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最突出的当然是古代史和历史地理。但是他对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研究，也有卓越的贡献。他是由于“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作为“历史的研究的辅助”而研究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的。顾先生研究的项目有三：（一）孟姜女的故事；（二）吴歌；（三）神道和社会。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明他对民俗学的研究及贡献。
一、孟姜女的故事
孟姜女故事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故事，从春秋到现代，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前代学者对它流传的历史已加以注意，如宋代的郑樵，在《通志·乐略》中指出：“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稗官）则演成万千言。”清代的姚际恒则指出未有杞梁妻故事时，孟姜一名已成为美女的通称，在《诗经通论·郑风·有女同车》中说：“是必当时齐国有长女美而贤，故诗人多以‘孟姜’称之耳。”顾先生就是受了他们二人言论的启发而从事孟姜女故事材料的搜集和研究的。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惊讶其历年的久远，引动了搜集这件故事的好奇心。事情真奇怪，我一动了这个念头，许多材料便历落地奔赴到我的眼前来。我把这些材料略略整理，很自然地排出了一个变迁的线索。”这个变迁的线索，也就是他在《答李玄伯先生》信中所说的：“她（孟姜女）起初是却君郊吊，后来变为善哭其夫，后来变为哭夫崩城，最后变为万里寻夫。”于是他在1924年冬天，写成《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这篇论文在《歌谣周刊》发表以后，学术界给以极高的评价。刘复在给顾先生的信（《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三册题作《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中说：“在《歌谣》六十九号中看见你的《孟姜女》一文的前半篇，真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后来在《吴歌甲集·序》中又说：“前年颉刚做出孟姜女考证来，我就羡慕得眼睛里喷火，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另外还有很多人的赞扬，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为他提供研究的材料：唱本、宝卷、小说、传说、戏剧、歌谣、诗文，也络绎而至。于是顾先生把这些材料，编为《孟姜女专号》，在《歌谣周刊》上刊载，共出了9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魏建功在《〈歌谣〉四十年》一文中说：“专号成绩丰富多采的是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孟姜女》。顾先生用研究史学的方法、精神来对旧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一时成了好几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有帮助收集歌谣、唱本、鼓词、宝卷和图画、碑版的，有通讯分析讨论故事内容的。远在巴黎留学的刘复教授见到专号，忙忙抄回伯希和拿走的敦煌卷子里唐人《云谣集》、《虞美人》词中有关孟姜女的资料，很令人兴奋。从那时起，人们对现行故事传说的源远流长，认识更加明确。《孟姜女》共出过九期，最典型地体现了人们自发自愿、肯想肯干、互相启发、不断影响的范例。”（《民间文学》1962 年第2期）《歌谣》停刊后，顾先生还继续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中编刊《孟姜女故事研究》8期。在他的倡导下，对这个故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 与他讨论孟姜女故事的通讯达38篇，在发表时顾先生大都加了按语，这些按语都有他自己的见解，促进了当时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展。
