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满文是满族创造并使用过的文字。有清一代，用满文撰写而形成的文书档案和图录典籍，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权高的研究价值，对于当前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尤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满文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不是人们主观臆造出来的，因为它同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兴衰相联系，故而在中国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中，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满文的创制和改进，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满语被倡为国语，满文被奉为国书，成为清王朝重要的统治工具。保存至今的官方满文档案是清朝历史较为真实的文字记录，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宗教、外交、地理、水文．医学、气象等方面丰富的内容，是研究清代历史及满族历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我们古为今用足资鉴借的历史依据。随着对满文文献不断深入地发掘、整理、研究和利用，满文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现在，满文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科，不少国家都有专门人员从事满文及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国外学者频繁来中国查阅有关满文文献资料并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满文学科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新局面。
追溯以往，早在清代“康乾盛世”时期，满文辞书的刊刻梓行，满文档案的整理度藏，即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大清全书》、《御制清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清文虚字讲约》（又名《凝华集》）、《清文启们蒙》、《清文汇书》、《清文补汇》、《三合便览》、《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功音清文鉴》、《五休字书》以及举世闻名的《满文老档》等宏文巨制，传留后世，流彩绵长，至今犹为学者所必备。我国现代乃至当代，满文及其文献的整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解放前为第一阶段，解放以后到1966年“文革”之前为第二阶段，“文革”时期为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至今为第四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指解放前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即故宫文献馆时期。这一时期可称为满文文献研究工作的草创时期。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驱逐宣统皇帝傅仪出宫。1925年10月故宫文献部成立，1929年2月正式定名为文献馆，先后有五位通满文者在该馆工作。当时条件极差，设备简陋，人员奇缺，但仍取得显著成绩。其中，除对康熙至宣统年间的《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以及军机处档簿、内务府档案进行整理外，主要对在内阁大库发现的清代早期珍贵档案《满文老档》及《满文木牌》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且在《文献特刊》和《文献论丛》上发表了较有深度的学术论文．解放前，在政权腐败、战乱频仍、外寇入侵、国无中日的状况下，文献馆在满文档案整理研究方而仍然取得了拓荒性的成果，实在难能可贵。第二阶段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这一阶段可称为打基础阶段，为我国满文事业的大发展做了物质上和人才上的准备。五十年代做了接收档案工作。根据中苏文化交流协议，苏联将1900年沙俄人使我国东北时掠走的东北地方档案交还我国，其中满文档案占有相当数量。国家档案局还派人接收了南京史料征集处保存的清代档案三千多箱，运回北京，其中包括珍贵的满文《实录》、《圣训》、《玉牒》和题本，此外还接收了北京大学、大连等处保存的部分满文散佚档案。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1955年周总理批转学部语言所所长罗常培先生的报告，委托学部历史研究所举办满文班，由蒙古族学者充敬之老先生任教。1956年又办了一期满文训练班。这两期满文班为国家档案部门和科研单位输送了少量急需的专业人才。1961年经周总理批准，转变国家民委办理，决定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满文专业班．满文学科从此正式纳入高等教育轨道。本届学员20名，学制五年，受到系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训练。满文课程由赵玉麟、涂长胜、钟棣华、关震华先生任教，清史和满族史由王钟翰教授任教，语言学由马学良教授等任教．他们在培养满文专业人才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学员们走出课堂，深入实际，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半年实习期间整理了乾隆二十年以前军机处录到奏折一万五千余件，受到了专业化正规训练。第三阶段为“文革”时期。十年动乱，给我们国家带来深重灾难，满文事业也处于停滞状态，本来在六十年代前期开始出现的勃兴势头，一下子被扼杀了。“文革”后期，周建人同志向中央建议抓紧培养满文人才，经周总理批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1975年招收了20名学员。1978年夏毕业。同时从东北和干校调回了几名老同志，充实并加强了满文专业干部队伍，满文工作始见缓慢恢复。