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史料学中，会典和各部院署则例，都属重要的基本史料，特别它对研究清代的典章制度，不但本源清楚，而且查阅也很方便。但是，对于这样的重要史籍，过去却谈的不多。下面，我们仅从史籍和史料学的角度，对之略作介绍。

一、  会典的纂修

清朝会典自康熙时候起，历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先后凡五经。这五部会典，虽然体例和基本内容都大体相同，但由于年代不一、典章制度更替，其中或因或革，亦颇有变化。清朝会典，目前都保存完整，特别是《光绪会典》因距离我们时间较近，加上版本亦多，流传较广。另外四部会典，比如最早的《康熙会典》，也是不容易见到的了。

会典的编纂始见于明代，如弘治《明会典》，万历《明会典》即是，但追源溯流，则当更早。明万历时张居正说：“《大明会典》一书，即唐宋《六典》、会要之遗意”[1]。清人还一直把它上溯到更早的《尚书》和《周礼》。康熙在《御制大清会典序》中，曾简要地叙述了这一发展过程：“朕惟自古帝王，宪天出治，经世宜民，莫不立之章程，久厘庶绩，二帝三王之陈迹，略见于《尚书》、《周礼》，……沿及唐宋，仿为《六典》，辑为会要，悉为斯义。明初撰诸司职掌，其后因之，勒成会典。”[2] 乾隆时重修会典，总裁官张廷玉在奏明有关纂修事宜时，也特别提到会典与《周礼·六官》和《唐六典》的渊源关系。

其实，会典作为一部政书，在编写原则上，某些地方和《唐六典》等书还是有所区别的。“《唐六典》有分注以及附考各官沿革”，即并注重纵的历史的叙述。而“会典例不追溯前代”，只谈当代的典章事例[3]，而这在某种情况下，正是会典的长处。

清朝政府重视编修会典，主要是为了强化中央专制主义权利，使各级官员更有效进行统治。早在顺治初年，即有官员提出要撰修会典。给事中姚文然在一次召对中说：“夫明时职掌具存也，会典犹在也，然或法有可通，则以为先朝之成宪，或情有不便，以为胜国之陋规，或沿或变，何去何从，盖因革不出新裁，则臣下无所遵守。”他建议“广集词臣”，“博考掌故”，勒定“宪章”，“以成一代之书，定开国之制”[4]。后来，魏象枢在“圣朝大礼既行，亟请更定会典以明职掌以悬国制”的奏疏中，再次提请编纂会典[5]。

当时，凡纂入会典的，均具有宪章的效力，“至若会典，乃当代宪章，与律令相表里”[6]，是相当严肃的，所有官员都必须以此作为奉行政令的依据，“夫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诸司分列之职掌”[7]。故章学诚说：“盖典章法令，国有会典，官有案牍，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道同。”[8]

由于“会典所载，皆系见行规条”[9]，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官制职掌等变动，常常会有所变化，所以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重修会典。清代康熙以后的四次重修活动，除《雍正会典》系续补《康熙会典》，其余三次还都追述前面所行典则。

清朝修会典，一般由大臣奏请，然后皇帝颁诏，任命总裁官，并正式开馆纂修。据《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己巳条：“以纂修大清会典”“谕大学士等”。同时任命大学士勒得洪等为总裁官。七天后，会典馆正式开馆。在会典纂修官中，除设总裁外，还有副总裁、纂修、翻译、誊录、收掌等职。清制：每修会典，除汉本外，例有满文本。另外，在原始文件中，也有不少是用满文书写的，翻译之设，即因于此。在《雍正会典》的列名中，又有满誊录和汉誊录，《乾隆会典》甚至别设满纂修。总裁官以上，有时还任命监修或总理。充任《雍正会典》监修的是和硕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嘉庆会典》的总理有和硕端亲王绵忻、和硕定亲王绵恩，以及大学士穆彰阿等。

会典成书后，必须陆续进呈皇帝审定，然后用恭楷缮写陈设本和发交武英殿刊刻样本各一套。武英殿刻书处亦设监理、监造、总裁、提调、汉文校对、清文校对等官。

二、会典的资料依据和体例

会典所依据的资料大体有三类：一是有关衙门的档案文书，即所谓“编辑会典，以各衙门开造文册为凭”[10]在《康熙会典》和《雍正会典》中，均详细载录了“开报文册衙门”的名单，其总数不下几十个。为了完整地使用这批档册文书，乾隆时还规定，有关衙门“应令各该堂官选委贤能司官，专管清厘案卷，协同各本司官员，务将各该衙门所隶应入会典事件，分类编年，备细造送。”“其有因年久霉烂遗失者，亦令移询各衙门及外省造送，以备该馆编纂。”[11]

