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与1791年，统治尼泊尔的廓尔喀族两次入侵西藏，挑起中尼战争。英国对中尼战争采取了何种政策?对此，魏源在《圣武记》卷5《乾隆征廓尔喀记》中说：“福康安进兵时……廓夷南告急于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实阴倡其边鄙。廓夷两支强大敌，洶惧无计”1，不得不请降。清末不少著名学者和政府要员均视此记载为信史。纷纷引用，例如徐继畲就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侵扰后藏之事，在《瀛环志略》中写道：“英人闻中国进兵，亦兴兵扰其边，廓尔喀震恐，赴大军乞降，献还所掠”2；王之春也说英吉利属部“噶里噶达，佯以兵船赴援，而阴窥其边境，廓夷两支大敌益惧，再遣使军前乞哀”3。其实，魏源上述记载是错误的，在两次中尼战争中英国均未派军援助中国攻击尼泊尔；相反，英印总督考伦华理斯（Cornwallis）以中立为幌子，利用中尼冲突，积极推行前任总督哈斯丁斯（Plastings）打开西藏大门，从中国后门进入内地的政策。英国采取这一政策与18世纪后期的中英贸易有关。
一
18世纪后期英国对华贸易有较大发展。英国从中国输出的产品主要是生丝和茶叶。从1717年起，茶叶开始取代生丝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华购买的主要商品4。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每年销售的茶叶量约5万磅，到18世纪末。茶叶销售量已达2千万磅，即不到100年的时间增长了400倍5。英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激剧增长。而英国棉毛织品和其他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却长期滞销，为了购买中国产品，英国不得不向中国支付大量现银。英国白银外流以及粤海关官吏贪污勒索，引起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工商界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南北气候不一样，北部寒冷，需要大量棉毛织品，如果英国对华贸易不只限于广州一口，英商能前往更多地区贸易，就既能摆脱粤海关官吏勒索，又能扩大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看来，打开西藏大门就是达到上述目的的重要途径之一。
1757年普拉赛战争后，英国确立了对印度的统治，几乎从那时起，英印统治者即渴望打开西藏大门，发展印藏贸易，使西藏成为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从西藏获得在广州购买中国丝、茶等产品所需的资金，同时，试图通过班禅或达赖喇嘛的引荐，同清廷建立联系。1774年和1783年，哈斯丁斯曾先后派遣博格尔（Bogle）和土纳尔（Turner）进藏活动。拉拢班禅与仲巴呼图克图，企图打开西藏大门。魏源在《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中说：“英夷之与我互市，则又有海而无陆”6。此说不确。
自博格尔入藏后，经由尼泊尔、不丹的英属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有了初步发展。据土纳尔有关其出使西藏的记载，当时英印领地向西藏输出的商品有次等绒面呢、鼻烟盒、小刀、剪子、眼镜、丁香、肉豆蔻、檀香木、珍珠、绿宝石、蓝宝石、天青石、珊瑚、黑色大理石、琥珀、贝壳、棉布、皮革制品、烟草、靛青与水獭皮；从西藏输入的商品有砂金、麝香和硼砂7。特别令哈斯丁斯感兴趣的是土纳尔关于西藏砂金的记述。土纳尔说他在西藏时一小口袋砂金仅值7卢比，几年前甚至一度下跌至3卢比左右8。然而正当哈斯丁斯大做其黄金梦时，英国国内围绕改组印度殖民地管理机构的政争进入高潮，1785年他被迫辞职离印回国。代理总督麦克菲逊Macpherson以及1786年出任英印总督的考伦华理斯继续奉行向西藏扩张侵略势力的政策。1787年，英国政府首次派政府使团前往中国，出任使团大使的卡斯卡尔特中校Lt. ——col. Cathcart是孟加拉陆军军需署署长。此次出使的经费，包括大使的年薪6000英镑以及向中国朝廷大臣赠送礼品等所需费用，均由东印度公司承担9。英国政府特地指示卡斯卡尔特同英印总督考伦华理斯保持密切联系。最初，英国使团曾拟经西藏去北京，后因考虑到道路漫长艰险。才决定仍由海道至广州，再转赴北京。但卡斯卡尔特建议一俟使团抵达北京，他即派使团秘书阿格纽Agnew经西藏回国10。这说明英国殖民主义者始终未放弃进入西藏的打算。
