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早就草点过《四洲志》一书，以难于索解之处太多，研究中断。
事实证明，这是一部必须做艰苦校勘的书。不做校勘，既读不通，点不下去；林则徐对译稿所作的重要修改和补充，也难于发现和证实，影响对此书的确切评价，也影响对林则徐的评价。
林则徐对此书修改定稿，已经整整个半世纪了，学界对它的历史意义、有无整理价值、应如何整理研究等问题，仍有不同看法。本文即为此而作。力不从心，谬误难免，厚望方家赐正。
一
约9万字的《四洲志》，其绝大多数内容是林则徐要梁进德从厚达1500多页的The Eneyelopacdia of Geography，即原著的美国版摘译和据书中地图加译的。要校勘，首先就要弄清楚《四洲志》译自该书的哪个版本。原著的首版是1834年在英国出版的，原名An Encyclopacdia 0f Geography，后来转到美国出版，改了书名的首字，从1837年起，连续出版多年，版本很多；但从林则徐获得此书的时间看来，可供考虑的版本只有几种。《四洲志》译载不少1835年的统计数字和一些声明为1836年的情况。光是这一事实，即可否定一位日本学者考为译自原著1834年英国版之说；还戳穿了这位“学者”不但未对这个问题做过考据，甚至连仅得9万字的《四洲志》也未粗读一遍。附和此说的学者，都受骗了。我国学者大都认为译自原著的美国版，这是对的；但有些论著考为译自原著1836年美国版，亦无确据。原著美国版首版的出版登记手续虽是1836年办的，出版广告也是这年的10月发的，但出版时间要晚一点，现通称该版为1837年版。笔者读过原著从1834年至1849年的几个版本，惜未全睹1837年至1839年这三个版本，还不敢肯定是1837、1838或1839年这三个版本中的哪一个，只好说可能性较大的是前二者之一。
要校勘，还得参考上世纪40年代引用《四洲志》抄本文字的古籍。首次刊载《四洲志》的是1843年初出版的《海国图志》五十卷本；但有关古籍证明，《图志》撰人魏源手上的《四洲志》抄本，并非最好的抄本。
80多年以后才出版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四洲志》是据《图志》转辑的，文字略有出入。《小方壶》本《四洲志》的辑者知道魏源“重辑”《四洲志》时删掉抄本的100多字；但不知道他在“重辑”过程中已经改动原抄本若干节的顺序以适应《图志》的编辑体例。只要留心看看这个版本的首句和头几节，就会怀疑不大可能是原来《四洲志》抄本的顺序。
由于《四洲志》一书的讹脱衍倒很多，多处读不通，整理此书时用原著作校勘，或者说在未能确考译自原著何版之前，用比较接近该版的原著版本作校勘，是非常必要的。某些一看即知其讹的语句，也应校改或作简注。选举前人草点件中的两例，即可说明问题。
（1）《四洲志》的英国“王宫岁用”（Civil List）那一段，前人草点如下：
王宫岁用
甘文好司岁输银二百五十五万元，凡有金银矿所产金银与赃罚银俱供王宫支发。称国王曰京，岁需银三十万元。称王妻曰郡，岁需银二十五万元。值宿官曰占麻连、管马官曰士底赫、管家官曰麻司达阿好司，岁需银七十七万元。护卫官曰班侍阿勒尔，岁需银三十七万五千元。此外尚有津贴罗压尔之官、嗌士达之官、唔官、里士曼等官，岁需银八十五万元。综计每年王宫需银五百九万五千元。
要是采取最简单的整理形式——仅作标点，谁来点，也会大体如此。但仔细看看，就觉得这159字的一小段，问题实在太多了。
1、无论校以原著或核以史实，所谓2550000元就是威廉四世朝（1830—1837）初期议会新定的宫廷用度510000英镑的1∶5折算。新定的宫廷用度是王室特权为下院议员严加限制的典型事例，当时每年的宫廷用度决无加倍可能。译文不合理地移原著上文一长段中的the king is entitled to all royal mines of gold and silvcr和estates may revert to him by escheat，from the commission of erime by their posscssors二语到这一段，并译为“凡有金银矿所产金银与赃罚银俱供王宫支发，这就使读者不大容易察觉段末的宫廷用度总额是一个误增的数字。原著明明说“总额为510000英镑的宫庭用度，分项如下”，表列的各分项相加就是510000英镑，即2550000元；译文对其中一个分项漏译1000英镑，折合5000元，那就应说“综计每年王宫需银2545000元”，但段末“综计”却是5095000元。很明显，这是错误地把原著正文中的510000英镑同表上的分项数字加了起来，并减去漏译的1000英镑，再乘以5的结果。当时引自《四洲志》抄本的其它古籍，亦作5095000元，可见不是抄写人的责任。是什么想法造成这样的误译？未得其解。