从总体上看，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本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大好时机，但“文革”的狂风暴雨摧毁了春意盎然的满文专业园地，我国的满文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拉开了与国外学者的差距。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第四阶段是指1978年以后至今。这一阶段是我国满文事业大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也给满文学科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队伍是基础，领导是关键。这个时期绝大部分“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满文专业人贝得以归队，在档案、科研事业单位及大专院校成为中坚骨干力量。北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相继开办了满文培训班。黑龙江省专门成立了满语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又开设了本科清史满文专业。辽宁大学办了一期民族班，培养了一批满文专业干部。与此同时，社会办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其中，由满族人士金宝森先生任院长的北京满文书院自1985年创建以来，白手起家，历时五载，免费培养学员（准予毕业者）153人，得到国家民委、北京市民委、市区成人教育局及满族知名人士的关怀和支持，至今坚持不懈，精神殊深可嘉。这一阶段的满文及其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空前的丰硕成果，一大批研究满语满文的学术论文、专著、详着相继出版，一些沉睡多年珍贵的满文历史档案得以发掘、整理和利用，在我国经济建设、外交事务、学术文化等方而显示了难得的社会效益。在满文学术研究领域，一些科研成果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这一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满文及其文献研究领域，中外学术交流较之以往大有进展。这无疑对满文学科的兴旺繁荣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我们回顾中国满文学科艰辛坎坷的发展进程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感谢党和国家对满文事业的关怀和重视，深切缅怀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对于曾经在这块领域里繁荆斩棘、艰难创业、倾注心血、培育后人的老前辈表示深深的敬意。对于已故的鲍奉宽、齐增桂、张玉全、李德启、鲍育万、克敬之、钟棣华、关震华、广禄、穆晔骏等前辈老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他们对我国满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满文及其文献整理研究工作，经过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艰苦劳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在满语文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文。满语属于粘着语类型，满文则属于音位文字类型。早在解放前文献馆时期，在发掘和整理《满文老档》过程中，张玉全、李德启先生就对《满文老档》文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述满文老档》、《满文老挡之文字及其史料》等学术论文。李德启先生还对在故宫内阁书籍表章库内发现的满文木牌26支，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该木牌记载崇德元年（1636）武英郡王阿济格略明时战地杀敌及掠获战利品等事，用新老满文书写．李德启光生发表了《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文，这是我国学者对新老满文进行比较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满文《无圈点字书》是清朝内阁大学士鄂尔泰、徐元梦奉乾隆帝之命编纂的满文大型字书，是解读老满文、研究满文字体演变史的重要工具书。张玉全先生对该书进行了校补．解放前对满文文字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多，但是毕竟开了研究之先河：在档案文献整理翻译的基础上进行文字研究。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在满文档案整理和队伍建设上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惜，在满文事业正待腾飞之日，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满文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陷入停滞和落后状态。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1980年在承德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以来，满语文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人了较高的层次，在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和实用性都有所突破，涌现出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