1788年6月，卡斯卡尔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英国首次赴华使团不得不中途返回英国。国务秘书邓德斯Dundas计划再次派使赴华，拟商请英印总督考伦华理斯帮助物色赴华使团大使人选。恰于此时爆发了第一次中尼战争。
二
1788年，尼泊尔统治者派军侵入西藏，占领了聂拉木、宗喀和济咙。清廷谕令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率军进藏抗击尼军，后又加派理藩院侍郎巴忠进藏处理尼泊尔侵藏事件。
当尼泊尔侵略军强占聂拉木等地后，后藏仲巴呼图克图背着清廷驻藏大臣。以自己并假借班禅名义写了两封信派克什米尔人雷哲布（Rejeb）与沃里（Walli）带往加尔各答，向考伦华理斯求援。1788年12月，仲巴呼图克图所派使者抵达加尔各答。经过两个月的深思熟虑，考伦华理斯于1789年初夏致函班禅，他在信中首先对英属印度恢复同班禅之间的通信联系表示高兴。接着，他宣称英国绝不帮助尼泊尔，但也不可能派遣大军进攻尼泊尔，因为：第一，东印度公司不能提供进行一场山地战所需的军费；第二，尼泊尔并未向东印度公司挑衅；第三：西藏属于中国皇帝管辖，东印度公司不愿因干涉尼泊尔与西藏之间的事务而得罪中国皇帝11。考伦华理斯作出上述答复并非偶然。自博格尔和土纳尔相继入藏后，虽然英印政府同后藏班禅建立了联系，印藏贸易有了初步发展，但西藏大门仍对英国人关闭，通过班禅或达赖的引荐同北京朝廷建立外交关系的计划亦未实现。考伦华理斯在复信中强调派军援助西藏存在巨大困难。英国必须付出昂贵代价，意在利用西藏的困难处境，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承担开放西藏市场并协助英国同北京朝廷取得联系的义务，以作为援助条件。当考伦华理斯这封信到达西藏时，巴忠已暗令西藏地方当局允诺每年向尼泊尔赔款300个元宝（合银9600两），换取了尼泊尔从西藏撤军，第一次中尼战争结束，考伦华理斯利用中尼战争从中渔利的企图，未能得逞。
1791年，尼泊尔统治者以西藏地方当局拒绝偿付赔款为由，再次派军侵入西藏，占据日喀则，抢掠扎什伦布寺，达赖和班禅向清廷告急，乾隆命福康安为统帅、海兰察为参赞率大军进藏，反击尼泊尔侵略者，尼军战败。发动侵藏战争的尼泊尔摄政巴都尔萨野（Bahadur shah）素有“亲英派”之称12。随着战争形势对尼泊尔日益不利，巴都尔萨野渴望获得英国的军事援助，考伦华里斯早就想控制尼泊尔，以便经由尼泊尔进入西藏，于是乘机私下致函尼泊尔国王，要求尼泊尔政府同英国订立商约。1792年3月，尼泊尔为换取英国的军事援助，被迫同东印度公司驻贝拉瑞斯（Benares）的代表邓肯Duncan签订商约：根据此约，有英属印度领地的商人运货至尼泊尔销售或者通过尼泊尔境内，不得征收高于2.5％的货税13。这一商约对英国推行以尼泊尔为基地向西藏扩张势力的政策十分有利。
1792年春，福康安在拉萨传檄布鲁克巴（不丹）、哲孟雄和披楞（英印当局），令其围攻尼泊尔。达赖喇嘛也致函考伦华理斯，谴责尼泊尔侵略西藏，达赖在信中写道：“当大皇帝派遣他的官员统率大军进藏的消息传至廓尔喀军队，他们逃离藏境，返回尼泊尔”，但尼泊尔国王为达到其侵略目的，“打算请求阁下援助”。达赖呼吁考伦华理斯切勿派兵援助尼泊尔，因为“大皇帝除廓尔喀外不敌视任何国家，皇帝陛下的准则是采取措施反对首先开衅者，如尼泊尔国王的任何头目或同伙进入你的境内，应立即将其擒获，转交给大皇帝的官员，你如不交出他们，也不应允许他们回国”14。达赖和班禅派一个叫苏纳格里的喇嘛与一名西藏翻译携带福康安与达赖的信前往印度，同年8月抵达加尔各答。同时，考伦华理斯也先后收到尼拍尔国王的两封求援信，在第一封信中尼泊尔国王请求考伦华理斯援助10门大炮、炮弹和10名年轻的欧洲炮手；第二封信除重复前信的请求外，还要求考伦华理斯命令东印度公司驻第拉普尔（Dinapur）的军队指挥官派两营欧洲士兵和两营印度士兵携带军火武器前来援助尼泊尔，所需费用由尼泊尔支付15。考伦华理斯接到双方来信，并不急于复信，而是密切注视中尼战局的进展。1792年9月15日，他从邓肯派驻加德满都的坐探阿布杜尔·卡第·汗（Abdul Kadir Khan）送来的最新情报获悉，中国军队在连续打败尼泊尔军队后，已深入尼泊尔境内，逼近加德满都，尼泊尔败局已定，向尼泊尔国王提供军事援助已无济于事。何况，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英国政府使团正离英赴华。马戛尔尼使华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获得一处居留地；为英国商品在华销售开辟市场；争取英国公使驻北京。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对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极为重视，东印度公司承担了此次出使的全部费用。考伦华理斯考虑到援助尼泊尔必将激怒清廷，从而使马戛尔尼出使失败，尼泊尔是从印度进入中国西藏的主要道路。