2、关于“值宿官”、“管马官”、“管家官”三名，引自《四洲志》另一抄本的《兰伦偶说》作“值宿者”、“管马者”、“管家者”。此句原著作Salaries in the departments of Chamberlain，Steward，Master of the horse，……。似《偶说》作者梁廷楠手上那个抄本的文字较接近原意，疑这句的三个“官”字均非原译。《四洲志》的音译名，绝大多数是梁进德用他十岁以后才在南洋学会的闽南语音译的。由于这节译文的前面那一节出现过“马士达阿付厘夥士专司马政”一语，聪明的梁廷楠可能因发现前后二节的译名自相矛盾而在《偶说》中有意不引“士底赫”、“麻司达阿好司”等音译名。《图志》本“马”、“家”二字显然倒置，疑为译者笔误。
3、原著Civil List的最后一项是Pensions，￡75000；应译“国王赏赐金375000元”。很可能是译者把Pensions误为Pensioner，并译为护卫官；未见版本误植此字的可能性不大。当时引用《四洲志》抄本的其它古籍亦作“护卫官岁需银375000”，可见责任在译者。不懂英语的人要制造这一错误也是造不出来的。但把国王赏赐金误为“护卫官”，就使有关语句都变得不可理解。即令读者是一位未学过英国史的学生，只要仔细看看，也会提出疑问：一名护卫官或跟班的年俸为何高于国王25％，高于王后50％？讲不通的。
4、“津贴罗压尔之官、嗌士达之官、唔官、里士曼等官，岁需银八十五万元”一句，《偶说》作“罗压尔嗌士达唔官里士曼各官，岁津贴八十五万”，也错得少一点。原著此句作Maintenance of royal establishment，￡171000；应译“皇家机构维持费855000元”。梁进德未能意译royal establishment，仅作音译；但不会把royal译为“罗压尔之官”、也不会把establishment一词分解并译为esta之官、b（闽南语b、m读音近似）官、lishment官的。“官”字满天飞，疑与定稿、抄稿等环节有关。
在整理者也读不懂这段文字的情况下，难于苛求：但真相既白，却要求不作校注、不必校改，仍按原译文标点，谁能点得下去？
（2）《四洲志》“育奈士迭国”（United States美国）章中的一句，前人草点为“耶稣纪岁千二百九十二年（宋祥兴十五年），吕宋之戈揽麻士乘船西驶，始知此地。”要是按原译点，谁来点，也不会有标点上的困难。
但学者们一眼即可看出所谓“吕宋”就是西班牙，“戈揽麻士”就是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英语作Christopher Columbus）。哥伦布于l492年西航抵美洲，是众所周知的。怎么提前了200年？祥兴二年陆秀夫就负宋帝■赴海死，南宋亡，何来祥兴十五年？所谓“宋祥兴十五年”应是元代忽必烈那个至元年号的二十九年。但1292既为1492之讹，就应把译文的头一个“二”字校改为“四”，并推后200年，把“宋祥兴十五年”校改为“明弘治五年”。所见原著诸版多处提到哥伦布初航抵美洲之年、一再提及他到达Hispaniola岛（海地岛）之年都没出现差错。即令译者所用的是笔者未见的版本，也可肯定所谓“耶稣纪岁千二百九十二年”必然译自该版美国章历史节的第二行，倘或该版的那一行，确把哥伦布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之年误植为1292，那就绝对证明林则徐交给梁进德翻译的就是这个版本。
话说回来，如果连这么明显的错误也不校改，能够称之为“整理”吗？
《四洲志》一书并非每段每句都像上举二例那样错得一塌糊涂；但这部书的问题很多，较难整理。是否值得花那么大的气力去校？这就要看如何评价此书的历史意义了。
二
前人断言林则徐对《四洲志》译稿所作的修改，仅属“润色”。数十年内，对《四洲志》一书的评价，多受此说局限，局限于把此书评为我国翻译西洋地志之始，或评为我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突出事例。至于林则徐在修改译稿的过程中，究竟看出哪些重要问题，作出何种反应，是否在译稿的修改件上有所表述，长时间内都无人进行探索；仿佛“润色”二字就是真理，谁也不应逾越。但是，译稿的原改件已佚，首倡此说的老前辈既不可能就该件进行分析，也没把《四洲志》刊本同据以翻译的原著作过比较研究，甚至连原著的书名也不能准确地写出来，何以知林则徐对译稿的修改皆属“润色”？经过比较，笔者认为，除对译稿作“润色”和把少量我国古籍的内容辑进此书外，林则徐还对译稿作了实质性的、并且是很重要的修改和补充。证实这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对评价此书和林则徐本人的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1）从《四洲志》的首句开始，林则徐即就译稿中他能够发现的有关我国领土的错误提法作了一系列精心修改。也许他只知道那些提法译自原著，不一定知道原著对我国领土捏造了一整套荒谬的“地理概念”，他的那些修改或为就事论事亦未可料；但这些修改却击中了原著这个方面的要害，实际上是对原著肆意歪曲我国领土、损害我国主权的谬论作了义正词严的驳斥。
