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笔记的原始，前人因其为小道，论者盖鲜。清代学者渐多注意而说者不一，主要有二说：
一是将笔记与小说混论，如乾嘉学者赵怀玉在为杨敬之所撰《巽绎编》写序时仍说：
张平子《西京赋》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列于班史《艺文志》者十五家千三百八十一篇，盖诸子之支流，稗官之所出也。厥后代有作者，其书满家，如经史大端，街谈巷语之委琐，往往收之。体例至宽，庄雅间出，虽见浅见深，视其人之所自得，而陈善遏邪，轨于名教，无戾立言之首，则古今作者所同也1。
杨敬之所撰《巽绎编》分述录、摭谈、志闻、说异四目，无疑当是笔记。赵氏既为此书作序，所论似以笔记与小说为一类而谓笔记之源同于小说。
稍晚的李光廷为方濬师《蕉轩随录》写序时说：
穿穴罅隙，爬梳纤惠，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奧，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2
此说合考订与小说为笔记，然究其所谓小说家之《国史补》等所记多为掌故旧事，又应归于杂记。其混论笔记与小说者甚明。
二是将笔记推源于杂记考辨。清初学者毛奇龄曾说：
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则集事以资用，一则考义以资辨。……王仲壬作《论衡》则实创为考核辩驳之文以助谈议。故后之为稗官记者，杂记之外，复有论说，如笔谈、丛书、随笔、友议诸书，每可为谈议所藉，如所称考义资辨者。3
乾嘉学者李兆洛亦称：
读书之士，著书流览之暇，往往有丛残之义，偶触之思，或简策之小言，或宾朋之苑语，心所属者，随而笔之，当时以备遗忘，后人遂资考证。其端自《论衡》、《古今注》等发之，唐宋以来，乃益繁夥。4
毛、李二氏推源于《古今注》差近，而《论衡》则似未洽。但以随录杂记考辨为笔记之始，比赵、李之说似更接近于笔记体裁的实际。
近人对笔记则更进而加以研究论述。有的认为：
笔记这种文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5
该文所谓“始于汉魏”是指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崔豹《古今注》、刘义庆《世说新语》等“未成笔记文体”之作；所谓“兴于唐宋”则指封演《封氏闻见记》、李肇《国史补》、赵璘《因话录》和刘肃《大唐新语》等而言。论文作者认为这些才是“开始出现了用随笔形式记述作者见闻”之作。总观其意所指：笔记之首始于汉魏而笔记之体则定于唐宋。
刘叶秋氏则按笔记不同内容而论其肇端说：
小说故事类与历史琐闻类的笔记源于先秦而形成于魏晋，因为先秦古籍中，虽有这两类笔记的内容与形式，尚未辑为专书。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则始于汉代而发展于唐宋，因为在汉代这种笔记还是经传的附庸，至唐宋才渐渐由附庸蔚为大国。6
王、刘二说虽文字有异而立论相类。他们都承认笔记始于汉魏而兴于唐宋。这一说似可成立，因为任何著作之体不论引据何种渊源，确定何一始年均窒碍难行，实以原始决非一处一时，必为融合多种来源经过一段发展而后方能定型。所以由汉魏至唐宋这一过程是完全合理的。
基于对笔记原始有混同于小说的说法，因而也影响到对笔记的分类。明人惠康野叟就曾作为小说家一类而分种别为六，他说：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丛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7
这一分类很明显是据传统所谓笔记小说为一而区划，实际上其中仅丛谈、杂录与笔记差近，而其他四类则纯为小说，此正撰者所谓“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之意。
清嘉庆时陈琮为诸联《明斋小识》所写序中将所谓说家分为四种，即：
一为录事，如《西京杂记》、《南部新书》之属是也；一为纪异，如《搜神》、《洞冥》、《齐谐》、《诺皋》之属是也；一为丛谈，如临川《世说》、《云溪友议》之属是也；一为合纂，如《梦溪笔谈》、《石林燕语》之属是也。
这一分类比前一分类简要而接近于笔记的实体。它所列的录事、丛谈、合纂三种无疑均为笔记之属。
近人进行笔记分类研究的有刘叶秋氏，他将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大致分为三类即：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8他虽未完全摆脱混同笔记小说的痕迹，但据此分类以考察历代笔记还是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与此同时，王多闻在其《笔记杂谈》一文中则分杂记《国史补》、《啸亭杂录》等、杂说《容斋随笔》、《广阳杂记》等、杂考《困学纪闻》、《陔余丛考》等三类，则已摒志怪及传奇等小说家言而存笔记之真。
笔记的特点，刘、王二氏的论著中已有详述，总其大要即：内容为“杂”，形式为“散”。正因如此，历史著录多入杂家与小说家。如《隋志》入《风俗通义》于杂家，入《世说新语》于小说家。《宋志》入宋祁《笔录》9于杂家，入释文莹《湘山野录》于小说。《四库提要》于杂家、小说家下又分多属，如杂家类入《容斋随笔》于杂考之属，入《梦溪笔谈》、《居易录》、《池北偶谈》于杂说之属，入《韵石斋笔谈》于杂品之属，入《钝吟杂录》于杂编之属；而《天香楼偶得》、《天禄识余》则存目于杂考，《冬夜笺记》、《筠廊偶笔》则存目于杂说。其小说家类凡“里巷间谈词章细故者”，如《清波杂志》、《癸辛杂识》等均隶于纪录杂事之属；他如《今世说》、《陇蜀余闻》则存目于杂事之属；《板桥杂记》、《簪云楼杂记》则存目于琐语之属。后此著录，大体遵四库成规。
历代笔记数量因无确实依据，难有精确数字，综见目录书著录情况，清代笔记数量确已超越前代。清人曾有所论及说：
康熙间，商邱宋公漫堂、新城王公阮亭皆喜说部，于是海内名士，人各著书。今汇集于《昭代丛书》初、二两集者，不下数百种，较之前明百家小说已倍蓰矣。10
这里所指说部当然会有一部分属于纯为志怪、传奇之类的小说，不过它只是就《昭代丛书》初、二两集而言，若再增入其他丛书收录本及单刊本则其数量必相当可观。所谓笔记至清而极盛，信然!这样一笔数量众多，内容宏富的文化遗产理应受到人们，尤其是清史研究者们的重视，并作为重要的史源加以开发。
