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古代奈良·平安朝710——1185就开始从中国船载输入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其中有不少是中国本土早已就亡佚的书籍。所谓《清三朝实录》的汉文本，在中国将来或许能被发现也未可知，但是，现在已是仅在日本遗存的珍贵书籍了。
《清三朝实录》包括康熙年间所重修的清太祖、清太宗二朝的实录以及同一时期初纂的世祖实录，自来即以引名称呼之。本来《太祖实录》是崇德元年1636初所编纂的《太祖太后实录》，此实录现在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清朝从最初起即分别以满洲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纂写实录。这一方式直至以后历代仍被沿用不改。顺治重修的《太祖实录》汉文本原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影印本被收录于同院出版的《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另外，这一实录早在1932年被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以《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的书名排印出版。其次，顺治初纂修的《太宗实录》汉文本，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康熙年间重修的《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以及新纂的《世祖实录》，《太祖实录》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太宗实录》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世祖实录》于康熙十一年分别完成。此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被重修，乾隆四年1739告成，从此以后，成为定本。伪满洲国国务院曾影印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和最近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清实录》中所收的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其底本即使有相异之处，然均系乾隆重修本。
据1934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文献馆现存清代实录总目》中的《实录库现存清太祖太宗实录初纂本及康熙时重修本目录》，在康熙朝所编纂的实录中，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的满文本及太宗朝的蒙文本迄今尚存，三朝汉文本皆不复存，直至今日，《三朝实录》的汉文本，在继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仍未被发现。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实录》第一册卷首所载“影印说明”亦云：现在中国大陆所见太祖、太宗，世祖各朝实录的汉文本，只有乾隆重修本。
这样，《清三朝实录》的汉文本在中国已经亡佚，相反，在日本有几部抄写本完好遗存。并且早在文化四年1807以写本为依据编纂了《清三朝实录采要》，共16卷，刊行于世。而且这《三朝实录》增加了许多顺治纂修本所不见的新内容，又因为比乾隆重修本润色和避讳之处较少。其史料价值颇高。只是日本遗存的几个写本，无一为原本。并且误字和脱字很多，相互之间文字上也有出入。所以使用时须要注意。为此，首先必须弄清楚各抄本的来历和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研究上存在着对立观点，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由于对这个问题我也有些想法，鄙见略述如下。
二
目前在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据我所知，就有五部，即：
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内藤湖南氏旧藏，以下简称《京大本》
2、内阁文库藏本以下简称《内阁本》
3、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旧帝国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国会本》
4、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图书馆藏本旧第一高等学校藏，以下简称《东大本》
5、东洋文库藏本。
这里，东洋文库所藏本是1920年抄写的《东大本》故不论外，对其它四部作一探讨。唯关于各写本的体裁，由于已故今西春秋氏、近人松村润氏均有详细的论述1，除特别问题必须一提外，余不涉及。
那么，据今西氏，此四部写本的系统可归纳如次。2
（1）《京大本》与《内阁本》均系中国写本，《国会本》与《东大本》皆为日本写本。
2《国会本》与《东大本》均以《京大本》为蓝本，《国会本》系直接抄自《京大本》的呢?还是从《东大本》转写的呢?不甚明了。
3《京大本》是久世丹后守所藏本。
4《内阁本》与其他三部有稍微不一致之处。稻叶岩吉氏将此当作久世丹后守藏本欠妥3。
附带一提，久世丹后守为德川幕府的家臣，是从安永四年1775至天明四年1784任长崎奉行长崎地方长官的久世广民4。
一方面，与此相反，将以《太宗实录》为主的松村氏的研究结论，概括如次5：
1《国会本》为久世丹后守藏本，是从中国带来的原本或据其原本抄写的抄本。
2《东大本》忠实地抄写了《国会本》。
3《内阁本》与《京大本》均据《国会本》改动若干体裁而抄写的。
上述两说，意见相当分歧，那么究竟哪一说对呢?