哪一句是《四洲志》的首句？小方壶本《四洲志》，始于以“安南在暹罗之东北，国都建于傅依（Hué顺化），亦原有三国”为首句的安南节；但这一句不可能是林则徐定稿的原抄本的首句，这一节也不可能是原抄本的首节。如此起句已令人怀疑此节会在暹罗节（该本第二节）之后，且既云“亦原有三国”，也可料想，前面必有包含意似“原是三国”四字在内的另一节。果然，在该本第三节（缅甸节）中就有这四个字。要分析的问题，仅在原抄本究竟是从小方壶本《四洲志》的第二节或第三节开始。这就要看那一节的首段是中印半岛数国的总论了。该本第三节的首句“缅甸与暹罗、安南三国在阿细亚洲南洋，欧罗巴人以其与印度交界，统谓之印度外”，译自原著FurtherIndia这一章的简短前言，第二节的首段译自该章第一节General Outline and Aspect，都带有总论性质，不易分辨。但细看第三节首句，在“缅甸”二字之后着一“与”字，就带有分论性质；且含有“原是三国”四字的这一节，如为长达千数百字的第二节隔开，亦难于与含有“亦原有三国”五字的那一节联系。这样，原抄本的首节就非该本的第二节莫属了。该本第二节以“安南、暹罗、缅甸三国幅员相接，北与中国西藏、云南、广西交界……”一语开始的第一段，显然是这几个国家的总论，此语亦即全书首句。乍看起来此语亦无惊人之处，但对校原著，它的意义就突出起来了。
原著的前后版本证明，1837年至1839年这三个版本或更晚得多的版本，对中国领土的那些荒谬论述都是一个调子。原著在FurtherIndia这一章中频繁使用，在该章首节亦一再使用China and Thibet（“中国与西藏”）这一荒唐的提法，孤立地看这一章，可以说当时的原著就是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藏”的谬论。但综观全书，实际上是制造“三个中国”的谬论。原著把当时的我国领土分为三个部分：1，约500万平方公里的China（中国）；2，约200万平方公里的Thibet（西藏）；3，约五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Eastern Tartary（东达达里）。所谓东达达里包括当时东起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的辽阔的我国北部地区。对于后两部分，原著有意使用foreign dominio of China一语。这几个字有点费解，姑译之为“纳入中国版图的外国领土”。原著把当时的我国领土分为近3章论述：1，Chian，2,Thibct，3，Tartary章的一大半。对于东达达里，原著使用了为foreign power（外国政权）统治一语。从原著英国版到原著美国版首版，时间不足三年，原著就不得不对Tartar一词作补充说明，可能是作者们已经发现在满洲一名出现以后的两百年间，特别是此名出现才9年，中国的历史就已进入清朝时期，要说Mandshuria（满洲）为何种“外国政权”统治，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但他们仍不放弃把Mandshuria列为Tartary的第一个大地区的写法，这就更加无法自圆其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原著先后在英、美出版的上世纪30年代，这个政权是一个落后、腐朽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对中国的各个区划、各族人民来说，都是本国政权，而不是什么“外国政权”。这个政权管辖下的每一寸领土都是中国领土；而不是什么“外国领土”。成书于此时的原著，不去谴责正在蚕食和企图鲸吞我国领土的西方国家，反而制造上述奇谈怪论，无非是想把这些中国领土纳入西方侵略者的版图，无非是想把这些中国领土置于西方国家的统治之下罢了。原著撰人Hugh Murray等及同时期以类似观点用外文或中文编写地理著作的“学者”，实际上都是西方国家侵略政策的代言人。
有人问难：原著也把英国分三章论述，难道也是制造三个英国？回答很简单：原著的英格兰章历史节用The union with（合并）与苏格兰联结起来，接着又用Thatwith与爱尔兰联结起来，甚至连爱尔兰革命也称之为“叛乱”；这同胡说我国的大部分领土是纳入我国版图的外国领土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
