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为封建皇帝死后由继承帝位的儿子命史官编辑死去皇帝的生平事迹以告后世根据的材料，是前皇帝在位时所留下的有关政治活动的文书档案。其中包括诏令、奏议和每日记录皇帝活动的起居注，从中取材主要事迹，按年月排比成书，是我国编年体裁的史料书。由于是号称“据事直书，不加褒贬”，所以名为“实录”。在书修成后，给死去的皇帝冠以谥号，即某祖、某宗。以清代为例，如康熙皇帝谥为“圣祖仁皇帝”，乾隆皇帝谥为“高宗纯皇帝”之类。考之旧籍，在唐朝私人记其父祖生前事迹，亦可称为实录，如唐朝人李习之曾著有《皇祖实录》一书。大约在唐以后，实录一名逐渐为王朝皇帝专用了。
在我国史籍《隋书》、《唐书》经籍志中，可以见到著录历代皇帝的实录。《唐书》著录尤多。在《唐书》里并称《唐高宗实录》为“初敬播所撰信而详”，以证明其据事直书。此后历代史书的艺文志里，大都著录各朝实录，但原书多已不传，只有少数分散著录于各种丛书中。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清代以前王朝较完整的实录，只有明代一朝的传钞本，其原修本亦未之见。明代实录在一九四0年左右已据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传钞本影印出版。在北京图书馆亦藏有一部完整的传钞本。按明王朝定例，历朝实录在修成后，其稿本则焚于蕉园。这个地点就在北京太液池金鳌玉蝀桥之南畔。正本留在宫中和皇史宬。所以实录初稿本，则无从得见。但在明清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中，却存有明代景泰皇帝实录稿本零散册。按明代自从正统皇帝复辟，景泰帝即废为郕王，死后不以一代皇帝视之，不葬入昌平陵区天寿山，别葬京西金山，亦不纂修实录。到成化朝始复称帝号。当日有沈鲤一朝臣，上书请修景泰皇帝实录，奉旨回答是“着候纂修”（见《古夫亭杂录》）。景泰实录大约即在这时补修的。此外，还有明宣宗实录底稿、明世宗实录底稿残本。明代既定知各朝实录修成后的稿本，均应在蕉园焚烧，而景泰、宣宗、世宗实录稿本却残存在内阁大库明代档案中。一九三三年我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整理明清档案时，得见此孑遗，为之欣喜。历史故事，在前朝灭亡后，后继之王朝妣为前朝修史，材料所取资则为前朝档案、文书，包括起居注实录等。史书修成所利用之史料，大都销毁。在清朝却保留了传钞本的明代实录。清代焚毁明代人著作，列为禁书者达数千种，而明代历朝实录则未大肆征集付之丙丁。当然，对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有关清初关外记载，则有所忌讳。而在清代入关后还用满文大量翻译明代实录，在北京大学所藏清代内阁档案中，有用满文翻译明代实录记录档案二册，内容是翻译明代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各时代实录。清顺治三年，还曾翻译过《洪武宝训》（见《顺治东华录》）。清朝翻译前朝皇帝的保训及实录，当然是为了借鉴，为本朝统治的资治，此后并学习编修宝训（改称《圣训》）和实录的制度。据《顺治实录》载：顺治十二年四月癸未谕太祖武皇帝创业垂统、太宗文皇帝积功累仁，……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类采辑，汇成一编，……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清朝在统一全国后，一切典章制度大都沿袭明代的。清代所修各朝实录其初稿虽亦规定循明朝之例焚稿蕉园，但在清朝国史馆中却留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副本。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清代国史馆改称清史馆，纂修《清史》，即世称连同目录在内一百卅一本的关内本清史稿。原来清朝在未统一全国还在东北地区称“汗”时期，也修过实录。这就是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在进关统一全国后，才改修太祖实录。这个绘图本实录，在乾隆年间庋藏在紫禁城乾清宫中。乾隆皇帝曾制副本两部，一部存在宫中上书房，另一部存在盛京（辽宁）故宫崇谟阁。以前辽宁图书馆根据崇谟阁本影印流传于世。至于天聪年间的初绘本，则不知流落何处，估计在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时烧毁。
