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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诗话、图咏中的传记史料

冯尔康

一)诗歌中的人物史料

      要把诗歌用作历史资料,首先需明了清代诗歌的特点。苏州大学中文系明清诗文研究室在《清诗纪事·前言》对此作出如下的分析:宋诗近意,元诗近纤,明代叙事诗之可观者代不数人,人不数作,“这种情形祗是清代纒有了明显的改观。……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结论是诗歌的“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叙事诗既然成为清诗的特点,无疑,就为以诗证史方法的运用提供大量的素材,以助其实现。相信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将诗词歌赋所咏的事物,与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可以证实人物的一些事情,也能够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试从下述数例了解诗词的人物史料价值。

      顾炎武作《哭李侍御灌溪先生模》五言古诗,李模,《清史稿》卷五百有传,云其“天启乙丑进士,授东莞知县。考最,入为御史。因劾论中官,谪南京国子监典籍。”福王宏光朝一度出任御史,旋告归,杜门三十载,卒年八十。(第45册第13817页)顾氏诗云:“巡方先帝日,射策德陵时。(本书作者按:先帝指明崇祯帝,其时李模任职御史;德陵,是明天启帝陵号,李模是天启进士)落照辞乌府,秋风散赤墀。(原注:君以崇祯十四年左迁南京国子监典籍,南渡复官,称病不出。本书作者按:南渡,指福王政权的建立;复官,即李模仍为御史)行年逾八十,当世历兴衰。廉里居龚胜,绵山隐介推。(本书作者按:历兴衰,指李模眼见明清易代的朝代兴亡;龚胜为西汉人,任言官,后辞职不出;介子推,春秋晋国人,有从晋文公出亡之功,归国后不求仕进,而入绵山隐居,晋文公求之而不得。介、胜的行为与李模相类似)”(《顾亭林诗文集》第423页)将顾诗与《清史稿》传对照,不难明了诗词和传记的这两种文字,内容相同,可以互相佐证,顾诗可谓为史诗。

      郑板桥的《自嘲》诗咏道:“教馆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第315页)郑氏青年时代处家馆,此诗所咏为切身体会。他作了青云客,任潍县、范县令,其实并不得意,又作《自咏》:“潍县三年范五年,山东老吏我居先。一阶未进真藏拙,只字无求幸免嫌。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第317页)虽然八年未进一阶,但尚能自得其乐。这两首是写自己的,说他人的诗亦不少。《夜宿光明殿赠娄真人(讳近垣)》,因同道士娄近垣相与,表示不赞成皇帝修炼丹药。原来娄道士应雍正帝征召进入内廷,后来被放出去。娄与郑板桥关系密切,把他的道童石三郎给郑氏使用,一段时间后道童离去,回到师父身边。(全集第88页、第245页)郑氏别有咏其叔祖福国上人的《破衲》五绝:“衲衣何日破,四十有余年。白首仍缝绽,青春已结穿。透凉经夏好,等絮入秋便。故友无如此,相传互有怜。”(第89页)通过衲衣的缝补,将一位穷道士的可怜生活表现出来。

      魏源为状元陈沆的诗集作过序--《简学斋诗集序》,而写给他的诗至少有四首,其中《长沙别陈太初》,谓二人相别一年后聚会于长沙,几次在一起进餐。(“别期复兹合,湘城数过饭。”)这里靠近陈氏的家乡蕲水,而距离魏源的故乡邵阳较远,陈氏恋友挽留魏源多住几日,魏源因高堂老母的企盼急于归乡,还是陈氏帮忙,为他筹措好舟车,预期在岁末赶回去。(“君贪朋友乐,我愧高堂眄。劳君筹舟车,岁暮得旋返。”)(《魏源集》下册第593页)

    艺术家邓石如(号完白山人,1743-1805)有登泰山的画,其时是李兆洛与之同游,四十年后李氏重新欣赏这幅画,作《邓完白登岱图》,云“日观峰颠置完白,人奇境奇两难得。……斯游奚止四十年,我今展图犹眼前。先生精采固不敝,奋袂盱衡见其概。”(《养一斋集》第296页)李氏还为邓氏写《邓石如君墓志铭》,(第124页)不具述。