开发史源是史学研究者所应随时随事加以注视的重要课题。以旧有史料进行新的论述固然需要，但终缺乏应有的新鲜感觉。随着问题点面研究的深入和展拓，有些问题已非习见的旧有材料所能论证解决，因而史源的探求与发掘更日见其重要与迫切。清人笔记即有较长发展的历史基础，更有大量的储存可供开采。可惜相沿为传统所囿，视笔记为丛残杂书，使它长期遭受漠视，即有读者也不过以之做遣兴谈助，而真正作为史源大量采撷者尚不多见。这笔遗产究其蕴藏量若干，一时尚难作近似估计，但仅就我历年经眼的三百余种中可供论述史事的史料殆过千条以上而积卡盈箧。我曾据此撰文五篇11，已收拾遗补阙之效，顾竭泽而渔，有待众擎。我除为经眼诸书撰成《清人笔记随录》备人检索外，特摘取若干例证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类草成此文，以证明清人笔记史料价值之所在。
二政治史料
政治性重大事件的主要内容虽可从一般官书获致，但其间有难得具体细致情节者，有曲笔隐讳难得真相者，有疏漏遗落终失全豹者，而笔记杂著时或能有所补益。
清朝入关建政后对东南汉族缙绅地主采取裁抑政策，屡兴大狱进行政治迫害，“哭庙”、“奏销”和“通海”诸案无不对此而发。这些大案虽见于史载，但不如笔记详尽生动。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董含《三冈识略》、叶梦珠《阅世编》及陈鸿《莆变小乘》等等均有所记。如顺治十八年奏销案起，部文至闽，“钱粮欠二两者，绅衿解京定罪”，而“催粮于生员家十倍凶狠”12。江苏地区，即“苏松常镇四郡并溧阳一县绅士共得三千七百人”13而江宁巡抚朱国治悉列欠赋绅衿达“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斥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文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14康熙初年，追欠继续指向绅衿，福建莆田一目击者记称：
奉旨严追未完钱粮，欠在民者准免。绅不完者，不论在任在家，俱革职追比。衿不完者黜退，解京凌迟15。
严刑追比外，更辱及人身，江苏长洲县令彭某制纸枷、纸半臂，“使欠粮者衣而荷之，有损则加责罚”16。雍正时，无锡地区仍在“汇追旧欠，致使当地，凡系旧家，大抵皆破”17。
奏销属经济问题，而通海则纯为政治性迫害，顺治十六年借郑成功舟师至镇江事，“罗织绅衿数十人，抚臣请于朝，亦同发勘臣就讯。既抵，五毒备至，后骈斩，妻子发上阳”18。
东南地区汉族缙绅地主所遭到的政治、经济的严重裁抑于此可见。
逃人法、迁界令是清初重大禁令，载在官书；但其酷虐贻害惟笔记言之深切。《平圃杂记》作者张宸曾任兵部督捕主事，在署十日，亲见处置逃人之酷说：
凡在署十日，而所见所闻：鞭人、黥人、以三木刑人之胫，号声聒聒然振于耳。
张宸还详尽地记录了逃人法的恶果、分析清初实行逃人法的原因以及个人对此的异议等。首尾较备，事多亲见，议论也新，可为研究逃人问题的参考资料。
迁界更是祸及东南沿海的一大虐政，诸书多以此议出自黄梧，而《漫游纪略》的作者王法因作幕于蔡士英、毓荣父子署，曾亲闻蔡士英告知此议创自北平人方星焕，并记录了建议的具体内容。《纪略》还记迁界残民之酷称：
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堕县卫城郭以数十计，居民限日迁入，逾期者以军法从事，尽燔庐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著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其失于觉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严，奉行恐后，于是四省濒海之民，老弱转死于沟壑，少壮流离于四方者，不知几亿万人矣。
界外被弃之地，残破败坏已极，王澐曾随蔡士英亲盐其地，记其所见说：
以予所睹，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髑髅枯骨，隐现草间。粵俗乡村日墟，惟存瓦砾；盐场日漏，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历浅揭，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沟塍久废，一望汙莱，良可惜也。19
世皆谓三藩平而八旗坏，但究竟腐败程度若何?王澐身与蔡毓荣幕下，亲见八旗亲贵淫佚状态而记称：
顺城郡王，年少好小勇。抵荆以来，终日嬉戏，挟弹手搏以为乐，旁及琴奕医卜之属。纳妾生子，不问军事，满兵皆效之，逍遥河上，殊无斗志。
统兵亲贵如此，部属上行下效，“劲旅”不劲，自在意中。王澐于此记事后更论及其贻害说：
军兴未几，帑藏告匮，言利之臣，自此始矣。加赋不已，继之鬻爵，阶级不足，给以告身。西园春满，槐市肩摩，朱紫及于舆儓，衿佩遍于伶隶，史册以来所未有也。20
清代吏治闐茸、官吏残民以逞，人多知之，而笔记记其为害之烈特详。此自清朝入关之初即已如此，如：
马逢知初名进宝，起家群盗，由浙移镇云间。性贪横，自奉僭侈。百姓殷实者，械至倒悬之，以醋灌其鼻，人不能堪，无不倾其所有，死者无算，复广占民庐，纵兵四出劫掠，官府不敢问。……当逢知之入觐也，珍宝二十余舫，金银数百万，他物不可胜计，绵亘百里。21
乾隆时湖南布政使郑源尤为贪残淫佚之恶魁。他公开出卖州县官缺，“以缺之高下，定价之低昂，大抵总在万金之内外”。这种贪风使谋缺者乞贷拼凑，及其赴任，“钱粮则必假手于户书；漕米则必假手于粮书；仓谷、采买、军需等项则必假手于仓书，听其率意滥取，加倍源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本官既与胥役朋比为奸，共同分赃，必然难以驭下，无法钤束，以致胥役借审讼为名，敲诈勒索，民间就有“被盗经官重被盗”的谣谚。郑的骄奢淫佚尤令人发指，记称：
郑源在署家属四百余人，外养戏班两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昨岁九月，因婚嫁将家眷一分送回，用大船十二只，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凡此靡费，皆民脂膏，是以楚南百姓富者贫，贫者益苦矣。
官贪必政敝，四川差役办案多以“贼开花”、“洗贼钱”名目骚扰乡民，州县复以“绷杆”、“钩杆”、“站笼”等酷刑害民。官逼民反，势所必然，川楚教军的反抗正人民不堪为鱼肉。22
土特名产本为地方优势，却成为官吏勒征对象，广东增城香柚、四会鱼冻柑23、福建兴化郑宅茶、嘉果柑24、洞庭碧螺春25、上海水蜜桃26等无不以名产而受扰。
吏治败坏的最大弊端无过幕府书吏，其毒焰之盛、肇祸之烈都可从笔记中得之，如有记云南名幕王立人的显赫声势说：
