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相对于诗文、小说、戏曲而言，笔记的研究显得比较冷清，肆力于此并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屈指可数，且主要从事笔记文献史料的个案研究，至于笔记文学，还很少研究者涉足。笔记研究之所以相对滞后，除了个别的研究者囿于传统观念对笔记尚存偏见外，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笔记这一概念本身。自古以来，笔记与小说长期处于杂糅共生状态，难以截然划分，而二十世纪流行的“笔记小说”一语更把这种混乱合法化、固定化了。学科分类是学术发展的前提。学科之不立，畛域之不分，是学术不发达的表现。因此，我们认为，要推进笔记研究，首先应该对“笔记小说”的概念进行讨论，以明辨笔记的文体性质，确定笔记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笔记小说”概念的提出

作为一种文体，笔记最早是与辞赋等韵文相对而言的。古代称散文为“笔”，与辞赋等韵文相对时就称为“笔记”。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艺文类聚》卷四九梁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称赞任昉“辞赋极其清深，笔记尤尽典实”，也是将二者对举。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的统称，同时也被视为一种著述的体式，即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编组合而成的著作。笔记一体源远流长。广义说来，记载孔子言行的语录体的《论语》，也可以称为笔记。正式以“笔记”二字作为书名则始于北宋宋祁所著《笔记》三卷。南宋以后，笔记以其灵活多样、不拘体例和篇幅长短的写作形式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喜爱，笔记著作随之日多一日，终于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史哲著述领域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落。

不管是作为一种文体，还是作为一种著述的体式，中国古代的笔记与“小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庄子·外物》篇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意即琐屑的言谈，还不是一个文体的概念，其内涵也与现代意义的小说相距甚远。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将“小说”作为“艺文”的一种加以著录，并从史学的角度论述小说的起源及其社会作用，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虽然属于“小道”，其中亦有可观之辞。这种观点为历代文人所接受，成为中国古代关于小说的一种最具有权威性的正统观念。按照班固的“小说”定义，目录学家就把不本于经典的论述统统归之于小说的范畴。在他们眼里，随闻即录的笔记原本就不具有经典的性质，其内容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小说”同属“小道”，因而通常也就将笔记列入“小说家类”。这样一来，笔记文体的发展就与“小说”文体的演变结下了不解之缘。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均已亡佚。据其中书名及班固自注，可以大略推知它们的内容近于子史而所记较为琐碎，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隋书·经籍志》确立了图书的四部分类法，“诸子略”中“小说”一家遂尔分流，记人的刘义庆《世说新语》列入子部的“小说”之中，而志怪的干宝《搜神记》则次于史部的“杂传”之内。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两类著作都是笔记体式的著作，后者更成为现代意义小说的重要源头。到了唐代，一方面，文言小说蓬勃发展并臻于成熟，单篇传奇和传奇集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笔记类著作也日臻繁复多样，这就使现代意义的小说和笔记终于分道扬镳，产生了冲决旧的目录学的“小说”观念而各自独立的历史性要求。笔记开始从“小说”中分离出来，新兴的叙事文学著作则攘“小说”之名而有之。北宋宋祁率先以“笔记”为自己的随笔著作命名，《京本通俗小说》之类却堂而皇之地打出了“小说”的旗号，就正反映着文体发展这种历史的趋势。但与此同时，志怪述异一类笔记依然大量存在，某些史料性笔记也兼录传奇或类似小说的包含叙事性成分的作品，一些小说作家也继续假笔记之名，行小说创作之实，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介乎笔记与小说二者之间的著作。
      面对纷纭繁复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理论家们却有些无可奈何。晚明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六类，把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传奇”与属于笔记性质的志怪、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纳入同一个类的范畴[1]，力图将新兴的文体纳入旧的理论体系范围，显得驳杂不纯；清代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却将小说归纳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大类[2]，将传奇排除在外，目的是通过这种分类清除“小说”的杂质，使不断膨胀的小说概念重新回到传统目录学的意义域中去。纪昀的做法完全无视小说这种新兴文体发展的历史趋势，因而是不合时宜的。
