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柯文南博士（Dr.C.A.Curwen）先后寄赠一批关于太平天国和天地会起义的史料，共27件，全部照原藏件（有原件，有抄件）复印。这是他从英国公共档案局发现的（其中关于福建小刀会等几件系关一球先生提供给柯先生）。其中有太平天国文献8件，太平天国时闽广天地会起义的文书告示9件，此外还有太平天国人员的供词等。除军机处的一件廷寄和赛尚阿等的一种奏稿在清政府的官书中曾有节录刊载外，其他25件全部是新的发现。

　　  柯文南先生是我们熟悉的英国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1962年曾将他多方寻访获得的李秀成剑送归中国。1977年出版了350多页的《太平起义者——李秀成供词》一书将李秀成供词全部译为英文，写了长篇导论，作了详尽的注释。1979年参加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国史讨论会。他很热心地寄赠他在英国所见到的太平天国史料，对我国的太平天国研究，对中英学术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都作出了有益贡献。

　　

（一）

　　在这批新史料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的3件诏旨。它们都是抄件，但书写遵循太平天国的文书格式，诏旨之末还注有“第一道”、“第二道”字样，很可能是太平天国人员抄录的。3件诏旨之末分别注有二月十八日、二月十九日、二月二十一日字样，年份则未据写明。它们在开头所列的名衔都是这样的：“朕诏和甥、福甥、□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贤胞……”，这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年份。恩胞，指赞王蒙得恩；雍侄，指蒙得恩的儿子赞嗣君蒙时雍。天王诏旨中并列蒙得恩父子名衔的，有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诏、二月二十四日诏。<%见肖一山编《太平天国诏谕》。%>这是因为此时蒙得恩在职而老病，由他的儿子代理工作。<%据英国驻天京的雅龄船长（Captain Aplin）1961年3月27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报告，“赞王，现系国务秘书，他已年老，其工作现由其子担任”见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第32卷，第91页。%>在此以前的诏书，只列蒙得恩而无蒙时雍；<%据辛酉十一年正月初一、十三日诏及庚申十年九月十三日诏，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太平天国史料》。%>而在此后不久，即辛酉十一年四月以后，蒙得恩病逝，诏书就只列蒙时雍而无蒙得恩。<%据辛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初九日、五月十六日诏，见《太平天国诏谕》。%>所以，这三件诏旨的发布年份可以确定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新发现的这三道诏旨，使我们对洪秀全的宗教理论、政治思想和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情况，增加了很多新的了解。

　　三十年代肖一山从英国不列颠博物院发现的洪秀全五道诏旨，第一道发布于辛酉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宣传“归荣”天父上主天兄天国和“爷哥在天朕真日，同创太平万万年”。新发现的二月十八日诏旨，内容更富于宗教色彩而又寓有政治作用。它反复重申人人应该敬拜上帝、耶稣的道理，说：　

　　“天上真神—上帝，僭神僭帝罪难饶。

　　无天无父该洪雨，无兄无日罪难消。

　　……

　　人无上帝谁生养？坦盘惑蛇故浸亡。

　　人无基督谁赎罪？视哥如父理应当。”

同时又宣传他自己和天兄耶稣均系上帝所出：

 

　　“哥朕由爷一体出，合一作主久福音。

　　哥活三日即洪日，隐诏乘荣在于今。

　　……

　　爷生哥朕实同胞，故今哥朕同登极。

　　天王有真爷生定，父子公孙同担当。”

二月十八日诏旨还说明了洪秀全对基督教和圣经的一些了解。传入太平天国的圣经译本和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均将新约、旧约译为“遗诏”，意谓上帝遗留给后人的命令。实际上，新约旧约的“约”testament，意谓契约，是上帝与人订立协定之意。如旧约，即是上帝护助犹太部落而以独拜上帝为条件。太平天国是否理解这种“约”的观念？国外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不了解，认为西方的传教士并未将“契约”这一观念传给太平人。但辛酉十一年刻印的《钦定士阶条例》中已有“旧约”、“前约”之称。说“旧约即旧遗诏圣书，前约即前遗诏圣书”；洪秀全二月十八日诏旨更运用了“约”这一名词：

 