王立人，忘其名，越之山阴人。工折奏，刑钱均擅。居滇久，尤熟其风土人情，遂执梃为幕宾盟长。馆于近花圃，园林戏台咸备。督及抚尚可折简招，道府以下，有君前，无士前也。承宣为德清许君祖京、提刑为江夏贺君长庚，皆其儿女姻亲。首府为武林庄君肇奎，缟贮尤笃。左郭贮刑名，右郭藏钱谷，视王二先生点定，即遣奴呈两府施行，无烦斟酌也。一缺出，官须两司议详，两院商定，幕则立翁片言而决，当局者不敢参一词。……各府厅州县衙参大府后，午必麇集，谒贵者于斯，访友者于斯，审案者亦于斯，娱戏者尤必于斯。一厅则敲朴喧哗，一厅则笙歌婀娜，不相闻，不相混。夜必设宴，器物多创造，如大方杌、阔茶几、皆具新型，人占一杌一几。进食单以笔点之，一壶一簋，不并案，或欲遍尝，或不兼味，惟其便……27
所谓“名幕”操纵指挥的情态势焰，跃然纸上。至胥吏豪横也不下于此。顺治初，有长洲猾吏周宗之暴横一时，有胡溯翁者写《曲巷高门行》斥之，其歌云：
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门自标额，华堂丽宇初构成，粉壁磨砖净如拭，侧闻其内加精研，洞房倚疏屈曲连。朝恩室中鱼藻洞，格天阁上簇花毡。凡百器皿皆精绝，花黎梓椅来滇粵。锦帐一床六十金，他物称是何须说，前列俳优后罗绮，食客平原无愧矣。势能炙手气薰天，忘却由来吏委琐。嗟嗟小吏何能为，泥沙漏卮安从来，考课不明铨选杂，前后作令皆驽骀，钱谷讼狱懵无识，上下其手听出入。哆口嚼民如寇仇，官取其十吏取百，满堂知县人哄传。宗之相公阁老权，片言能合宰公意，只字可发官帑钱……28
胥吏弄权于此可见，其风直至清末犹然，所谓“部胥之权重于尚侍，以科比繁多，官不能尽记，高下出入，惟其所为，虽知其奸，莫之禁也”。而那些胥吏也怡然自安而津津语人说：
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官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29
典制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其大要往往可得之于政书专著，但其掌故细节则非求之于杂书不得。清人多好言典制掌故，所以笔记中涉及者颇多，如王士祯《香祖笔记》、彭邦鼎《闲处光阴》、昭槤《啸亭杂录》、福格《听雨丛谈》、陈康祺《郎潜纪闻》及《燕下乡脞录》、英和《恩福堂笔记》、继昌《行素斋杂记》、方濬师《蕉轩随录》等等均有较多典制条目，其中颇有为一般政书专著所不及，如文武官相见仪注载在会典，但平行官及僚属见上司的称谓则无明文。《蕉轩随录》卷12《官场称谓》一篇对“大人”称呼的使用关系和演化以及僚属见上司的自称等均详加考录。彭邦鼎的《闲处光阴》也记官场掌故较多。欲明典制细节，固不可不求诸笔记。
三经济史料
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经济的基础，但官书正史中语焉不详，尤其具体变化更少论述。欲知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巧取豪夺手段以及经济地位随着政局变革而有所升降等细节则不能不从笔记中求索。如有的笔记分析乾隆前后对土地占有兴趣发生重要变化的原因说：
乾隆田值之昂，较雍正间不啻倍蓰。盖昔迫于追呼，但见因之为累，故弃田之家多而置田之家少。及乾隆以后，大赦旧欠，闾阎无扰；又米价腾涌，益见田之为利，故今置田之家多而弃田之家少。30
置田弃田的变化说明经济政策和社会状况的转易。而叶梦珠《阅世编》卷一《田产一》言此尤详，可备参证。
经济地位随着政治变革而升降，在明清易代之际表现得极为明显。有的世家迅速败落，而新兴的暴发户崛起。如娄县王在晋是明末的兵部尚书，其孙王宸章于清初就因为家世既破而沦为“在羯鼓琵琶队中，博座间一笑，图酒肉一饱而已”31的优伶。尤可怜者是明徐达后裔竟从翩翩贵公子的穷奢极欲生活沦为到衙门中代人受刑的悲惨境地。余怀《板桥杂记》颇留心于沧桑陵谷，所以记此事特备，记称：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国介弟也。家资巨万，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台。每当夏月，置宴河房，选名妓四五人，邀宾侑酒，木瓜佛手，堆积如山，茉莉芝兰，芳香似雪。夜以继日，把酒酣歌，纶巾鹤氅，真神仙中人也。弘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驱班列，呵导入朝，愈荣显矣。乙酉鼎革，籍没田产，遂无立锥，群姬云散，一身孑然，与佣丐为伍，乃至为人代杖。其居第易为兵道衙门。一日，与当刑人约定杖数，计偿若干。受杖时其数过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宪林公骇问左右，有哀王孙者跪而对曰：“此魏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穷苦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厅，不觉伤心呼号耳!”林公怜而释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尚有非钦产可清还者，本道当为查给以终余生。”青君跪谢曰：“花园是某自造，非钦产也。”林公唯唯，厚赠遗之，查还其园。卖花石、货柱础以自活。32
清初不止一种笔记记此事，可见尚非猎奇之说。他如谈迁在顺治十三年北上时所见的故城权氏之兴和瓜州余氏之衰33即足以说明经济地位因政治变革而发生的升降变化。
物价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一些记载失之于笼统，往往多是“物价腾涌”等等文人之笔，但在笔记中却有具体价格可备稽考，如叶梦珠的《阅世编》是记载上海、华亭、南汇诸县情况的一部笔记，其卷一《田产》门记田价；卷七《食货》门记米、豆、麦、棉、布、柴、盐、糖、肉、纸张、药材、干鲜果品、眼镜、顾绣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他以比较各年的价格升降来反映顺康时期的土地和民生情况。他把物价的变化和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考虑。他说：
大约四方无事则生聚广而贸迁易，贵亦贱之征也；疆圉多故，则土产荒而道涂梗，贱亦贵之机也。34
这一结论的意思是：动乱使商品制造衰落，原料就因供过于求而价贱，因此，从原料的贱可以看到商品贵的先机；如四方无事，商品流畅，制造繁兴，原料就因需求量大而涨价，商品则因来源广而贱，因此，原料贵又是商品贱的征兆：这正是作者认识到的原料与商品在价格上的辩证关系。