      诗词所描述的人和事,这人必是亲朋好友,也包括自己,所以能够留下这些人物的生活片段资料,而且感情真切,能给读者形象的感受,用以作人物传记的资料别具生动的作用,为其他文体资料所不及。

(二)诗图的传记史料

      刚刚讲到李兆洛、姚鼐写的图记,但在书中,读者只能见到文字,看不到图。在年谱章中介绍过麟庆的《鸿雪姻缘图记》,是图文并茂的传记,这里不再复述。不过这两个事例说明,图和记在一起,具有传记素材,是毫无疑义的。这类作品古代不是很多,然而也能见到一些。如《圆明园诗图》,系由乾隆帝做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作注,鸿胪寺序班孙祜、沈源绘图。此书除了记录圆明园的建筑史,也反映乾隆帝生活史。又如《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此书原系康熙帝咏诗,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作注释,内阁侍读学士沈瑜制图,后来乾隆帝依康熙帝原韵和诗,鄂尔泰等加以注解而形成。此书对承德避暑山庄作出描述外,涉及到康熙帝的游猎嗜好、性格及其与政事的关系,以及乾隆帝受康熙帝抚养、政治传承关系,是研究康乾二帝性格、作风的可贵史料,对此,本书作者纂有《〈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一文,刊于《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版)。现附录于后,(【附录8,3页】)读者可以通过一个事例了解诗图的史料意义,故不再作其他的说明。

(三)诗话中的人物传记

      诗话的写法是举出他人诗歌的全部或诗中的一二句,论说其诗的优劣,阐述自家的诗歌创作观点和欣赏情趣,为此还会说到诗歌作者的生平、逸事,如果双方有机缘的话,往往会提到交往的情节。这是通常的写作情形,专为纪念亲人和友人而著述的,例如王士祯(1634-1711)因乃母、乃兄相继谢世,甚为伤感,又“念二十年中所得师友之益为多,日月既逝,人事屡迁,过此以往,未审视今日何如”,乃取平生所藏师友之作,“为之论次,都为一集”于康熙十三年(1674)纂成《感旧集》诗话一书,该书后经卢见曾增补。兹将王氏序言附录于下。(【附录9,1页;《感旧集·自序》】)所以诗话有两种功能,即论述诗歌艺术及诗歌作者,因此诗话对于诗歌作者来说,不仅表现技艺的能力被人评论,而使人知道他的功力如何,同时其生平,特别是与创作有关的活动亦被记录,这两方面都关乎其历史,是其传记资料的保存形式的一种,研究人物传记史料,于此亦需有所留意。这里介绍它,即基于这种事实。

    清代人写作诗话,有热情,约有三四百部著作问世,其中著名的有

    吴伟业:梅村诗话;         王士祯:渔洋诗话;

    宋  荦:漫堂说诗;         查为仁:莲坡诗话;

    杭世骏:榕城诗话;         洪亮吉:北江诗话;

    翁方纲:石洲诗话;         李调元:雨村诗话;

    阮  元:广陵诗事;         赵  翼:鸥北诗话;

    吴  乔:围炉诗话;         袁  枚:随园诗话;

    赵执信:谈龙录;           毛奇龄:西河诗话;

    法式善:梧门诗话;等等。

还有一些诗话无单刻本,收在自家的专著里,如钱泳的《履园丛话》内有《谭诗》一卷。诗话的篇幅,像《随园诗话》那样的鸿篇巨著很少,多属精致之作,因此有汇编问世,以利读者寻觅。1916年丁福保编印《清诗话》,选录四十余位清人的诗话著作。该书后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3年印行新版,1978年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行,均有郭绍虞撰写的《前言》,对所收各种诗话作出评述。郭氏另编《清诗话续编》,收书三十四种,所选有的属于见解精到,有的则为版本罕见,此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发行。