      “笔记小说”这一词组最早出现于何时难以确考[3]，但用它来指称一种文体却是二十世纪的事情。1903年9月，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第八号上开始设立“札记小说”专栏，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局出版了《笔记小说大观》，“笔记小说”这个词组很快就被人们所接受并普遍应用开来。梁启超提出的“札记小说”本是“笔记体小说”的意思。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创刊前后，梁启超在《新民晚报》上为杂志刊登广告，就把“札记小说”称为“札记体小说”。可见，“札记小说”的本质是小说而非笔记，小说是中心词，而“札记”是修饰语。这个概念将笔记与小说加以区分，是以新的文学观念和文体观念为基础的，其中的“小说”与古代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有本质的不同。“札记小说”概念的诞生，正反映了文学观念的转变和进步。然而，《笔记小说大观》中“笔记小说”的概念，却与梁氏“札记小说”的概念大相径庭。因为《大观》中虽然也收入了《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笔记体小说”，但大量载录的却是《大唐新语》、《国史补》、《容斋随笔》、《鹤林玉露》直至《春在堂随笔》等史料性或学术性笔记。显然，《笔记小说大观》中的“小说”不仅含有新的现代小说的意义，也包含了古代的目录学的小说的意义，“笔记小说”词组中的笔记和小说既可以理解为偏正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相互说明的同位关系，因此，它既可用以指称符合“小说”古义的笔记，也可用以指称符合“小说”今义的小说，产生了歧义。
      古代的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和今人所说的纯文学的小说性质是不同的：前者多是实录，后者则提倡虚构；前者既可以是叙述体的故事，也可以是毫无人物情节可言的杂记或纯学术性的考辨，后者则是一种纯粹的散文体叙事文学；前者在内容和形式上与笔记接近甚至等同，后者虽然源出于前者，却最终发展出了成熟的现代意义的小说——唐传奇。大而言之，先唐“小说”，基本上是指属于子部或史部的一类文体，其内容与表现形态与笔记很难作出截然的区分，尽管魏晋南北朝志怪和志人小说在情节设置和人物描写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小说的某些因素，今人也多视之为小说，但它们实际上不过是“文学意义的小说的胚胎形态”[4]。唐宋以后，随着文言传奇的繁荣和白话章回小说的兴起，作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获得长足的发展，“小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之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然而人们对于这两种性质不同小说的区分似乎普遍地不在意，或者说缺少一种自觉的意识。笔记著作中掺杂文学性的小说，小说集中收录笔记性的杂著，这类情况仍然常见。笔记与小说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杂糅共生的状态，这正是“笔记小说”概念形成的基础，也正是这一概念曾为研究者所普遍接受的原因。

关于“笔记小说”的几种观点

无可否认，“笔记小说”的概念给人们指称笔记类作品带来了某些方便，在研究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它本身的歧义又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混乱。古人对笔记、小说未作严格区分，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处于共生状态的“一堆乱麻”[5]似的笔记与小说作品，“笔记小说”概念的提出并没有改善这种状况。历览各种笔记研究甚至小说研究著作，作者在展开论述之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对笔记或笔记小说的概念作一番界定，然而，见仁见智，歧见纷出，大有治丝益棼之势。这些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笔记小说即文言小说，包括笔记，不包括传奇。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不立笔记条目，其“笔记小说”条及“传奇”条云：
      笔记小说，古代小说类别名。文言小说的一种。大多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而成。宋代宋祁始以“笔记”作书名，后如旧题苏轼的《仇池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沿用。另有称笔谈、笔丛、随笔、笔余，乃至杂录、漫录、谈丛、丛说等，大致均可归入此类。传奇，古代小说种类名。一般指唐宋人所作故事完整而描写细腻的文言小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笔记小说为一切笔记及文言小说之总称，既包括笔记，也包括传奇。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之“出版说明”可为代表：