从隋唐以来，历代王朝皇帝实录未闻有带图画者，后来清代各朝实录，亦无再有图画之本。而天聪年间绘图本，原来只题满洲实录，亦未称太祖实录。至于努尔哈赤的正式实录的编修，是在皇太极（清太宗）崇德元年将满洲实录中的图画撤去，整饬文字，改编成为太祖武皇帝实录，用榜纸画朱丝栏，墨书，黄色丝绸包装成册，旧藏清代实录库。一九三0年，故宫博物院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见此本于实录库柜中，曾用铅字排印小册出版，由于校对不清，错误讹夺之处甚夥。一九三七年前一二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孟森先生，曾建议照原式影印此书，当时与上海大东书局董事长目录版本学家董康商定，由大东书局承印。其时笔者在故宫工作，又是孟森教授的研究生，有幸参与其事，曾经摄影预制样张，未蒇全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原书去处现亦不详。康熙廿二年重修努尔哈赤实录时，不称武皇帝，改谥为高皇帝，雍正十二年对实录内容加以校改，乾隆五十年又一次修订，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算是最后定稿。总计努尔哈赤实录有五种：第一种为天聪九年绘图本满洲实录；第二种为崇德元年撤去图画谥为武皇帝本；第三种为康熙 廿二年重修该谥为高皇帝本；第四种为雍正十二年校改本；第五种为乾隆五十年最后本。
其后历朝实录纂修经过如下：
清太宗（皇太极）实录，于顺治九年初修，康熙十二年校改，雍正十二年在校改，共修订三次。
清世祖（福临）实录，于康熙六年初修，雍正十二年校改，共修二次。
太祖、太宗、始祖三朝实录初纂本，从前均存在内阁大库的实录库中。太祖实录初纂本签题《太祖武皇帝实录》，书中首行题“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太祖改称高皇帝实录首行题“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太宗实录首行题“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实录”。始祖实录首行题“大清始祖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实录”。前三朝实录卷首均有序文，以后各朝实录纂成后，均由继位之子撰一序文冠于卷首，成为定例。
清圣祖（玄烨）实录，于雍正元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成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实录”。
清世宗（胤禛）实录，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开馆修（胤禛死后乾隆继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实录”。
清高宗（弘历）实录，于嘉庆四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
清仁宗（颙琰）实录，于嘉庆二十五年开馆修（颙琰死后道光即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实录”。
清宣宗（旻宁）实录，于道光卅年开馆修（咸丰即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实录”。
清文宗（奕詝）实录，于咸丰十一年开馆修（同治即位尚未改元），首行题“大清文宗协天 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显皇帝实录”。
清穆宗（载淳）实录，于光绪元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穆宗征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实录”。
清德宗（载湉）实录，于宣统元年开馆修，首行题“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律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