农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向从清初以来就见载于笔记，如京师丰台的芍药业，诗人王士祯就较早地注意及此，他说：
京师鬻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南中所产惟梅、桂、建兰、茉莉、栀子之属，近日亦有扶桑、榕树。35
继而阮葵生也有记称：
丰台为养花之地，园圃相望，竹篱版屋，辘轳之声不断，芍药尤盛。春时游人车马纷至，然圃翁贪利，花未放即剪，担头红紫，园中止绿叶而已。36
稍晚的柴桑也记其事说：
丰台芍药最盛，园丁折以入市者，日几千万朵，花较江南者更大。丰台在京师南郊，是处皆贵戚，苑囿不减洛阳名园。37
广州的花木种植业尤为兴盛，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记茶园、香树以及荔、蔗、橘、柚、蕉、柑、龙眼、橄榄等属的种植贩运情况特为详备，可证清初农业中商品经济的兴旺。
商业由于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所影响，所以一些正史专著多不论及或少所涉及，致使研究商业状况难于着笔。但清人笔记尤其是风土笔记中多好记市井状况，大至于富商巨贾，小至于肩挑摊贩，各色活动均有描述，如商业中心的繁盛、商业资本的活跃以及地方集市的交易等都可从笔记中得到参考资料，甚而钩辑成文，填补空白，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即以商业资本的活动去向为例，周亮工《闽小纪》卷上《穙荔》一则记吴越贾人买青方式包买经济作物的情况说：
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入资，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闽人曰穙。有穙花者，穙孕者，穙青者。38
商业资本还有不少转向土地，如上海布商赵某经过十年经营致富后，临终，“唯二子收业，尽以置产，产亦万亩。”39其转为高利贷资本者，如新安富人程、汪二姓“以贾起家，积财巨万，性鄙吝，虽产日广而自奉弥俭，以重利权子母，持筹握算，锱铢必较。”40
关于手工业经济的记载当推屈大均《广东新语》为最。它所记范围既广，描述亦详，举凡铸铁、酿酒、制陶、织葛、制香、制纸诸业的操作无不记述得纤细入微。此书已为今人所重视，若干论文均多所引证，无容评估。他如特种工艺，往往被视作雕虫小技，难登大雅而被忽略，也惟有风土笔记中保存较多。如记扬州漆器等工艺称：
扬州漆器与嘉兴竹刻、芜湖铁画可称一绝。上者灰布，用多宝嵌成花卉、禽乌、鸳鸯、碧玉、天竺、珊瑚，侔色揣称，鬼工所无。大如屏、如橱门，小如茶盘、如砚盒盖，皆极工细。次罗钿。次江西五色磁，雕刻描金，不足数矣。41
周亮工《闽杂记》卷上有《绝技》专条记闽中五绝技尤令人叹服。
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形式在笔记中可见多种，最常见而为人所熟知者为典当，安徽人多好营此业，记称：
近来以典当者最多徽人。其掌柜者则谓之朝奉，若辈最为势利，观其形容，不啻以官长自居，言之令人痛恨。42
扬州一高利贷者以营典当而富甲江北云：
吴老典初为富室，居旧城，以质库名其家，家有小典。江北之富，无有出其右者，故谓之为老典。43
其次，以实物取高利，如广东的放糖取利：
广人饮馔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44
其次，求官者之借“京债”，食利者之随任索债，影响及于吏，如：
今赴铨守候者，所假京债之息，以九扣三分为常，甚有对扣、四扣、三扣者。得缺莅任之初，债主已相随而至，剩下不足，则借库藏以偿之。欲求其为良吏、循吏，其势甚难，则京债之为害大矣。45
更有甚者，有倚仗特殊权势勒取高利者。如顺治初为完纳拖欠钱粮而向营兵借“营债”，“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迟一日，则利利上又复起利，有月钱、雷钱诸名”。“一月之后，营兵追索，引类呼群。百亩之产，举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没之，尚不足以清理，鞭笞挚缚，窘急万状”。46
食利者贪婪残刻而致豪富者更不乏其人如：
单有益，宛平人。重利放债，算折秋毫。凡有远省铨选，借伊银钱，甚至三扣，人号为单算盘。与之交者，无不吃亏。凡人一器一物，亦设计攫取，因而家遂丰，起盖房廊，陈设玩好，居然富豪。家有一妻四妾，三子一女，而且婢仆车马，无不如意。47
各种经济领域的状况，均可于笔记中得其概略。
四社会史料
社会状况涉及面既广而记载又多散见，如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风尚，言其大略尚可，言其细节则难；言地主农民之事尚可，言城市居民、游民则难。笔记中于难得其事者多历历如绘，其记地主阶级生活之豪侈如以富闻天下的江南季氏48，已为今人所习用的例证。至农民生活苦状则所记颇多，乾隆时人徐昆曾记其在山东所见乡民之苦况说：
登莱滨海地瘠，少盖藏，民食粗粝。丰年所食，不过秫粟，穆子碾屑作糜，磨豆作小豆腐和以野菜，取果腹而已。小米麦面，即为上品，不能常食，虽富家亦然。丁卯戊辰乾隆十二三年，连岁歉收，谷价涌贵，民不得食，常见乡村男女老幼成群，蒲伏卑湿荒地中，挑掘草根，其色白而长，细于灯草者曰葍苗，意即诗所示言采其菖也；其白而短，粗于小指者曰猪顶榜，不知何物，嚼之亦略似菜根，归而和以谷皮豆屑食之。冬月草枯，沿山放火，火熄，扫其灰烬颺之，得草子细如芥子，淘净碾粉，杂以穆屑，蒸作饼饵，借是以活者比比。49
城市居民各色人等如何生活应是研究社会的重要课题。但一般载籍言之不甚确切，而惟笔记中明载其事，如京师医生情况是：
京师医生不言谢金，不言药资，惟说车马钱耳。医生车马钱各有定价，视其医之行不行以为丰吝。价一定虽咫尺之路不为减，数十里之遥不为增。其有盛名者，家累巨万。50
范祖述《杭俗遗风》记杭州城市居民生活甚详备。凡帮办红白喜事的茶房、锡箔加工、缝洗衣衾工、厨司、埠夫等均有细致的描述。不仅杭城，其他繁华城市的居民也甚值得注意。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曾详尽记录厨司一行的劳作状态说：
城中奴仆善烹饪者为家庖，有以烹饪为佣赁者为外庖，其自称曰厨子，称诸同辈曰厨行。游人赁以野食，乃上沙飞船，举凡水裔、筅帚、西灶、箸蓀、酱瓿、醋鍬、镊、勺、益、铛、茱萸、芍药之属，置于竹筐，加之僵禽毙兽，镇压枕籍，复幂其上，令拙工肩之，谓之厨担，厨子随其后，各带所用之物，裹之以布，谓之刀包。拙工司炬，窺伺厨子颜色，以为炎火温蒸之候。于是画舫在前，酒船在后，橹篙相应，放乎中流，传餐有声，炊烟渐上，幂历柳下，飘摇花间，左之右之，且前且却，谓之行庖。51
