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有真有伪。在真实的史料中，由于记述者无心误记或者有意歪曲，也会出现一些谬误的记载；在伪造的史料中，由于作伪者希望取信于人，也会作出不少正确的记载。也就是说，真史料并非全文皆真，假史料也并非全文皆假。我们在运用史料的时候，对于那些明知是伪造的，或者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不大可靠的史料，由于存有戒心，一般不易上当。但是对于一些确凿可靠的真实史料，反而会出现疏于考察，误听误信其中谬误记载的情况。《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也就是《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正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其中谬误的记载使得不少同志上当受骗，在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中走了一些弯路。
这一史料是1953年2月在杭州吴煦后人家中发现，《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予以影印。由于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大家对它的真实性并无怀疑。对于研究太平天国晚期历史，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是不成问题的。它的谬误部分，主要是对石达开的历史记述不够实事求是，造成很大的误会。
旷代英雄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一世奇勋，彪炳史册。他只是在一个问题上被人揪住了辫子，那就是：闹分裂。有的同志说：他是被天王猜忌，安福二王排挤陷害而不得已出走的，对于分裂，洪秀全要负主要责任，不能以洪划线，把责任加在石达开的头上。有的同志说：不管由于什么原因，石达开的出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客观效果不好，就要负分裂的责任。正在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被发现了。这一发现，几乎从几个方面都坐实了石达开有意分裂的罪名。
《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说：“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这就是说：石达开说了假话，欺骗部下，拉走队伍，有意走分裂的道路。
《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又说：“翼王乃在庆郡度岁，旋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这就是说：石达开的闹分裂并非一时意气，而是长期打算，更改官制礼文，准备另打旗号。也就是别树一帜，另立一国。
《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还说：“岂料翼王专听元宰张遂谋筹画……有后旗宰辅余忠扶统下官兵先行起义出江，该余恃官尊阻挠，已被下官所杀。又有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亦率统下出江，事漏被元宰所杀……劝翼王返旆回京，共匡王室，而翼王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这就是说：石达开决心分裂到底，死不回头。他不仅不听人劝，自己不肯回京，还压制、杀害那些希望起义回京的将士。
《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出现不久，就听到了对石达开的一片谴责之声。直至今日，在有关石达开的著作与论文中，还保留了不少引《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的文字而对石达开加以谴责的话。
古人虽然沉默不语，但是我们要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就不能厚诬古人。我们不禁要问：《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的三点指责是否真实？如果不真实，为什么要说假话？