江户时代1603——1867通过唯一贸易港口长崎从中国输入书籍的总帐《商船载来书目》，“佐字号”一项宝历十三年1763条记载6：
一、三朝实录一部二十套
又“多字号”一项，年代不详，亦记有7：
一、 大清三朝纪事实录一部八套两条均作《三朝实录》者，固然是指清初的三朝实录，而一为二十套，一为八套，帙数显然不同，两者一定不是同一部书。此《书目》据其凡例，系自元禄癸酉六年1693至享和癸亥三年1803间商船所载来书籍的目录。因此大约18世纪时的应有两部《清三朝实录》被商船载入日本。那么，这两部中国写本是现在四部中的哪两部呢?首先将四部抄本相互间的关系作一考察。
三
经我对原书手披目验之后确认《国会本》所用的纸是日本的美浓纸，笔迹也有部分确似日本独特的勘亭派字体，一看便知是日本人抄写的。就《东大本》说，其为日本写本，诸氏说法一致，毫无异议。把《国会本》当作久世家所藏本的，松村氏认为，《东大本》为《国会本》的忠实转写本，再者，此两本分别抄自久世家藏本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8。松村氏虽然据《太宗实录》正文第一页左背第九行，《国会本》有“继立吴喇纳喇氏生三子”一句，《东大本》将“继”误作“鉴”，“三”误作“一”，而认为《东大本》抄自《国会本》；同时还注意到，同书第四页左背第五行，《东大本》正确地记载“上自誓曰皇太极请告于”，而《国会本》将“告”误作“皆”，并脱“于”字。因此，对两本的关系持有若干疑问。实际上，《国会本》误写，而《东大本》不误的其他例子还有。例如：在《太宗实录》卷首“进实录表”中，《东大本》有“各六十七卷缮写”句，《国会本》却记“各六十之卷缮写”；《修纂凡例》中《东大本》记“一切立八旗定官制书”，《国会本》却记“一切立八旗定官”。诸如此类皆是9。从上述例子看，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东大本》抄自《国会本》，也不是相反，只能说两本在日本是被各自抄写的。可是因为各页的行数、字的排列等形式全同，误字和错简等大体未变，所以，无疑是依据了同一底本。
《东大本》是从前永根铉和邨山纬合纂的《清三朝实录采要》时使用的原稿。这方面今西氏早已论证过10，我也认为是这样。据同书卷首所载《清三朝实录采要例》末尾所附纪年，为宽政九年1797正月所撰写。其中记述如下：
一、 原本系大府司计丹后守久世君家所藏，铉尝获寓目，思欲采录以广其传者有日矣。往岁我藩奥濑大夫，祗役在江户国邸，铉就而请焉，则大夫为寅缘乞借，令誊一通而送于铉，以毕其志也。铉遂与同臭邨山伯经谋，节钞得成帙云。此举也，大夫之赐居多，大夫名嵩载字博夫，别号静致。
此“例”写着邨山纬和永根铉“同记”，从字面看，明显系永根铉执笔。从而知道，“我藩”是永根铉所属的盛冈现岩手县的南部藩11。永根因托在江户同藩邸任聘的称奥濑大夫的，得以抄写久世广民所藏《清三朝实录》。久世为大府司计，天明四年1784从长崎奉行转为江户幕府财政长官勘定奉行要职直到宽政九年179712。因此，从上引文中可以明确知道，久世所藏本所编纂《清三朝实录采要》的原稿本。
另一方面《国会本》今西、松村两氏已有论述13，从盖有“白河文库”、“立教馆图书印”、“桑名文库”印章看，是原白河藩现福岛县主松平定信的藏书。他作为江户幕府最高职的老中，在推进被称为“宽政1789——1801改革”的政治改革之时，因久世广民任勘定奉行之职受定信的重用，两人关系亲密，爱好学问的定信抄写广民所藏《清三朝实录》并不奇怪。《国会本》与《东大本》哪一本是先抄的，虽不清楚，不过我认为都是从同一底本即久世家所藏本，各自抄写而成的。
四
