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汉译档案
 存目档案
 合计
 
正件
 附件
 
乾隆朝
 333
 129
 148
 610
 
嘉庆朝
 
 
 159
 159
 
道光朝
 
 
 175
 175
 
咸丰朝
 
 
 70
 70
 
同治朝
 
 
 15
 15
 
光绪朝
 
 
 25
 25
 
宣统朝
 
 
 2
 2
 

 
 
 1056
 

需要说明的是，清政府自光绪朝以后，大量奏稿都用汉文书写，所以满文档案相对减少。
从已汉译的642件满文档案看，所反映的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历史大体上包含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清政府将察哈尔蒙古部分兵丁西迁新疆的决策过程；
第二，清政府为保证察哈尔蒙古西迁顺利进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第三，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历程与安置情况；
第四，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生产、生活状况；
第五，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与周邻诸族的关系；
第六，察哈尔蒙古为开发新疆、保卫新疆作出的贡献；
第七，历任察哈尔营官员履历。已汉译的满文档案中共包括了乾隆年间50余名察哈尔营官员的履历。
综合上述满文档案的丰富内容，结合有关汉文史籍的记载，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基本上可恢复其本来面貌，从而既为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准备了可靠的资料基础，也为当代生活在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各阶层人民了解自己祖辈的光荣业绩提供了可能。