1926年春，顾先生在写《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时，将2 年来搜集到的孟姜女的故事分时分地开一篇总账，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写了3 万多字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他自己觉得犯了腹蛊之疾，把《自序》的前后文隔断了，后来就把这一部分抽出，题为《孟姜女故事研究》单独发表。此文把2000多年来的文献纪录和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民间传说、文学、艺术材料，整理出历史和地理两个系统，为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作出了划时代的杰出贡献。
顾先生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为什么会得到人们那么高的评价呢？只要把它和清人的研究作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卷二十五《杞梁妻》条和朱书的《游历记存》追寻这个故事的变迁，对谁始说哭，谁始说崩城，谁始说崩长城，已分别得很清楚，可见清人已大致掌握了这个故事演变的踪迹，然而，他们以为“诸史并无妇哭城崩事”，“孟姜女哭长城，所在傅会”，不足信。为什么会这样的呢？这是由于他们把故事传说当作历史事实。顾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说：“从前的学者，因为他们看故事时没有变化的观念而有‘定于一’的观念。……他们要把同官和澧州的不同的孟姜女合为一人，要把前后变名的杞梁妻和孟姜女分为二人，要把范夫人当作孟姜女而与杞梁妻分立，要把哭崩的城释为莒城或齐长城，都是。但现在我们搜集了许多证据，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例如孟姜女的生地，有长清、安肃、同官、泗州、务州（武州）、乍浦、华亭、江宁诸说；她的死地，有益都、同官、澧州、潼关、山海关、绥中、东海、鸭绿江诸说。又如她的死法，有投水、跳海、触石、腾云、哭死、力竭、城墙压死、投火化烟，及寿至九十九诸说。又如哭倒的城，有五丈、二三里、三千余丈、八百里、万里、十万里诸说。又如被她哭崩的城的地点，有杞城、长城、穆陵关、潼关、山海关、韩城、绥中、长安诸说。寻夫的路线，有渡浍河而北行、出秦岭而西北行、经泗州到长城、经镇江到山海关、经杞城关到潼关诸说。又如他们所由转世的仙人，范郎有火德星、娄金狗、芒童仙官诸说，孟姜有金德星、鬼金羊、七姑星诸说。这种话真是杂乱极了，怪诞极了，稍有知识的人应当知道这是全靠不住的。但我们将因它们的全靠不住而一切推翻吗？这也不然。因为在各时各地的民众的意想中是确实如此的，我们原只能推翻它们的史实上的地位而决不能推翻它们的传说上的地位。我们既经看出了它们的传说上的地位，就不必用‘定于一’的观念去枉费心思了。”又说：“清刘开《广列女传》的《杞植妻》条云：‘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调至长城，久役而死。姜往哭之，城为之崩，遂负骨归葬而死。’……民间的种种有趣味的传说全给他删去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无关痛痒的轮廓，除了万免不掉的崩城一事之外确没有神话的意味了。……所以若把《广列女传》所述的看作孟姜的真事实；把唱本、小说、戏本……中所说的看作怪诞不经之谈，固然是去伪存真的一团好意，但在实际上却本末倒置了。”顾先生的这些精辟论述，说明在顾先生以前的清代学者都是把故事传说混同于历史事实，所以他们虽然掌握了故事传说的演变踪迹，但由于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研究的，就不能理解这些演变踪迹的意义，从而作出正确的解释，反而以为到处是附会怪诞不经之谈了。顾先生则把它颠倒过来，从故事传说的本身来研究，从它“前后左右种种变化”上来研究，从而在清代学者所追寻到的演变踪迹的基础上，作出更详尽精确的分析和论述。所以刘复称赞他的文章是2500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绝非虚誉，而是确切的评价。
顾先生收集孟姜女故事资料达50年之久约100万字，解放后， 姜又安曾帮助他整理达10年之久，贺次君又为之作注。1962年民间文艺研究会曾想为之出版《孟姜女故事资料集》而未果。可惜在十年动乱中都散失了。在他1966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有以下记载：“得又安信，知其所整理《孟姜女资料集》放在雁秋家，当雁秋家被抄，人被驱逐时，稿件堆在院里，当作废纸，及今两月，已不堪问。当此搜集五十年，整理十载，共约百万字之稿废于俄顷，可胜叹惜。”我1978年来北京后，顾先生和我谈起此事时，总是感叹不已。幸而在他逝世后，整理遗稿时发现了一份《孟姜女故事资料集目录》初稿，上面有顾师红笔批注的许多意见。我就照着这个目录和意见重辑。俾他日能出版，使顾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同时还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孟姜女集》，这是顾师和郭绍虞师寻找了多年，而一直没有觅得的，现在也可补苴进去了。