　　“三七二十一真主，爷约天□今显迹。

　　天□即是日弯弯，爷初结约今无失。

　　……

　　爷哥今来无爽约，万方齐认作爷男。”

天□，即天虹，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篇第九章中的故事，是上帝与方舟中的挪亚所立的约，即以虹为记，此后凡有血肉之生物不再为洪水所灭绝。洪秀全在这里附会天虹就是他，说他之作为真主，是上帝许诺之约的实现。他在对旧约圣经的“批解”中，明确地说：“爷立永约现天虹，天虹弯弯似把弓。弯弯一点是洪日，朕是日头故姓洪。爷先立此记号，预诏差洪日作主也。”诏旨和“批解”都说明，洪秀全使用“约”的观念，是预言、许诺的意思，其作用，仍是归结于证明他自己是真主。

 

　　二月十八日诏旨还宣布了“真约”的性质和地位：

　　“今蒙爷哥恩下凡，旧前约外真约添。

　　爷哥圣旨乃真约，齐遵圣旨莫二三。”

“真约”之名，另见于《钦定士阶条例》，说：“真约，即天命真圣主诏旨书”。但这道天王诏旨则说： “爷哥圣旨乃真约”，似有不同。大致应是指洪秀全、杨秀清假上帝、耶稣之名而发布的言论命令如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之类。洪秀全把这一类太平天国的书称为“真约”，与旧约、前约（即新约）鼎足而三，并为圣经，这在当时西方传教士看来，自然是亵渎神明的事了。

 

　　二月十八日诏旨还有助于纠正一个误解。在太平天国的教义中，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但天兄又称太兄，以致有人曾引起是否刻印错误的怀疑，其实，太兄之称是屡见的。二月十八日诏旨对此作了解释：“爷差冢子即太子，天兄成太理昭昭。”洪秀全把人间的帝王观念附丽在神的身上，太兄即太子兄的意思。

　　新发现的另一道诏旨，即三月十九日诏旨，是洪秀全系统地申说上帝和耶稣并非一体的重要文献。基督教中有所谓上帝、耶稣、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学理论，即认为上帝是一种“神质”，这种神质在耶稣的本体上存在，而上帝在人心中施行感化鼓舞作用者则为圣灵。所谓三位一体，即上帝的本体（神质）唯一，而妙用（位）则分三。洪秀全并不理解或者并不同意这种形而上的神学理论。他本着中国传统的尚具体、崇人伦的观念来看待和理解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独一真神，救世主耶稣只能是上帝的儿子，而不可能与上帝一体。他在二月十九日诏旨中系统地集中地申述了他的观点：

　　“爷曾召子出麦西，明有七帝亲生儿。

　　空中声云爷爱子，显有上帝可想知。

　　前驱证圣神临哥，圣神是父复奚疑？

　　圣神引哥到旷野，圣神是爷更明矣！

　　哥诏逆圣神无赦，圣神上帝不可欺。

　　哥云神父识神子，亦惟神子识神父。

　　可知有父方有兄，况哥坐爷之右手。

　　若是同一将谁坐，爷乃上主哥救主。

　　……

　　哥明说是帝独一，哥不敢僭复何讶。

　　哥亦明说神独一，圣神上帝即亚爸。

　　爷诏无别神别帝，神帝独一造天地。

　　现有创世篇可凭，爷差太兄来救世。

　　因坦惑想僭神，<%此句脱漏一字。%>无天无父罪难贯。

　　洪雨留出靠哥捐，上帝恩中兼有义。

　　哥前一人顶起爷，挽爷义怒哥身祭。

　　若是同一祭谁人，以已（己）祭已（己）无此情！

　　哥明认爷遣入世，以已（己）遣已（己）怎分身！

　　……

　　哥亦祭神祭上帝，有兄无父踵恶根。”

　　关于三位一体中的“圣灵”，马礼逊的圣经译本中译为“圣神风”。洪秀全曾以“圣神风”称号加之于杨秀清，这是被外国传教士看作亵渎神明的另一件事。洪秀全的二月十九日诏旨表明他理解了圣神风即圣灵，并解释说，圣神风是指圣神之风：“人无东王谁赎病？瘟脱归灵爷旨彰。灵就是风风劝慰，使风之我是东王”。