      “笔记小说”是泛指一切用文言书写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的著作，内容广泛驳杂，举凡天文地理、朝章国典、草木虫鱼、风俗民情、学术考证、鬼怪神仙、艳情传奇、笑话奇谈、逸事琐闻等等，宇宙之大，芥子之微，琳琅满目，真是万象包罗。[6]
      第三种观点认为笔记小说是笔记的一类，指笔记中“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1980年版）“笔记”条云：
      笔记，文体名。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笔记的异名，有随笔、笔谈、杂识、札记等，其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较有结构的，称为笔记小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笔记小说既包括古称“小说”的笔记，也包括今称小说的传奇，显然混同了小说一词的古义和今义。第一种观点认为笔记小说是“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的杂感而成”的笔记，试图将笔记与传奇加以区别，沿用了古代目录学的小说概念；但又说笔记小说和传奇是“文言小说”，在现代意义上运用了小说概念。这两种观点看似相反，但实际上都承袭《笔记小说大观》有歧义的“笔记小说”概念而来。既要照顾笔记属于目录学中小说一类的旧传统，又不能不考虑笔记与小说分道扬镳的实际以引进现代小说的新观念，就不能不依违于二者之间，进退失据，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之中。
      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察》认为“笔记小说”的提法可以解决“谈学问的随笔一类著作”的安排问题，“覆盖面比较大，既可以称《国史补》之类叙述史实的‘杂史类’著作，也可以称《杜阳杂编》之类侈陈怪异的‘小说类’著作，也可以称《资暇集》之类考订名物随笔似的著作，也可以称《酉阳杂俎》之类包罗万象类书似的著作”，而传奇与笔记小说距离较远，“似不宜以‘笔记小说’呼之”，持论与《中国文学大辞典》相同。但周先生又云：“如《酉阳杂俎》卷九《盗侠》中的几则故事，笔法与《虬髯客传》等传奇相同，然为《酉阳杂俎》此书性质所规定，人们也只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与此类同，《上清传》、《刘幽求传》等文，随《常侍言旨》的性质而定，也不妨归入笔记小说。因为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则又和《历代笔记小说大观》的看法相近。这里提出了区分笔记小说与传奇的标准：一看所在著作的性质，收入笔记小说中的传奇只能认定为“笔记小说”；二看是否有故事性（即叙事成分）和篇幅长短，“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但所在著作性质和篇幅长短并非决定作品文体归属的本质因素；如果仅仅因为传奇“篇幅短”或收入笔记体著作就只能看作笔记小说，与学术性、史料性的笔记同属一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故事性这一标准，而这应当是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最本质的因素。
      第三种观点认为笔记小说是笔记中有故事性的一类，承袭了梁启超“札记小说”亦即“札记体小说”的概念。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将古代笔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三类，指出：“这里的第一类，即所谓‘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二三两类则……只能算作‘笔记’，不宜称为‘笔记小说’。”[7]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导论》既明确肯定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又特别强调“笔记小说”是文学作品，“属于小说范畴”[8]。他们都按照现代观念将笔记与小说明确地区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体，将传奇排除在笔记之外，并将“笔记小说”定位为介乎二者之间的既有笔记特点，也有小说因素的交叉性质的文体。这样做，既照顾到“笔记小说”与笔记和小说之间的历史渊源，又注意到三者的文体差异。
      由此可见，“笔记小说”本身的歧义以及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思想和研究工作的混乱。我们认为：尽管笔记与“小说”有亲缘关系，但目录学的“小说”毕竟是纯文学观念尚未建立，文体研究尚不发达的时代产物，不是文体分类的概念，今天不必要也不应该继续用“笔记小说”来指称全部笔记。至于介乎笔记与小说之间的作品，不妨仍称之为“笔记小说”，但应该严格限定为“笔记体小说”，即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或被编于笔记中的小说。那些具有较强叙事成分的笔记，作者原是忠实地记录见闻，意在传信，纵涉怪异，也不加虚构、夸饰和渲染，并非“有意为小说”，循名责实，仍当称之为笔记。