《四洲志》不译专讲我国的近三章，仅摘译原著的其它章节。但原著对我国疆域的刻意歪曲，是周密地贯彻到有关章节中去的。《四洲志》首译原著的Further India这一章。林则徐既不知此名在原著英国版中原作Indo—Chinese Countries（印支国家），也不知美国版改用新概念的用意。但他对“中国与西藏”这一居心险恶的提法是看得很清楚的。《四洲志》的首句，就是他把译自原著的安南、暹罗、缅甸三国“北界中国与西藏”改定为“北与中国西藏、云南、广西交界”的。“中国西藏、云南、广西”这8个字，用现代汉语说，就是“中国的西藏、云南、广西”，意即西藏同云南、广西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不容歪曲。随后译稿在缅甸节中再次出现缅甸“北界中国与西藏”之句，林则徐又改为“北界云南、西藏”，意即西藏同云南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再后，在悉毕厘阿（Siberia西伯利亚）那一章中，原著说西伯利亚隔着大山脉南接东、西达达里，林则徐又把译稿中的“东达达里”改为黑龙江、蒙古、伊犁等处，意即根本不是什么“东达达里”，而是我国的这些地方。其中“黑龙江”三字，包括镇守黑龙江一带的黑龙江、吉林二将军辖区。原著借“地理著作”有计划地而且很严密地贯彻西方侵略者分裂中国的阴谋；而为了维护我国的领土、主权，从《四洲志》的首句开始，林则徐就在他能够发现的问题上，对原著的谬论作了一系列的批驳，这样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怎能说是“润色”呢？这样看来，《四洲志》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翻译“西洋地志”的书；而且是我国第一部批驳西方地理学中某些捏造出来的荒谬绝伦的“地理概念”的书。
我们有责任把这一历史真相公诸于世，再也不能让林则徐这一重要爱国表现被“润色”二字掩盖起来了。把他的这些重要修改视为原著本有的“译文”，根本就是极大的误会；也是应该澄清的时候了。
又有人问：何以知这些语句一定不是译者交稿前就改写了的？回答也很简单：姑勿论译者的职责如何；如果他有这样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这部书就不会出现本文第三部分将要提到的例如“阿山”一类的漏着了。
（2）《四洲志》也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第一部称赞“不立国王，仅设总领”那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优于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君主制的书，书中的有关语句并非原著本有、并非译文，而是林则徐在修改定稿时加上去的本人体会。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步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该说，林则徐的这些见解是很先进的，说他是我国的维新先驱，一点也不过份。由于过去认为《四洲志》的那些语句译自原著，因而把魏源定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发表这种见解的学者和政治家。现在看来，这一论断似有改写的必要。
学者们知道，《四洲志》据以翻译的原著美国版，对上世纪30年代仅在英国出版过一次的英国版作了较大修改。这些修改有删去段落编号、改变提法、换上或补充新的统计数字、换上新的美国地图和加上声明是美国版补充的段落，等等。但美国版本身却很少改动。虽连续出版多年，甚至极其大量的统计数字也依然如故。所见原著美国版各版的美国章均无笔者认为是林则徐加上去的那些语句。
在《四洲志》的美国章中，从不同年份的美国人口统计开始的那几个译段，就是所见原著各版该章的Civil and Social State（人民和社会状况）那一节头几段的翻译和补充。原著这一节的头三段和所附几个统计表被合并为一个译段。其中第二段的评论语句移至这一译段的末尾。这一译段，不但各项统计数字都译得比较准确；经林则徐润饰过的评论语句也译得贴切典雅。原著此节第四段的内容，就是《四洲志》这一节的第二译段。看来译文也经过林则徐的加工，但与原意吻合。越过原著此节第五段往下看，译文又与原著第六段大意相同，仅末句稍有出入。但原著此节第五段却与《四洲志》此节第三译段很不一样，特别是后半段。关键就在这里。现将所见原文和《四洲志》这一段的文字均录于下：
原文为：“The United States，”says a very clever English writer，“were colonized a century later than Spanish America；but their brilliant and rapid progress shows，in a striking light，how much more the prosperity of nations depends on moral than on physical advantages。The North Americans had no gold mines，and a territory of only indifferent fertility，covered with impenetrable woods；but they brought with them intelligence，industry，a love of freedom，habits of order，and a pure and severe morality。