二、吴歌
顾先生搜集、整理与研究吴歌，是受了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的影响。他在《吴歌甲集·自序》中说：“民国七年，先妻病逝。我感受了剧烈的悲哀，得了很厉害的神经衰弱的病，……只得休了学在家养息。……说不尽的闷怅，而《北大日刊》一天一天的寄来，时常有新鲜的歌谣入目。我想，我既经不能做用心的事情，何妨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呢！想得高兴，就从我家的小孩子的口中搜集起，又渐渐推至邻家的孩子，以及教导孩子唱歌的老妈子。我的祖母幼年时也有唱熟的歌，在太平天国占了苏州之后又曾避至无锡一带的乡间，记得几首乡间的歌谣，我都抄了。我的朋友叶圣陶、潘介泉、蒋仲川、郭绍虞诸先生知道我正在搜集歌谣，也各把他们自己知道的写给我，所以我一时居然积到了一百五十首左右。”“八年五月，我妻殷履安嫁来，我告她这件事，她也很高兴，当七月中她归宁至用直镇的时候，就从她的家中搜集到四五十首。于是我的箧中的吴歌有了二百首了。”“大约从八年二月到九月，这八个月中是我出力搜集歌谣的时候。我总喜欢把事情的范围扩大，一经收集了歌谣就并收集谚语，一经收集了谚语又联带收集方言方音。这一年中随手的札记，竟积到了十余册。……我对于歌谣的工作时间实在仅仅是这八个月。”这是顾先生自己关于搜集吴歌最详细的记述。他说了所搜集吴歌的来源，和他搜集吴歌的确切年月，这都是《吴歈集录》的《序》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所没有的。但他搜集的吴歌首数在其他的文章中，却有不同的说法。在《吴歈集录》的《序》、 《吴歌小史》和《我的歌谣》三文中都说有300来首；在《苏州的歌谣》和此序中却都说是200首。那么他究竟搜集到多少首呢？
顾先生搜集的吴歌，现在遗留下来的稿子， 仅有他亲手抄录的《吴歌杂录》3册，这3册封面上所写的年月，分别为“八年四月”、“九年一月”、 “九年四月”，第三册后面有16页的空白，末尾还抄录了一封邓仲澥的来信，内容是送还《吴歌杂录》，并评价其中几首吴歌。由此可见，顾先生搜集的吴歌，抄录入册的都在这3册之内。这3册总共抄录了198首（其中有2首是吴谚）。因此，他所说的“我的箧中的吴歌有了二百首”，当是专就这3册所录的而言。我在编辑《吴歌集》时，曾仔细核对了《杂录》和《甲集》，发现《甲集》的100首，在《杂录》中仅有96首，《悃懒迷迷吃筒烟》、《金风玉露动秋凉》、《秋天明月桂花香》和《牡丹开放在庭前》等4首，《杂录》中并未录入；又他在《语丝》第54 期上发表的《吴声恋歌》8首，仅有1首《摸摸倷个手来软绵绵》是《杂录》中有的，发表在《民间文艺》第11—12期合刊上的《吴歌丙集》6首，《杂录》中1首也没有，可见录入《杂录》的，并非是他所搜集到的全部吴歌，尚有一部分因为忙而一直没有抄录入册。因此，300来首这一数字，乃是包括未抄录入册的而言。1920年12 月12日，他在给沈兼士的信中说：“我在去年，先辑吴歌，后来连带及于吴谚，又连带及于吴语。有许多尚在日记簿中，没有录出。若统行录出，已有十四、五册之多。”这些日记簿现在都佚失了。由此可见，顾先生所搜集的吴歌，未抄录入册的，在几十年来的变动中已损失了100首左右，这是非常可惜的。
顾先生搜集吴歌的事，郭绍虞先生在《晨报》上介绍后，许多人就要求顾先生把这些材料发表，他同意了，自己没有工夫抄写，就由郭先生每天代为抄出几首，登在《晨报》上，从1920年10月起到12月，连续登载了3个月。这时报纸上登载歌谣还是创举，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晨报》又是学界所看的报纸，于是顾先生就以搜集歌谣出了名，大家称他为研究歌谣的专家。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顾先生就抄集了一部分，编为《吴歌甲集》，在周刊上连续登载了近1年（第六四至九五号）。1926年7月，又印成专书出版。