      诗话的传记资料,就每一个人来说,多属只言片语,叙人物的某一特点,即使通论的,文字也很简约。尽管如此,也可以令读者对人物有所了解。王士祯《旧感集》写查士标的诗,云:“士标字二瞻,号梅溪,江南休宁县学生,侨居江都。”又引靳治荆《思旧录》文字,谓其书法得明人董其昌神髓,作画发抒元人倪瓒、宋人黄庭坚意态,四方争购之。等等,详见附录。(【附录10,1页;台北文明书局《清代传记丛刊》本,第27种第568页】)法式善(1753-1813),以诗名世,作诗精益求精,(参阅钱泳《履园丛话》卷八《谭诗》,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207页)因而评诗侧重于艺法,然亦涉及人物。如论方正澍诗,谓其“歙人,性耽吟咏,不求仕进,毕秋帆制府(湖广总督毕沅)尝称其索居屏迹,有贾浪仙(唐人贾岛)、罗昭谏(唐五代人罗隐)之风。”又讲述罗聘的画和翁方纲的题句,兹不具述,请阅附录。(【附录11,2页;梧门诗话书影和方、罗二条,文海版】)郑板桥的诗受到多种诗话的关注,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九讲到他同郑板桥的二则掌故,一是郑氏在山东做县令时,听讹传袁枚死讯,蹋足大哭,其时二人并不相识;后来在卢见曾运使的筵席上相见,听郑氏论天下人才。说到诗,袁枚认为:“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又云其“多外宠,常言:’欲改律文笞臀为笞背’,闻者笑之。”阮元《广陵诗事》卷一说到郑板桥政绩,赞其为良吏:“令潍县,后调范县,以岁饥为民请赈,以是忤大吏罢归。(阮)元在山东过潍县,见邑人宝其书画,多能仿效其体,其流风余韵,入人深矣。……盖板桥实不愧古良吏,或以山人游客目之,非也。”钱正鍠《诗话》卷上,不同意袁枚的非议郑氏诗,云郑诗“虽学浅,而气清神爽,随园谓诗非其所长,殊不尽然。”(以上均见《郑板桥全集·郑板桥研究资料》第695页-第701页)阮元以亲身经历得知郑板桥在山东的事迹,袁枚谈他与郑板桥的交往及板桥的癖好男宠,都是郑板桥传记的绝好资料,由此可见诗话传记史料的不可忽视的价值。

      有两部今人编纂的清人诗歌纪事,有类于清人诗话,即邓之诚编纂的《清诗纪事初编》和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这里略作绍述。此书不同于丁福保、郭绍虞等人汇编清朝人写的诗话,而是编选清代人的诗,同时介绍其作者。

      《清诗纪事初编》的编著者邓之诚鉴于前人编的名为纪事诗的集子,而所选择的诗歌颇为杂泛,缺少真正的纪事诗,因思有以开创,以便用以验证历史。他所选的诗以是否纪事为准则,而不看作者的名气,所谓“但取其事,不限名家”。他收集素材之时正值抗战时期,,仰慕明清之际遗民的风范,特为他们多着笔墨。他对诗作者的说明,博采诸家著述,予以综述,虽然并无多少新材料,但是对每位诗人生平的概述相当成功,又把众多诗人的传记资料汇合在一起,大为便利人们的阅读。对此,该书《前言》特别谈到小传的编写特点,可作参考,故附录于次。(【附录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该书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5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重梓。全书采六百家的诗二千余首,为六百位作者作了小传。这些人都生活在明清之际和清初,他们的诗多少能够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与人物的命运,以及作者的人生感受。如卷四选汪楫的《一钱行》诗,题注云:“甲辰(即康熙三年)春,林茂之先生来广陵,余赠以诗,有’沽酒都非万历钱’之句,先生瞠目大叫曰:’异哉!子知我有一万历钱在乎?’舒左臂相示,肉好温润,含光慑人,盖先生之感深矣。更为赋《一钱行》。”(上册第500页)将林茂之的怀念明朝的心态和行为深刻地表现出来。可知邓之诚按照自订的原则,努力选择叙事诗,从我们研究诗歌的人物传记资料来看,所选确实有用。邓氏为六百诗作者写的小传,颇有特色,把握人物的特征,写其生平概貌,赋予感情,因而生动明快。如以写作《出劫纪略》在五十、六十年代颇为明清史学家重视的丁耀亢,邓氏在卷六为其写的小传,实能传神,兹附原文于后。(【附录13,1页;原书下册第682页】)此书的诗人传记资料虽来源于前人但邓氏不乏考订论证之功,凭借邓氏的深厚史学功力,将一些疑案澄清或进一步提出解决的线索。

