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是清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可是在他逝世以后，对他进行研究的并不多。1950年，齐思和先生发表了《魏源与晚清学风》，以后又有冯友兰、吴泽先生等的文章发表。论著方面直到1967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家俭先生始有《魏源年谱》出版。1979年以后，有关魏源的著作逐渐增多，湖南省魏源诗文注释组《魏源诗文选注》、香港大学陈耀南先生《魏源研究》和拙著魏源诗文系年》、《魏源事迹系年》等相继问世。最近又有黄丽镛同志的《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一版。以下简称黄谱）出版。
黄谱是黄丽镛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书中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年谱、魏源著述和魏源研究资料。
年谱部分，作者在每年首先略述重要时事，次记魏源事迹，再记有关人物的生卒和重要著作的编写情况。文字简明扼要，言必有据。文中所引资料，主要根据魏源子魏耆所著〈邵阳魏府君事略〉，并参用了当时人的诗文集、地方志等。书中所引魏源诗文，以反映魏源思想倾向、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为主，并及中华书局版〈魏源集〉未收的佚文佚诗等。对于魏源一生的主要事迹和主要师友关系均有所记述，师友中事迹不详者亦分别注明，以待日后补充。其次，黄谱中还收录了魏源著述目录、魏源已刊著作的版本及各家评述、有关丛刊、汇编所收诗文目录等。这一部分与〈魏源著述目录综表〉互相参看，可以对魏源著作一目了然，堪称匠心独运。第三部分收录了魏源研究资料，它以索引形式介绍国内外对于魏源所作研究的状况，对读者查阅魏源资料是十分便利的。
总之，这本书正如杨慎之同志的《代前言》中所说：“搜罗弘富，立论平实，引证准确，行文晓畅，是研究魏源的一本好书。”
当然，书中也还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个别错字或脱漏之处未能校出，可以再版时更正。
最后，在这里谈一下目前魏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魏源的卒年问题。魏源的卒年，据《邵阳魏座君事略》云：“丁巳二月，偶感微疾，……明日三月朔，至酉刻，嗒然而逝，时年六十有四。”文中所记年、月、日、时以及终年都比较详细。而且子记父年一般不易记错，所以，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但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魏源传》和《清史稿·魏源传》都说他卒于咸丰六年。黄谱采用了前一种说法，我觉得卒于咸丰七年之说是正确的。这不仅有魏耆的记载，还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如陈世□《吊魏默深文》云：“丁巳至浙探访消息，则清波门外，君之柩在焉。”（《求志居集》，卷三四）何绍基《登舟诗》：“孏阅遗山乐府词，试斟老友默深诗。江山幽异非人测，何苦穷将拗笔追（订默深诗）。”（《东洲草堂诗钞》，卷十九）这两首诗都作于咸丰七年，即魏源去世后不久写成的。更为有力的证明是《古微堂诗集》（抄本）何绍基跋云：“丁巳十一月廿三日早，由邵伯入六闸般中阅毕，东望兴化，想到去年与默兄时时相见岂料信年遽作古人，怆甚！怆甚！□叟记“。他在这里明确说是：”今年遽作古人，“可知卒于七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二、关于魏源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问题。关于魏源曾经积极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问题。黄谱是采用这一说法的。但是魏源对农民起义，无论从思想上或感情上来看，一贯都是比较同情的。魏源在《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中，对钟人杰起义事按照传统说法称之为“贼”，但对于起义的原因和对群众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诋毁之词，反而认为：“国家大政食与戎，漕穷肇兵相激舂”；“呈君之难民之恫，维‘贼’犹存三代公”；“法穷匪变云胡通，呜呼漕赋安所终。”（《魏源集》，页340）很明显，他 把崇阳起义的原因，与众不同的归结为由于漕赋制度中的弊病而引起的。起义群众为弊病所迫而起，为民除害；误伤良吏后，还□敛哭祭，故犹有三代之“公”风。这是对农民起义的赞美之词。