      我们认为，笔记一词应当有两层含义，即作为著述体式的笔记和作为文体的笔记。为了区别起见，后者不妨称之为笔记文。笔记著作往往以笔记文为主体，但也不妨录入其它文体的作品。将著作体式和文体区别开来，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而“笔记小说”一词的缺陷正是将二者搅和在一起了。

“笔记小说”与笔记文学研究

笔记作为一种著作体式，其特点主要是杂和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奇谈怪论、琐事屑闻，都可以纳入笔记的范围，可谓包罗万象。笔记的各部分、各篇章往往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们之间可以有某种外在或内在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往往是极为松散的，也并非是绝对必需的。笔记作为著述体式的这些特点，影响着笔记文体本身，使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它以作者自身为主体，给予作者更为广阔的空间，往往可以突破传统文体规范的局限，从思想到行文都十分自由，既可用以抒情叙事，也可用以说明议论，风格亦庄亦谐，文体或骈或散，篇幅可长可短，初无定格。
      中国古代笔记作品浩如烟海，其中许多笔记文本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由它们汇合而成的“笔记文学”群落，从《世说新语》到明清笔记小品，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线。笔记作家事记其实，看似无意为文，这种写作心态恰恰使他摆脱了一切文章章法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意兴所至，笔亦随之，或写人情，或述物理，或考核名物，或考论经史，内容的选择无拘无束，形式上不拘一格，艺术风格千姿百态。绝大多数笔记篇幅短小，却能做到内容充实，尺幅千里；通常运用白描手法，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却又能做到形神酷肖，风韵天然；不少作品还能寓庄于谐，充满机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笔记以散文为主，摆脱了传统文体规范的拘限，给予作家以思想表现、情志抒写的充分自由，和当时的现实生活、社会风气与学术思潮有着十分直接和深刻的联系。
      对笔记的文学价值人们是有所认识的。早在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和林语堂就曾经大力提倡笔记小品文，周作人专门写过一篇《谈笔记》的文章，对明清笔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林语堂则在《论小品文笔调》一文中将“笔记文学”推尊为“中国文学著作上之一大潮流”[9]，两人主要着眼于在创作上继承和发扬古代笔记的写作传统，对于笔记并没有作系统深入的论述，但是由于他们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他们对于笔记文的推崇客观上却造出了一股颇有影响的笔记文热潮，从而促进了笔记文学的研究及其文献的整理。1943年，吕叔湘先生从文章审美学的角度编选了一本《笔记文选读》，称赞笔记之文是“质胜之文”，风格“朴质而自然，于语体为较近”[10]。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界也陆续出版过一些历代笔记选注、选读之类的普及读物。但是，从整体上看，人们对于笔记文学的重视还显得不够，对笔记的文学地位的评估亦有些偏低，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笔记小品和笔记小说上，许多优秀的笔记散文至今还被遮蔽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研究者缺少一种把笔记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文体来研究的自觉意识。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甚至杂文、寓言等，都已经有了不少通史性的研究著作，但迄今尚没有一部《中国笔记文学史》之类的著作问世，甚至在散文史上也没有给予笔记文以应有的地位。
      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笔记自身的复杂性。笔记无体不备，既与传统的传奇小说、叙事散文、抒情小品、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和语录、日记、诗话等著作体式共生共处，难以归入某一特定的研究范畴，因而容易被各方面的研究者所忽略。其次，就不能不归咎于“笔记小说”这一观念的影响了。笔记中固然有传奇之类的小说和志怪类的准小说，但这决非笔记文学的主体或全部。所以，将笔记与小说直接挂钩，统统归入“笔记小说”的名下，使人们反而忽视了笔记的性质、分类、发展史、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研究，而一些笔记的个案研究，例如其写作目的、材料来源、著作性质、文体文风特点等也就往往被屏于研究者视野之外了。