第二类是实录，这是会典纂修官必须熟悉掌握的资料。当时，凡“有应登载者，皆从皇史宬敬谨钞录，以为全书纲领”[12]。其它“至本朝颁行诸书，……所载政事有相关者，亦采辑以备参考”[13]。据《康熙会典》所载，这些书籍有《品级考》、《赋役全书》、《学政全书》、《中枢政考》、《大清律》、《六科录疏》、《六部现行则例》等。《乾隆会典》开列有《吏部品级考》、《户部赋役全书》、《漕运新书》、《关税则例》、《礼部礼书》、《学政全书》、《科场条例》、《兵部中枢政考》、《军卫道里表》、《刑部律例全书》、《督捕则例》、《三流道里表》、《工部河防一览》、《军器则例》、《工程做法》、《钦天监数理精蕴》、《乐部律吕正义》、《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诸书。

第三类是一般资料，比如明朝《永乐大典》，雍正初刊行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律吕正义》等，“凡有资考据者，俱随时酌取以备参稽。”[14]

上述资料，虽然今天很多还能查得到，但是各衙门的档案文书，就难以齐全了。只从资料上看，会典一书便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朝编会典，体例上基本沿袭明会典，即采取“以官举职，以职举政”[15]的方式，或叫做“以官统事，以事隶官”[16]。如吏部，凡涉及叙官、官制、铨政、考察、致仕、告病、功过、期限、交代回籍、守制、终养、世爵、封赠、荫叙、土官、书吏之类，均归此门下，户部则包括叙官、疆理、户口、田赋、权量、库藏、仓庾、积贮、漕运、钱法、盐法、关税、杂赋、俸饷、蠲恤。每类下的有关事宜，又按年代前后，“循序分编”，其中因“岁月久远，卷籍不存”，或“止有更定年分，而其始莫可考者”，则笼统列举，象《康熙会典》中见到的“国初”，“顺治初”，以及“旧例”之类，即属于此。

编入会典的典则，依其来源可分为：一、皇帝颁发的谕旨，这是最主要的，一般在条首均书以诏、勅、谕、旨、定等字样。二、部院等衙门的题请、科道督抚条陈经部院议复者，以及议政王、贝勒、大臣及九卿詹事科道会议的结果。上面三类，会典中多冠以“题准”、“复准”、“议定”、“议准”。三、历来奉行的习惯成例。由于“会典”属于当时的“大经大法”[17]，所以凡采入载录者，必须是“经久可行之事”，标准是：“其有良法美政，奉旨特行者，咸备书之，其事属权宜不垂令甲者，则略而不录”[18]，若“有一事有二三衙门相关者，惟酌举其重者备载一处，其他止书详见某衙门”[19]。

清代自《乾隆会典》起，鉴于以往编修中“典与例无辨”[20]。决定把会典和会典事例分为两个部分。“会典义取简要”，除“户部丁赋榷税每年增减不一”，按确定年分登载外，其余均“不书年分”[21]。事例有所不同，据《嘉庆会典》载：“会典事例一书，如唐宋会要，以官司所守条分件系析为门目，按年编载，俾一事一例，原始要终，用资考核”，原则是“宁详无略”。会典与则例，实际上就是纲与目的关系，大致“会典为纲，则例为目”[22]，“典为经，例为纬”，“经纬殊途同归”[23]。到了嘉庆和光绪两会典，编纂者又把原来附于有关各卷的，如礼部坛庙图、兵部舆地图、钦天监仪器图等，以及另外增加的图幅，单独编册，叫做《会典图》。所以从《嘉庆会典》起，便有《会典》、《会典事例》和《会典图》三个部分组成。

三、五部会典的基本内容

《康熙会典》，开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九年（1690年）成书，共一百六十二卷。全书以宗人府为首，然后依次是内阁、吏部、户部、盛京户部、礼部、盛京礼部、兵部、督补、刑部、盛京刑部、工部、盛京工部、理藩院、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内务府、翰林院、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太常寺、顺天府、奉天府、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六科、中书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僧录司、道录司、銮仪卫、金吾六卫。收辑时间：起于崇德元年（1663年），止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其中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文皇后丧礼，则以特例“附载礼部”[24]。

