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年谱之学一向被奉为“大道”，年谱不仅可以补充“国史”、“家传”的不足并订正其错讹（全祖望《施愚山先生年谱•序》），而且“最得知人论世之义”（孙德谦《古书读法略例》）。朱士嘉指出“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章学诚认为年谱杂糅了记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刘忠介公年谱?序》）
我国的年谱编撰工作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先后出现了吕大防编撰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赵子栋编撰的《杜工部年谱》等年谱，吴怀清也在《李二曲先生年谱?序》中指出“年谱之作，肇始宋代”。虽然宋代编撰的年谱的数量还比较少，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辽、金、元等朝，又陆续出现了一些年谱，但存世的不多。自明代以后，年谱的编撰多了起来，到清朝时，年谱的编撰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据来新夏教授在《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一书中的大致统计，清人年谱约有800余种，1000余卷。民国时期，不仅年谱的编撰形式与古代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对谱主的研究深度与广度也有所提高。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把年谱与传记并称为“人的历史”，纳入新史学的范畴。身体力行年谱编撰工作的胡适也曾强调年谱“不但要记载他（谱主）一生的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他所编撰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因编辑体例有所创新而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不惟能撷谱主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称得上近代学术界一盛饰。”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年谱编撰与出版工作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笔者对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馆藏的年谱进行的初步调查，包括新编撰的年谱和重版民国以前编撰的年谱在内，自1980年至2003年我国内地陆续出版了近500部年谱，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录的年谱总数的一半（1941年出版的李士涛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著录谱主964人，谱1108部）。检点新时期以来的年谱出版工作，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1）各类年谱的出版在数量上不太平衡
有关年谱的分类，学界有不同的分法。按照编辑体例，可以分为“通谱”、“专谱”和“合谱”。“专谱”指只选择谱主一生中心事业为主干，与中心事业无关的人和事概不录入；“合谱”指把有关人物合编成一个谱（参见来新夏《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新时期以来，虽然出版了近500部的人物年谱，但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谱”，“专谱”与“合谱”则较为少见，笔者在国图检索到的“专谱”主要有《鲁迅教育活动年谱》（北师大编，1981）、《鲁迅木刻活动年谱》（李允经、马蹄疾编著，1986）、《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张家裕主编，1994）、《胡适红学年谱》（宋广波著，2003）等10多部；“合谱”主要有《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孙元超编1981）、《晚明曲家年谱》（徐朔方著，1993）、《扬州八怪年谱》（胡艺等著，1993）、《易堂九子年谱》（邱国坤著，1990）、《初唐四杰年谱》（张志烈著，1993）等20多部。
按照编撰者的身份，年谱又可以分为“自撰年谱”、“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和“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检点新时期以来出版的近500部年谱，可以看出“自撰年谱”主要有《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著，1992）、《章太炎先生自订年谱》（章太炎著，198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1995）、《严修年谱》（严修自订，1990）等10多部；“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主要有《沈钧儒年谱》（沈谱、沈人骅编，1992）、《柳亚子年谱》（柳无忌著，1983）、《顾颉刚年谱》顾潮编著，1993、《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1994）、《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1994）、《蔡元培年谱长编》（高平叔著，1996）、《梁漱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2003）、《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风岗及门弟子编，1990）等30多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这三类年谱的价值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年谱中最好的一类是“自撰年谱”：“今读者如接其謦颏，而悉其甘苦，观其变迁进步，尚友之乐，何以加诸？”但是“年谱题兴，自谱盖鲜，明以前糜得而指焉”；其次是“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此类年谱价值仅下自撰年谱一等”，但是“此类年谱虽极多，可称者殊寥落”；而“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为极勤苦极忠实地考证，此实清儒学风长处，而此类补作或改作之年谱，最能充分表现此精神，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焉。”笔者认为，梁启超的这段论述也大致可以用来评论新时期以来的年谱出版状况。
（2）古代年谱的整理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
新时期以来，不仅新编撰了大量的20世纪名人的年谱，而且整理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古人年谱。古代的年谱一般所记的是“巨公魁儒”之事迹，这些事迹所反映的人物状况和史实不仅具有特别珍贵的文献价值，而且传达着较为可信的历史真实。梁启超认为“年谱，一人之史也……而年谱之交用，时极宏大，盖历史之大部分实以少数人之心力创造而成，而社会既产一伟大的天才，其言论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辈之感发兴奋。然非有详密之传记以写其心影，则感兴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谱之所以可贵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蔡尚思也指出“我国学术界向来重视利用各种年谱，那是有道理的。年谱属于历史人物的个人编年史，他的背景虽不及一般编年史广阔，而反映历史进程的精细程度超过一般编年史。”（《左宗棠年谱?序》）