其次，《内阁本》，正如今西氏已经论述的那样14，此写本盖有“秘书图书之章”、“日本政府图书”的印记，即内阁文库旧时的藏书印。因盖有明治时代1868—1912的印章，姑且不能作为识别传人情况的线索。《改订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第75页将此《清三朝实录》写明“清写”即清代中国写本。今西氏论述到，此写本用纸和装订的状况等与中国形式相同，并且注意到编页码的“四”字用如、日本平假名的“の”的中国独特的算术符号的简写形式这点，“以此内阁本库藏本作为清抄本，即视作直接从中国拿来的书为当”15。我也同意这一说法，断定《内阁本》为中国写本无误。原写本装订比较漂亮。因为用纸每一页都夹纸，成为一部大部头的书籍。《清三朝实录》内的细目即：
太祖实录 一帙 八册
太宗实录 七帙 五十六册
世祖实录 十二帙 九十六册
全二十帙，共百六十册。每帙八册。而且各帙均有题签，记为：《三朝实录太祖第壹函》、《三朝实录太宗第二函》、《三朝实录世祖第二十函》等。前述《商船载来书目》的《佐字号》项中的“三朝实录，一部二十套”，与上举题签的书名、文字完全一致，所说帙数二十也一致。因而说《内阁本》是宝历十三年1763所输入的那部实录为不误。
《内阁本》的《太祖实录》第一册第一页即为正文，而《国会本》在正文前附有一页《总目》，又《内阁本》的《太宗实录》卷首载有序、表、凡例、纂修官、目录，按顺序排列，各自另起一页。然而《国会本》与《东大本》以表、凡例、纂修官、序、目录的顺序排列，并且分序、目录另起一页，表、凡例、纂修官部分未另起页，样式不同。并且凡例所记各条各项的顺序，《国会本》与《东大本》有五处非常混乱，《内阁本》不过有两处前后倒置。再《内阁本》的《太宗实录》，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而《国会本》与《东大本》每行二十四字。从这些事实看，《国会本》与《东大本》并非依据《内阁本》者甚明。因此，说《内阁本》非久世家所藏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京大本》系内藤湖南氏旧藏，以往今西氏所发表的论文中，以内藤氏的书库名称之为“恭仁山庄文库”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此写本，今西氏论述到，“本实录全无印记字样，从其装订、用纸、抄写的笔法、字迹等点看，是从中国带来者无误”16。的确如此，它是中国写本无疑。
从《京大本》与《国会本》和《东大本》的文字异同关系看，松村氏已经指出过17。《太宗实录》卷首所载纂修官一顶，作为满、汉文纂修列举的人名中，“奉政大夫经筵日讲起居注翰林侍读学士加一级臣牛钮”一段文字，《国会本》与《东大本》均有，而《京大本》脱落。仅从这个事实看，也不能认为《国会本》与《东大本》是依据《京大本》抄写的。此外，列举《太宗实录》所见文字异同的若干例子如下：即卷一，天命十一年十一月乙酉条，《国会本》与《东大本》记有“……欲两国和好，我当观其书答之”，而《京大本》脱“我”字；卷二，天聪元年三月壬申条，《国会本》与《东大本》记云：“河东河西死者宁止十人”，而《京大本》脱“止”字，同上辛巳条，《国会本》与《东大本》记云“我国有丧，尔知未曾来吊”，《京大本》脱“知”字。从这些例子可以很好地判断《国会本》与《东大本》不是抄自《京大本》的。
再，《京大本》与《国会本》的《太祖实录》卷首均附有《总目》。《京大本》为：
大清三朝纪事实录总目
太祖实录全卷
天命十一年
太宗实录六十五卷
天聪十年
崇德八年
世祖实录一百四十四卷
顺治十八年
与此相对比，《国会本》为：
大清纪事编年实录总目
太祖高皇帝
天命十一年
太宗文皇帝
天聪十年
崇德八年
世祖章皇帝
顺治十八年
文字颇不相同，不能认为后者抄自前者。
五
今西氏就《京大本》的来历曾这样说道18：
我过去在上述拙文中这样说过：“本实录《京大本》是博士内藤湖南十数年前刚从彼土中国携回之物”，这是我根据误解而误断，因为据从福克司Fuchs氏和鸳渊氏等所闻，实际上博士有言，本实录是久世家所藏之本；又根据我这次调查，像后述的那样得以略微断定此事真相而为之喜悅。”此文中所谓“前述拙文”，是指在此文发表前三年，即1935年发表的以《清三朝实录的纂修》为题的论文，在其中谈到：