顾颉刚先生整理吴歌是非常严肃认真的，认为整理歌谣要切切实实做一番文字学的工夫，把它当作终身之业。他在《吴歈集录》的《序》中说：“我这件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一二年，但终不敢宣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实在有许多解不出的句子，写不出的文字，考不定的事实。我想，要彻底的弄清楚它，必得切切实实做一番文字学的工夫，把古今的音变，邻地的方言，都了然于心，然后再来比较考订，才可无憾。这件事情不是几年里所能做到的，所以我已经拿了这部《吴歈集录》算做我的终身之业了。”由于顾先生整理的《吴歌甲集》严肃认真，不仅有详细的注释，而且在附录中有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的理论探讨，所以在《歌谣周刊》刊出后，就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胡适的序说：“颉刚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佩。他的《写歌杂记》里有许多很有趣味又很有价值的讨论（如论“起兴”等章），可以使我们增添不少关于《诗经》的见识。……这部书的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刘复的序中也说：“现在编印这部《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以来第一件大事，不得不大书特书的。”胡、刘的推崇备至，显示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吴歌资料集，而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了。所以在此书出版60年之后，钟敬文先生还在《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序》中，称赞说：“在民间文艺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歌谣学，他（顾颉刚）也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它就是那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刊行的《吴歌甲集》。我们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那部集子的出世时间比较早些和所收集的资料相当丰富。它的优点还另有所在。这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版比较早的、地区性的歌谣集子，有比较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作了理论探索（《写歌杂记》，并附有编者师友的专门性的研究、讨论文章）。这些文章，使它不只是个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了。”在顾先生的倡导下，《吴歌甲集》出版后，虽能引起苏州各地的人士的兴趣，能使他们帮助采集各乡村的“道地”民歌（根据我收集到的材料，1918年到1949年，收集、整理发表的吴歌约有1000首，并已把它编成《吴歌集》），但是不论王翼之的《乙集》也好，或者王君纲的《丙集》也好，或者其他人辑录发表的也好，都没有详细的注解，更谈不上理论的探索，只是一般性的歌谣资料集而已。所以在1918年以后的30年代里，《吴歌甲集》是这个时期的歌谣学的代表作是当之无愧的。
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搜集苏州歌谣而编刊出来，乃是正要供给歌谣专家以研究的材料，并不是公布我的研究歌谣的结果。”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象他所希望的那样，有专门研究吴歌的歌谣专家出世。就我搜集到跟顾先生同时的研究吴歌的文章来看，他人写的仅有那寥寥可数的几篇，而且是跟随在顾先生的文章后面写出来的，或增订他的缺失，或发挥他的看法，或受他的影响，不能卓然自成一家与之抗衡。因此，顾先生虽是作为他研究历史的辅助而兼治吴歌的，但是他这方面的成就仍是独步于吴歌研究这块园地之中，领袖群芳。
顾先生除了编刊《吴歌甲集》之外，对吴歌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吴歌形式和意义的演变；二是吴歌的历史。
顾先生在搜集吴歌的过程中，看到了歌谣的形式和意义的变化现象，引起了研究的兴趣。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很奇怪的，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有的歌，因为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这一发现激起了他在这个领域中拓地万里的雄心，但他以后的境遇，并没有给他实现这一雄心的条件，使他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象《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那样有份量的文章。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举过一个例子。