1986年5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编著的我国第一部铅字版《满语语法》。这是作者根据长期从事满语文教学、科研以及整理、翻译满文文献工作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加以科学化、系统化的整理和研究，编著而成的一部著作，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说：“这部较为完备的《满语语法》，是满语满文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收获”。这几年在满文辞书工具书编纂出版上成绩斐然。1988年3月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厚生、关克笑、沈微、牛建强编著，王钟翰教授审订的《简明满汉辞典》、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参稽考订，书后附表多种，形式新颖，简明实用，填补了目前我国用汉文注释的新式满文辞典的空白。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季永海、赵志忠、白立人合著的《现代满语八百句》。该书是作者深入实际，进行社会调查，从现代满语中采撷新鲜成分，经过归纳整理而形成的宝贵的文字记录，在满语文研究中开拓了新领域。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王庆丰等人长期从事满语文科学研究，积累了大量翔实的资料，编纂了《汉满对照词汇手册》和《满汉词典》。胡增益在《语言通讯》上发表了《满语辞典的编纂原则和方法》一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双成等人历经二十余年专业工作的搜集积累、刻苦钻研，业已编纂成120万字的大型《满汉大辞典》，不久即将出版。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沈阳故宫博物馆的满文专业工作者对原有的《清语摘抄》作了改造和补充，合编了《新编清语摘抄》、以便查阅和利用。已故著名满语专家穆晔骏先生撰写了《基础满语概论》、《满语文法会要》等著作，提出了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探索满文自身的发展规律，开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一批有深度、有广度、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相继问世。如：金启综先生的《满语助调动深》，著名蒙古族学者清格尔泰先生的《关于满洲文字母第六元音的读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胡增益的《说scmbi——满语释词札记》、《满语的名词化手段和语言经济原则》、《满一通古斯语研究概述》，王庆丰的《满文》、《略论老满文》、《理储满语概况》、《试论满语的元音o、u、ǚ》、《论满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满语词cimari考》等。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季永海的《试论满文的创制与改进》、《满语中的元音和谐》，与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刘景宪合撰的《满语中的格位范畴》、《满语中指人名词的复数范畴和表达法》、《论满语的后置调》、与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合撰的《从满文文献看满语的形动词》，与赵杰合撰的《满语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屈六生的《论满语的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安双成的《动词词尾谈》，吴元丰的《论满语复句》，栗振复的《满文的创制与运用》，江桥的《论满语的复合谓语、副动词做状语及连动式》，沈原的《论满语判断句》。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嘉录合撰的《盛京满文兴衰谈》，布尼阿林与关嘉录合撰的《略论满文的改革》。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刘厚生撰写的《满语语流音变刍议》、《话说满文》，王佩环的《满语文的发展》，丛佩远的《略论满文产生历史条件》，滕绍箴的《明清两代满语满文使用情况考》。已故穆晔骏先生发表的《阿勒楚喀满语语简论》等学术论文．在民族古文字比较研究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如：安俊先生的《锡伯语言文字乃满语满文的继续》，李树兰的《锡伯语满语比较研究举要》，爱新觉罗·瀛生的《满语和汉语的互相影响》、《从满族共同体的人员组成看满语京语音变》，季永海的《论满语中的汉语措词》，佟永功、关嘉录合撰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满文的创制及满文中的汉语价词谈起》，胡增益的《满语“白”和汉语“白”的借贷关系》，王庆丰的《锡伯文的变化形式举要》，刘厚生的《女真文与满文》，赵杰的《锡伯语满语语音演变的比较》，李得春的《漫谈朝鲜语和满语的共同成分》，关纪新、孟宪仁合写的《满族与沈阳语、北京语》等。
在满文教材编写方而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刘景宪在《满语研究》上发表了九期《自学满教材》。刘厚生编写了《满语文教程》共三册。王庆丰撰著有《满语语法基础讲义》并发表了《满语语音教学》论文。北京满文书院也编写了满文教材。
在满语文研究方而，青年学者乌拉熙春通过自学和实践，编写了《满语语法》、《满语读本》等著作，通过实地考察，用满文和国际音标记录、整理了七篇满族古神话，还发表了有关学术论文，受到学术界的瞩目。
（二）在满文档案文献发掘、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方面取得大而积丰收，成果累累。
《满文老档》是一部清人关前用满文编撰的唯一编年体史书，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崇德元年（1636）问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而的重大活动，是研究清朝开国史、满族史极为珍贵的史料，也是研究早期满语文产生和演变的重要资料，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曾组织人贝翻译沈阳故宫保存的老档，1929年以《满洲老档秘录》为题刊行部分评稿．共后陆续发表余稿，名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金梁的译稿，虽然错误不当之处颇多，有的意大段抄白《东华录》，但仍不失为首译之人．1912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与羽田亨把沈阳崇谟阁存放的老档拍成照片带回日本。1939年出版了藤冈胜二的满文老档太祖朝日译本。1963年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神田信夫教授等译注的《满文老档》（日译本）七册全部出版告竣。《满文老档》在我国保存现有三部：一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在辽宁省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满文老档》系原档，凡40册。1969年该院以《旧满洲档》为名影印出版，共10册。