英国与尼泊尔政府已签订商约，这条进入西藏的道路有可能畅通无阻，倘若协助清军攻击尼泊尔，导致这条进藏道路断绝，必将严重影响英国向西藏扩张计划的实施，不符合英国利益，于是决定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1792年9月15日，也即收到阿布杜尔，卡第，汗送来最新情报的当天，考伦华理斯给尼泊尔国王回信，表示英国不能向尼泊尔提供军事援助，理由是英国公司多年来经由海上同中国皇帝的臣民保持着范围广泛的商业关系，并在中国皇帝的领地设有商馆，如派军援助尼泊尔不仅违犯英国政府的总方针，而且也与东印度公司同中国皇帝长期以来所建立的联系相矛盾16。9月25日，他又给达赖喇嘛回信，全文如下：
我已收到多封藏文信件，随信附有一篇波斯语译文，内容谨悉。所送象征友谊的各种礼物亦已全部收到，这将非常有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来信言及你同尼泊尔国王之间仍存在争端，使我深为关切，因为你们均系英国公司的朋友，我十分希望你们之间消除分歧，和睦相处。
我只能从随信寄来的波斯文译件中得知这件使我极为关切的事，因此，目前仅能从该译件内容作出答复。但其他藏文信件已送往贝拉瑞斯，希望在那里能找到解释这些藏文信件的人。同时，我认为由于我们之间的友谊和睦邻关系，我有责任立即就波斯文信件内容向你通报我的意见。
正如来信所料，廓尔喀国王已就你和他之间长期存在的争端问题写信给我。英国公司除衷心希望同印度各地政权保持最诚挚和友好的关系外别无所求。意识到这一做法的明智性，他们小心谨慎地不以敌对方式干涉外国之间的争端违犯友好原则，除非自卫需要或遭受野蛮攻击迫使他们采取敌对行动。我已本着这一精神复函廓尔喀国王。
你当然知道英国人与尼泊尔国王以及中国皇帝《他向你提供保护》与英国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英国人多年以来同中国皇帝的臣民保持着商务关系。目前在中国皇帝的领地设有商馆，正因同中国皇帝有此关系，获悉你受到皇帝陛下尊崇，并考虑到你希望同英国公司保持睦谊，我极其希望你的政府继续享有和平，结束这场最终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灾难和贫困的战争。有鉴于此，如果我的友好干预能有助于恢复你同尼泊尔国王之间的和睦，我将感到高兴，并将以你们的朋友和调停人的身份进行调解活动。因目前正值雨季，不宜采取调解步骤。一俟雨季结束，我将实行调解计划，届时将派遣一位我所信任的绅士前往该地区，他会充分传达我的意见。我希望由于他的努力，你同尼泊尔国王之间将会实现和解并增进彼此的亲密和友谊。我所信任的这位绅士将随带少数印度士兵组成的卫队，俾便保护自己及其仆人。我向你提及此事，旨在防止出现歪曲事实的报告所引起的有害影响。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致送薄礼，聊表对你敬重之诚，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17。
同日，考伦华理斯还写了两封与上述内容相同的信件送交班禅和清廷派往西藏的大臣。
从考伦华理斯致达赖的信函看，他喋喋不休地吹嘘英印政府奉行和平与睦邻政策并非无的放矢，因为早在博格尔进藏之初，拉萨地方当局曾致函班禅说：“佛林（指英人——引者）好战，常潜入别的国家引起骚乱，然后就使自己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18，对英国侵略者怀有极大戒心。考伦华理斯认为要打开西藏大门。发展印藏贸易，首先必须解除西藏当局的疑虑。他在信中透露尼泊尔国王曾向他求援被其拒绝，意在表明英国在中尼战争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掩盖其侵略西藏的野心。
9月30日考伦华理斯再次致函尼泊尔国王。声称他已派基尔克帕瑞克上尉前往尼泊尔执行调停任务，企图以调解中尼战争为名，同尼泊尔政府谈判边界和通商问题。继续推行以尼泊尔为基地向西藏扩张侵略势力的方针。
基尔克帕瑞克一行在去尼泊尔途中获悉尼泊尔兵败求和，中尼战争结束。英国调解中尼争端已毫无必要，但他们仍继续前进，于1793年2月抵达加德满都。