第一点，指责石达开假传圣旨，（亲奉密诏），欺骗部下，显然不实。“六十七将领奏”说：“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始”指何时？语焉不详，难下断语。但从“亲奉密诏”一语看来，似乎是指1857年5月底初离天京之时。因为此后洪、石之间再也没有见过面，“亲”奉诏旨已不可能。如果说石达开初离天京就向部下假传圣旨，说是要回粤西招兵，这种说法过于离奇，任何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当时石达开到处张贴的《五言告示》就很能说明问题。在此告示中，他坦率承认是被逼出走，而非奉旨出征。正如简又文氏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所论：“沿途张贴五言韵文告示，传谕军民，将其含冤受屈，被逼出走之经过情形，恺切缕述，一以引起同情而随其远征，二则翼王在皖主持军政多年，甚得人心，亦所以安民告别也。”
张贴《五言告示》一事，不仅太平天国军民众口流传，人人知道；就连清方文书也一再提及。敌我双方，上上下下，都知道石达开是被逼出走，而非奉旨出征，则假传圣旨之说，自不可信。
如果“六十七将领奏”所说的“始”字不是指初离天京，而是指他们大队从湖南进入广西之前，亦不可信。因为石达开驻军江西南安府时，曾经大会诸将，商定由湘入川之大计，从未说过要回广西招兵。全军退入广西，是在宝庆会战失利之后临时决定的。当时兵分数路，仓促退入广西，并无通盘计划。石达开绝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捏造奉旨招兵的假话。假传圣旨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第二点，指责石达开擅改官制礼文也缺少依据。如果说石达开在远征之后更改官制礼文，天京的洪秀全也在更改官制礼文，而且改得更多。更改官制礼文就要受到指责，那么，首先应该受指责的是洪秀全而非石达开。对于这一问题，口说无凭，请看以下的“数据”：
一、洪秀全在天京不仅大改官制礼文，而且改出了格，把千千万万军民为之牺牲奋斗的旗帜——国名也改了，始则改为“上帝天国”，因为受到激烈反对，未能推行，继而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正如《李秀成自述》中所说：“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恐人霸占其国。”石达开从离开天京起，到大渡河畔覆军为止，所用的国名始终未改，仍然是金田起义时所用的“真天命太平天国”。
二、据《李秀成自述》说，洪秀全在天京滥封五爵，共封二千七百多王。我们现在从史料中查得出的，就有二百多王。至于六爵，更是多如牛毛，无法统计。石达开远征军人数最多时在二十万左右。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除石达开本人外，没有任何人称王。石达开对自己部属授予爵位，也并不放手。例如他部下独当一面的大将李福猷，也只被授予燕爵——六爵中的第四等爵。如果是在天京，这样的人早已封王。
三、石达开本人在远征六年的全过程中，始终恪守定制，从无僭越。一直自称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这是石达开兴师靖难天京后洪秀全所封他的职衔，他自己没有擅改一个字。他远征以后，太平天国正式文书长期照列他的街名，说他“远征在外”。对他从无半点批评。
既然制订”官制礼文”的太平天国中央政府从未批评石达开擅改“官制礼文”，从未批评石达开有何僭越之处——事实上石达开也并无僭越之处，则《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对石达开改变官制礼文的指责就缺少依据，没有可以说服人的理由。
第三点，指责石达开压制、杀害希望起义回京的将士，这个罪名不小。是否有此事实，事实真相如何，需要仔细探讨，不宜轻下断语。现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所列举的事件，一一进行考查。
一、余忠扶事件 《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说：“庚申二月，有后旗宰辅忠余扶统下官兵先行起义出江，该余恃官尊阻挠，已被下官所杀。”这就是说，余忠扶的部下都想返回天京，余忠扶进行压制，但是压制不了，反而被部下所杀。看来，他的部下的行动是正义的，余忠扶进行压制，是非正义的，最后被杀，罪有应得。至于他的部下，自应顺利地“起义出江”，东去天京。
但是考查史实，情况颇有出入。庚申十年二月，余忠扶剖下的主将余明富、丞相余诚义等杀害余忠扶，率部自由行动。他们从广西庆远府（今宜山）出发后，并未向东返回天京，却背道而驰，一直西去，攻占南丹、泗州（今凌云）与西隆州，在此与石镇吉部分化出来的宰制曾广依汇合，进入贵州省境。
在贵州活动了半年之后，这支队伍发生内讧。辛酉十一年正月，余明富、余诚义与曾广依分裂，率部重回广西，就在广西、贵州、湖南三省边境活动。同年五月攻占灌阳，后即再起内讧，余诚义刺杀余明富，率部投降清军。余诚义的投降，并非势穷力竭不得已而为之，却是早有预谋。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四中说：“诚义等献贼酋余明富首级求抚，总兵翟国彦使薙发屯灌阳城外。”“点验降众，得精壮愿留者千五百人，交鄢世堂统之，隶江西、湖南者三千余人，隶广西、贵州者四千余人，俱遣散回籍。”查清史实之后，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是谁非？余明富、余诚义杀害余忠扶之后，并非“起义出江”，而是自由行动，一再内讧，终于降敌，这种行动，有何正义可言？看来，余忠扶是被叛徒杀害的烈士，我们应该为他恢复名誉，对他的指责是没有理由的。