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溥仪）在辛亥革命时为人民打倒退位，成立中华民国，封建王朝制度最后告终，因之宣统无实录，在溥仪统治全国人民两年多的时间内，有人为之编纂大政记行世。辛亥革命后，溥仪仍居住在皇宫后半部，日后再迁居颐和园，此事载在“优待条件”内。但在一九一六年，溥仪却在皇宫中闹了复辟一事，人民极为愤慨。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人民的呼声下将溥仪逐出皇宫，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一九二五年十月，正式成立了故宫博物院。
在清点文物工作中，在乾清宫查到小红绫本清代历朝实录。案清代故事，在乾清宫庋藏历朝实录是清王朝典制。乾清宫本为皇帝寝宫。庋藏祖先实录有寓“敬天法祖”之意。内阁有实录库，是专收藏实录之库房，有小红绫本、有小黄绫本各一部。在皇史宬和沈阳故宫各藏一部蝴蝶装的大红绫本。实录库中的小黄绫本是实录修成后又加小改的稿本。原来实录纂修馆在修实录时，随时缮写分卷进呈皇帝审核，若有改动，则在本上粘贴小黄签。实录馆再根据黄签所写更改之处进行修改，然后即分缮大小黄红绫本的正本实录。内阁实录库官员习称有小黄签的小黄绫本为副本。
案清代制度，内阁每日必须将前朝实录送呈皇帝阅读一、二卷，以示效法祖宗。实录分卷页数都极少，为了便于皇帝阅览。每日送呈皇帝阅览的实录，即实录库收藏的小红绫本。清代修定实录后，照例用满、蒙、汉文分别缮写三部，正本用安徽泾县榜纸，画硃丝栏，墨笔恭写楷子；存在国史馆的副本，则用东昌粗纸印蓝格，墨笔书写，有长形本、方形本两种，是为修史之用。
清代国史馆在顺治时属国史院，康熙二十九年纂修三朝国史，始设三朝国史馆。乾隆元年续修国史，乾隆十四年五朝本纪成书。乾隆卅年又重开国史馆，地点在紫禁城东华门内 迤北，此后即成为有清一代的国史馆。辛亥革命后，旧民国政府即就其地改称清史馆，连同目录一百卅一本的号称关内的《清史稿》，清朝遗老即聚集于此而修成的。
往读史书，在《唐书》中著录唐高宗实录，称其实录信而详，据事直书，堪称实录。检清代前四朝实录，曾一再修改并润色词藻。案清代原为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长期拥有地方政权，臣服于明，传到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声势渐强大，有南图大业之志，迁政权区于沈阳，并兴建具有象征都市规模之建筑。现在辽宁沈阳的清代故宫即权舆于此。明万历朝努尔哈赤死，其子皇太极继汗位，在天聪九年曾为努尔哈赤编纂实录，即前所称的满洲实录。崇德元年修订太祖武皇帝实录。由于不娴熟汉文，对皇帝尊严的语汇词藻朴实，因此后来屡加修饰，并有讳事实不使见之实录。过去故宫文献馆曾集体将旧本与改本进行校勘，并参考满文老档，由方更生先生执笔，根据校勘资料写出《清代实录纂修考》一文，发表在《辅仁学志》上，现在从方文中迻录数例于下：
旧本写 太祖欲以女莽姑姬与孟革卜卤为妻，放还其过。适孟革卜卤私通嫔御，又与刚盖通谋欲篡位。事泄，将孟革卜卤与通奸女俱伏诛。辛丑年正月，太祖将莽姑姬公主与孟革卜卤子吴儿代为妻。
改本写 其后上欲释孟革布禄归国，适孟格布禄与我国大臣噶盖谋逆，事泄，俱伏诛。辛丑春正月庚子朔，上以妻吴尔古代。
旧本写 天命十年六月廿七日，大明毛文龙三百兵夜入耀州南荞麦街，至官屯方欲跃墙，时屯中未及准备，有青加努妻先执刀与那卖土二人妻内竖车辕为首登墙截杀其兵，敌人遂坠墙惊走。有守耀州总兵杨古里领兵尽追杀之。帝闻而奇之，乃宣至，赐青加奴那代妻备御之职，以金帛牛马列等重赏之。其名至此播扬于国中。
改本写 明将毛文龙兵三百人夜入耀州南之荞麦街地，至官屯寨，方踰墙入，总兵的杨古里率兵击走之。
旧本写 天命十一年帝崩后，帝后原系夜里国主杨机奴贝勒女，崩后复立兀喇国满太贝勒女为后，饶风姿，然心怀忌妬，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致，留之恐为国乱，预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礼服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十二岁侍先帝，丰衣美食，已廿六年。吾不忍心离，故相从地下。吾二子多尔哄、多躲，当恩养之。诸王泣对曰：二幼弟等若不恩养，是无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刻自尽，寿卅七……