没有谋生技能与手段的穷苦居民便从事侍应服务以博取钱文，如苏州玄妙观庙会上便有为人“装水烟为生者，逢人祇应，以些少钱会赠之”52。
游民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过去有所研究，但多着重于游民群穿州过县的流动及其不稳定的影响，而对游民的各种谋生方式则涉及较少。清人对川楚三省边界棚民的生活方式多见各书。即如李斗《扬州画舫录》、顾禄《清嘉录》等书所记就有说唱、杂技、优伶、娼妓、地棍、流氓、乞丐、驿卒种种营生。
贱民是宋元以来浙东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人，所操都是些所谓的“贱业”，如男为乐户、吹鼓手，女为喜婆、搀扶婆、收生婆，统谓之“惰民”。吾乡于解放前尚有“惰贫老娘”之称。范祖述《杭俗遗风》对“惰民”的生活境遇就有较详记述。
社会风气往往随着政治、经济变化而有所更易，如清初裁抑缙绅地主和开办捐纳以及货币地位的日趋重要等等影响，遂使商人地位显然提高，甚至一般缙绅以交结商人为荣，争相延请。这是社会风气很重要的变化，是对缙绅地位的沉重打击，无怪世代簪缨之家的董含为之切齿腐心而发出风俗浇薄的愤愤之词说：
曩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53
整个社会俭奢风气的变化也引起一些人的忧虑，特别是官僚士大夫层中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吏治官箴，一位官员目击官场奢习日甚，颇致感慨而详述其变化说：
近来士大夫日益贫，而费用日益侈。兴祖皇帝禁筵宴馈遗，当时以为非所急，及禁弛而追叹为不可少也。壬寅冬，予奉使出都，相知聚会止清席，用单東。及癸卯冬还朝则无席不梨园鼓吹，无招不全東矣。梨园封赏初止清蚨一二百，今则千文以为常矣，大老至有纹银一两者。统计一席之费率二十金。月俸所入有限，以六品官计之，月米一石，银五两，两长班工食四两，马夫一两，石米之值不足饷马。房金最简陋，月须数金。冬裘夏葛，薪水僮仆诸费，咸取诸称贷。席费之外，又有生日节礼庆贺及公祖，父母之交知，出都诸公分借。如一月贷五十金，最廉五分起息，越一年而即成八十金矣。况贷时有折数，有轻平低色，又未必能一年即还，别贷以偿利，一二年间即成二百金矣。此一月最约之数也，稍稍宽纵，其数又不止是矣。即以此数论之，以一岁而计，每岁应积债二千余金矣。功令森严，人情冷淡，有何入孔，而所费如此也!54
这段记载既详尽记载了官吏的收支概况，也揭示了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症结所在。“有何入孔”纯为书生所见，实则“处处是孔”。文中所述壬寅、癸卯系指康熙元、二年。一年之间，俭风变奢。六品官戋戋俸入也不过供长班、马夫之工食，其他费用，无不称贷，设不广纳苞苴，又有何术以补漏塞隙?
五口开埠使社会产生了剧变，上海的社会变化尤为显著。王韬的《瀛燸杂志》颇着重记上海开埠后的变化，如记租界、印书局、医院、教会和捕房等的设立；舞蹈、马戏、电话、汽灯、报纸等的传人以及社会的畸形发展。其中如记“买办”通事称：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粵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55
另一本与王著类似的笔记是黄式埙的《淞南梦影录》。它对开埠后的种种怪现状，诸如领事署、巡捕房的设置；中外妓院、烟馆、赌场的林立；流氓、通事的横行；民风土俗的败坏均有所记述，言之凿凿，令人愤懑，其记上海开埠后社会的畸形状态说：
沪北弹丸蕞尔之地，而富丽繁华，甲于天下，不特舞榭歌楼，戏园酒肆，争奇斗胜，生面独开。即一茶室也，而杰阁三层，明灯万盏，椅必细木，碗必炉窑，一日之市，可得数万金；一店之本，不下一二万。彼少年裙屐之流，方且连襼掎裳，趋之若鹜，而有心世道者，未免深切杞忧者矣。56
此正上海开埠后社会畸形繁荣的一个侧面。
五文化史料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是清人笔记中的大宗，据一种统计较著名的就有一二百种。这些笔记都是学者考订文字，注释名物之作，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有的笔记全书专为考辨而做，如沈涛叙其成《交翠轩笔记》的缘由说：
暇则考订金石，浏览坟籍，或与宾从僚佐擘签分韵，有得即随笔疏记，积日成帙，受代以后，编为四卷，即命曰《交翠轩笔记》57。
此书为作者于道光中任大名知府时所撰，凡四卷，卷一记大名建置沿革，考辨金石文字及器物。其中尚记及文人学者的著述与掌故，如记黄育梗《破邪详辨》一书而论及吃菜事魔，为其他笔记所少见。卷二记当时不知名的诗文作者及佚作，卷三篇考辨经史笔记。卷四对事物原始、俗语来源及诗词书画皆有考索，如“同夥”二字见《宋书。卜天与传》，每月一至十日冠以初字起于北宋等等均可资谈助。
沈涛晚年所作《铜熨斗斋随笔》纯系考订古籍之作，书凡八卷，经史子集及诗文杂著均所涉及。此书不仅对古籍的错讹及释义不洽者多所订正，且能不为名家所囿，自出新意，如卷一《史记用古文说》条驳正臧庸、王念孙的“史迁所用皆今义”之说；卷四《仲家》条主张为袁术所僭国号驳钱大昕“冲人冲子”之说；卷八《耆姪》条释为“耆耋”的假借驳冯登府“老姪”之说；卷五、卷七有多则为《隋志》著录正误。这些对古籍及文化研究皆有裨助。
沈氏另有任宣化府时所撰《瑟榭丛谈》二卷，卷上谈宣府沿革掌故多所考订，卷下则记诗文酬唱及读书杂录，其中有关俗语及事物的考订颇称有用，如“灯尽油干”之说汉时已有；北方以黑为青始于宇文，以周太祖讳黑；官文用朱标见《周书·苏绰传》等等。
类似这种全书皆为杂考的笔记还有多种。有的则兼记传闻掌故与考据辨证，如高士奇的《天禄识余》杂釆宋明人说部成书，有考证、释词、俗语语源、事物原始及讲史诸方面，可备检阅，可惜大部分内容“辗转稗贩，了无新解”。王应奎的《柳南随笔》、《续笔》于经史文化都有记及，如《随笔》卷三、四论严衍辑《通鉴补》之甘苦，卷四论《顓史方舆纪要》均与图籍有关，对俗称及吴中方言也有所考订。《续笔》卷四的《书版之误》及《三史》诸条也论及图书。所以顾士荣在书序中称二笔为“搜遗佚则可以补志乘，辨讹谬则可以正沿习。”
这些杂考条目难得于经史专著，但又多为读书窒碍，设能得解疏通书传可无滞留，此正笔记史料价值之所在。
在文化方面有些不同议论也可由此见之，如对小说戏曲的看法，通达如谈迁尚作迂腐之论说：
观西河堰书肆，值杭人周清源，云虞德园先生门人也，尝撰西湖小说。噫!施耐庵岂足法哉58!