Armed with these gifts of the soul，they have converted the wilderness into a land teeming with life，and smiling with plenty；and they have built up a social system，so pre-eminently calculated to promote the happiness and moral improvement of mankind,that it has truly become the envy of nations。The charactcristic facts in their conditions are the non—cxistence of tithes，of privileged classes，of corporations in our sense of the term，of a landed arisocracy，of mendicity except to a very limited extent，and of an endowed church：the cheapness and effieieney of the government，the universality of edueation，the omnipresence of its periodical press，the high feeling of self—respect which exists in the very humblest classcs，and the boundless spirit of enterprise which pervades society from top to bottom。The higher clsses are less polished than in England，the middle are perhaps，less carefully instructed；but the American people，taken collectively，are better educated,and have more intelligence and manliness of character，than any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四洲志》的这一段却作“传闻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之初，野则荒芜，弥望无人；山则深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数百年来，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足见国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诸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细看这段文字，既然讲的是美国发展之“遽”，为何用1／3的篇幅去谈南美“开垦之初”的情况？讹译问题很快即可发现。所谓“大吕宋开垦南弥利坚”，实际上是原文“育奈士迭之拓殖晚于大吕宋南弥利坚（西班牙美洲）一个世纪”的讹译。随而北美“开垦之初”的情况，也讹为南美开垦之初的情况。接着，原文的Wilderness被译为“野则荒芜，弥望无人”；covered with impenetrable woods被译为“山则深林”；had no gold mines被译为“莫知矿处”；a territory of only indifferent fertility被译为“壤则启辟，始破天荒”。而their brilliant and rapid progress，被译为“育奈士迭遽成富强之国”；shows，in a striking light（显示），被译为“足见”；the prosperity of nations被译为“国家之勃起”；depends on……the boundless spirit of enter prise which per-vades socicty from top to bottom被译为“全由部民之勤奋”。这一译段的前半就是这样误译和摘而意译出来的。