《雍正会典》，雍正二年（1724年）颁诏修纂，续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事，雍正十年（1732年）成书，共二百五十卷，其中较《康熙会典》有改进的如：一、考订了某些事例的年代，或按新定规制更正旧例；二、对某些门目中，若漕运“事最繁赜，编年记载不能明晓”，特“将见行事例开载于前，而以历年因革列于后”；三、礼部乐器、钦天监仪器，以及兵部舆地图，均照新定规制、重绘图表；四、编排次序的调整，如“盛京五部旧会典附载各部之末，兹以卷帙繁多，改附六部之后”；五、某些特殊事例，其时间定限可稍晚于雍正五年，如刑部事例后附例，“有定自雍正五年以后者，亦照原文载入”，“其卫所改州县及州县分并更名之处，俱照雍正七年所定”记载，兵部所列充军地方名称，则按雍正八年诏旨“详定订正”。[25]

《乾隆会典》，乾隆十二年（1747年）奉勅修，二十九年（1764年）成书。此次纂修，除分会典（一百卷）则例（一百八十卷）为二书外，删除了已经裁汰的行人司、僧录司、道录司和四译馆，另增领侍卫府、八旗都统、前锋护军、步军统领等门目。全书所载，起于清初，迄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其中理藩院，因“职掌藩服，恭遇西陲平定，规制详备，展辑条例至乾隆二十七年”，别有少数典则，“奉特旨增入者，皆不拘年限”[26]。

《嘉庆会典》，嘉庆六年（1801年）开馆纂修，二十三年（1818年）成书，其中会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图一百三十二卷。据《会典凡例》载：“此次会典……有增于旧典者，…有自为职掌不相附属者，如军机处之于内阁、尚虞备用处之于侍卫处是也；有别分职事仍归统率者，如批本处为大学士所辖，则隶于内阁，奏事处为御前大臣所辖，则隶于侍卫处是也。其余所增衙门仿此。其非在京衙门，如盛京五部、陵寝、礼部、工部衙门，则各列于在京本部之后，惟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衙门主事、察哈尔游牧员外郎主事，虽亦京秩，以无可附丽，故只见于吏部，不具列焉。”“至旧典之秩，自宗人府内阁以下，今率仍之，惟移侍卫处于銮仪卫之前，又内务府旧列于太医院之后，序列未协”，予以更定，并附以盛京内务府。事列的编排，“是以各就一衙门之事例，皆分列数门，每门之下，析为子目，每目之下，仍按年编次，其门目皆标明每卷之首，俾一览了然。”会典图共列十二门，一千四百三十幅，每图皆附以说明。《嘉庆会典》所载内容，规定以嘉庆十七年（1812年）为止，“其十八年以后续有更定者，概不登载”[27]。

《光绪会典》，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馆纂修，二十五年（1899年）成书。全书会典一百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其纪事原定迄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后鉴于成书之日距截止之年“已愈十稔”，故“奏准凡光绪二十二年以前，事之有关典礼者，一律纂入”[28]。门目中新增于《嘉庆会典》的有神机营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外有关典制的，象垂帘听政、亲政礼制等，也各自专门记载。

四、各种形式的则例

除了会典以外，在清代，各衙门还都修则例。所谓则例，就是把衙门中经办的事例归纳起来，选编成册，使有关官员在办事时有所遵循。康熙七年（1668年），左都御史熊赐履上疏说：“伏念世祖章皇帝精勤图治，诸曹政府皆经详定，数年来有因言官条奏改易者，有因各部院题请更张者，有会议兴革者，则例繁多，官吏奏行，得以任意轻重。”所以他建议各该有司，“详察现行事例”，或遵或更，“条晰”具题，以便“划一永遵”[29]。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六部题定新例》，同时指出，这是要使“用法者惟其所从”，“奏法者”能有“所守”[30]。据笔者所见，康熙朝编定的则例，除前述《六部题定新例》外，还有相当于兵部则例的《中枢政考》，以及《吏部品级考》、《兵部督捕则例》、《户部赋役全书》、《学政全书》等多种。

清朝政府编纂则例，到乾隆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

首先是编纂的面更加普遍了。当时，朝廷各衙门，象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光禄寺、太仆寺、国子监、内务府等等，几乎没有不编则例的。不仅如此，在每个部院下，还有一些专门性的或分司的则例。如吏部下有《吏部处分则例》、《吏部铨选则例》、《吏部封验司则例》、《吏部稽勋司则例》、《大挑则例》；兵部下有《兵部处分则例》、《兵部武场条例》、《督捕则例》、《兵部筹饷章程》、《兵部军需则例》、《兵部八旗则例》等，其中内务府下的分司则例，就不下三十种。各地方政府也都纷纷编纂则例，《粤东省例》、《福建省例》、《江苏省例》、《晋政辑要》、《顺天府则例》等，几乎都是乾隆以后成书的。此外，象《山海关钞关则例》、《浙海钞关征收税银则例》，也都次第出现。