      这种观念不仅妨碍了笔记研究的开展，也导致其他领域的研究难以深入。例如，中唐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研究小说史者多将其列为笔记小说。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刘肃自序及“总论”明确承认《大唐新语》是仿效“荀爽纪汉事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按：荀爽疑当作荀悦，著有《汉纪》、《申鉴》）而作的。因此，这完全是一部史学著作。该书虽然也采用了《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笔记中的少量材料，但绝大部分文字与《旧唐书》列传所纪大同小异，应当是取材于当时的《国史》一类著作，有的则抄录自诸家史书，如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吴兢《贞观政要》、韦述《集贤注记》、《御史台记》等[11]。显然，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收录于笔记中，“有故事，有情节，首尾完整，再现历史人物言行风貌，仍具有小说的特点”[12]，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就视之为“小说”。《新唐书·艺文志二》将《大唐新语》一书列入史部“杂史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囿于传统的偏见，因“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不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故“退置‘小说家类’”。如果我们今天来写小说史，却又沿用清人偏执的“小说”概念，那岂不是一种观念的倒退？

“笔记小说”与笔记文献整理

笔记不是小说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却是笔记研究的主体，因此，“笔记小说”的观念对于笔记文献整理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十分严重。

第一，笔记编集刊行工作始终处于“笔记小说”这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之下，不敢鲜明地举起笔记的旗号。江畲经编选《历代小说笔记选》，对于书的名称就曾经颇费斟酌。据书前自序及林志钧序，此书初名《精选历代名人笔记》，由商务印书馆排校刊行，因遭战火，“原稿与清样悉付灰烬”。民国二十二年1933，作者对此稿重新加以编辑增补时，曾经与林志钧信函往返，反复商榷，最后决定“以唐李肇《国史补》体例为法”，其本意显然是要编一部笔记类作品选集。但是他又觉得《国史补》“盖兼小说、笔记两体”，终于将书定名为《历代小说笔记选》[1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是一部规模庞大的笔记类丛书，收录自晋葛洪《西京杂记》以下至清代笔记作品凡二百余种，虽然也收录了一些文学性很强的笔记体小说，如洪迈《夷坚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袁枚《子不语》、张潮《虞初新志》等，但绝大部分属于史料性和学术性笔记，然而书却取名为《笔记小说大观》。这就说明，由于“笔记小说”这一观念的影响，笔记本身的地位显得非常的尴尬，似乎离开了“小说”，笔记就难以独立地存在。
      第二，由于笔记被纳入“笔记小说”的范畴，整理工作往往忽视笔记自身的特点。笔记以传信为目的，不同于小说之出于想象与虚构，整理工作就务必贯彻并突出求真的原则，既要追求笔记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又要追求笔记所载史料的真实性。
      笔记整理追求文本本身的真实性，与小说及其它文献整理并无不同，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笔记整理中这一工作更为繁难。古人视笔记为“小道”，对它的保存和传播往往极不经意，散佚窜乱特甚。以唐代笔记为例，绝大部分唐人笔记没有宋元善本保存，源出宋本的笔记也往往经人窜乱，现存唐人笔记多为后人从各种类书中辑出，书贾特别是明代书贾为了牟利大肆割裂拼凑、伪题篇名，制造了更多的混乱。据周勋初先生考证，《唐语林》原序目所开列的四十八种书名（其中大多数是唐人笔记），就有书名夺误者，有异称混淆者，有题署不常者，有篇章错乱者，有附文随入者，有钩沉可得者，有似佚实存者等十种情况[14]。至于唐人笔记在宋代即已窜乱的例子，则以《刘宾客嘉话录》最为典型。据唐兰先生考证，今本《嘉话录》源出南宋乾道间卞圜刻本，共113条，其中37条出自《尚书故实》，2条出自《续齐谐记》，29条出自《隋唐嘉话》，可以确认为原文的仅45条。唐氏又从《唐语林》等书中辑出该书佚文56条[15]。唐氏整理后的《嘉话录》可以说是一个校订很精的本子，但所辑“杜佑出官”条实出《剧谈录》，“燕许文工部诗”条则出自《树萱录》，都不是《嘉话录》佚文，因唐文成文较早，《永乐大典》中佚文亦未及见。由此一例，不难看出笔记整理中文本求真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又是何等繁难。
      笔记文本求真的困难，还在于笔记所记多涉真实人事时地，文本的校勘必须参考大量其它文献进行，而非通过对校或本校所可解决。如唐李绰《尚书故实》云：“台仪自大夫已下至监察，通谓之五院御史。国朝践历五院者共三人，为李商隐、张魏公延赏、温仆射造也。”《说郛》本、《宝颜堂秘笈》本、《畿辅丛书》本《尚书故实》及《四库全书》本《绀珠集》卷三引《尚书故实》均作李商隐，又宋钱易《南部新书》卷乙、吴埛《五总志》载此事亦作李商隐。仅《太平广记》卷一八七引《尚书故实》作李尚隐。《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零《尚书故实》提要指出，李商隐未历五院御史，此所载为“失实”，然未明致误之由。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五已据李尚隐传指出：李商隐当为李尚隐，讥《提要》“不知传刻之误，而以为作者之疵瑕，不可谓之善思误书”。岑仲勉《唐史余渖》卷二亦云：“后世无识者仅知商隐之大名，遂行臆改，必非《故实》本身之误，读者可无妄诋前人矣。”[16]但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此条仍误作李商隐。又如《因话录》一书，虽经文学古籍刊行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两次校勘，但粗略统计，类似将牛丛误为牛业、卢耽误为卢既、惠实误为会实之类的人名错误，丞郎误为丞相、右丞误为右丞相、监祭使误为监察使的官名错误，大和误为大中等年号错误仍有二十余处。笔记中类似的文本错误可说举不胜举。