甚至以王圻《续文献通考》著录《琵琶记》、《乐府》及《水浒传》为“谬甚”59。著名学者、诗人王士祯则从有益于教忠教义立论说：
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涌跃，正此谓也。礼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60
王氏肯定了戏曲小说的教育意义，而刘继庄更进而拟看戏、读小说于儒者之习六经说：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的，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61
刘氏论信占卜、祀鬼神比于易、礼，固属不伦；但对戏曲、小说的见解，确乎新颖可喜。乾嘉以还，文禁日严，诬论谰言，不一而足。如道咸时昭槤在《啸亭续录》中即借小说内容不合事实而肆加抨击说：
余以小说初无一佳者……世人于古今经史略不过目，而津津于淫邪庸鄙之书，称赞不已，甚无谓也62。
稍晚的梁恭辰更对小说切齿诋毁说：
《水浒传》诲盗，《西厢记》诲淫，皆邪书之最可恨者。而《西厢记》以极灵巧之文笔诱极聪俊之文人，又为淫书之尤者，不可不毁63。
笔记不仅对戏曲、小说有不同议论，还对小说评点家和戏剧家有所议论。金圣叹是清初遭受劫难的小说评点家。清初董含曾论及金圣叹的评点工作说：
吴人有金圣叹者，著才子书，杀青列书肆中，凡左孟史汉，下及传奇小说，俱有评语，其言夸诞不经，谐辞俚句，连篇累牍，纵其胸臆，以之评经史，恐未有当也。即以西厢一书言之……乃圣叹恣一己之私见，本无所解，自谓别出手眼，寻章摘句，琐碎割裂。观其前所列八十余条谓自有天地，即有妙文，上可追配风雅，贯串马庄。或证之以稗语、或拟之于制作，忽而吴歌，忽而经典，杂乱不伦。且曰：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直欲窃为已有。噫!可谓迂而愚矣，其终以笔舌贾祸也，宜哉64!
其后，王应奎论金圣叹“性故聪颖绝世……好评解稗官词曲，手眼独出。……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而圣叹亦自负其才，益肆言无忌，遂陷于难”65。毛祥麟论金氏对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及西厢六书“遍加评语，连篇累牍，纵胸臆书之，谓为金批，盛行吴下”66。这些评论虽间有微词，但字里行间透露出金圣叹评点书的影响，并对金的遭遇给以一定的同情。而道咸间则痛加指斥，恶语相加，詈金圣叹评刻水浒、西厢而“卒陷大辟，并无子孙”67，也可见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
戏曲家李渔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訾李之论，始见于董含的《三冈识略》，他痛斥说：
李生渔者自号笠翁，居西湖子，性龌龊，善逢迎，遨游揞绅间，喜作词曲及小说，备极淫亵，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予曾一遇，后遂避之。夫古人绮语犹以为戒，今观笠翁一家言，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当拔舌地狱无疑也68。
《三冈识略》别本《莼乡赘笔》有同样记载而文字略易。《两般秋雨盒随笔》录《赘笔》内容而未加是非。王应奎与李渔不相得而于《柳南随笔》中诋李为“鄙夫”、“妄人”，直至晚清邹弢始为辩诬称：
李笠翁十种曲，风行海内，遂享大名，其余韵学，亦颇潜心。而常熟王东溆应奎与李不相得，极口诋毁，目之为鄙夫。且谓李略具小慧，全未读书，故游谈之中，不知根据，人称词客，吾谓妄人云云。然笠翁之学，虽有可议，而王毁之如此，是亦私刻之甚矣。69
笠翁的品德，世固有非议，然其词曲成就确有影响，不可因人废言，如董含、王应奎的对之一笔抹杀。
戏曲、小说犹有作品可按书究学，而戏班、戏园及伶人则当自笔记中搜求资料，如梨园演戏的花、雅两部的界说是：
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戈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70。
花、雅二部在乾隆南巡时，一时称盛，后来雅部与花部则互相吸收，如京腔多效秦腔，京秦不分而同台演出，推动了戏班的出现，道光以来，京师相继出现著名戏班，如：京师梨园四大名班：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其次之，则曰重庆、曰金钰、曰嵩祝。……四班名噪已久，选材自是出人头地；即三小班中，亦各有杰出之人，擅场之技，未可以桧下目之71。
江南地区也出现昆腔及梆子腔为戏班者。如南京有庆福昆腔班，吉祥、四喜梆腔班，供神庙赛会及官衙庆贺演之72。
这些著名戏班中培养出一批有成就的伶人，如春台班演员余三盛胜名噪一时，为京剧余派须生之祖，有记其声名者称：
都中春台班优伶余三盛名重一时，因演戏颇获厚资，居则妻妾侍奉，出则狐裘辉煌，到园不过只演一出，观者率以得闻其歌为幸，其实不过声音洪亮。当时贵公子或冠裳中多与之游，竟至同饮同坐，以余老爷呼之73。
南方艺人也早著声名，如南京戏班艺人也都各擅其妙，有记嘉庆时南京艺人的演技称：
梨园角色推庆余班，嘉庆间最著名者，净面有王老虎，年七十余，演刀会、北饯等出，声若洪钟，震动堂宇。王老外，苍颜皓发，送女交印，开眼上路，极传神之妙。小生施二官荆钗、琵琶，酸楚动人，与金正旦称为双绝。丑则潘二聋子，花鼓、拿妖、嫁女，诙谐入妙，不可方物。小旦蒋相公年近五旬而上妆艳丽如处女，尤若辈中之翘楚也74。
随着梨园演戏的盛行，戏园的兴建也应运而生，如广州于道光中叶有“江南人史某始创广春园。……其后怡园、锦园、庆丰园、听春诸园相继而起75。”南京虽早在道光时已有戏班，但正式戏园则是“光绪中仪风园之开，实属创见”76。而光绪时人张焘描述天津戏园之盛最为详细。他记称：
天津戏园有四：一名庆芳园，在东城外袜子胡同；一名金声园，在城内鼓楼北；一名协盛园，在北门外侯家后西首；一名袭胜园，在北门外大关桥口迤西。所有戏班，向系轮演，有京二簧、有梆子腔。生旦净丑，色艺俱佳，铙歌妙舞，响遏行云，是足动人观听。每日宾朋满座。尝有雏伶三五成群，周旋座客，秋波流媚，粉膩衣香，旁观者不禁延颈举踵，目光灼灼。……惟座后看白戏者，人数壅塞，环绕如六曲屏山，挥之不去，至足厌也。各班角色，聚散靡恒，不能备载77。
类似这些资料，在官书中不易多见，而在笔记中所在多有。设能细心搜检，则其对文化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裨助。
六三点注意
上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史料，因为笔记的蕴藏量极丰，势难备举，仅掇拾示例，借以明其价值之所在；或可以之做为引线，诱使有兴趣者采掘开发。如此则空白或填，疑难或解，并可增文字之情趣与活力。但在开发这一史源时也有数点当予注意。
其一，笔记多为随手剳录，或读书札存，或见闻备忘，辗转钞录也时有所见，所以应当注意笔记间的重出转录问题。高士奇出入内廷，涉猎多籍，随手札录而成《天禄识余》。但有多则与前人重复，如记茗饮始于三国已屡见前人记载，而于《广阳杂记》所记饮茶始于西汉之说却未加采择。又释无恙的恙为毒虫，因古人草居露宿，故以之做存问之辞，而明陈继儒《眉公群碎录》已载多说。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有《无恙》条，乃集高承《事物纪原》、《九辨》、《汉书》、《国策》和《说苑》各说，而高士奇只存一解。由于转录较多，所以《四库提要》评之称：“是书杂采宋明人说部，缀辑成编，辗转稗贩，了无新解78。”杭世骏讥其书“迹其所征引辨说，大半皆袭前人之旧”79。有的笔记剿袭前人至为严重。如李调元《南越笔记》，近人多好征引，殊不察其大多转录屈大均之《广东新语》，一字不易而不注出处，摘引数例说明：
例一：