      《清诗纪事》,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梓刻,本书作者见到七册,系按朝年编辑,头二册是明遗民之作,第三第四二册为顺治朝人物的,第五第六为康熙朝,第七系康熙、雍正两朝人物,每册六百余页,统一编订页码,共选约一千六百人的诗作,而全部设计是五千余人。在每个朝年内部,诗人的排列,依进士、举人科分先后为序,帝王置于各朝之首,诸生、布衣及科名无考考者列于每朝之后。所选的作家有帝王、卿相、官吏、士民、释道和妇女的诗作。选择的诗歌是以反映清代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诗篇为主,重视各阶层人物活动、故事。诗作及其纪事,取材于清人、近人诗话、词话、笔记、日记、尺牍、档案和方志。对所选作家的小传,书写姓名、字号、籍贯、科名、官职、谥号、著作情形,诗人生活故事及诗歌总论。诸种原则,并见于凡例,兹附于后。(【附录14,2页】)此书所辑录的诗歌作者传文及所选诗歌的记注情形,请阅第六册第3296页-3299页的陈邦彦、吴廷桢两条,见附录十五。(【附录15,2页】)

      《国朝畿辅诗传》六十卷,道光十九年红豆树馆版。作者陶氏,历官编修、直隶清河道、大名知府,在京城及京畿生活二十三年,鉴于南方人传记比北方人多,特写此书,以便为北方人立传。所写的是畿辅各种类型人员,有达官、学者及隐逸。他在《凡例》中说:“是集虽主选诗,义在存人。”作书之旨,是通过其人之诗以保存其人的历史。具体做法是为被选中的人作小传,选录其若干诗赋,如卷三十陈德荣传云:“字廷彦,号密山,安州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安徽布政使,有葵园诗集四卷。”下录《测海集》、《随园诗话》等书关于陈氏的评论,再下去辑录陈氏诗二十五首。诗和传并列,为读者提供直隶诗人的传记。

(四)词话的传记史料

     顾名思义,由诗话想到词话,其必是论词人和词的艺术的,同样也应当能够提供一点人物传记的资料。清人词话亦有多种,如彭孙遹的《词藻》,李良年的《词坛纪事》,徐釚的《词苑丛谈》等。徐氏书有十二卷,其中四卷是《纪事》,有一卷专记清人的事情。本书作者几乎没有读过这方面的著述,仅将《郑板桥全集·郑板桥研究资料》中所见的词话报道一下。

      词话作家论述郑板桥,互有歧异。查礼《铜鼓书堂遗稿》卷三十二《词话》谓郑板桥“能诗、古文,长短句别有意趣”,并以郑氏《沁园春·书怀》为例,说其“风神豪迈,气势空灵,直逼古人。”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则持相反态度,云郑氏之词,“语虽俊迈,终非词苑正宗。”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卷四论板桥词同于丁氏说法:“板桥词,颇多握拳透爪之处,然却有魄力,惜乎其未纯也。”陈氏在同书讲到诗词名家蒋士铨的词:“气粗力弱,每有支撑不来处。”还比不上郑板桥。以上均为论词学艺术,未及词家史事。但是陈氏在同书卷五说到唐煜云:“吾乡唐少白煜,与余为中表兄弟,年少工词,后困于衣食,未能充其学力之所至,年未五十下世,可叹也。”并录其《金缕曲·登岱》。此外,谢章铤《赌棋山庄集·词话》记载一位盲人词家:“陈孟周,瞽人也。闻人填词,问其调,为诵太白《菩萨鬘》、《忆秦娥》二首。不数日。即为其友人填二词,亦用《忆秦娥》调。其词曰……。闻者莫不惊叹。”(以上引文俱见《郑板桥全集》第702页-第708页)唐煜、陈孟周在常见的传记书中没有传文,两个词话里介绍他们,真是为他们树碑立传了。

  

(资料来源:《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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