略》意译为“公会所”；蒋敦复的《英志》将“总统”President音译为“伯理玺天德”，《瀛环志略》意译为“总统领”，今译“总统”为其省文。徐氏的这些意译词虽未流传下来，但其造词，含义比较准确，用字简洁明快。不过《瀛环志略》意译西洋术语固然有助中国人理解和记忆，却也容易造成对本义的曲解。如以“贤士”译Representative（议员），可能被理解为“有德行的学者”，与“议员”相去甚远。徐继畲创制意译词所遇到的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诚如美国学者德雷克所说：
中国语言及其书面形式，作为外来思想的载体，具有很高的折射率，当通过这种语言及氛围的透镜时，原象就会发生变化。[2]
不过，就整体而言，《瀛环志略》是19世纪介绍西洋知识的图书中厘定新语较为准确可信的。康有为在比较《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的译名后，得出的结论是：
《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指江南机器制造局——引者）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3]
徐继畲与魏源对有些译名的选择，较之同期传教士的译名更为准确，显示出道咸间中国经世派士人对中西文化及概念的理解，确切性往往高于传教士。如《瀛环志略》及《海国图志》将美国的国家元首President音译为伯理玺天德，又意译为“总统领”、“大统领”，用语较为妥当。而西方传教士直至19世纪60-70年代在所刊西书及《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期刊中，还将其译作“皇帝”，称美国总统选举为“选举皇帝”、“皇帝四年受代”等，以后林乐知发现此译不妥，在《万国公报》上以“本馆主”之名，于1875年6月撰文《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介绍美国的民选政治，以正其误。
三
《瀛环志略》对一些西洋器物的专名，作了详明的界说。例如“火轮船”——
火轮船，大者如三桅船，小者如两桅船。船之后半，上为水柜，下列火门，或五或九，火门之内以柴燃煤。火柜之上，两铜管粗尺许，湾折而下，……火燃水沸，热气从铜管入桶，桶盖扇动，热气贯入双铁管，宛转达于轮轴，以激动之。……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息不见，一昼夜约千余里。（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
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对蒸汽机发动的轮船的翔实描述。该书还由“火轮船”、“火轮机”引出“火轮车”、“熔铁为路”等术语。
火轮船之制，四五十年前始创为之。先是，欧罗巴诸国织布多用火轮机，能者推广其法，遂造为火轮船。近年米利坚又推广其法，造火轮车，而熔铁为路以速其行，亦可谓精能之至矣。（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
今天通用的轮船即为“火轮船”的省文，火车为“火轮车”的省文，铁路为“熔铁为路”的省文，足见徐氏实开一批弋现代译名之先河。
《瀛环志略》对英国语文有简明介绍：“其文字用二十六字母”（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字母”一词自此沿用不衰。
《瀛环志略》的可贵之处在于，其译介西方知识并未局限于器物文化层面，对于西方观念世界也加以注意，介绍其宗教状况较平实、确切：
欧罗巴诸国，自汉以后皆奉洋教，教王居于罗马，操列国兴废之权。明初日耳曼人路得别立西教，自是诸国从洋教者半，从西教者半……（注：《瀛环志略》卷4，《欧罗巴》。）
这里的“洋教”指天主教（旧教），“西教”指新教，“路得”即为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
又陈列基督教的派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地理分布：
今欧罗巴从洋教者曰意大里亚、曰佛郎西、日比利时、曰西班牙、曰葡萄牙，从西教者曰英吉利、曰荷兰、曰ｇù 顧国、曰瑞国、曰普鲁士、曰米利坚，此外两教参杂者曰奥地利、曰日耳曼列国。又别有希腊教者，亦洋教别派，额里士、俄罗斯尚之，与两教教规又不同。（注：《瀛环志略》卷6，《意大里亚列国》。）
四
《瀛环志略》的精彩处，尤在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给以积极评价。其关于瑞士的知识，得之美国传教士甘明的口述。徐氏记曰：“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奇秀，风俗之淳古”（注：《瀛环志略》卷5，《瑞士国》。）。徐氏根据甘明的见闻，介绍瑞士的官制、军制：“自推乡官理事，酌地势按户口拔壮丁御侮，诸大国不得钤制。”（注：《瀛环志略》卷5，《瑞士国》。）徐氏在按语中赞曰：
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注：《瀛环志略》卷5，《瑞士国》。）
又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及上下议院制度：
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徐氏在这里创译的术语“爵房”，相当今译之“上议院”、“贵族院”；“乡绅房”，相当于今译之“下议院”、“平民院”。并释曰：“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西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徐氏还概述说：“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
《瀛环志略》对美国的联邦制及民主共和制作了更详细的评介：
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四年为任满……退位之统领，依然与民齐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注：《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此处讲联邦制，所称之“国”，今译作“州”；“统领”，今译作“州长”，而由各“国”（州）共推之“总统领”，即今译之“总统”。
徐继畲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倡导的共和民主之制，赞赏备至：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入法，几于天下为公，駸乎三代之遗意。（注：《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这里的“推举之法”，今译作“民主选举”，正是民主共和制的精髓所在。徐氏进而阐述：
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注：《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值得注意的是，徐氏的“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一语，实为画龙点睛之言，今译“美利坚合众国”即从其脱出。
《瀛环志略》受到魏源的重视，他的《海国图志》百卷本收录《瀛环志略》4万字，凡33处，约占《志略》总篇幅的四分之一。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在1853年相继传入日本，同样受到欢迎。日本于1861年出版有德屿小西的对嵋阁本，由井上春洋等训点，地球图以红、黄、绿三色套印，人名地名有英、日两种文字注音。
《瀛环志略》对华盛顿的赞誉，在美国引起反响。1850年，《瀛环志略》问世不久，入华美国传教士觅得一部寄回美国。1853年，在华美国传教士将该书中论华盛顿的文字，以中英两种文字刻于花刚岩碑上，赠送美国华盛顿纪念馆，该碑后砌于华盛顿纪念塔第10级内壁。
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道咸间经世派士人固然注意从西洋人那里学习域外知识，但他们决非被动的承教者。从抵御外侮、经国济民的意愿出发，他们对于研习域外史地表现了高度的主动精神，这从澳门出版的洋人报刊对林则徐的评论、雅裨理对徐继畲的记述中可以得到印证。而且，一些西洋人用汉文著述西洋史地，正是追迹林、魏、徐，如编著《地理全志》的英国新教传教士慕维廉1822-1900说：“兹所讲之地理……向中土文人略识之，亦有诸书述其大意，若《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二书，颇有盛名，广行华夏。兹著是籍，亦仿其意，专以外国地志为本，希中土儒林，披而获益。”（注：慕维廉：《地理全志》，1883年上海美华书院刊本，《序言》。）这就是说，西洋人编写的汉文域外史地书，其命意也受到魏、徐论著的启迪。至于中国人的承续之作，更多不胜举，值得一提的有光绪年间的薛福成所撰《续瀛环志略》、谢洪赉的《瀛环全志》、孙灏的《海国图志征实》100卷等等。随着《瀛环志略》等书东传，其间对译西洋概念的新语也在日本流行开来，成为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使用汉字新词的一大来源。
【参考文献】
[1] 黎庶昌.西洋杂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5.540.
[2] （美）德雷克.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M].任复兴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48.
[3] 康有为.桂学答问[M].北京：中华书局，1988.
（资料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