太平军起义后，魏源曾把太平军在湖南与清军的战争喻之为：“乍喜蚁蜂安梦国，已闻乌鹊斗银河；城完各战蜗牛垒，燎至犹甘燕雀窠。”（乌鹊相斗，各战蜗垒）（《魏源集》，页817）对于庐州的战守喻之为：“八公草木风鹤声，沟垒高深为谁设！”（对外疏而对内严）（《魏源集》，页755）对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喻之为：“城头谯鼓兼画角，蚌鹬相持几时活。”（蚌鹬相持，外人得利）（同上）试看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几人曾把统治阶级者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说成是蚌鹬相争，乌鹊相斗？深恐外人得利的思想，当然由于他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缘故，更为前人所未有。
至于说“秦淮歌管变鼓钲（抄本《古微堂诗集》作□钲），长爪巨牙街衢行”（同上）这样的诗句，是否就是对太平军的污蔑之词呢？我看也未必尽然。现在我们一说“扑牙”就知道它是一个贬义词，但古人认为：“爪牙，鸟兽所用以为威者也”，所以把爪牙比喻为锐利之器，引申之为英勇的武将或武士。如《荀了》《劝学篇》：“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诗》《祈父》：“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十六国春秋》《后燕录》：“（慕容）爪牙名将，勇略过人，所谓今之韩白。”这些都毫无贬义，更何况魏源处于当时情况，不敢过分美化起义群众，《古微堂诗集》又经过“妄人”窜改（龚橙《蒙雅跋》），能保存这些文字已非易事了。而且，魏源自己也曾不断修改自己的著作，使原来的锋芒逐渐消失。除《寰海》诗中关歌颂三元里反英群众等诗以外，还可以举出一些。其最明显的，如《元史新编序》中，初稿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则中外一家，不公则南北瓦裂。”他在这里所说的“公”大约指废除君主世袭，实行民主政治。如果不公，则南北势将瓦裂。咸丰三年魏源写此序时，太平军已攻破南京，改名天京，建立太平天国。如果说南北瓦裂，不是把太平天国看作是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政权吗？后来他可能感到这样说太露骨，所以改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则胡越一家，不公则肝胆楚越”。“肝胆楚越”语出《庄子》《德充符》篇，虽然也有“一身且成敌国”的意思，但与“南北瓦裂”比较似乎更含蓄些。
听其言还须观其行。魏源于太平军初起时在高邮州任上曾镇压过响应太平军起义的当地群众，即杀死所谓“侉匪”四十余人（光绪《再续高邮州志》卷二，军政志）。此后，他即采取观望态度，甚至在清军镇压太平军的火急行动中，以地处冲要的州官，竟至“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住处不通”（《清文宗实录》，卷八八）。又据杨以增奏片：“臣闻仪征县逆匪前已进城，然未据报失守。特知州魏源具禀，极力阻兵，禀内并有下河小民接济贼匪米石之语。是扬州附近州县官，竟似与逆匪不相为仇，究竟曾否被扰，曾无一字禀及。”因此，咸丰帝朱批：“朕闻扬州一带闾阎门户上俱贴‘顺’字，民心不固，皆地方庸吏作俑。此等不肖官员任伊违尸禄，皆朕无知人之明。不知督抚大吏知愧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军机处录奏折）魏源正是因为对太平军态度“暖昧”，而被清政府指斥为“不肖官员”，受到革职处分。叶德辉站在反对者的立场，说魏源“晚节未格，人羞称之”。（《冀教丛编》，卷六）所谓“晚节”，一般指的是一个人生死出处的大事，并非指学术见解和学风问题。他所指斥的当然就是魏源被革职之“羞”。魏耆为了掩饰此事，把它归咎于杨以增报复道光二十九年高邮、洪泽二湖启坝的旧隙。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这里可能有个人恩怨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政治态度问题。