谓赁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赁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土言》；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广东方言》。
例二：
珠江之南，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篮，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薰以珠兰，其芬馨绝胜松萝之莢。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茶》；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六《粵中讲茶》。
例三：
粤之葛以增城女葛为上，然恒不鬻于市。彼中女子，终岁乃成一匹，以衣其夫而已。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食语·葛布》；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五《葛布》。
不同撰者之重复剿袭已属不当，而一人一书犹有相重者，岂不可怪!王士祯为清初说部大家，所著笔记有《居易录》、《香祖笔记》、《池北偶谈》……等多种。后之读者曾指出《池北偶谈》一书内容重复说：
新城说部诸书，事多互见。文有彼此详略之分，亦有一字不异者，然犹各自为书也，而《偶谈》第十二卷《尔雅翼序体》下与十九卷《罗鄂州》下大致相同，然字句尚微有出入也。至《秦罗子孙》一条，改收入第十卷；《官衔》一条既收入第十八卷，而二十三卷中，全然复出此二条，并标目亦一字不异，此盖刊版之时，无人为之精心核对，故有是繁复之失，然非矜慎之道矣80。
对于这种一书内重复，较易发现，引为著述不谨严的教训，不致引证失误，而异书重出则须注意征引，应在广泛涉猎基础上，明其重复，力求使用原始资料，免蹈不加审慎之嫌。
其二：笔记往往有多种，其翻刻重印与原本无异者关系不大，而有些版本其重刻本已非原貌，或书名另易，或内容删定，均不可视为同书异名或一书多本，而应注意其异处并有所论断。如董含《三冈识略》，另有《莼乡赘笔》一书，世人多以其为同书异名，我曾疑其非是，曾以申报馆本《三冈识略》和《说铃后集》本《莼乡赘笔》相比勘，发现《赘笔》删去《识略》近二百五十余则之多，其删节情况大致是：
1《识略》所载卢元昌序、沈白题词及自叙、自述等，《赘笔》均删去。
2凡有关董含家世、宗族、师友和个人所写诗文与行事诸则，《赘笔》均删去。
3凡纪事之后附有董含诗文和见解者，《赘笔》存其纪事而删去诗文及见解。
4凡为明朝立言诸则，《赘笔》多删去。
5凡讥刺清朝诸则，《赘笔》多删去。
6凡记天变物异者，《赘笔》多删去。
7《识略》各卷的干支起讫年月，《赘笔》均删去。
二书编卷也不同，《赘笔》将《识略》十卷及《续识略》分编为三卷。《赘笔》仅于卷中增入《请免岁贡加征》一则，而《魏阁老》一则乃《识略》卷六《魏伯卿》条的易题。
据比勘结果推断：《赘笔》可能是董含为免触时忌，怵于文字贾過，有意删略《识略》而别成一书者。删定时间当在康熙三十六年之后。其中尚有可注意者即《赘笔》将《识略》所载清朝蠲租各条全部删去，可见董含于“奏销”一案始终耿耿于怀。二书内容与寓意均有不同，当不能仅视为同书异名，而当目《赘笔》为别具深意的别本，固不可徒作版本同异而论。
又周亮工《闽小纪》也有多种版本：一是康熙间赖古堂家刊四卷本，二是赖古堂刊二卷本，三是《说铃》前集二卷本，四是《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卷本。各本互有异同，有增有删。这些都是刊本异同问题，但细心体察不同版本之删削实有深意，如《说铃》二卷本节改四卷本之《鼓山茶》一条并非一般篇幅的删节，而是恐触犯时忌。四卷本卷四《鼓山茶》条载称：
鼓山半岩茶，色香风味，当为闽中第一，不让虎丘、龙井也。……一云：国朝每岁进贡，至杨文敏当国，始奏罢之；然近来官取，其扰甚于进贡矣81。
所称“杨文敏”当指明历事四朝的杨荣——卒諡“文敏”。所谓“国朝”当指明朝无疑，二卷本改作“前朝”可做明证。所谓“近来”当指在闽撰书时，即顺治四年至十二年间。所记直斥清初“官取”特产之扰甚于明贡，而明贡尚为杨荣奏免，则清之苛扰甚明。
其三：笔记多出封建文人之手，其封建主义立场以及因果报应之说羼杂其间，此又征引时所当注意者。粪土可肥良田，其反面材料也可得正面之用，不可以反动屏而不观。如彭遵泗之撰《蜀碧》，就是为表彰封建的忠烈节义，而对农民起义诬“匪”、诬“逆”，记事亦多传闻讹说，夸大捏造，可称为对农民起义的谤书；不过若细加披拣，也并非无可采择，如卷二记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设官建置，其立意为斥僭窃，但于大西政权的概况却可约略得之。又该书卷四记四川响应起义的活动称：
又各州县乱民，号土暴子，以打衙蠹为名。凡胥吏之有声者，纠众拴之，或投之水，或畀之火，甚则街食其肉，官司束手，无可奈何，而一时绅士家豪奴悍仆，戕灭其主，起而相应，深山大谷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其恶殆与献等，其时川南北畏土暴子者甚于流贼也82。
这段记事剔除其诬词，尚可得若干实情，四川群众响应起义的声势跃然纸上；衙蠹、绅士之遭遇亦得详为记录；而“土暴子”一词至今民间习用，或当源起于此。
至于因果报应之说，在笔记中时有所见，但不可因其有此而漠视其他记载。如许仲元《三异笔谈》多记异闻轶事，宣扬轮回因果之说，但有纪实之作多则可备考史之证，其卷二所载《苗匪教匪启衅》和《柳役》二则记乾隆末年四川达州、成都等地反抗活动颇为近实，其所论“徐天德、王三槐等并起，祸延九省，萌孽实惟戴如煌，达州知州之墨且愎酿之”，以民变追源于官贪役恶，诚为有识。齐学裘撰《见闻随笔》二十六卷、《续笔》二十四卷，为笔记中卷帙繁多者。但《随笔》所记不外因果报应，奇闻怪事；《续笔》卷七至八记异闻、志怪诞、说因果、褒节烈，卷二十至二十二所记亦多类此。即使如此，仍不乏可用之材，如《续笔》卷九《收租行》一则记其于道光十六年赴宜兴收租情况，在其所占有的二百亩地，即收租“得米数十石，帛四端，豕、鸡一”，于是“满载而归，快然自足”。这种“快然自足”正包含着农民的痛苦呻吟。正租十石之外，尚勒取附加租若干，其剥削榨取之酷可见。
在开发、使用笔记这一史源时，需注意者当不限此数点，要在釆铜于山时，细心披拣。吹尽黄沙始见金，正是这一采撷工作的辛苦与乐趣。
注释：
1、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五，嘉道间刊本。
2、方濬师：《蕉轩随录》，同治十一年刊本。
3、毛奇龄：《倘湖樵书序》，《毛西河合集•序》卷十五，清刊本。
4、李兆洛：《跋韦庵随笔》，《养一斋文集》卷六，光绪重刊本。
5、王多闻：《笔记杂谈》，宁夏《图书馆学刊》19肋年第1期。
6、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印本。
7、惠康野叟：《识余》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七辑。
8、刘叶秋：《唐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印本。
9、《四库全书总目》卷120子部杂家类四著录《笔记》三卷，宋宋祁撰，亦名《笔录》，舆《宋志》著录当为一书。今人以“笔记”名书，即始于此。
10、悔堂老人：《听雨轩笔记?赘记》跋，嘉庆刊本。
11、《清代前期的商业》、《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清代前期地主阶级结构的变化问题》、《清代前期江浙地区的饮食行业》、《从阅世编看明清之际的物价》等五篇均收入拙著《结网录》一书中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海外散人：《榕城纪闻》，《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出版。