台北大学广禄、台湾中央研究院李学智等相继进行老档汉译工作，截至1977年，出版了《清太祖利老满文原档》一、二册和《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一册。为了完整准确地再现《满文老档》的本来面目，从1978年4月开始，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现中国纪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满文专业工作者与清史研究者合作，对《满文老档》作了全而的译注。该项目为国家科研“六五”计划项目之一。经过十余年艰辛努力，这部一百万字的满文译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满文清史学界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对《旧满洲档》、《满文老档》本身及其所载史事的研究不断深入，写出了一些有见地、有深度的论文和专著。如：关孝廉、张凤良的《关于满文老档》，关孝廉的《满文老档的修复与重抄》、《论满文老档》、《满文老档原本与重抄本》，周远廉先生的专著《清初开国史研究》和《清朝兴起史》、论文《满文老档与清朝开国史研究》，刘厚生的《旧满洲档与满文老档》、《从旧满洲档看满语话中jusen一词的语义》、《旧满洲档形成年代刍议》、《旧满洲档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与陈虹合作），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的《清太祖物＜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广禄的《满文老档与老满文》，李学智的《中日两国对于两种满文老档的研究》，陈捷先的《旧满洲档还略》，庄吉发的《故宫档案还要》，李宗侗的《史学概要》等。近年来，在翻译出版清人关前珍贵的满文档案方面又取得新的进展。1985年3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翻译的《盛京刑部原档》。该书所译72件满文档案，系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正月至崇德四年十二月两年间刑部审理的全部案件记录，曾为纂修《清太宗实录》所引用，但大部分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原始资料，对于研究关外时期满洲法制的历史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1987年5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关嘉录、海水功、关照宏合作详着的《天聪九年档》．该书附有《天聪九年档》与《清太宗实录》对比表及对比研究的学术论文。天聪九年是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的前一年，在清开国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天聪九年档》记录完整，十分珍贵，弥补了《满文老档》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1988年10月辽沈书社出版了季永海、刘景宪会评的《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评编》。崇德三年档是清太宗皇太极崇德本年时社会历史的忠实记录，极少避讳和雕琢，补正《清实录》的某些讹缺，是研究清开国史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1989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泽编》，分上、中、下三册，凡100余万字。《清初内同史院满文档案泽编》是继《满文老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译著．该书不仅对《满文老档》是重大补充，而且对《清实录》等官撰史书的校订补遗也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清朝开国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满族语言文字发展史珍贵的基本史料。此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还发表了郭美兰编译的《崇德七年奏事档》汉译文，对于研究清入关前史颇有参考价值。由关孝廉编译的《盛京满文旧档》已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纳》第十四辑上发表。该档为清入关前形成的原始档案，是研究清入关前史、文书制度及文字演变的珍贵资料。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代前期“康乾盛世”之时，清政府的公文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用满文书写的，其中满族重臣封疆大吏给皇帝的满文奏折、题本及皇帝的满文朱批，或反映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记述某些具体活动，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近年来，一批珍贵的满文档案文献陆续发掘出版，公布于世。中国绍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198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反映了早期中俄关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沙俄东侵和雅克萨战争、中俄边界谈判和尼布楚条约的缔结、沙俄对我喀尔喀地区的蚕食和恰克图条约的订立及有关清廷用兵平定准噶尔叛乱期间的中俄关系史料、俄国传教士来华及对华贸易等。这些珍贵的满文档案得以整理出版，对于研究我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译的《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辑》、《郑成功满文档案选译》，这为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雍正朝镶红旗档》（刘厚生择，薛虹、栗振复校）以及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雍乾两朝镶红旗档》（关嘉录译、佟永功校、王钟翰审），是对八旗制度作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8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赵志强手抄满文原件《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1989年7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汉文版，改名为《锡伯族档案史料》．