三、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几个历史断面
历史断面之一：西迁之举的决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由于长期残酷的拉锯式军事行动，准噶尔部众或直接丧生刀下，或间接死于战乱，或四散逃亡，造成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后，为恢复生计，充实边防，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十七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等为增加牧放力量即提出：“从内地抽调蒙古兵”的建议[27]，但很快（次年正月初五日）被清政府最高当局否定，认为“在伊犁既有蒙古兵，相应不必往乌鲁木齐另行调派蒙古兵，所有牲畜均解往伊犁，移交阿桂，编设牧群，牧放取孽。”[28]可时隔半年有余之后，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三十日，大学士傅恒上呈拣选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长篇奏折。为增加兵力，充实边防，减轻政府后勤保障压力，走屯垦戍边之路，建议：“从察哈尔兼管新旧厄鲁特及察哈尔八旗之单身贫困余丁内，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29]奏折中还提出了为妥善实施这一西迁建议而应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诸如对西迁兵丁待遇上的优惠，路线的选择、官员的配置等等。这一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现拟选派之一千名察哈尔、厄鲁特兵，著富德、巴图济尔噶勒驰驿前往察哈尔游牧地方拣选”。[30]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富德等一行即赴多伦诺尔，从察哈尔八旗右、左翼中“选得年力精壮，堪以为兵者，及其父子兄弟一千名”[31]，乃为第一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月初六日，大学士傅恒为“省新疆换防之烦”又提出续派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此议又得乾隆的批准[32]。此乃为第二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
从上述决策过程看，清政府二次决定从察哈尔蒙古中抽调2000名兵丁西迁新疆是为了充实边防，永久驻守。屯垦戍边、开发新疆，这一任务决定了这些西迁察哈尔兵丁是“携眷”、“永久驻防”。因此17世纪50年代随军西征到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官兵不属于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范围之内。从现实生活看，当今生活在新疆，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族，是18世纪60年代西迁新疆时察哈尔蒙古的后裔。
历史断面之二：西迁时间与人数。
察哈尔蒙古是分两批踏上西迁新疆之征途的。
第一批，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二十日起程，在“地处察哈尔八旗中心位置之达兰图鲁地方集合”[33]，“将每二旗编为一队，共分四队，头队由总管齐勒克特依率领于三月二十六日起程，每日起程一队，第四队由总管那旺率领于二十九日起程。”[34]因均携眷，故“如同游牧，养畜徐行”[35]。经推河于“六月二十一日抵达乌里雅苏台附近萨勒齐图地方”。[36]经短暂休整，于七月十二日起程，“停止从乌里雅苏台直赴阿济比济、巴里坤，而逐水草之地，从扎布噶河以南都尔根泊、呼布呼泊、齐齐克泊地方行走，通过萨拉克布拉克，白布尔干、察干托辉至阿济比济之间，寻觅水草柴薪丰足之地，于所设卡伦内游牧过冬”[37]。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二月初三由察哈尔总管齐勒克特依、那旺率领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安全抵达乌鲁木齐[38]。
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中，有200户察哈尔兵，大小家口五百四十二名按原计划留驻乌鲁木齐，由佐领旺舒克管辖，后其中50人户移驻库尔喀喇乌苏。其余“前往伊犁之官卡及其护送官员、委笔贴式等，共计八百四十三人”自二月十六日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39]于同年四月十五日抵达赛里木湖。“令伊等驻牧于水草丰盛之地，故停赴伊犁，由彼处翻越索霍罗固勒扎岭，逐水草驻牧于登努勒泰等地”。[40]据伊犁将军明瑞安排，将其中105户携眷察哈尔兵丁驻守在伊犁至沙图阿满一线新设的七处驿站，并于同年六月二十日到位，新设驿站名称及里程数如下：
“自绥定城至河边驿站，六十里。
河边驿站至海努克驿站，五十里。
海努克驿站至索果尔之乌兰克尔齐驿站，九十里。
索果尔之乌兰克尔齐驿站至博尔驿站，七十里。
博尔驿站至霍诺海驿站，九十里。
霍诺海驿站至特克斯河之济兰噶图勒干驿站，百里。
特克斯河之济兰噶图勒干驿站至沙图阿满驿站，八十里。”[41]
至此，第一批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1000人户，除200户，542户人留驻乌鲁木齐外，其余843人在赛里木湖周围游牧，不久又将其中105户调往伊犁至沙图阿满的七处新设驿站驻守。第二批，西迁察哈尔蒙古兵丁按计划分前队、后队二批出发，前队500人不带眷属，后队500人连同家眷与前队500人眷属同行。[42]
在第二批的1000人中，包括察哈尔蒙古八旗闲散壮丁683名，新厄鲁特兵丁34名，其他自愿前往之兵丁283名。[43]