他把《忽然想起皱眉头》和《佳人姐妮锁眉尖》两首吴歌作了比较后，指出：“这二首都是小老婆怨命的歌，都是从一个地方（《吴歌甲集》第八四、八五首）采集来的，又都以皱眉起，而自叹青春，而推想前生，而埋怨爹娘，而咒诅大娘，而伺得偷情的机会，末尾也都以紫藤花盘缠枯树作比喻：可见是从一首歌词分化的。但中间主要的一段便不同了：上首是老相公承受了她的情意而她登床；下首是丈夫酣睡未醒而她孤身独立，看月自悲。究竟这首歌的原词是得恋呢，还是失恋呢，我们哪里能知道。我们只能从许多类似的字句里知道这两歌是一歌的分化，我们只从两歌不同的境界里知道这是分化的改变意义。”可是，他这方面的研究，也就仅举了一个例，开了一个头就中止了。我之所以仍把它列为他的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因为他这方面的研究虽未取得重大的成果，但仍是开创者。这项研究很重要，希望今后的吴歌专家们能继续从事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顾先生对吴歌的形式与意义的演变虽未能作深入的研究，但在吴歌历史的研究上，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吴歌的历史，前人从未作过系统的研究，顾先生的《吴歌小史》，从战国的吴歈越吟，一直叙述到现代铺陈景致的民歌，源源本本，实是吴歌史的开创之作。但也就免不了有所遗漏，所以陆侃如、顾廷龙续起增补，而赵万里、李家瑞也为他核补了材料。顾先生自己则又写了《苏州近代乐歌》，以说明乐歌与民谣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此后，他还在读书笔记中写了不少有关吴歌的笔记，预备以后补入，可惜这一愿望在他有生之年里未能实现。
顾先生又以为，歌谣与唱本没有严密的界限，都是民众抒写的心声，歌谣有从唱本上来的，而唱本也有写录歌谣的。两者的区别，不过歌谣有些出于妇人孺子之口，篇幅短，较富于天趣，而唱本则多出于略识字的男子之手，较富于理智能作长篇的叙述罢了。这些东西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写真，应当努力地收集起来。当北京大学搜集歌谣之后，他就注意到地摊上的唱本，曾在苏州收集4次，得到200册，曾和他的表弟吴立模合作《苏州唱本叙录》，记载它的格式与事实。但没有能作深入的分析研究。
冯梦龙的《山歌》是明末的一部苏州歌谣总集，在吴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5年，顾先生写的《山歌·序》详细地论述了《山歌》的丰富内容及其文艺价值。认为它所反映的背景是当时民间的情形，所表现的文字也是民众的情绪与思想。它“拨开礼教的瘴雾，把亿万被压迫者的梦想和呼声流传给我们，于是，那数百年前怀着满腹悲哀的民众在这部书里复活了！”因此，这篇序也是他论述吴歌史的重要论文。
三、神道和社会
顾先生研究神道的兴趣，是游历了苏州和北京两处的东岳庙引起的，其目的则是为了古史的研究。在《东岳庙游记》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来为了古史的研究，觉得同时有研究神话的必要。其一，古史的本身本来是神话，至少可以说它是带着神话性的，所以必得先了解了神话的意义，然后可以了解古史的意义。其二，古代的史书与神话本是一物，后来渐渐的分开来了；分开之后，神话依然发展，它的深入人心始终和古人的古史观念一样，不过因为不见采于史书，仿佛像衰歇似的；我们要了解古代神话的去处，要了解古代神话的由来，应当对于古今的神话为一贯的研究。”他为此拟定了以下的研究步骤：“先从《楚辞》、《国语》（包括《左传》）、《山海经》、《汉志·郊祀志》等书入手，认识道教未起时的各地的神道。更把佛教的神和道教的神作比较，将受了佛教影响而成立的道教的神道认识了。再把各地的神道互相比较，认识在不统一的道教之下的各种地方性的神道。”（《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可是作这样的研究，不能单靠书籍，必须亲到各地调查考察，搜集材料。后来顾先生的境遇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他的愿望毕生未能实现，在这方面就只写了《东岳庙七十二司》和《东岳庙游记》2篇文章。在《东岳庙游记》中，他对近代人心目中的神话，作了简明的历史解释，他说：“我们且把这些神道分作几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原有的神，如玉皇（即上帝）、日神、月神，以至最末了的土地和灶君。第二部分，是真的人，他们有赫赫的功业和德行，只因为民众的崇拜过度，遂把他们神话化了，如姜太公、孔圣人、关爷、诸葛亮。第三部分，是本国中边远的民族传进来的，如盘古（这一部分想来还多，只是我们不知道）。第四部分，是随了佛教而传进来的，如观音菩萨、哪吒太子、四金刚。第五部分，是本国后起的神，如赵玄坛、和合、申公豹、八仙。我们若能做一番详细的考查，一一寻出他们的出处，再排出他们的先后，真是非常的有趣，真不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的古史观念到怎样的程度。”顾先生这个历史解释对研究我国神道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是开创性的，对以后我国神道的研究起着启蒙的作用。