13、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痛史》，民国印本。
14、董含：《三冈识略》，《申报馆小丛书》本。
15、陈鸿等：《莆变小乘》，《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出版。
16、褚人获：《坚觚四集》卷二《长洲酷令》，《清代笔记丛刊》本。
17、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备考上《风俗变迁》，光绪木活字本。
18、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痛史》本。
19、王澐：《漫游纪略》卷三《粤游》，《笔记小说大观》第二集本。
20、王澐：《漫游纪略》卷四《楚游下》，《笔记小说大观》第二集本。
21、董含：《三冈识略》卷三《马镇图遂》，《申报馆小丛书本》。
22、所引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光绪刊本。
2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橘柚》，康熙刊本。
24、徐昆：《遁斋偶笔》卷上《郑宅茶》、《永嘉柑》，《说库》本。
25、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碧螺春》，乾隆刊本。
26、杨光辅：《淞南乐府》，《上海掌故丛书》本。
27、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二《王二先生》，《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本。
28、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一《曲巷高门行》，《清代笔记丛刊》本。
29、朱克敬：《暝庵杂识》卷一，清刊本。
30、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备考上?风俗变迁》，光绪木活字本。
31、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痛史》本。
32、余怀：《板桥杂记》，《说铃后集》本。
33、谈迁：《北游录?后纪程》，《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60年中华书局标点本。
34、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35、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一，《清代笔记丛刊》本。
36、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八《丰台花事》，光绪活字本。
37、柴桑：《京师偶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38、周亮工：《闽小纪》，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39、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本。
40、董含：《三冈识略》卷八《积财贻害》，《申报馆小丛书》本。
41、周生：《扬州梦》卷三，《说库》本。
42、程麟：《此中人语》卷三《张先生》，《笔记小说大观》本。
43、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三，嘉庆刊本。
4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糖》，康熙刊本。
45、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七《政事二》，道光刊本。
46、叶梦珠：《阅世编》卷六《赋税》，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47、曾衍东：《小豆棚》卷三《大算盘》，《申报馆小丛书》本。
48、钮琇：《觚賸续编》卷三《季氏之富》，国学扶轮社印本。
49、徐昆：《遁斋偶笔》卷上《草子》，《说库》本。
50、佚名：《燕京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
51、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嘉庆刊本。
52、 顾禄：《清嘉录》卷一《新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53、董含：《三冈识略》卷六《三吴风俗十六则》，《申报馆小丛书》本。
54、张宸：《平圃杂记》，《庚辰丛编》本。
55、王韬：《瀛糯杂记》《申报馆小丛书》本。
56、黄式埙：《淞南梦影录》，《申报馆小丛书》本。
57、沈涛：《交翠轩笔记》序，《清人考订笔记》本，1965年中华书局印本。
58、谈迁：《北游录》《纪邮上》，中华书局本。
59、谈迁：《北游录》《纪闻上》，中华书局本。
60、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清代笔记丛刊》本。
61、刘继庄：《广阳杂记》卷二，《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印本。
62、昭槤：《啸亭续录》卷二《小说》，宣统排印本。
63、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劝戒四录》卷四《西厢记》，道光刊本。
64、董含：《三冈识略》卷九《才子书》，《申报馆小丛书》本。
65、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乾隆刊本。
66、毛祥麟：《墨余录》卷四《金喟》，《笔记小说大观》本。
67、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劝戒四录》卷四《西厢记》，道光刊本。
68、董含：《三冈识略》卷四《李笠翁》，《申报馆小丛书》本。
69、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议李》，《清代笔记丛刊》本。
70、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嘉庆刊本。
71、梁绍壬：《雨般秋雨盒随笔》卷三《京师梨园》，光绪重刊本。
72、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下《戏园》，《金陵琐志五种》，光绪刊本。
73、张昀：《琐事闲录续篇》卷下，咸丰写刻本。
74、甘煦：《白下琐言》卷二，光绪刊本。
75、倪鸿：《桐阴清话》卷八，同治刊巾箱本。
76、陈作霖：《炳烛里谈》卷下《戏园》，《金陵琐志五种》，光绪刊本。
77、张焘：《津门杂记》卷下《戏园》，天津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78、《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三。
79、杭世骏：《天禄识余跋》，《道古堂文集》卷二七，清刊本。
80、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九《总跋<池北偶谈>》，清刊本。
81、周亮工：《闽小纪》卷四《鼓山茶》，福建人民出版社标点本。
82、彭遵泗：《蜀碧》卷四。
资料来源：《九州学刊》1991年4月，4卷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