书中共收入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宣统二年（1593——1910年）的档案742件，其中满文档案647件，汉文档案95件。这些满汉文档案均属首次公布，其内容在其他历史文献中罕见。是书出版发行，不仅对锡伯族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以及清史、八旗制度、东北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8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编译的《清代满文土尔扈特档案史料选择》一书，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历史档案》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珍贵的满文档案专题译稿，如：高振田、张莉、陈铿仪的《会考府准驳黄河海塘工程钱粮档案选》，张莉、高振田的《顺治年间甘南回民起义史料》、《乾隆五十四年中俄贸易史料选译》，江桥的《有关多尔衷史料选择》，张莉的《台湾来一贵抗清史料》、《朱一贵余部抗清史料》。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上发表了刘景宪翻译、关嘉录校订的《使交纪事》，这是研究康熙年间中越关系以及越南历史的珍贵史料。除满文档案外，清代玉牌和家谱也是十分珍贵历史文献。屈六生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玉牒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进行了交流，其论文《清代玉谋》发表在《历史档案》上。
近年来，辽宁省的满文专业工作者在发掘整理满文档案文献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清代东北地方军政机关形成的满文档案，数量可观，价值珍贵，引起了国内外清史学者的极大关注。馆藏《顺治年间档》系顺治四年至八年北京总管内务府下达给盛京正黄、镶黄二旗包衣佐领的文书，用满文书写，共计71件。该档文字古朴，是研究清宫廷事务和盛京地区是庄、王庄及满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1981年《清史资料》（中华书局出版）第二辑刊载了季永海、何溥滢合择的汉译文，名为《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黑图档》是盛京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盛京五部等部门来往公文的抄存稿，其中康、雍、乾三朝的档册大部分是满文文件。该档为研究清代东北地方政治和经济状况、盛京在清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清史资料》第五辑刊登了关索录、王佩环泽，佟永功校订的《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由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的满文专业工作者通力合作编译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泽编》（辽沈书社1984年出版）受到中外学者的好评。日本著名清史专家神田信夫先生在《东洋学报》上专门撰文评论此书，他说：“过去还没有如此具体记述从乾隆八年直至清朝灭亡前大约一个半世纪这一期间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直至库页岛一带的赫哲、费赚喀人部落及其进贡貂皮的实际情况著作”，“对广大学术界大有种益”．解放前，清代档案散失严重。保存在大连图书馆的一批相当珍贵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满文文件及满汉合壁文件），1982年经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业人员鉴定，1984年秋开始双方合作进行发掘整理，取得了显著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批档案记载了总管内务府机构的设置、沿革以及管理措施，“康乾盛世”时期的皇室经济，圆明园和畅春园的建筑、修缮、管理及费用开支，有关畿辅地区地震受灾情形；清代的民族关系、文化建设等内容。其中，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官方档案——记载曹寅在总管内务府会计司任职期间一些重要活动的满文文件及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的满汉合壁题本原件，是继李德启先生翻译、故宫明清档案部编辑的《有关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任世铎翻译的《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同志发现关于曹頫获骚扰驿站罪的雍正七年刑部移会之后在学术上的又一新的突破，填补了红学和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据此撰写的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央电台及报刊都做了报道。1989年9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上下册，该书由王多闻、关嘉录担任课题组长，佟永功对满文汉译稿作了总校．这是发掘整理清代文献又一新的成果。