　　诏旨引经据典地对上帝和耶稣并非一体详加论证，是研究洪秀全宗教思想的重要资料。

　　诏旨的下半部分叙述了洪秀全丁酉（1837）年上天的故事。洪秀全升天幻梦的情节有个敷衍演化的过程。诏旨中的叙述已接近于《太平天日》，对我们研究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它说：

　　“将绍（诏）作证胜百家，天酉上天亲见爷。

　　人无天父从何出，生哥暨朕共老妈。

　　爷亲教朕读神诗，凭诗认爷今无差。

　　爷又命哥教朕读，天嫂劝哥悠然些。

　　哥生三子并二女，朕有一子爷带他。

　　天上有三十三天，爷哥带朕战层层。

　　驱逐蛇魔阎罗鬼，即是撒但把人缠。

　　层层逐他层层落，天将天兵护两边。

　　朕时战倦中安睡，周围神使护后前。

　　老妈摘赐生命果，食饱大战嘱叮咛。

　　那时砍妖三分二，严将撒但打落地。

　　爷欢封朕为天王，纸写七字作号记。”

诏旨中的这些话启示我们，洪秀全反对三位一体的理论而坚决把上帝同耶稣之间的关系人格化、人伦化，这是同他树立自己为天父次子的神圣地位相适应的。诏旨中有“哥生三子并二女”之句，不知何所指。洪秀全是把他的儿子——幼主过继给耶稣，兼祧天兄和他自己的。<%《天王诏西洋番弟》：“朕立幼子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麻。”见《太平天国史料》。%>而这道诏旨中却说耶稣有三子二女，如何解释，还有待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诏旨的主要内容，是规定东王以下二十位高级人员的印衔。这是迄今发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唯一史料。现将诏旨中所确定的二十人的印衔列后。

　　①天爷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杨秀清（“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以下双行，下同）　　

　　②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传救世主天兄基督太子圣旨圣神上帝之雨电右弼又正军师顶天扶朝纲西王肖朝贵

　　③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王长兄洪仁发

　　④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巨王洪和元

　　⑤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长王洪瑞元

　　⑥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王次兄洪仁达

　　⑦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次王洪锦元

　　⑧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天四驸马黄栋梁

　　⑨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天西驸马黄○○

　　⑩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西王父蒋万兴

　　⑾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前导副军师顶天扶朝纲南王冯云山

　　⑿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

　　⒀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公忠军师顶天扶朝纲翼王石达开

　　⒁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英王陈玉成

　　⒂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忠王李秀成

　　⒃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赞王蒙得恩

　　⒄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侍王李世贤

　　⒅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辅王杨辅清

　　⒆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章王林绍璋

　　⒇天父天兄弟天王太平天国顶天扶朝纲豫王胡以□

　　这道诏旨开头有一段话，说明洪秀全以前所定诸王印衔的情况和此次改定的理由，说：

　　“前诏自东至豫印，俱刻某军属某王。

　　朕今深褒甥胞功，顶天扶朝慰父皇。

　　但统某军似卑小，今诏交权管万邦。

　　自今东西至豫印，通刻顶天扶朝纲。

　　某军等字俱除去，换刻五字世袭长。”

这说明，洪秀全在此以前曾有诏规定自东王至豫王官印中都刻上某军字样。从现在得见的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颁行历书（印行于庚申十年十月）看，列衔的自杨秀清以下十一人，统称“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某军某王，除殿中、殿前、殿后、殿右、殿左的老五军外，有忠勇羽林军英王、忠义宿卫军忠王等。这是否就是洪秀全前诏所定的“某军属某王”的制度？似乎如此。现在洪秀全要他们在印衔中除去某军字样，写上“顶天扶朝纲”五字，据说是为了扩大他们的权力，使之能“管万邦”，实际上则是想以此来密切这些将领同他的关系，要他们扶保父子公孙的江山。当然只凭这五个字不会有什么效果。陈玉成、李秀成此后的印衔似乎均未照改。陈在太平天国壬戍十二年正月的三封文书，印衔均为“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勇羽林军英王陈玉成”，李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的文书等，印衔为“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秀成”，<%见故官博物院文献馆编《太平天国文书》、肖一山编《太平天国书翰》。%>都与二月二十一日诏旨以前相同当然也有改的，这里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这张名单和印衔，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注意。例如，关于杨秀清，与颁行十一年新历时之衔名比较，去掉了“禾乃师赎病主”的头衔而改为“后师”。颁十一年新历时杨秀清、肖朝贵的“圣神风雷”、“圣神雨电”的称号，这时被明确地改为“圣神上帝之风雷”、“圣神上帝之雨电”。在这个名单中，兄弟子侄驸马之类地位很高都排在实际做事的干王、英王等之前。但当时封王还不很滥，名单中只有十五个王，长次兄未封王，似乎也不理事。<%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幼主诏：“特诏加封长伯次伯周驸马，任同西王。……长次伯西王父恩免理事，以昭优宠。”见《太平天国史料》。1861年春，一些外国教士、军官曾到天京，报告中有关于太平天国当时封王的情况，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政制演变的资料。他们的说法，有的不甚具体，有的间有谬误或互不一致。郭廷以对曾有考证，今得此二月十一日诏旨，问题可以得到明确的解决。%>