其次是编纂更加制度化。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宫中现行则例》成书，朝廷即下谕言：“自今年《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为始，宫内一切事务，宫殿监督领侍卫，须恪遵定例，每年年底，仍将紧要事例，遵旨汇奏，有不遵者以违制论。”[31]上述谕旨中，我们看到，凡编成则例后，衙门有关事务必须按照定例执行，同时也说明，则例不是一成不变，而仍有新的事例需要不断补充。就在乾隆时，清朝政府作出规定：凡则例每隔十年重修一次。《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三载：“谕：…各部为直省案件总汇，其常行事例多有因地因时，斟酌损益者，不得不纂为则例，俾内外知所适从，然甫届成书，辄有增改，故每阅数年或十余年，又重复辑一次。”章学诚在谈到规定十年一修的原因时也说：“今六部条理须十年一修，十年之中改易旧例，已奉明文，虽前例已刊，后例未出，人亦不能作弊，正相同也。”[32]道光十年（1830年），因御史王玮的奏请，续纂则例的时间稍有变动，即可“因时制宜”，“不必定限十年”[33]。

实际上，各部院等在续纂则例时，所谓十年，也只是大体而言。《礼部则例》“自乾隆二十九年奏准纂修，三十五年告竣”，到四十八年（1783年）请旨重修，中间隔了十三年[34]。而《吏部则例》“自道光十九年奏明续修则例，至二十三年修竣”，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再续时，已经三十个年头了[35]。当然，也有短于十年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户部则例》，“计自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九年，先后十一次奏请纂辑成书，颁发各直省在案”[36]，五十三年间，平均不到五年就续修一次。《户部则例》所以续纂频繁，与该部事务繁杂，新例不断出现，有重要关系。另外，则例和会典一样，每纂成书，除汉文本外，必须同有满文本，有的象《理藩院则例》，还有蒙文本。各种文本当时都有同样的法定效用。

则例以外，各衙门还常常编辑章程。据同治《钦定吏部章程》：“臣等查章程初定，原补则例之未周，而则例既修，始能遵循而不易”。可见章程和则例是相互关联的，不过比起则例来，章程属于临时性的条规，而则例似乎更具有典章性质。

章程或者则例，资料来源都是本衙门的档册，其中包括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请。同治《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卷首》的一分奏折中称：“现行则例自上届续修告成迄今，均有应行纂入事件，经臣于本年[37]四月奏准，拣派司员、笔帖式等，将近年钦奉谕旨及臣工条奏，并衙门所属等处折奏稿案，逐一详细检查，续行纂入。”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礼部尚书德保在奏请续纂该部则例时也说：“今臣部则例自乾隆二十九年奏准纂修，三十五年告竣，迄今十余年来，有钦奉谕旨著为令典及内外诸臣条奏，经臣部议准者积至六百余件，若不随时修辑，凡遇有关典制事件，不但难以稽查，且恐办理未能划一。”[38]其它则例的情况也不大相同。

关于则例的史料价值，有人曾作过这样的评述：“则例包举职掌、考成、礼仪、营建、制造、物价等事，名目繁赜，有条不紊，皆藏于官府。近人知矜贵档案矣，而不知则例既昔时档案之择要汇存者，且年远档案，照例焚毁，舍则例将无所取征，是则例之可贵也。”[39]。应该说，这个评述是很有道理的。

最后简单说一下会典和则例的关系。会典和则例，都是叙述典章制度的书籍，在当时的作用也大体相同，不过会典是总括各衙门的事，反映的面广，而且从宪章的角度看，更具有权威性，这是则例不及之处。但则例也有它的长处，由于它只谈一个衙门的事务，而且十年左右就得续修一次，这样比较起来，则例的记载就更加详尽仔细，同时资料的来源也更加直接及时。事实上，会典中的很多条目，在编纂时都是参考则例的。

以上，我们就会典、则例的编纂，以及它们的史料价值，作了简单的介绍，当然谈的很不全面，也许还有错误，但我认为，这对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史籍，并更多地利用它，还是有一定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