满文图书和碑刻，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历史的重要文献。早在三十年代，李德启、于道泉先生即对满文阁书目录进行了编纂，当时将北京图书附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两家的藏书会编一目，收录满文图书419种，名为《满文图书联合目录》，这是编纂我国少数民族图书目录的开端．国外如德、日、苏、英、美等国都曾编过满文图书目录，但因所收图书有限，不足以反映满文图书概貌。197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黄润华、屈六生等同志编纂了《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将北京十三个单位的满文图书合编一目，共814种；《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凡642种，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屈六生还撰写了《故宫成满文图书》和《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编辑手记》，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和《北图通讯》上。1983年10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出版了富丽辑录的《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该书目共分政治、法作、军事、财经、民族、民俗、宗教、外交、文学、艺术、语文、考古、历史、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医学、哲学、综合等二十目，收入满文文献1122种及满文碑刻拓片646件。这是目前我历较为完备的一部满文文献目录。辽宁省图书馆是我国收藏满文图书的一座宝库。现藏该馆小白楼善本书库的满文图书包括原盛京宫殿所藏殿版书，还有不少访问刻本以及捐赠及接收之书。1982年夏该馆邀请专家整理审定满文图书，至今已有224部，2598册为读者提供阅览。大连市图书馆也保存有不少珍贵的满文书籍，其中《世态炎凉》（翻译《金瓶梅》康熙四十七年抄本）是国内罕见的珍品。故布在辽宁省内的满文及满汉合璧碑刻，除前人拓片保存至今外，近年来也有所发现，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辽阳文物管理所等单位进行了收集、保护和整理。近年来，在搜集整理满文图书碑刻的过程中，满文专业工作者还对其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图书珍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随军纪行》一书原藏于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该书作者曾寿，系一满族下级官吏，参加了康熙年间平定三藩的军事行动．该书用满文日记体形式写成，过去从未被人发现．季永海将此书译成汉文并作注释，名为《随军纪行译注》，1987年2月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可喜的研究成果，受到清史学界的好评。
随着满文和满文文献的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在史学领域，历史研究者根据满文文献开展了对清史和满族史的研究，王钟翰教授的专著《清史杂考》和《清史新考》征引了大量满文史料，论说有据，具有新意．一些中青年学者利用满文档案文献撰写了一大批学术论文，在观点和史料上都有创新．此外，我国的满语文工作者还把科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文学、民俗、宗教、地名学以及翻译理论等领域，调查发掘，深入探索，又取得一批研究成果。黄润华对满文翻译小说进行了论述，文章发表在《文献》刊物上，富丽就满文诗歌的语言特点和规律作了可喜的探索和研究。1988年2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展译、罗丽达校的《尼山萨满传》，书中附有满文《尼山萨满传》影印本．这是挖掘满族民间文学宝藏、整理满文珍贵古籍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外，吉林省音乐协会将在吉怵、黑龙江民间录制到的萨满神歌和满族古老民歌，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组的专业人员根据录音整理成满文并译成汉文。王庆丰撰写了《尼桑萨满》、《满文达翰尔政事手稿》及《满语阿察布密歌词译文和注解》等著述．《满语研究》上发表了季永海与赵志忠会译的《尼山萨满译注》。刘厚生、张漩如、富有光合著《尼山萨满传》即将出版．黄润华对《金瓶梅》满文本作了介绍，刘厚生还翻译了满文本《金瓶梅》序言并撰写了论文《满文本＜金瓶梅＞序言略论》。季永海与赵志忠合作对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满语运用进行了探讨，论文发表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屈六生撰写了论文《蒙古乐曲小议》，发表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地名学研究涉及到各种学科，如地理。语言、历史等，是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基础性工作．近几年我国各地区各部门编史修志和地名研究工作蓬勃开展，满语文专业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已故穆晔骏先生撰写了《满语地名翻译中的若干问题》。佟永功、关嘉录撰写了《抚顺与抚西》，季永海撰写了《松花江、嫩江、呼兰河释名》，这些论文对满语地名作了考释，均发表在《地名丛刊》上．满文专业工作者在整理翻译满文文献的实践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撰写了一批有关翻译理论的文章。如：屈六生的《满文翻译史话》、《满文翻译工作漫谈》，安双成的《满文档案翻译浅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汪玉明的《翻译满文文献档案点滴体会》，江桥的《翻译满文档案忠实于原文》，牛建强的《满档翻译中的若干理论问题》等。
为了更好地推动满文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不断发展。促进学术交流，满文专业工作者注意宏观思维和信息积累，撰写了一批有关文献研究的介绍性文章．如：任世择、关嘉录的《满文在清代东北史研究中的价值及当前应用概况太富丽的《满文文献及其研究概况太季永海的《漫谈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屈六生的《六十年来的满文档案工作概述》，吴元丰、赵志强的《满文档案与清代民族史研究》，佟永功、关嘉录的《我国满文研究的发展概况》、《论满文的使用及其历史作用》、《辽宁满文文献的发掘和整理》等。
在九十年代之始，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奋斗求索，我国的满文研究和满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成绩来之不易。在成绩而前，我们应当继续探索规律，总结经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资料来源：关嘉录、佟永功：《中国满文及其文献整理研究》，原载《清史研究》1991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