至于后半段，那位英国作家的说话是从社会状况方面立论，而不是从政体方面立论的，只提到美国“没有特权阶级”、“没有土地贵族”，根本没有“国王”、“总统”等词。原著的美国政治那一节对总统制作了详细介绍，“不立国王”，虽在意中，但无此语。《四洲志》中的这一段，从“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开始，虽还可能用上原译稿的一些语句，但实质上已是林则徐本人的文章了。原文的the omnipresense of its periodical press，意为“报刊随处可见”，如果梁进德把omnipresense误为omnisienee，“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这一句，就与原译有关；不然，就没什么关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可能是the cheapness and effieieney of the government的意译，或对译文再加工，“与贤辟所治无异”，则是林则徐本人加上去的对当时美国总统制的高度评价。原文末句意为“美国人之教育、才智与勇敢，均优于世界上其它各国”，林则徐把它改了，改为“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
要是梁进德使用的那个原著版本与所见版本的这段原文根本不同，是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巧合的。可以绝对肯定，即令梁进德使用的是笔者未见的版本，这一段也必然引用，而且就像已见版本一样全引那位英国作家的整段说话。至于“封建郡县官家之局”是什么意思，可能Murray等人连阅读的条件也不具备，更不用说在原著中以意似的话来表达了。
从大约半年以后林则徐把《四洲志》抄本、高理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通译裨治文）用中文撰写的《美理哥国志略》及其它许多资料交给魏源，嘱他撰写《海国图志》这一事实看来，当时的林则徐在政体问题上开始有新见解是不足为奇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关系中国命运的严重时刻，清朝政府的腐败暴露无遗，这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目睹身受，使他深深忧虑我国的前途，也易促使这种见解形成。在修改《四洲志》译稿时，含蓄地表达他对政体问题的新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要是管见经得起验证，长期被“译”字掩盖着的林则徐这一重要思想，就应重新获得它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魏源在《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和一百卷本中对这一思想所作的重要发挥，其所起的作用仍不能低估。但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涉及这一问题时，有些提法就应有所调整了。
（3）在《四洲志》一书中，林则徐对世界各地的民情习俗也表达了他的重要见解。他对摆出太上学者架势的“欧洲人”随意非议东方的风俗习惯相当反感。印支各国吃蛇，Murray他们评为“欧洲人所憎恶的”，林则徐把这句话改为“盖近中国闽广之风矣”。我国闽广一带就吃蛇，那些欧洲太上学者们（Murray其人就是写了原著的英国版后才徙居美国的）实际上把我们的风俗习惯也骂在内了。这种无理指责，当然要引起林则徐的愤慨。林则徐所作的修改，意在说明应该尊重世界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应妄评。林则徐在修改译稿关于印支国家各种丧礼的评论时，因受旧观念的束缚，虽觉得火葬一类丧礼“惨”了一点，仍积极为之辩护。在他为印支各国的风俗习惯所作的辩护中，有些论点似欠足够证据；但整个说来，都是从尊重各国习俗这一基本点和友好睦邻政策出发的。
经过认真研究才判断《四洲志》的整理价值、评论它的历史意义，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似较稳妥。反过来说，如果不去钻研，不审查前人的结论，是会一叶障目，很重要的问题也会视若无睹的。
三
《四洲志》的确是一部相当难读的书。
此书首节在说了喜马拉雅山“最高”之后，接着就说“次则以阿山为最”。“阿山”指什么山？很难想象。由于译得太简，精明的林则徐也未发现这句译文牵涉到边界问题，只好保留原译。校以原著，才知道此句译自The mountains……which form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Assam are exceedingly lofty,falling little short of Himalaya。阿萨姆地处著名的阿萨姆平原，或称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它的北境之内，根本就没有原著所说高度仅次于喜马拉雅的高山。英国才夺得阿萨姆不久，这种捏造的地理概念就出笼了。目的何在？无非是想把阿萨姆的疆界向北推进，吞并我国西藏的一块。这一捏造，不啻是几十年后那荒唐的“麦克马洪线”的张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决不能信手把“阿山”加上地名线了事。这样一类的问题给我们上课了，不作校勘，是根本不行的。