尼泊尔摄政巴都尔萨野对英国在尼泊尔危急关头拒绝提供军事援助深感失望，加之，以斯里基申（Srikishen）为首的一部分尼泊尔当权人物坚决反对英尼接近，故基尔克帕瑞克与巴都尔萨野关于边界和商贸问题的谈判未获任何结果。基尔克帕瑞克在留居尼泊尔期间收集了大量有关尼泊尔的气候、道路、工艺、物产等方面的情报，并对通过尼泊尔进入西藏问题作了专门研究，他在向考伦华理斯送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西藏气候寒冷，当地居民对英国棉毛织品的需求量很大，上层人士乐于购买双色布（一面系红色，另一面为蓝色或黄色）。为了开辟西藏市场，他主张同尼泊尔另订新商约，要求尼泊尔对来自印度的所有商人给予保护，在尼藏边界指定里斯提（listee）、多阿尔噶（Dhoalka）与鲁素阿（Russooah）等尼泊尔边境地区为通商地，英国商民可携带棉毛织品和其他商品至通商地点交换藏民的砂金、金锭、硼砂和麝香。尼泊尔政府应同意英国官员驻尼泊尔以便照管英国商务。如尼泊尔同意另订新商约则应要求已抵达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尽力协助。促使该约顺利实施19。可见，打开西藏大门，从中国后门进入内地是18世纪后期英国制定并积极推行的方针，考伦华理斯没有也不可能背离这一方针，某些西方学者如岗德尼（R，S，Gundry）指责考伦华理斯背离了哈斯丁斯的边界政策，说他在中尼战争期间“无所作为”，所执行的政策软弱可怜20，这些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
魏源对18世纪后期英国觊觎西藏的阴谋缺乏了解。轻率地作出了英国曾派军配合清军攻击尼泊尔的结论。当然他作出这一论断亦非空谷来风，毫无根据，从《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看，他主要依据的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英国国王乔治第三致乾隆帝的信函。该信函称：“从前有一次，天朝差大将军带兵到啲嘧地方，我的兵总也曾相助，前贡使到京时。未得我们咽嘟吐噉地方音信，是以未曾将此事奏明大皇帝，得见我们诚敬的真心”21。英王乔治第三提及此事的原因是马戛尔尼使华期间，接待英国使团的清廷大臣曾向马戛尔尼指出在最近中尼战争中，清军见廓尔喀军队内有英军装束的士兵，并质问马戛尔尼为何孟加拉英军要援助廓尔喀?由于英国正推行打开西藏大门的政策，因此对清廷官员谈及西藏问题极为敏感和重视，刚从西藏返回北京的清军统帅福康安对马戛尔尼态度冷淡，更使后者疑神疑鬼，忐忑不安。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认为清廷官员怀疑英军援助尼泊尔。或许是因为有少数印度士兵开小差加入尼泊尔军队；尼泊尔国王为鼓舞尼军士气大肆宣扬英国已允诺援助尼泊尔；进入尼泊尔境内的清军遭到尼军顽强抵抗使清军将帅相信英国确曾援助尼泊尔22，马戛尔尼回国后，将他出使失败归因于清廷对英国在中尼战争中的行动有误解，建议英国政府派使赴华向清廷说明事实真相，故英王乔治第三在致乾隆帝的信函中意图表白英国在中尼战争中非但未派军援助尼泊尔。还派基尔克帕瑞克上尉赴尼泊尔，劝说尼泊尔国王停止侵略西藏，同达赖喇嘛和解。“我的兵总也曾相助”，即指此事。基于这条史料，魏源写道：“乾隆六十年，英吉利使臣入贡，自言前岁大将军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时，彼国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后有需用西洋兵者，情愿效力。朝廷始知前此廓尔喀之役，其南界亦有边警外患也”23。这段话与事实不符。其原因有三：第一，中尼战争期间英国并未派军进攻尼泊尔，尼泊尔南界亦无边警外患。第二，乾隆六十年（1795年），英王并未遣使入贡，英王乔治第三致中国皇帝的信函和礼品于1795年12月才由英船“西冷舍斯特”（Cirencester）号捎至广州。交付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波郎（Browne）转呈粤督。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朱珪认为波郎的身份是“大班”，并非英王派遣的贡使，“与例不符”24。请示清廷是否应收受英王信函和礼物。乾隆帝朱批：“有何不可”25。朱珪方始于1796年1月8日接见波郎与另一名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人员皮奇（Peach），收下英王信函、汉文译件和礼物26。第三，无论波郎、皮奇还是英王信函，均未谈及中尼战争中“英国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后有需用西洋兵者，情愿效力”。魏源的这段话纯属个人推断或臆测，旨在为他“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理论提供史实依据。清末，中国国力衰弱，列强侵凌，不少朝野人士信奉“以夷制夷”、“以夷攻夷”的策略，视之为抵抗外侮、救亡图存的良方。此即魏源所谓“廓夷南告急于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实阴倡其边鄙”的错误论断被频繁引用的主要原因。
注释：
1、魏源：《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中华书局，1984年），上册，页236。