　　二月二十一日诏旨最后说：　

　　“交权甥胞管万邦，见军听令听朕样。

　　灭妖凯回襄朝政，子孙世袭报父皇。

　　替朕调拨交玉胞，业颁诏旗印八方。

　　疆土广开胞回福，另命节钺征边疆。

　　执六合印率征剿，各军听令扶山江。

　　掌率六部统众将，同听甥胞实力襄。

　　天将居胞下官尚，协同掌部辅朝纲。

　　随队事毕归原任，万权合一听东王。”

其中可资考证官制者不少。尤其是“替朕调拨交玉胞”之句，似乎说明陈玉成曾有全军总司令的职任，更值得注意。其具体情况如何，现在还难考证，但证以洪仁□在已末九年封王时，洪秀全就曾对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洪仁□供词别录。见肖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据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件引录。%>此事或有可能。但当时分散主义已很严重，即或有此名义，事实上也难统一了。

 

　　天京事变以后，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为了维系人心、巩固内部和他自己的地位，大大加强了对天父天兄的宣传，并在天父天兄的名义下实行了一些“改革”，如改政、改国号等。这是一个悲剧，当然没有多少积极效果。<%见□□《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历史研究》1978年第9期。%>这三道新发现的天王诏旨，不但使我们了解了过去不了解或不充分了解的某些具体事实，还大大有助于认识和研究洪秀全的这一悲剧。

　　

（二）

　　在柯文南先生寄赠的这批资料中，冯云山胞弟冯戊科即冯亚戊被清朝官吏拘捕后的供词，是关于冯云山的家庭情况和冯云山起义前活动情况的史料。对于冯云山，我们所知较少，供词所提供的情况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它的真实性需要分析考证。

　　 冯亚戊的供词未着年月。据到花县去进行密查的人写的一份“密查冯云山踪迹并拘讯其弟冯亚戊呈”，<%这些资料的标题是本文作者暂加的。属于清朝方面的资料或由清方记录的资料如供词等，每有对革命者的污蔑之词。本文引用时均仍其旧，以见统治者的反动面目。%>可以推知冯亚戊被拘作供是在咸丰元年。<%呈文说：“□我到花县后，业将先见张令，次见牟令彼此熟商访查情形□请两首县代□”，又说：“理合缮具节略，并将牟令现今拘□冯云山之弟冯戊科讯问口供抄录”。据民国十三年重修《花县志》卷七□师志：张□□，道光十九年，二十一年，三十年任花县知县，因“卓异”，□升直隶州知州；牟洪龄，咸丰元年任，王□□，咸丰二年任。呈文中提到牟令，张令□由牟令徇捕冯戊科，可知事在咸丰元年。%>供词中说，冯家住县属禾乐地庄，父已故，母胡氏。冯云山又名冯乙龙，年三十余岁，妻练氏，有子三人：长癸方，年十二岁，已出继。次癸茂，年九岁，幼癸华，七岁。供词谈到冯云山自道光二十四年后的情况说：

