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古发现，日本列岛长期与大陆紧密相连，大约在一万年以前才逐渐形成目前这种一水相隔的状态。地缘的相近，决定了中日两国必相往来，而文字的相亲，极大地增加了交往的密度。自古以来，中国的载籍对日本以及中日间的交往可谓史不绝书，它们对我们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史料。但是客观地说，这些史料往往带有中华文化中心的思想，含有不少猎奇、非科学的成份。这可谓中国之日本研究的第一阶段。
有明一代，倭寇扰边，警报不绝，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涂炭，朝廷统治受到威胁。抗倭斗争的需要促使一大批将领幕僚研究日本，从而产生了《日本考略》、《日本一鉴》、《日本考》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的专著，形成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这是日本研究的第二阶段。
明亡清兴，边患消除，天下太平，于是日本研究复趋平静。这时期，通过长崎一隅，中日贸易频繁，由此诞生了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东洋记》（一七三〇年）、童华的《长崎纪闻》（一七三五年）[1]、汪鹏的《袖海篇》（一七六四年）等一批以日本长崎为背景的著作[2]，以反映中日贸易为中心是第三阶段日本研究的特色。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走脱亚入欧之路。日本的变化引起了近邻中国的关注，有关日本动静的报导经常出现在报端[3]。初时，清廷对这“蕞尔小国”心存幻想，欲笼络之为我所用。台湾一役，日本一开始就诉诸武力，显示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急迫和露骨，朝野为之震惊。紧接着，炮击江华岛、吞并琉球等事件接踵发生，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迫使中国对之高度警惕。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日本研究渐次进入以防范为主要目的的第四阶段。
这阶段的前期，即光绪前十年诞生的著作以日本游记为主，从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东行日记》（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起，中经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记《使东述略》（附《使东杂咏》，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副使张斯桂的《使东诗录》（同上）、王韬的《扶桑游记》（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王之春的《谈瀛录》（同上）、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同上），一直到李筱圃的《日本纪游》（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大多以日记和诗的形式记录访日观感。这些游记的作者，有的如王韬、李筱圃纯粹为了游历，但有的如王之春本身就是借观光之名，行侦察之实[4]。至于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外交官，他们虽没有王之春那样的直接使命，但中国一八七七年起对日遣使，除管束当地中国商民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藉探彼族动静，冀可联络牵制，消弭后患”[5]。因此，可以认为他们写的报告[6]对朝野认识日本，进而作好防范准备，间接地起到了作用。这些游记克服了传统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未曾亲历日本的先天不足，是明治维新后中国人从日本传回的第一批报导，标志着摭拾传说的历史终结，一个面貌一新的研究日本的时代开始了。
光绪十年起，国人的日本研究又有了深化和发展。与浮光掠影的游记相比，著作中多分设天文、地理、河渠、国纪、风俗、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艺文等类，对日本进行百科全书式的综合考察。如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十卷，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和《日本国志》（十卷，同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四十卷，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叶庆颐的《策鳖杂摭》（八卷，同上）、陈家麟的《东槎闻见录》（四卷，同上）、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二卷，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以及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等。这类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量采撷日本的有关图籍、统计报表。在今人看来，与其说它们是研究著作，不如说是资料集更为贴切。时至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手捧这些著作，还不时为其资料之翔实而心折，为作者呕心沥血的搜寻精神而心动。正因如此，这时的著作往往卷帙不小，傅云龙和黄遵宪的上述二书分别达三四十卷之多即为显例。以光绪十年为界，如果说此前的研究以游历（感受）为主的话，那么此后则长于记载（资料）。这种变化完全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单一到综合的一般规律，清楚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决心沉下心来全面、冷静地认识日本，认真应付来自昔日朝贡之国发出的咄咄逼人的挑战。