“英吉利”似乎是一个小学生也懂得的国名，但它译自原著何名？查遍原著的英国部分都无此名。原著提到Anglcs这一种族名，《四洲志》未作翻译；East Englas则译为“依掩那司”。其实《四洲志》的“英吉利又名英伦”一语是一句带有注释性的译文。“英吉利”是沿用流行已久的译名；“英伦”译自England（英格兰）。在我国古籍中，1745-1751年成书的《澳门纪略》始用“英吉利”三字译英国。但从1707年起，英国的正式国名已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王国；England是它的领土的主要部分，也是它的惯称。但England或Great Britain都不能与“英吉利”三字对音。《纪略》的两位作者都懂得一定数量的葡文名词，并能较准确地用汉语注音；但没资料证明他们懂得别的外语。而葡文称英国为Monarquia Inglcza（英吉利王国），称英国领土的主要部分England为Reino de Inglaterra。《纪略》的“英吉利”三字，显然译自葡语。在此以前，在1717年的奏折和在1730年成书的《海国闻见录》中都有与“英吉利”三字首字相同，末二字音同字异的译名，但那时候葡语还是中西贸易的通用外语，似更可能译自葡语。到18世纪90年代“英咭唎国”一名已常见于官方文书。若干词典认为我国古籍中的“英吉利”一名译自England，也有对England一名作词源考释，从中挑出一个可同“英吉利”对音的词以证其说的；还有学者干脆说此名译自English（英国人）似皆局限在英语范围内考虑，不一定符合二百几十年前的实际。
《四洲志》的地名多，弄错了的地名也不少。像“义唔”、“叶希里”一类地名，因错在首字，书中所示条件又过少，是较难解决的。但只要原著的地图在手，“叶希里”这样的地名还较易校出是“艾希里”之讹；“义晤”这样的地名，难度要大得多，要费较大力气才能考出是“差唔”之讹<%参见拙作《有关＜海国图志＞的若干问题》，《求索》1988年第3期。%>。不过，这种难关是一定要闯的，不然，问题就只好老是挂着。至于像“浔伦冰雪”一类地名，虽然译得古怪；一查对原著，是较易证实为瑞士的Shreekhon和Grimsel等冰川的。
林则徐要梁进德把原著正文没讲清楚的许多国家的省或州、郡的四至都译出来。由于原著的分国图都很小，在这些地图中，省或州、郡名又往往以编号作注表示；为了译这些区域的四至，梁进德据原图编号译绘了一批草图，可惜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由于他的工作做得不够精细，这些“四至”错了很多。法国的省级区划多，第一个省—西尼爱西（Seinc and Oisc塞纳——瓦兹）的东界就弄错了。说这个省“东界西耶玛尼”，当然是“东界西尼玛尼（Scinc—et—Marnc塞纳—马恩）”之讹。梁进德不会不知道从当时的塞纳—瓦兹往东，要经过好几个省才到德国西部，“耶”字不是译者笔误，就是抄者抄错。说第三个省——罗阿付（Lower Alps下阿尔卑斯）“西界鬲”（Gard加尔），原因在他绘草图时，就把沃克吕兹（Vaucluse）这个省漏掉了。漏掉这个省，不但把下阿尔卑斯的西界弄错，而且导致与沃克吕兹相邻各省的省界都发生错误。瑞士的国境较小，州不算多，但也出现“洼利斯（Valais瓦莱）西界洼利斯”、“额里渠（Grey Leaguc）东界斯渣付侯新（Schaffh0uscn沙夫豪森）”等不可索解之句。瑞士瓦莱州之西是现在法国的萨瓦（Savoy）地区，当时地图作Sadinia States。“额里渠”一名，当时地图多用法文名Grisons，即今Canton of Graubundcn（格劳宾登州），它的东面根本不可能是瑞士最北的沙夫豪森州，而是现在的意大利。诸如此类的错误，不胜枚举。大量的省、州、郡界错误，不校不行；但要核对清楚，就得用较多时间。
“北都鲁机”（Turkey in Europe）这一章出现“欧罗巴各国与腊体讷国同时兴兵”之句。在“欧罗巴各国”之外的“腊体讷国”是什么国家？很难想象。校以原著才知道是“……the European powers to the great enterprise of the crusades 。The Latin nations poured in with a force……”，意为“欧罗巴列强遂组织十字军，拉丁国家之兵源源开至”。本在欧罗巴各国之内的拉丁国家，竟译为在欧罗巴各国之外，不校出来，那个“腊体讷国”便要成为不解之谜。
一些不常见的地名，如中非的“沙达卢根戈卢领尼古墨鲁古富腊卢五小国”，西非的“领几腊阿几浯洼扫阿广磨四国”和“雅漫阴达那安麻诸国”，不逐一查清是Satadoo，Konkodoo，Dindikoo，Brooko，Fooladoo，Dinkira，Akim，Warsaw，Aquamboc，Gaman，Inta，Dagwunba，并逐个用闽南音比对，安知译文一定准确，又怎能准确地把顿号点上去？