　　　　“哥子冯乙龙先于道光二十四五六年在本省往来，抄写蓝本。二十七年二月回家闲住，到五月间前往广西地方。二十九年十月内带有尖笋二三□玉桂四五□回家，说：伊在紫金山曾姓家教读，每年束修钱十余千。是年十一月，哥子复往西省”。这与太平天国其他史料所载多有不符，很可能是冯亚戊为了掩饰冯云山的革命活动而有所编造。但编造的事或者也有依托，说冯云山常去广州抄写蓝本，也许确实有过。

　　供词叙说了冯云山在金田起义后搬取家属的事：“至本年正月初七日，有八沥□村袁亚二自西省回来，到家称说：尔哥子向在广西临桂县大墟地方开张酒米店生理，寄有口信说，该西省地方贼乱平靖，田地无人耕种，招示徕民承耕，叫小的与伯叔子侄前往垦耕。”冯亚戊遂于二月初六日起行。供词说，袁亚二在途中告知冯亚戊：“现在广西紫金山尉元解在金田地方为大哥，聚有千余人，常往抢劫，小的哥子冯乙龙也同往抢劫的。”冯亚戊听闻害怕，因而折回。这当是冯亚戊被捕后的饰词。据《太平天国起义记》，洪秀全在起义前道光三十年五月，曾派人到花县接其眷属和家族，此次未记冯云山家属同来。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占领江口墟期间，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中至咸丰元年二月初期间，洪秀全又派人去广东，接洪冯二姓的其他亲族，但他们到达浔州Tun-Chau时，太平军已弃营他往，只好折回。<%见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十、十一章。%>供词所说与此吻合。关于冯云山家属后来的情况，清政府“为冯亚养潜归原籍等事密谕叶名□柏贵”说，咸丰三年春“冯云山之子冯亚养在外逃回”，但冯云山儿子的名字与冯亚戊供词所说不同；又据“处置冯云山家属呈文”：直至咸丰五年，尚被清朝广东方面官署拘押的有冯亚养、冯癸茂、冯胡氏、冯练氏。这些都是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有益史料。

　　李进富的供词对研究金田起义的初期情况有一定价值。李进富，桂平县鹏隘山人，道光三十年八月参加拜上帝会。供词记入会的仪式是：“头子当天用水一盆，拜毕，将水挠（浇）心胸膛，蓄长头发。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供词说，起义时，“大约男妇二万多人，起首能打仗的约有三千人”。“大头子系冯云山，二头系洪秀全，三头杨秀清，四头子肖轫贵，五头子韦正，六头子胡以洗（晃）”。关于头领，前述冯亚戊供词中有尉元解在金田地方为大哥的话，尉元解应即是韦元□，即韦昌辉之父。大抵起义初期，领导人位次不象后来那样分明地为下属所确知，以上两说都是可供注意和研究的。

　　李进富供词谈到了太平军初起的一些具体情况，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如：会内人数，“博白有三百多人，吴杨李姓最多”，“花洲有三百多人，王卢曾姓最多”。“博白花洲来的伙党，每人带磺二三斤来造火药 ，并每人布袋一个，以装衣服。”“打仗之时，后有解粮送食，头子每馆分派五六人，以免肚饿力乏。”洪秀全起义后不久在东乡登极。“在东乡，米谷眼下并不缺少，惟缺乏盐食。在东乡死有百余人”。李进富没盐食十几日，“精神甚觉疲乏”。过去有些著作称杨秀清为紫荆山内东王冲人，或说是紫荆山内平隘山新村人，新村后名东王冲，东王冲乃纪念杨秀清之地名。今据李进富供词：“朋隘（按即平隘）内东旺冲旧日有避贼山寨一所”，可知“东王冲”应作“东旺冲”，这个地名是早就有的，与“东王”了无干系。

　　李进富供词还提到初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一个重要战略动向，这是其他史籍所未见的，它说，太平军在武宣、象州“都打不过去，打算要从后路双□、黄坡两界头窜回，便抢船只，一路抢掠到广东花县去安身。因头子二头子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东省做东京，此处为西京，到去兴旺，大家享福不用说的，万一打败，也好投到□咭□国去。”但，“广东花县，我们会内愿去者少，不愿去者多”。因此并未实现。

　　太平军初起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进取路线，对此，近年来已有文章加以论证。但供词中洪、冯等打算进取广州为东京之说，目前似尚无其他资料可资参证。“投□咭□国”，应为取得巩固援助之意，这种想法是洪冯所可能产生的，当然这是错误的幻想。