      笔记于所记史料事实的求真，是笔记与小说的本质区别之一。小说主要通过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它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笔记的形式虽然十分随意，但忠实地记录自己的见闻（尽管所闻可能是虚诞），追求的却是事实的真实。文体性质不同，研究整理的方法及要求也就必然有别。对于小说文献的整理，考察时间、地点、人物或事件的真实性并非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笔记的整理，考察史料的真实性却是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但是，“笔记小说”的观念严重妨碍了人们认识二者的差异，其直接的结果是导致人们把笔记视为小说的附庸，忽视笔记本身的特点，整理中不注意史料真实性的考定，这也是导致笔记整理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唐康骈《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条云：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为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时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祢讳晋，不合进士举。……文公惜其才，为作《讳辨录》明之，然竟不成事。
      岑仲勉《唐史余渖》卷三指出此条记载失实之处甚多，如元稹在长庆前未尝为礼部郎官，元和末入尚书省为祠部郎中时李贺已卒，不可能议李贺应进士举事，又考当时别有一太子左谕德元稹，与宰相、诗人元稹并非一人[1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进一步指出：“《剧谈录》所纪多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18]前辈学者对笔记史料既严格甄辨，又善于利用，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然而，通观笔记整理之作，极少有能像岑、陈二位那样对史料的真实性逐条进行考察的。笔记被归入“笔记小说”一类，整理者每以小说视之，笔记本身的特点遂被忽视，这就不能不大大降低笔记本身的史料价值，不便于研究者的利用。
      “笔记小说”一语的普遍使用，对于小说文献的整理同样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唐代小说文献整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王汝涛《全唐小说》“按唐代的概念去选择作品”[19]，不但收入了唐人传奇和志怪笔记，还收入了自《朝野佥载》以下的全部史料性、学术性笔记，甚至辑入了地理专著如《两京新记》、植物学专著如《茶经》、史学专著如《景龙文馆记》等，原因就在于它们在古代书目中原属“小说”类，而后人又混称为“笔记小说”之故。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极有眼光，将编选“一部建筑在新的小说理论探讨基础上”的小说总集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同时又为了照顾“不少学界同仁的意见”，“在对小说与非小说的别择时采取了‘宁宽勿严’的态度”，收录了“还没有达到小说标准，但在某些方面具备了小说因素或者说接近小说规范的作品”[20]，即笔记。于是，一部笔记中的文字就或入正编，或入外编，或弃而不录。对于一部录存一代小说文献的大型总集来说，这似乎有欠妥当，而对于笔记来说就更有失公允了。
      1929年陈垣先生在《中国史料的整理》一文中很有感触地说：“笔记是非常难读的，一来笔记的分量多，内容复杂；二来笔记的编制非常不经济，除了极少数的每段有目录外，其余不是完全无题目，便是有题目而无总目。要想从笔记里寻材料的，除了以披沙沥金的法子慢慢去找寻以外，着实没有办法。所以笔记题目的整理是非常必需的；要把所有的笔记，无目录的加上目录，有目录的加上总目，使后来要从笔记里找任何材料的都可以一目了然。”[21]七十多年过去了，这方面的工作似乎进展不大。笔记研究的其他方面的状况也大体如此。展望未来，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开拓，似乎应当从观念的转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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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九流绪论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6册，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