顾先生对社会（祭祀社神的集会）的研究，是从讨论禹为社神引起的。古代祭祀社神的仪式，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但乡村祭神的集会，迎神送祟的赛会，朝顶进香的香会，实际上是祭祀社神集会的变相，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古代社祀的影子。北京城西北80里的妙峰山是一个北方有名的香主，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进香期。1925年的会期中，顾先生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风俗调查会的同人前往调查了3 天，作了较详细的调查和带研究性的纪录。这个调查报告在《京报副刊》上陆续刊出，共出了6次《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来中山大学把这些专号编成1册《妙峰山》出版。
妙峰山香会调查报告，以顾先生的《妙峰山的香会》为最详细，对香会的来源、组织以及明、清两代和本年的香会情况都有详尽的纪录。在《京报副刊》登出后，就引起社会的注意，得到好评，对顾先生的评价则更高。如江绍原在《北大风俗调查会〈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中把妙峰山香会的调查报告，视作调查的样板。他说：“对于全中国现在的民众法术宗教，都像他们对于妙峰山进香的样子，作调查研究功夫。这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现在的中国社会，而且说不定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有所贡献。”对顾先生的调查报告，认为是绝无仅有的有价值的材料，他说：“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的香会，则我们写中国法术宗教史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傅彦长在《中华民族有艺术文化的时候》一文中认为顾先生的调查报告其功绩在《古史辨》之上，他说：“关于这种民族的艺术文化底调查报告，就我所看见的，以厦门大学教授顾颉刚先生所著的《妙峰山进香》等论文为最详细。……顾先生以研究古史著名，然而他的伟大在古史方面的还在其次，而在研究民族的艺术文化方面，其伟大的力量，在现代中国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可与他相比。他不怕辛苦，亲自到民间去调查，用最热烈的同情心与最恳切的了解力来报告我们，使向来不受圣贤之徒所抬举的民众增高他们的地位，其功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而何思敬在《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则称誉顾先生代表了时代精神，说：“颉刚先生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中确是一个霹雳，这想是大家都感到的。……《妙峰山专号》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更不可以对于一人之表示包括其他的作者，但颉刚先生的精神不独我一个人，想大家都承认是一个时代的所谓时代精神（Eeitgeist），而他便是这个精神的代表选手。”这些高度的赞誉说明顾先生妙峰山香会调查的科学价值。但此后他未有机会作其他地方的社会调查，因此，他想把各地方的祀社的仪式和目的弄明白和各地城隍和土地神的人物历史弄明白的愿望也未能实现。
顾先生在民俗学上的搜集材料、实地调查和进行研究，都在20年代前后短短数年中，以后仅在读书笔记中有些零星的纪录，但他的开创性的调查研究，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作出了首屈一指的贡献，为学术界所公认。颉刚先生不仅是一位大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文笔流畅如长江大河，上述各种文章本身，在艺术价值上也是不朽的著作，此外如他对用直扬塑的发现，河套王同春的介绍，都是深入人心的大文章。
（资料来源：《文史哲》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