　　1852年夏在湘南和湘粤边境一带被俘的太平军黄非隆等二十九人的供词，对太平天国占领道州以后的活动、动向和同当地天地会起义群众互相配合的情况等，都提供了具体而有意义的史料。<%在1979年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上，黄宇和博士已赠送了李进富供词和黄非澄等供词的复印件。%>如太平军从道州占领江华是在当地起义者配合下实现的，黄非隆供词说：

　　　　“（六月）初七日，伪太平王叫罗亚旺带遵州土匪一千余人，又叫百总朱红，广东人，带旧贼四百人，同到江华县攻城。初八日早到江华县。罗亚旺、朱红喝令伙贼把县官、捕厅及家属都杀了。……从听得道州有信来，叫罗亚旺于十二日带一千人去攻永明县城，又派三百人到白马营劫当铺，并叫朱红带伙贼在江华守城。

巫法贵的供词说明了天地会起义群众方面的情况：

 

　　　　“本年五月十三日，在马头铺讨食，遇着土匪叫小的入伙。那大哥周法贵共约有土匪四百多人，在路上打抢过往人的银物。大哥想把小的发辫剪去一截为记号。实因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头山商量起会，有三百多人，随后出来又叫得百余人，共四百余土匪。系周法贵起意劫江华县城，听广西大帮匪下来同劫。后来大哥周法贵写的文书，报约遵州匪徒来在石岩地方会齐，离江华二里地，打扮开胸、青帕包头为号，六月八日早齐进江华。

　　这些供词中值得注意的还有太平军在湘南时的进取动向。

　　蒋光明等的供词说：“（六月）十八日，贼首洪秀全要着人往（广东）连州一带探听路径，并有无官兵防守。”令蒋光明等扮成客商，“赶紧打听回去报知”。

　　郑光今等供词说，六月十六日，刘军师（帅？）令郑光今扮为买卖商贩，往连州一带打听路径，“多少官兵防堵，是否可以去得”。

　　刘新发供词说，六月二十一日，邓旗头（罗亚旺手下）因他是连州星子人，熟悉路径，派他和卢亚遗自道州出发打听“蓝山、临武、连州各处有无官兵防堵。”

　　巫法贵供词说，六月十七日，头子周法贵命他与曾荣受等五人“到广东禾洞连山直抵三江连州星子探听官兵消息”。

　　邓亚隆供词说，六月十七日，头子黄亚四命他与谢王姊“到连山禾洞三江连州一路打听官兵多少，欲由东陂观下攻连州”。

　　所有这些都说明，太平军在湘南曾有入粤之意。《盾鼻随闻录》对太平天国极多污蔑之词，但其记太平军在由桂入湘前后，洪秀全有欲到广东或回广西之议，似不可谓全无影响。这批供词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批供词还说明了太平军的某些政策，如据蒋光明、郑光今供，太平军到道州田骨洞村、郑家村，都是“向富户讹索谷米银钱，并叫各村的人仍做生意。”有些供词并记述了太平军士打开城池以后各分财物的情况。二十九名述供者都谈了自己的简况。除其中四人自称系被胁入伙外，都是自行投入太平军的。他们的职业成份，多称“耕种为生”，兼做小商贩，有些说得较具体：佣工、乞讨、割草度日等。这也是这批供词可供我们研究利用的价值之一。