在上述第四阶段的日本研究中，还诞生了一批较为特殊的著作——中日诗文唱酬集。与吴汝纶、薛福成、张裕钊并称“曾门四子”的黎庶昌先后二度出任驻日公使，他在日六年间，主持或参加的中日文人唱酬盛会不可胜数，其中结集出版的就有《癸未重九讌集编》（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戊子重九讌集编》（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己丑讌集续编》（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樱云台讌集编》（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庚寅讌集三编》（同上）等等。
在黎的身体力行下，使馆其它随员亦纷纷响应，大显身手。其中，孙点为个中翘楚，他个人的唱酬集就有《嘤鸣馆春风迭唱集》（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嘤鸣馆迭唱余声集》（同上）《嘤鸣馆百迭集》（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等数种。
黎庶昌等人热衷于诗文活动，除了有文人雅兴的一面外，作为外交官，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强邻环伺、国力不济之时，他欲以诗文广交朋友，以人格魅力感染别人，从而团结、联络更多的日本友人，实现中日连手抵御西方列强东侵的外交目标。“大局自关吾辈事，好怀须向素心开”、“求友嘤鸣争出谷，等闲鸥鹭（欧洲与俄罗斯——引者）漫惊猜”、“关心最是中东局”[7]等诗句即为黎氏这种心迹的自然流露吧。
除了外交官外，这时期不少寓日文人也积极投入唱酬活动，《莲塘唱和集续编》（小野湖山，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爱敬余唱》（大榇盘溪编，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日本同人诗选》（陈鸿诰编，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扶桑骊唱集》（叶炜编，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等诗集中即留下他们的痕迹。他们与驻日使团一起，一官一民，互为补充，为增加中日间的互相信任、促进日本明治时期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8]。
正当文人沉浸在诗文唱酬、觥筹交错之中时，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不但摧毁了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也打破了黎庶昌等人孜孜以求的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共御西方列强的美好愿望。从此，维系了千余年的中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沉睡的雄狮开始具有了群体意义上的觉醒，一个以强敌为榜样、寻求民族自强的时代到来了。我们姑且将这一时期的日本研究称作第五阶段。
这时的日本研究以考察记为主，如教育考察记有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朱绶的《东游纪程》（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军事考察记有张大鳙的《日本武学兵队纪略》（同上）、丁鸿臣的《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等，农工商考察记有潘学祖的《考察东瀛农工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许柄榛的《乙巳考察日本矿务日记》（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刘学询的《游历日本考察商务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政法考察记有刘庭春的《日本各政治机关参观详记》（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王仪通的《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同上）等。此外，综合性考察记有谢绍佐的《东游分类志要》（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杨道霖的《日本统计类表要论》（同上）等等。
与以前任何一个阶段相比，第五阶段的日本研究性质迥然不同，全面学习日本成了主旋律。在维新派眼中，这时的日本从昔日的桃太郎一跃而成为东方的巨人，在政府的推波助澜下[9]，赴日考察风起云涌。如果说第四阶段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日本研究热潮的序幕，那么，第五阶段则是名副其实的高潮。研究的动机由被动的本能反应——防御转为主动的虚心学习，研究者已从知识分子扩展至所有东渡考察者：官吏、文人、实业家和学生。对中华民族来说，研究日本再也不是抽象的纸上谈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亟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一种书斋式研究，而是一种社会运动!
