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谈到该书的编写过程时说，清史研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清代历史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科学成果，但用通鉴体裁来编写清代历史，至今还没有过，因此，我们编辑了《清通鉴》。但它只是我们对清代历史研究的一个探索，这个探索的关键是中国传统的通鉴史学体裁在今天还有没有必要和有没有可能加以继承，或者说，通鉴的传统史学体裁在今天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要较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一、通鉴体裁与现实需要如何兼顾、如何统一的问题。二、特定的文字表达方式与这一时期的历史内容、当前读者的接受习惯如何统一、兼顾的问题。三、通鉴体裁和《清通鉴》的性质界定问题。总之，这种探索是有益的。

      专家们对《清通鉴》发表了意见。

       国家图书馆馆长、教授任继愈：《清通鉴》是继《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的又一部编年体史书。此书的材料选取颇有眼力。凡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如生产、治河、漕运、外交等大事都没有遗漏。关于明清战争的叙述比较客观。关于民族关系讲的也比较全面客观。此书的“考异”也特见工夫，它不是繁琐的考订，体现了年轻的史学家与老一辈史学家的不同。通鉴这种体裁虽然不是研究专著，但是能够展现历史的全貌，能给人以整体的概念、印象，这一点是其他体裁所不能代替的。不管如何，此书会一直传下去，研究清史的人也非看它不可。

       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清通鉴》的出版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一、《清通鉴》的编撰体例有新的发明。较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后来的通鉴体史书而言，它在几个方面又有了新的创造和突破。其一是在史观上；其二是在取材上；其三是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其四是在研究成果和唤起读者兴趣上。总的评价是，《清通鉴》很好的体现了通鉴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和现实的时代性。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钟翰：《清通鉴》表明当今的历史研究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有了很大的提高。《清实录》以及数种《东华录》在编撰的体例和观念上都不能与《清通鉴》相比。“考异”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见什么都考，不是繁琐考证，而是对重要的地方加以考辨。不论是研究清史的专家、学者，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工作人员，都有必要参考《清通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蔡美彪：此书的立意采取了传统的编年体，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传统的史书体裁有：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清史稿》作为纪传体史书，不能满足人们学习清史、研究清史的需要。而编年体一方面可以给人提供历史发展的全面脉络和过程，另一方面它给人以历史多方面相互联系的概念。通鉴体史书是学习历史的主要工具。当代史学对纪传体等都有继承，可以说，《清通鉴》为学习清史、研究清史提供了比较系统、翔实、完备的内容。此书的作者花了很大的工夫。在材料的选取上，力求最原始的材料，同时尽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部书的出版会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对建立历史观念，端正学风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清通鉴》在继承传统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利用当今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成果，作出了一个成功的尝试。《清通鉴》对清代历史的研究，不是论述式的，而是用历史史料进行表述；而且，它不是史料原文，而是已经经过了今天的消化和理解；经过了消化和理解之后，不是用今人的语言叙述，而是用浅易文言进行表达。因此，《清通鉴》对以后的清史研究的发展将是一个大的贡献。我希望这部书能经受长期的考验，经受的考验越多，它的价值也越来越显示出来，今天的结论只是初步的认识，还不是最后的定论。

       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对于《清通鉴》来说，我的一个强烈感受是，这部书的资料是翔实、扎实的，资料工夫是过硬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资料翔实。二、在资料的选取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百多条“考异”确实很见工夫，观点公正、平实，让人信服。三、叙述做到了寓论于史，论从史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清通鉴》总审龚书铎：我认为《清通鉴》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此书的凡例定的非常好，古人著述向来重视凡例，《清通鉴》的这种做法很好，而且全书认真贯彻了凡例的规定。二、既然是通鉴，那就是继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应该符合通鉴的体裁。《清通鉴》对此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如叙述而不作议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倾向。又如夏燮的《明通鉴》有前编，有后编，《清通鉴》也继承了这种做法，将清入关以前定为前编，入关以后定为后编。当然，现在的书不应当与古代完全相同，肯定要有创新。而《清通鉴》在方法、观点等方面就有很多创新，其眼界更开阔，涉及面更广。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