二、蔡次贤事件 “六十七将领奏”中又说：“又有武卫军宰辅蔡次贤亦率统下出江，事漏被元宰（张遂谋）所杀。”这一事件真相不明，史料上缺少记载，大约发生在庚申十年春夏之间。即在余忠扶事件发生之后，“六十七将领”大队脱离石达开之前。
蔡次贤事件虽然不明真相，而他统下的这支“武卫军”的活动，史料中却有记载。蔡次贤死后不久，这支队伍就参加了“六十七将领”所统率的大队脱离石达开，自由行动。大队后来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彭大顺、朱衣点率领，辗转到达江西，与李秀成合军，达到了“万里回朝，出江扶主”的目的。另一部分由“武卫军”正统戎张志公率领，不久就投降了清军。
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三中说：“达开据庆远……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敌方倒是实事求是地说出了石达开部众离散的真正原因）……其贼目朱姓者（朱衣点）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欲回江西，各散贼附之。众数万……又分为二……一由灵川……逃回江西（即六十七将领率领之队伍）一由畹田走永宁，使人通款降于巡抚刘长□。遂汰其老弱及不愿充勇目者八千余人，给资遣送回籍，留精壮三千余人，分五营，以其酋张志公（武卫军正统戎）、郑忠林、鲁子宏、黄周亲、姚盛甫领之。”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张志公当了叛徒，就推测蔡次贤如果不死，也会成为叛徒，这样推测是没有道理曲。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事情并不简单，不能轻易地作出结论，认为蔡次贤就是正确的，张遂谋就是镇压正义行动的刽子手。对于这一事件，在尚未获得足以说明问题的新史料之前，我们不能轻易表态。
三、“六班”离散事件 《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还说：“由是翼王之六部暨参护、承宣、仆射等官以及统下兵士，纷纷皆欲出江：有出到湖南被妖打散者有三班；仍在广西象州、宾州及下广东嘉应州者有两班；又有由云南到贵州黎平府一班。”这里所指的“六班”人马，由于语焉不详，既不知道将领是谁，又不了解活动经过，对于是非功过，难于作出结论。但是就事论事，却可以提出一些疑问来。既然这“六班”人马“纷纷皆欲出江”（东去天京），最后“出江”了没有？好像是一班也没有。出到湖南的三班“被妖打散”，语意含糊，既可能是被消灭了，也可能是投降了。据有关史料，恐怕有不少人是叛变投敌，成了叛徒。还有三班是留在广西，或去广东，或去贵州，这就与“皆欲出江”之说产生矛盾。事实是石达开的队伍乃因严重缺粮而离散，自谋生路是真，皆欲出江是假，《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所说的人人皆欲“万里回朝，出江扶主”，不过是阿谀之辞而已。
四、“归林”事件 《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说到石达开“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认为这种说法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才造成队伍的离散，这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故乡”是指广西，则石达开初克广西庆远府时豪情满怀，并无归林之说。如果说“故乡”是指石达开原籍贵县，则“六十七将领”脱离石达开在前，石达开返回贵县在后，“六十七将领”何以能预知石达开“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这是难以解释的，如果说石达开平时谈话不慎涉及，“归林”思想，那还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谈的，如果是说“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即在天下太平之后归隐林泉，就一点也不错。革命成功之后归隐林泉而不贪图富贵，正说明一个人的品质高尚，无可指责。如果对革命半途而废却想归隐林泉，那是幻想。头脑清醒的石达开恐怕不会作此幻想。总之，即使说话不慎，造成误会，影响情绪，也不可能成为促使队伍离散的主要原因。