前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四月初九起程。[44]由总管达克塔纳率领，于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抵达推河，取道扎布噶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扎布噶河流域布鲁哈扎地方[45]，在库布库尔赫勒越冬，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二起程，[46]西进伊犁。
后队500兵丁和1000户家眷的队伍，于四月二十五日起程[47]。由察哈尔总管成果率领，于七月二十九日抵达推河之乌兰额尔济，八月十八日抵达札布噶之察罕托辉，稍作休整后，八月二十九日起程[48]，于九月二十七日抵达巴里坤，在巴里坤越冬，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正月二九日起程，二月二十三日抵乌鲁木齐，三月初一续西行。[49]时大小家口共2013人，三月十一日抵玛纳斯，三月三十日抵晶河[50]，四月抵达伊犁[51]。
我们依已汉译的满文档案所载，对两批西迁的日程和人数尽可能详细地作了综述，但第二批中的前队何时到达伊犁，前队与后队是否会合，在何处会合，两批兵丁2000人，但连同眷属总人数到底多少，仍未查到明确记载，或可作出准确统计，只能存阙待补。对于松筠《新疆识略》卷5“乾隆二十九年自张家口外调一千八百三十七员移往”记述中这1837人也无法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乾隆二十九年不是第二批西迁的出发时间，而是抵达时间，西迁之察哈尔蒙古兵丁连同家眷肯定超过1837人。
历史断面之三：安置地之变迁。
乾隆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察哈尔蒙古2000人户分批西迁新疆，第一批1000人户中，有200人户留驻乌鲁木齐，余下800人户连同第二批1000人户均在伊犁地区赛里木湖一带安置。
察哈尔蒙古兵丁到达后，初设“两昂吉”，“十二佐领”，分左右两翼，每翼六佐领。[52]乾隆二十八年，在伊犁将军府设察哈尔领队大臣，任命乌岱为首任领队大臣。
乾隆二十八年冬，清政府从加强边防巡卡需要出发，对察哈尔蒙古驻牧地作了调整。
一是将留驻乌鲁木齐的150人户和库尔喀喇乌苏50人户察哈尔蒙古移往塔尔巴哈尔。[53]并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正月，分编前后两队，起赴塔尔巴哈台。[54]
二是将驻牧赛里木一带的察哈尔蒙古移驻博尔塔拉，博尔塔拉地处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便于两地照应，“该处有冬夏两季好牧场，且土地肥沃，可游牧兵丁孽生牧畜，殊有裨益”。[55]由于户口增多，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伊犁将军明瑞请于每昂吉下增加二佐领，仿满兵八旗建制，仍设左右两翼，每翼四旗，每旗两个佐领，共成八旗十六佐领。左翼四旗游牧于今温泉县境内，右翼四旗游牧于今博乐市境内。两翼各有官兵九百二十二人，各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蓝领侍卫三员，笔贴式一员，领催三十二名，兵八百六十八名。[56]原闲散在博尔塔拉的二百名厄鲁特蒙古也编入察哈尔左右两翼。
察哈尔蒙古官兵驻牧博尔塔拉后，担负着21个卡伦的驻防任务。其中常设卡伦9处：1.乌兰布喇；2.扎克鄂博；3.哈布塔海；4乌柯克；5.沁达兰；6.索达巴罕；7.冲库克；8.库库托木；9.达尔达木图。添设卡伦12处：1.绰伦古尔；2.音德尔图；3.阿尔齐图哈玛尔；4.喀喇乌珠尔；5.木鲁；6.沙喇布鲁克；7.雅玛图；8.硕博图；9.察奇木图泥盖；10.察罕乌苏；11.鄂托克赛哩安达拉；12.干珠罕。[57]
为了加强新疆各地之间，以及与内地的联系，清政府在天山南北设有许多军台，军台负有传递奏折文报，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物等职责。察哈尔营坐守的军台有五座：1.塔勒奇阿满台（位于赛里木湖南岸之松树头）；2.塔勒齐尔台（位于松树头以北）；3.鄂尔哲图博木台（位于今三台）；4.呼苏图布鲁克台（位于今四台）；5.托和木图台（位于今五台）。[58]
历史断面之四：民族间的友好、互助关系。
察哈尔蒙古在博尔塔拉等地驻牧后，与相邻诸民族相处是友好的，察哈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尤为亲近，满文档案中为我们留下了他们亲如兄弟的感人记载。
卫拉特蒙古广大群众是清政府与准噶尔汗国长期对峙与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长期战乱，使“痘疫盛行，死亡相望”，[59]“先痘死者十之四”。[60]尽管这不是精确统计数字，但战乱引发疫病，人民遭了殃。清军在第二次进军伊犁过程中，由于双方长期拉锯式的厮杀，清政府顾此失彼，三易将帅，使清政府从乾隆到战场指挥官急躁、仇恨情绪急剧上升，虽然传统的招降、怀柔、安抚政策仍在推行，但在战斗进程中清军不分主使和协从，滥杀无辜的惨剧时有发生，且随着游击式拉锯战的持续，屠杀无辜也愈演愈烈，使准噶尔人民蒙受极大劫难。但是还有大量准噶尔人或逃往哈萨克、布鲁特牧地，或流向天山南路维吾尔居地，隐匿身份，以避杀戮之祸。
随着新疆战事结束，和平环境出现，准噶尔人也陆续返回家园，此时在清政府安排下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是这些归来的准噶尔人主要安置处。察哈尔蒙古人民克服自身安家不久的
困难，承担起接纳这些劫后余生的准噶尔人的任务。
据已见到的乾隆三十年三月至三十二年七月8件档案所载，这一期间自哈萨克、布鲁特返回被安置在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的准噶尔人有768人，实际返回人数肯定要超过这一数字，这对流离失所饱经战祸的准噶尔人不啻是雪中送炭的义举。
现将历年返回人数列表如次：