人名问题有时也影响地名。梁进德所译的“凝匿士王”，就是成吉思汗。从林则徐反驳原著的构思看来，如果他发觉凝匿士王就是成吉思汗的话，肯定要把梁进德所译的“鞑鞑里之凝匿士王”改为“蒙古之凝匿士王”或“蒙古之成吉思汗”的。但他没看出这个人名是谁，只好保留梁进德的原译。
从《四洲志》缅甸节的上下文分析，当然也可判断“阿罗般部落”一名只能是雍籍牙（Aungzcya），但外国通用的是Alaungpaya一名，为何译作“阿罗般部落”？查出原著使用Alompra一名，就可取得更确切的证据。由于《四洲志》所用“部落”二字甚多，绝大多数指行政区划，而人名线又同地名线一模一样。只加人名线，恐怕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四洲志》一书在历史事实和人、地名方面的错综乱译，莫过于意大利章所说的“其他上古无主统摄，各霸一方；嗣里渣赤之益喀尔西阿士王始并各部落为一，名曰罗汶国（Rome）”了。传说公元前8世纪时，罗慕洛斯始建罗马城，开创罗马的王政时代，到公元前6世纪又出现罗马共和国，约在公元前3世纪意大利半岛就基本上统一了。罗马帝国的历史早于基督教的历史。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里渣赤”一名是States of the Church（教皇国）后半的译音，而“益喀尔西阿士”则是Ecclcsiastical Statcs（教皇国）前半的译音。原著既未提到Ecclcsias这么一个王，也没说他是statcsoftheChurch之王，更没说到他那时才并“各部落为一，名曰罗汶国”。教皇国的出现很晚。到它出现，已是公元8世纪了。原著提到the Pope，tem－poralruleroftheStatcsoftheChurch（教王是教皇国的世俗统治者），即令据此硬把Popc变作原著所无的ecclesia王，甚至ecclesia’s王，也不能说是到教皇国的教王时，“始并各部落为一，名曰罗汶国”。
在年代方面，由于译者没充分理解Ccntury一词的意思，像把第5世纪译为“耶稣纪岁五百”，第10世纪译为“耶稣千年”，12世纪译为“千二百年”，15世纪译为“千五百年”等一类问题充斥全书；不作校勘，许多年代均与史实对不上号。但不能说他所译的多少百年都是第几世纪之讹，在英国部分，他译的“八百年（intheycar800）间，委屑司（Wessex韦塞克司）之伊末（Egbert爱格柏）遂并七部为一，……”就译对了。这就只好对他翻译的年代，逐一查证。
今人较易翻译英国内阁那12个大臣。但梁进德既漏译外交大臣，所译的11个大臣，也只能对其中二者释意，把掌玺大臣释为“管印官”还可以；把首相释为“管库官”，就会与财政大臣分不清了。其它9名大臣他都用闽南语音译。殖民地和战争大臣（Secrctary of State for Colonicsand War）译为“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哥罗尼士奄窝”，内政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译为“色吉力达厘［阿付］士迭火厘火伦厘拔盟”；前者长达16字，后者如补上漏译的of，也长达16字。这一类译名还较易猜。像“阿西士庵尼西布莱阿士衙门”这样，译名虽较短，但因译音欠准，又杂有拉丁文，就不易一下子猜出是C0urtsofAssizeandNisiPrius（巡回审判法庭）。至于法国的ChamberofDcputics，在未能意译为众议院的条件下，音译未尝不可。但把此名译为“占马阿富衙门”，错将“议员”作“衙门”，不弄清楚是无法理解的。
梁进德不会不知道carry0nbanking的最普通意思就是“经营银号”，原著在说欧洲土耳其的犹太人carry0nbanking之后，紧接着就说放高利贷，更使此语非译“经营银号”不可。但他因在上文译了“犹太人即不见重，所至受人欺凌”这一句，便怀疑“经营银号”与“所至受人欺凌”有矛盾；结果，挖空心思把carry0nbanking译为“以烧面为业”。这样的译文，虽然煞费苦心，还是大错特错。不校出来，是会莫名其妙的。
至于译者将“鲸”译“鳅”，那是有所据的。在《四洲志》中，Whalcb0ne一名有二译，既译鳅鱼骨，也译海鳅骨。露脊鲸旧称海，鳅通，遂作鳅。Whalcbonc是无齿鲸类口部的角质薄片，今译鲸须。现在的译名也不见得很准确，梁进德的译名更不准确。这样一些翻译，属于始译难工，就不能说是讹译。
总的说来，《四洲志》是一部很有整理价值、亟待整理又较难整理研究的书。争论焦点在要不要作艰苦的校勘。但什么是认识和整理这部书的钥匙？答案似乎是非常明显的。
1990年初稿，1992年稍作修改
（资料来源：《暨南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