新时期以来最大的整理古代年谱的工程就是1999年影印出版的《北京图书馆馆藏珍本年谱丛刊》，这套丛书总共200册，共收入历代年谱1200百余种，约15万页，谱主千余人，上起三代，下至1949年9月新中国建立前夕，历朝历代的知名人物几已囊括殆尽。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非常巨大，所收年谱的内容有许多是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人物传记等典籍所疏漏、阙失的，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年谱是首次披露面世。美中不足的是，国图这次没有把全部馆藏的年谱收入丛书之中，奉献社会，实为学界憾事。
此外，一些学者还先后整理出版了一些古代的年谱总集，如《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杨殿旬编，1980）、《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来新夏著，1983、《历代名人年谱》（清代，吴荣光编，1989）、《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谢巍编撰，1992）、《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吴洪泽编，1995）、《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杨殿旬编，1997）、《历代名人年谱》（清代，吴荣光著，李宗颢补遗，2002）、《中国古代名人生卒?历史大事年谱》（清代，吴荣光编，2002）、《中国年谱辞典》（黄秀文主编，1997）等，这些扎实的整理古代年谱的工作为新时期的年谱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年谱的编撰在质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孙诒让也在《冒巢民先生年谱序》中指出：“盖名贤魁士，一生从事于学问、论撰之间，其道德文章既与年俱进，而生平遭际之隆污夷险，又各随所欲而不同，非有谱以精考其年，无有得其详实……为论世知人之渊薮，不信然与？”总之，年谱无疑是一种以丰富准确资料为基础，以供人参考与使用为职能的著述体裁，因此务求其详备与可靠。不过，年谱的编撰虽应首重资料，但也不是单纯的罗列资料，而应以史实为依据，以史料明其事，以识见定是非，因为“年谱者，心史也，非为一人谱叙行事之家传也，而实为一代学术文化系年也”（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跋》）。但是，笔者近日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有关年谱研究的文章，却看到了新时期以来年谱出版工作在一片繁荣景象背后的问题。
吴伟斌在《元稹诗文编年新谈》一文中指出：“《年谱》中诗文编年中发生误编、漏编、重编以及编年不确切等各类差错约500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朱洪在《〈胡适年谱〉疏正》一文中对《胡适年谱》“疏正37处，补遗19处，校勘13处。”（《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陈标在《毛泽东年谱补遗》一文中仅对《毛泽东年谱》“秋收起义之前”部分增补了40多条，“1927年”部分增补了11条（《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限于文章篇幅，仅举以上数例，但一斑窥豹，从中也可看出新时期以来年谱编撰工作中所存在的令人担心的问题。
总的来说，上述年谱中所发生的一些史实问题大多是编撰年谱之后新发现的资料引起的，但也与编撰者的学养和工作态度有一定的关系。鉴于新时期以来出版的年谱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20世纪名人的年谱，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相关学术环境的宽松，特别是新的史料的不断发掘，笔者相信，在史料方面出现问题的年谱在数量上应当不会很少，当务之急就是认真地重新修订出现问题的年谱，以更好地发挥年谱所承担的学术功能，促进当代学术研究的发展。
（4）年谱的修订热
年谱的编撰工作受到史料的影响极大，限于种种条件，一些史料很难搜集到或者很难向学界公布。笔者在检索年谱出版状况时注意到，一方面是年谱的大量出版，另一方面是年谱的大量修订再版，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无疑是值得欣慰的好事。《朱德年谱》在1986年出版后，陆续发现存在一些错讹或不足之处，从1998年开始修订；《李德裕年谱》（傅璇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在80年代中期出版后，2000年又经过改正、增补后出版；《林则徐年谱》（来新夏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后，于1982年就出版了《林则徐年谱》（增订本），1997年又出版了《林则徐年谱新编》，该书责编说作者是“四十年磨一书”。
但是也有一些年谱在编撰出版修订本或增补本之后，仍然存在一些史实或资料上的不足。姚锡佩在《增订本〈鲁迅年谱〉的遗憾》一文中就指出增订本《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的第一卷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失误”；陈子善在《成就与不足———〈周作人年谱〉增订本略评》一文中也指出《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修订本）“百密难免一疏”，存在一些史实问题。虽然这些“增订本”年谱中出现的史实问题可能与史料的新发现时间有关，也可能与编撰者的工作态度有一点关系，但无论如何，“增订本”都在原年谱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笔者相信，经过不断修订的年谱最终会有一个令读者满意的定本。
（5）在寂寞中前进
梁启超晚年把年谱与传记并称为“人的历史”，纳入新史学的范畴，但是，与传记的热相比，年谱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寂寞的状态，似乎至今还没有一部年谱成为畅销书，大多数的年谱的印数只有1000册。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学术本身已处于很边缘的地位，而年谱的命运更是坎坷。2003年，中国谱牒学会因为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筹够1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金而被民政部取消了社团资格。即使如此，年谱的编撰与出版工作仍然在前进，国图的检索系统显示，新收录的2003年出版的年谱有近20部。此外，还有一些学术机构也在2003年相继启动了相关年谱的编撰工作，例如，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巴金研究会就相继启动了《鲁迅年谱长编》和《巴金年谱长编》的编撰工作。一些学者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对青年学生进行编撰年谱的训练。笔者相信这些工作将会对国内的年谱编撰工作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