《恭仁山庄文库》本，是十数年前内藤先生从彼地携回之物，先生推定此书为康熙年间的写本19。
关于《京大本》的来历，今西氏最初认为内藤氏十数年前，即1910年从中国带回的，此后订正为江户时代由商船载来的久世家所藏之本。根据是来自福克司氏和鸳渊氏传闻的内藤氏意见。然而对《京大本》为久世家所藏之本未能举出任何具体的资料为证。现在与这方面有关的人皆已逝世，无法再与之对质。此等有关系的人之间似乎有些误闻和误解。如前所述，因《京大本》不是《国会本》和《东大本》的底本，我认为今西氏最初所言才是正确的，是比较新近的二十世纪从中国输入的。1933年前后，今西氏因在内藤氏指导下从事《明代满蒙史料》的编纂工作，因知在此期间，他有机会从内藤氏听说了《京大本》的来历。
实际上内藤氏亲手得到这部中国写本《清三朝实录》时情况的有关资料仍然保存着，即大1913二月二十五日，内藤氏在给稻叶岩吉氏的书简中，这样写的20：
《清三朝实录》的中国写本因是我购买的，听说我兄方面想购买我的旧藏本，实则我想在大学里保留下来，然而因资金不够，按照我兄的好意交付了。但是我兄接受，或满铁接受亦无妨，我想文求方面我不能拖延付款。……小生所藏之本让人抄写时多少付了抄写费用，晚辈正在搜集当时的有关文件，如果金额不够，需小生补上。不过，没有想到抄写费用超过文求之本的价钱即三百日元，如果要添加这份钱……
文中所见的所谓文求，是当时田中庆太郎在东京所经营的以专门经营中国书籍而驰名遐迩的一个专门书店——文求堂。这可以很好地判断内藤氏通过该书店购入《清三朝实录》中国写本的始末，三百日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金额。内藤氏说为帮助支付新购入的中国写本之款，把旧藏本即当时所藏《清三朝实录》想让与他人。这旧藏本可能就是内藤氏近年让人抄写的，随后三月二日给稻叶氏的书简中，提到抄写价款是三百五十五日元三十七钱21。
内藤氏这个旧藏本，结果可能被当时稻叶氏当研究员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历史调查室购买22。这个调查室搜集的图书被称之为《白山黑水文库》，后来捐赠给了东京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23。誊写版印制的小册子《东京帝国大学所藏白山黑水文库图书目录》中著录云24：
（清）世祖实录 写本 一四四卷 九六册
（清）太宗实录 写本 六五卷 五六册
（清）太祖实录 写本 八卷 八册
此即原来内藤氏抄写的《清三朝实录》。上述各朝实录的册数，与《内阁本》完全一致，由于相对于《内阁本》全百六十册，《国会本》百十册，《东大本》四十八册，因此《白山黑水文库》本即内藤氏抄写本，系依据《内阁本》无误，归东大所藏《白山黑水文库》的这个抄本，此后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时被焚毁散佚了。
内藤氏于1913年新购买的中国写本《清三朝实录》是从前江户时代商船载来被收入文求堂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但是从书简的文风窥知，还是有点像1910年初从中国新带回的书。那时，文求堂主人每年去中国购买书籍，以贩买所携归之新书为其主要业务，因此很自然的将此《清三朝实录》也当作船载运回的新书。从上述情况看，稻叶氏熟知内藤氏从文求堂购入中国写本的始末。此后与内藤氏关系极密，1932年内藤氏的晚年，稻叶氏就《清三朝实录》记云： 。
相信康熙本在中国有遗存的，现在内藤博士从船载品中购买了被认为是大约在乾隆时期所抄的康熙本一部25。
总而言之，稻叶氏所言之意是，因为内藤氏近年购到从中国商船载来的康熙年间纂修的《清三朝实录》，在中国某处可能也还保存有同样的实录。