不仅魏源如此，魏耆也是这样。他于太平天国期间即在天京居住，因此著有《白下纪闻》和《少微堂日记》，记载太平军事迹及其家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可惜这两本书都已佚失（魏韬先生云）。但于同辈人的诗文中，魏耆的行踪仍约略可见。如孔继□《赠魏刚已》诗云：“‘寇’在身何往？相逢未暇狂。”（《心向往斋集，卷八）“寇”指太平军，意即太平军在南京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显然暗示此时魏耆即在“寇”中。魏源病逝杭州时，魏耆以独子之身竟不在旁，也未奔丧，以致遗稿为人所得。说明他此时仍在南京。
相反与魏源同时的友好，如胡林翼、邹汉勋、陈起书、黄冕、姚莹、王柏心、汪士铎、戴熙、番谘等人，有的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活动，有的投身军幕，有的于太平军占领所在城市后自杀身死。另外也有些当地官员如漕运总督杨□邦，盐运使刘良驹、但明伦，扬州知府张廷瑞，江都县知县许道身等，于太平军将至而匆匆走避。他们与魏源所走的竟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至于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所记，魏源积极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事迹，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文写作时间较晚，为了避祸，不能不夸大其词。如所记魏源在安徽的事迹，即与方浚师所记不同。《邵阳魏府君事略》云：“奉檄击宿州‘匪’，斩□六百余人，降众五千，散其党，平其垒而还。”方浚师《古微堂诗集序》则云：“‘粤贼’陷皖省，君随周文忠幕府，余兄子箴曾属余作万言书致君，…惜文忠薨，无人荐举君，而君竟不克施其功效于吾皖，余是以每有纸上空谈之恨也。”（《退一步斋文集》，卷二）可知魏源在安徽并没有什么建树，所以说他“不克施其功效二吾皖”。由此可见，认为魏源曾积极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问题，还是可以仔细研究的。
三、关于魏源个别诗文的系年问题。魏源诗文绝大多数均无写作年代，其中尤以《江南吟》各家系年不一。有人未考出年代，有人认为它作于道光十一年，有人认为它作于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黄谱则系于咸丰元年。我在《魏源诗文系年》及《读<魏源集>札记》中均认为它大约作于道光二十九年。黄谱认为它作于咸丰元年的根据是林昌彝《衣□山房诗集》卷六所载《江南吟》诗注：“辛亥寓默深刺史官□，信宿成此，时默深任高邮州。”
这条诗注是不足为据的，因为《衣□山房诗集》中不仅抄录了一首魏源的诗，还抄录了其他多首，如《元祐党籍碑歌》、《蕉窗听雨吟》（ 改题为《题魏默深蕉窗听雨图源》）、《题牧羊图》（改题为《牧羊图为默深赋》）、《昆山别龚定庵自珍》。魏源注：“时予将游洞庭东山”（改题为《扬州别歌默深别驾源》，林昌彝注：“时默深将游洞庭东山”），《海州云台山老松歌》、《贷岳吟》、《井陉行》、《僮关行》、《毒水取鱼叹》（改题为《毒水捞鱼叹》）、《富阳董文恪山水屏风歌》魏源注：“文恪为其门人李柯亭编修作也，柯亭之孙索题”（题未改，注亦相同）、《秋兴》（改题为《金台秋感》）等。这些诗虽然在文字上略作改动，但抄袭的痕亦非常明显。《江南吟》也是抄自魏源诗稿，个别字句也作了改动，如“夏杜鹃”改为“复杜鹃”、“午夏”改为“夏来”，“昨夜西风”改为“夜半西风”，“试问乾隆”改为“借问乾隆”之类。因此不能说“两人同赋《江南吟》”对于林昌彝“信宿成此”的话也不可轻信；只能认为：咸丰元年，林昌彝在高邮州署见到了魏源的《江南吟》，把它抄录下来，收入自己的集中。从这里可以证明，魏源此诗确实作于咸丰元年以前。
目前魏源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以求得最后的解决，这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指正。
（资料来源：《求索》198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