对于上述光绪以来中国人的日本研究著作，最早予以重视并进行搜集和整理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先生[10]，他根据这些著作多以“东游日记”命名的特点，将它们称之为“东游日记”。今天，东京都立图书馆实藤文库庋藏有他积毕生心血搜集的数千种颇具特色的旧藏，其中，“东游日记”达二百二十七种（含民国时期的七十七种），可谓泽被学人。“东游日记”的名称虽未必十全，却因其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大量东渡日本，间接吸收西方文明这一历史特质而广为学界所接受，“东游日记”遂成了晚清光绪年间至民国前期国人赴日考察、留学的日记、报告和研究著作的总称。
迄今为止，学界对留日学生作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而对官吏的考察涉足较少。事实上，由于官吏身居官职，思想成熟，在留学生大量回国发挥作用之前，是他们先期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勿庸讳言，在某些东游日记中，存在一些浮光掠影、议论肤浅、数据拼凑等弊病，但重要的不是叙述水平的高下，而是他们代表了一个敢于跨出国门，直接去国外感受新事物和新气象的社会群体，开创了走出传统思想的藩篱、面向世界的新风尚。这些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面对陌生的异域文明，经受的心灵冲击程度未必相同，文化认同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一以贯之：笔叙日本，意在中国。他们为谋求祖国自强自立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从甲午战争到今天，历史已跨过一个漫长的时段。虽然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事实上我们面临着与先人相同的一个课题：如何完成现代化事业。因此，这些东游日记，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更是近代中国谋求整个社会形态和文化模式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生动记录，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也具有客观的借鉴意义。
中国自八十年代以来，钟叔河、王晓秋、武安隆等先生对东游日记进行了整理与研究[11]，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将东游日记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之一，近年又有熊达云、汪婉等留日博士分别对政法、教育考察记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2]。这说明该课题正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其史料价值正在进一步得到认识。但是，东游日记数量庞大，馆藏分散，利用极为不便，有鉴于此，我们不揣冒昧，将数年来克服种种困难苦心搜集的这些资料整理成编，名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公诸同道，以期为学界做些铺垫性工作。本丛书分综合、教育、军事、政法、农工商考察记以及唱酬等专题，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刊印。每种或辑数人著作为一卷，或收一人专书，首冠前言、解题，后附索引，影印时力求保持原貌，个别模糊不清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
东游日记的搜集与研究，先后列人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一九九八年度）以及住友财团的科研项目（一九九九年度），本丛书为其中间成果之一。
注释：
[1]《长崎纪文》，一卷，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童华自序，乾隆中刊本。是书对中国铜商在长崎的贸易、日常生活等情况的描写，可补其它同类文献之不足。
[2]清前期还诞生了吴江翁广平撰的《吾妻镜补》一名《日本国志》，三十卷，一八一四年自序一书。这部著作虽非描述长崎贸易的专著，但在卷十三、十六、十七等处多次言及。详见拙编《〈吾妻镜补〉——中国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京都，朋友书店，一九九七年。
[3]如《申报》在创刊之年中频频刊登有关日本的消息：“日本使臣至花旗见国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日本地震”四月初八日”东洋欲改服色”四月初十日、日本博物院”四月十五日、“论东洋新造金小洋钱”四月二十八日“论东洋人男女同浴”四月二十九日、“东洋改服色”五月初一日、“论东洋博物院事”五月初八日、“日本冶度信息”五月初八日、“日本英国近事”五月十四日、“日本近事”五月二十日、“论东洋新铸大小银钱铜钱事”五月二十一日、“论日本通商事”五月二十四日等等，可谓日本的一举一动尽在观察之中。
[4]王之春此行访日的目的在曾任兵部侍郎的彭玉麟为王著所撰的《谈瀛绿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势要害、风俗美恶、政治得失，则无由攻暇击隙，以制其死命；而又虑临之以师旅则易启争端，重之以使节则反招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动声色、直探巢穴、密访周览、洞悉雾情于胸臆者，久之难其选。王爵堂观察闻命夺袂请行……”
[5]《直督李鸿章奏日使大久保抵琅瑶约期撤兵并请遣使驻日本片》，《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卷八页。
[6]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规定“东西洋出使各国大臣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成一册咨送”。《清同光间外交史料拾遗》，第五卷九页。北京，全国图书绾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一九九一年。
[7]黎庶昌：《庚寅讌集三编·题襟集》，四页、五页，一八九〇年驻日清使馆序刊。
[8]参见拙文《晚清文人与日本——光绪年间寓日文人考》，《中日关系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合编，一九九八年八月。
[9]例如，张百熙等提出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一一十六日》中规定：“各省办理学堂贝绅，宜先派出洋考察。……欧美各国，道速费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五三三至五三四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鄂督张饬湖北实缺州县出洋游历博览周谘札》命：“各该员刻日领咨起程，自备资斧，赴东游历，毋稍延缓。”《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学务处呈覆遵议各州县派人筹备公款游历日本以备充当学董办法文》《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对官绅游历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10]实藤惠秀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了对东游日记的研究。如《东游日记研究序说附东游日记目录》（《日华学报》八二号，日华学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及其它一系列著作。
[11]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武安隆、刘玉敏：《严修柬游日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2]熊达云：《清末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日本甲府，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日本东京，汲古书院，一九九八年。
（资料来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晚清东游日记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