改本写 先是孝慈皇后崩后，立兀喇国贝勒满太女为大妃，辛亥辰刻，大妃以身殉焉。
以上三则都已删繁就简，掩饰真像，其史料价值已远逊旧本。以上本文所述各种实录本子，过去均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大都完整，间有缺佚。紫禁城外皇史宬所藏蝴蝶装大红绫本，残佚较多。一九00年八国联军之事皇史宬亦遭掠夺。“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故宫文物包括图书档案，一度南迁，后来运回北京已非全数。内阁旧藏小红绫本实录，很早即拨国民党政府文官处，据传早已流落散失。现在北京所有清朝实录，均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
清代乾隆年间，有蒋良骐者，供职史馆，利用国史馆资料，大体以历朝实录副本为主，旁及内阁大库档案，编辑了一部名叫《东华录》的书，其内容是沿袭明代传抄各朝实录的故事。由于内阁和清国史馆均在东华门内，清代朝臣入朝至内阁至史馆出入皆经东华门，取名《东华录》胥由于此。同时，清代规定实录，圣训皆属石室金匮之藏。但圣训则可昭示全国，其事始于乾隆朝，实录外人则不能窥见，蒋氏取名“东华”，亦寓避传抄实录之嫌。据蒋氏自叙曰：
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谫陋，滥芋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案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龟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抄，逐年编载，祗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
按蒋氏《东华录》起清太祖天命年至清世宗雍正朝止，凡五朝。到了清代光绪年间，王先谦氏又续编写，从清高宗乾隆至清穆宗同治朝。王先谦续编时曾在道光朝之后写一跋文附之：
……前见蒋良骐《东华录》，纂自开国以来迄于雍正，颇具条理。乾隆以后，未闻续撰。若《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啸亭杂录》诸书，于乾隆朝事实多所采摭，至徽猷鸿诰之垂殆、典章文物之富美，六十年中，灿若星列，掇拾舛漏，咸所不免。自非年经月纬难可寻究，考之往代，以本朝国史编年创自宋司马光《稽古录》，厥后作者约数十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明郑晓吾学编史裁特备，而宋林駉《皇鉴笺要》取宝训实录、国朝会要为注，固知国史馆书咸资采录，体例斯存亦载笔之柯则也。伏读乾隆二年五月上谕曰：向来列祖实录圣训告成之后，皆藏之金匮石室，廷臣罕得见者。朕思列祖圣训谟烈昭垂，不独贻谋于子孙，亦且示训于臣庶，自应刊刻颁示。俾人人知所法守，用是有刊五朝圣训之命，若乃方略、则例悉载丝纶，寄谕朱批并得宣示。仰见圣人示寰海以大公，开臣庶之蒙惑，……臣备员词曹编摩史馆，亦颇究心当世之务，痛斯民无知与所报上德之未至，仰体大圣人公天下之心，远追前代李、郑述作，近接蒋氏当日所录，凡登载谕旨，恭辑圣训、方略，编排月日，稽合本纪、实录于制度沿革，纂会典于军务奏折，取方略兼载御制诗文，旁稽大臣列传，成《东华续录》一百二十卷。乾隆一朝政要大略具存，不揣冒昧，敬登梨枣，……嘉庆而下稿本粗具，雍正以前视蒋氏加详，将以次刊行焉。时在光绪五年岁次己卯秋八月。
光绪实录自宣统元年开馆修至民国初年成书。在民国年间，有朱寿朋氏仿蒋、王两氏之例，又续编《光绪东华录》。
案王氏《东华续录》在光绪十年由广百宋斋为之刊行，王氏并写序文一篇，皆谀颂之此，不录于篇。根据蒋、王两氏《东华录》，取材都来自实录兼及内阁档案。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历朝圣训可印行公之于世，实录则仍为石室金匮之藏，外人不能窥见，而史人馆员如蒋、王两人摘抄实录则未之禁。约在一九三四年间，士元曾与孟心史师（孟森教授）以《东华录》校对实录得知蒋、王均对实录有所取舍选择而成，大体采入者多当日钩稽所得。积稿盈尺，未尽全功。心史师于一九三七年亦归道山。随着岁月流逝，个人所存旧稿也早已散佚无存了。
（此稿系笔者一九三四年整理实录时所记的札记，缀成一篇。由于时日已久，当时整理记述舛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