据稻叶氏所言，《京大本》是近年从中国商船载来的书不辨自明。此乃稻叶氏之所以认为久世家藏本为《内阁本》，而对《京大本》的来历未提出任何看法。此书由商船载来的1912——1913年间，中国正值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变动非常激烈，因此清朝皇族或贵族、高官等家所秘藏的图书字画此时大量散出，流落世间，恐怕很长时期里销声匿迹的《清三朝实录》就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出现，因而成为商船载来之物。
再如上所记，关于《京大本》，稻叶氏说是乾隆时的写本，今西氏说内藤氏曾言是康熙时本。然而经过仔细检查，雍正帝之讳胤字因避讳而改作荫，乾隆帝讳弘字未加避讳26。据此可知，认为《京大本》为雍正年间抄本是正确的。
六
如果《京大本》成为20世纪商船新从中国载来之书，那么《商船载宋书目》的“多字号”一项所见纪年不详的《清三朝实录》是哪一本呢?恐怕这才是久世家所藏之本，因其书名和所说的成为八套的体裁均与《京大本》同，或与《京大本》近似的书当为不误。
我曾简要地论述过，《京大本》与久世家所藏之本所似，而并不是久世家所藏本27。那时只是认为《京大本》也是江户时代商船载来的，如果说那不对的话，江户时代商船载来《清三朝实录》仍然像《商船载来书目》所见那样一定是二部，其中一部为《内阁本》，另一部为《国会本》和《东大本》的底本乃久世家所藏之本，或许果真在哪里保存着，因此正期待着它的出现。
（补记：本文脱稿后，见到了辽宁省档案馆编的小册子《档案材料缩微品发行目录》，内容为1992年8月现存之书，其中有《清太祖实录部分稿本》的名称，并且列举汉文康熙21年重修稿本卷1，3，6，7，9五卷，因未亲眼见到实物或影印本，无法判定它是真是假，希望尽早有机会能检讨一番。
注释：
1、今西氏《关于我国遗存的清三朝实录》《稻叶博士还历纪念满鲜史论丛》1938。松村氏《关于康熙重修清太宗实录》《第一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会议论文集》1987。
2、今西氏，上引论文，第129--130、133页。
3、稻叶岩吉氏《涂改本清太祖实录残卷及其年代》《青丘学丛》10、1932第63页。
4、《国史大辞典》4吉川弘文馆1984第793页。
5、松村氏前引论文第663页。
6、大庭修氏《江户时代唐船载来书研究》1967，第714页。
7、同上书，第686页。
8、松村氏前引文，第660页。
9、“切”字两本皆误，正确的应为“初”字。
10、今西氏，前引文，第127——1 28页。
11、内藤湖南氏《昔日的满洲研究》《星内藤湖南全集》8，1969，第258—261页。今西氏，前引文，第130—131页。
12、《国史大辞典》4，第793页。
13、今西氏，前引文，第132—133页，松村氏，前引文第659页。
14、今西氏，前引文，第125页。
15、同上，第124—125页。
16、今西氏，前引文，第122页。
17、松村氏，前引文，第662页。
18、今西氏，前引文，第122页。
19、今西氏，《清三朝实录的纂修下》，《史林》20—4，1935，第810页。
20、《内藤湖南全集》14，1976，第498—499页。
21、同上书，第499页。
22、同上书，第506页所载的4月6日附内藤氏给稻叶氏的书简中云“《三朝实录》因满铁调查部领取，收到全部价款”。
23、参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的卷首载有大正四年1915十二月附山川健次郎的序。
24、承中见立夫氏相告。始得知这个目录尚存。
25、稻叶氏，前引文，第45页。
26、顺治初纂的《太宗实录》卷7，天聪五年七月初八日条有祝世胤。《京大本》同买录巷9，大聪五年七月厌辰条改为祝世荫。乾隆重修本也相同。《京大本》《太祖实录》天命四年三月甲申条有姜弘立，乾隆本改为姜宏立。
27、1968年5月14日《朝日新闻》晚刊，研究札记。
（资料来源：《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