　　其他还有曾水源等为肖朝贵进攻长沙受重伤给杨秀清等的禀报。此件《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曾据伦敦大学非洲与东方学院学报的著录转载，此次复印件可以校正原著录中的错字。从复印件可以看出，这件“禀报”首行原有“湘潭县拿获奸细身上搜出书信”字样，可知是清军的抄件。“莱天福兼浙省文将帅何致英国兵总照会”一件，系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末进军上海之役中的文书。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862年1月12日条：“太平军将领何某（Ho）自嘉定致书上海英军统领，即进取上海，劝勿干与，仍可照常买卖”。所云即指此件照会，“何某（Ho）”，即莱天福何，太平军克复苏州时投诚的何信义。<%据幼主诏旨，何信义官衔为天朝九门御林策天福（见《太平天国史料》）。又据《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所刊“何培英禀贴”的编者说明，何信义官印的印衔为荣天福兼浙江省文将帅。沈梓《避冠日记》则作“莱天福何”，“莱天燕何”，与此件照会相同。%>这照会说：“现在忠王瑞驾统兵五路攻取尚海。……查沿海一带皆外国通商之地，发兵征剿谅必有伤和气。再四思维，先行谕知：所有妖地，毋容滥理。至于各国贸易，断无加害，……不但通商而贸易茶丝益广。两全其美。”对外国的态度，可谓仁至义尽 ，“讨逆主将范照复英美法驻宁波领事等”是范汝增在攻取宁波前夕发出的文书。英美法的领事、军官千方百计劝他不要进军宁波，范汝增勉强同意推迟一星期进军。这复照说：“至于面云日期，务勿失（食）言，总其以信为本”，便是指此。这复照过去有英译文的回译，<%复照的英译文见《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第32卷195页。《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319页。据英文回译。%>现在可见到中文的原貌。

　　

（三）

　　新发现的关于广东福建天地会起义的文书资料中，一件以太平天国名义致“佛岭市统兵大元帅李、甘”牒文，是很少见的文献。这是牒文的原件，发文者为“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功勋加一等钧命权理大埔坪军民郡兼理粮饷正副师帅”，发文日期署“太平天国甲寅年又七月廿日”。盖有正书“广东大埔坪军民郡正师帅之关防”长方形。牒文首末并有长方形印记，周边作锯齿形，中书“太平天国”四字。牒文说：

　　“本月十五日接准贵营移知，收到红粉十二坛。拜颂华牍，即稔贵营统兵大元帅李、甘有德素著，正堪大受。……弟蒙另柬，着敝营再备红粉一节，惟查营中除陆续发给多路攻取外，尚存二三百□，仅敷本营守城之用。目下沽料督造，俟有成数之日，意欲亲赴贵营领教，随带呈献，共图大业。”红粉即火药。统兵大元帅李、甘，应是指李文茂、甘先。这件文书说明了“大埔坪军民郡”师帅与李文茂甘先所部起义军的合作关系。但从文书格式、称谓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个正副师帅不会直接来自太平天国，大概是当地起义军遥奉太平天国领导或已由太平天国加委的。自1854年6月起。广东天地会大起义，广州受到各路起义军的包围。起义者称为洪兵，但他们号令不一，互无统属，致少成效。“军机文房司事肖秋湄上大元帅策”建议定名分、行军法、立乡正、征粮饷诸项，是研究当时洪兵起义情况的一种很珍贵的史料。“上大元帅策”说：　

　　　　“豪杰并起之秋，人心各有所属。树党纷争，当今之时，势所不免。我佛岭诸将，披荆斩棘，自应为各路豪杰主。惟恩泽未施，仁声未普，又何能总摄群英？且自大自尊，青史留传，贻讥后世。有志重创者不可不慎。”

　　策文作者建议以太平天国为法：

　　　　“南京豪杰，所以先设天德王虚位为主。盖王位既立，而后各乡税亩钱粮，始无割据之患，军粮可以永赖，苛政可以悉除。”

　　说太平天国“设天德王虚位以为主”，是当时的传闻。他的具体建议是：虚设王位，在王位之下立五祖牌位。“盖五祖为洪兵素所尊仰，而明王又为五祖所当尊。”实际征调兵马粮饷，仍由元帅用事，这样可以“名实两全而后名分可定”。在地方上，主张依靠社学，在各社学中选择几位公正廉明绅老充作乡正，使处理民事，筹办粮饷，“如果而内乱无虞而进攻之策可讲矣”。

　　洪兵起义事权不一、粮饷支绌的情况，在一件“张光、邝槐禀复甘大元帅”的文书中也有反映。张光、邝槐系奉甘大元帅差遣到华平小揽催粮，给有大印，文曰：“奉大营命，督催粮务，管理打单，不得乱发。”“禀复”中说：“因庙头有营盘屯□，各乡单口俱要往伊处问明方肯交出。目今所收单银，仅可作日中支费，是以未能有饷解回”。“但刻下已蒙庙头营主通传各乡。咸知弟等是确奉大营之命。观此情景，日间尽可收单。如若收得多少，定必着人陆续解到”。但“禀复”最后附笔说，“倘若华平之单或有留难处，回来请兵亦不定也。”可见情况之艰难。