《石达开自述》中说，军中三江两湖之人“各有思归之念，不能管束，将大队散回。”就是指的他在广西时队伍离散之事。总的看来，石达开统带部众颇有一些民主意味，愿意跟随他的，表示欢迎；想脱离他的，也不强留。在广西时，他的部众一再离散，并未发生哔变、内讧等流血事件。余忠扶与蔡次贤之被杀，是非曲直，尚待探讨，自不能认为是出自石达开的“镇压”。那些离散了的队伍在离开石达开的时候，并未发生流血事件，常常是在依依惜别的情况下离开的。连《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也说：“惟时小臣等犹同翼王恋恋不舍。”而这些队伍离石达开之后，一发生内讧，就是大规模的互相残杀。这种内讧，在石达开身边是不会产生的。就是到了大渡河畔，全军绝粮，连树皮草根都吃尽了的时候，他的队伍也未哗变，他也没有用强制手段限制队伍的离散。说他在广西时就用血腥镇压的办法留住部众，自是违心之谈，难以令人相信。
总之，《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对石达开的指责，都是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经不起考查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出于误会还是有意为之？笔者认为：是有意为之。这些人大都是被《五言告示》所感动而决意追随石达开的。后来却说石达开假传圣旨，这能说是误会？当然是有意为之。
既然是有意为之，这些人是否对石达开有私怨？笔者认为：并无私怨。不仅没有私怨。而且还很怀念。他们所说对石达开“恋恋不舍”确是真情，而非假话。
既无私怨，他们为什么要厚诬石达开？笔者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昧良心出于无奈”。天京内讧，神话破产之后，这些人对洪秀全是不满的。他们同情石达开，在《五言告示》的召唤之下毅然追随石达开远征，当时认为前程万里，不会再走回头略。可是四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广西严重缺粮，对远征入川失掉信心，以及思乡等等），又离开石达开回到天京来了，自己也觉得难以为情。对于当时的拂袖而去总得找个客观原因解释一下。这种解释信不信由你，总得自圆其说。亏他们想得出“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这样的谎话，这样一说，就不会得罪洪秀全了。当时我们追随石达开而去，并不是反对你洪秀全，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奉你的密诏去招兵的。如果并无“密诏”，那是石达开说谎，我们没有责任。
如果洪秀全要问：你们既然跟随石达开去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因此，还得编造一些指责石达开的话，才能自圆其说。例如说石达开更改官制礼文，石达开压制希望回京的将士等等。这些话说得太轻，不足以为自己解释；说得太重，又怕被人揭穿，而且过于贬抑石达开，又觉得于心不忍。只好说得不轻不重不明不白，像“观其（石达开）动静行为，多滋物议”这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话，真可谓用心良苦！
“六十七将领”在返回天京的历程中，曲折甚多。例如在途中一再发生内讧，有人叛变投敌。有人自由行动。就在他们写《上天王奏》之时，他们的带头人童容海已被洪秀全封为保王，“赐安千岁，统辖扶朝天军（就是六十七将领这支队伍）军务”。他们不愿受“残忍贪狠”的童容海管辖，得到消息之后“毛发悚然”，因此才上书洪秀全，提出“愿听陛下驱策，无不竭尽心力”，要求不受“多行不义，动辄忘恩”的童容海统率。说明这支队伍一直在搞“内耗”。当然，童容海也不是什么好人，后来降清当了叛徒。在尝到了童容海的厉害之后，他们自然更加怀念待人宽厚的石达开。因此，在《上天王奏》中对童容海的指责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的；对石达开的指责则是遮遮掩掩，欲言又止的。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迅速解决隶属的问题，他们对洪秀全又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例如“伏惟我真圣主陛下聪明天亶，智勇天锡，肇造区夏，奠安九有。数年以来，天戈所指，妖匪剪灭，胡虏自亡。诫我天父权能，天与人归，古今罕匹之盛世也。”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太平天国文书中，这样的阿腴之辞是绝无仅有的。
“六十七将领”当时处境困难，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不对洪秀全阿腴奉承。为了讨好洪秀全，又不得不说几句违心话，把自己所敬爱的石达开指责一番。这是容易理解的，不必深责。我们把这个问题探讨清楚，既不是为了替石达开平反，也不是为了追究“六十七将领”的责任。只是为了澄清一些别有用心的不实之辞，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而已。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探索》198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