2、徐继畲：《瀛环志略》，（同治十二年刊本），卷3，页10——11。
3、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6，页2。
4、[英]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牛津，1926年，卷1，页158。
5、 [英]斯当东：《英国国王派使赴华记实》（G. Staunton：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or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bassy of China，伦敦，1797年），卷1,页22—26。
6、魏源：《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上册，页238。
7、[英]兰姆：《英国和中国的中亚，通向拉萨的道路，1767至1905年》（A. Lamb：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1767 to1905，伦敦，1960年）。页341。
8、[英]卡曼：《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早期英国打开西藏门户的尝试》（S. Cammann：Trade Through the Himalayas，The Early British Attempts to Open Tibe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页98。
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页154—155。
10、兰姆：《英国和中国的中亚，通向拉萨的道路，1767至1905年》，页21。
11、兰姆：《英国和中国的中亚，通向拉萨的道路，1767至1905年》，页23——24；卡曼：《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早期英国打开西藏门户的尝试》，页117。
12、统一尼泊尔的廓尔喀部族首领纳拉扬（Prithvi Narayan）于1775年去世，其子辛哈（PratapSimha）继位。辛哈死于1778年（一说1777年），他的幼子喇纳巴哈都尔（Rana Bahadur，清朝官书译作拉特纳巴都尔）继承王位。喇纳巴哈都尔之母拉金德娜•拉克希米（Rajendra laxmi）当政。她同喇纳巴哈都尔的叔父巴都尔萨野发生政争。后者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巴都尔萨野被迫离开加德满都，过流亡生活。流亡期间，他同东印度公司建立了联系，1785年,拉克希米去世，巴都尔萨野东山再起。返回加德满都执掌尼泊尔朝廷大权。
13、兰姆：《英国和中国的中亚，通向拉萨的道路，1767至1905年》，页25—26，
14、 [英]基尔克帕瑞克：《尼泊尔王国记》（w. Kirkpatrick：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ul ，伦敦，1811年），页348—349。
15、卡曼：《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早期英国打开西藏门户的尝试》，页126。
16、基尔克帕瑞克：《尼泊尔王国记》，页350。
17、基尔克帕瑞克：《尼泊尔王国记》，页351—352。
18、[英]马尔卡姆：《博格尔出使西藏与曼宁旅行拉萨记》（C. R. Markham ed. ：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新德里，1971年），页131。
19、见基尔克帕瑞克：《尼泊尔王国记》。页377—379。
20、[英]岗德尼：《中国及其邻居》（R.S. Gundry：China and Her Neighbours.伦敦,1893年），页330—331。
21、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5辑《英吉利国交聘案》《故宫博物院，1930年》，页2—3。
22、[英]斯当东：《英国国王派使赴华记实》（1798年伦敦第2版），卷2，页219—221。
23、魏源：《圣武记·乾隆征廓尔喀记》，上册，页237。
24、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第5辑《英吉利国交聘案》，页1。
25、同上。
2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页273—275。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