　　关于福建的，主要是小刀会起义的一些告示。一件“汉大明统兵大元帅洪”的安民告示，发布于天德癸丑（1853）四月十日，谴责清朝反动统治：“清朝至今二百余年，贪官污吏，酷害生民，真是气运将绝之候。”申明自己的宗旨：“今本帅奉仁义之师，救民伐暴。军旅到日，不许抢劫商民，奸淫妇女。……尔商民俱各安守本业，毋容惊恐”。告示抄件的年月日间画有正方形印记，其中文字为“大汉天德义兴公司信记”，并有手写英文义兴之印等字样。“汉大明统兵征厦大元帅黄”（黄位）颁布约禁五条，要求人民不得将街衢隘门日夜关闭、不得日间放枪、不得乱言清兵到厦等，反映了起义者虽然占领了厦门，但形势仍然紧张；严禁赌博告示主要查禁起义军士赌博以免贻误事机或自相戕贼；赏格告示系为清朝文武潜行到厦招兵买马而出示严禁并要求军民缉拿；对同安开放米禁告示称同安人民云集依附，为此恩准粮米出口，不许遏□禁港。凡此等等，都提供了这次小刀会起义的珍贵的正面史料。

　　“厦门士商反对拐买华工告白”是一件不同性质的史料。十九世纪中叶,外国侵略者勾结国内头人拐骗华工出国，数量很大，华工被称为“猪仔”，境遇极为悲惨。厦门是当时拐骗华工的地点之一。这篇告白是厦门人民的血泪控诉：

　　　　“慨自夷人通商厦岛以来，买人贩卖，罗虐无辜，勾引内地奸匪，拐骗良民，……始则以微利媒引孤独穷民；继则以饵术拐带人家子弟。甚至奸计百出，操术弥工。或借以佣工取利，驱之陷阱。或导以析单便宜，堕诸术中，或诱以散步游玩，罩陷良善。”告白揭露了被拐卖者的悲惨处境：

　　　　“人被拐到夷行甲板，公然指卖。一人其中，鸠舌难通，酷甚囹圄，呼天泣地，任诉莫何。迨至载至番邦，日夜疲劳，不□假寐，进退无门，毙而后已。而且音信不通，生死未卜，致父母家人肝肠碎裂！”告白写于咸丰二年（1852）十月。“署泉州厦防分府王”在十月十六日的告示中声称“厦地民番和睦，”上述士商告白是偕奸匪借端滋事。但这位官员在十月十四日的另一件告示中承认有“客头林还”拐骗略卖之事曾引起民愤罢市。

　　柯文南先生寄赠的这批史料，将由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连同其他太平天国资料一起编成专集出版。这将对我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起有益作用。

　　回顾我国太平天国研究的发展史，可看出，是否具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是这种研究能否取得科学成就的关键因素。但同时，发现和掌握史料的情况也起着重要作用。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资料，在革命失败时被清统治者毁灭殆尽。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后，除故宫文献馆的少量发现外，才由一些学者陆续从海外传回太平天国的部分文献、史料。在太平天国时期，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军官，包括侵略者和同情者，到过太平天国地区，带走了很多太平天国的印书、文书。刘复、程演生、肖一山、王重民、向达等人从海外博物馆、图书馆中把这些长期沉睡的珍贵史料传回一部分，使当时太平天国的研究耳目为之一新，这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这些学者的工作是在旧中国的时代进行的，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所传回的仅仅是太平天国史料的一部分。我们确知还有不少重要史料迄未传回。柯文南先生为我们丰富了太平天国的史料库。但他寄赠的这些史料仅仅是他查阅英国公共档案局一部分中文档案时的发现，未查阅的还很多。他最近还报导说，他所执教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图书馆保管的基督教卫理会档案中，就有两本太平天国的官书，即《天情道理书》和《钦定军次实录》，其中《天情道理书》末叶有朱戳“戊午遵改”四字，与四十多年前从不列博物院传回中国的“已末遵改”本不同。这些事例也说明，海外有着蕴存太平天国史料的丰富矿藏。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以后，在我国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时期里，我们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史料的发掘需要有相应的新成就。我们应该努力。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