年  月
 人数
 来自何处
 资料来源
 
乾隆30年3月
 104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2134-5，
No.92
 
乾隆30年3月
 180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2139-23，
No.93
 
乾隆30年6月
 62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2149-26，
No.96
 
乾隆30年10月
 104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2163-6，
No.97
 
乾隆30年12月
 33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2175-11，
No.99
 
乾隆31年10月
 190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2206-23，
No.114
 
乾隆32年1月
 81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2215-32，
No.116
 
乾隆32年7月
 14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2235-11，
No.123
 
合计
 768人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夏，新疆又发生一起震动清廷的大事。移居伏尔加河流域140余年的土尔扈特蒙古近7万人历尽艰辛返回祖邦。是年五月二十六日（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去相迎的清军相遇。六月初六（7月17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东返主力和家属。[61]在清政府统筹安排下，察哈尔蒙古积极参予了接济土尔扈特部众的行动。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察哈尔营主动向土尔扈特捐赠：孳生牛1000只，孳生羊10000只，皮袄2000件，“以备散给土尔扈特之众”。[62]乾隆三十七年秋天，察哈尔营又接纳了渥巴锡所属500户土尔扈特到博罗塔拉，[63]并教习土尔扈特人等种田，因“土尔扈特人等内，缺衣少穿者众，官兵业给土尔扈特人等资助御寒衣服”。由于“察哈尔官兵教习土尔扈特人等种地，收获颇丰，并办给贫困人等御寒衣物，所办甚好，”伊犁将军伊勒图提出，“应按照料土尔扈特种地之满洲官员之例嘉奖。”[64]这种友好、互助的民族关系成为当地人民的优良传统，一直绵延至今。

四、结束本文时的思考
要发掘新的史料，资料是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为使研究得以深入，进一步发掘史料是当务之急。现存清代档案文献的重要价值正日益为中外学者认识，并用之于研究之中，取得了可喜的效果。档案文献中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整理尤其具有特殊意义。我个人对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实践也证实了此点。本文写作再一次说明民族文字档案文献在研究中独特的地位。
要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在清代，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保卫边疆、开发边疆，有计划地向边疆地区移民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既定国策。有清一代，特别在清前期移民边疆呈现人数多、地域广和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新疆地广人稀是当时移民的一个重点地区。18世纪60年代以后，除察哈尔蒙古外，还有满族、锡伯、索伦、绿营大批兵丁西迁新疆，同时清政府还从甘肃省甘州、肃州和安西州等地招募百姓进疆屯田，[65]一时间形成一股西进开发的滚滚洪流。我们应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从宏观上认真研究清政府在推进这一开发边疆宏业中的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从微观上则应对西迁的每一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只有把具体的个案研究清楚了，才能对清代前期的西进开发活动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才能更深刻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得以奠定的历史必然性。

[1] 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版。

[2]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0年版。

[6]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 1990年铅印本。

[12] 1989年铅印本。

[1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15]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6] 1989年铅印本。

[17] 《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8] 《博尔塔拉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年铅印本。

[19] 《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20] 与哈斯巴合作，《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第7期。

[21]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2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23] 《博尔塔拉文史资料》，第三辑，1993年铅印本。

[24] 均刊于马大正编《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

[25] 参阅马大正、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 此书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1994年出版。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858-39，《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所收档案编号，下同，略，（NO.1）。

[28] 军机处满文寄信档，129-1.（No.1附件）。

[29]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860-1.（No.2）。

[30]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126-2.（No.4）。

[31]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126-2.（No.4）。

[32]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681-1.（No.30）。

[33]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932-21.（No.21）。

[34]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936-25.（No.23）。

[35]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932-21.（No.21）。

[36]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955-10.（No.27）。

[37]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955-10.（No.27）。

[38]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13-14.（No.35）。

[39]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13-19.（No.37）。

[40]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27-15.（No.43）。

[41]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39-2.（No.51.附件）。

[42]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687-1.（No.30）。

[43]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06-4.（No.34）。

[44]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21-38.（No. 41）。

[45]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51-47.（No.55）。

[46]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78-29.（No.64）。

[47]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23-31.（No.45）。

[48]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52-01.（No.56）。

[49]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78-31.（No.63）。

[50]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083-10.（No.83）。

[51]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114-10.（No.83）。

[52] 《清朝文献通考》，卷191，兵十三。

[53]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100-28，（No.81）。

[54]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120-33，（No.89）。

[55]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158-12，（No.58）。

[56] 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6。

[57]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0，《北徼喀伦考》。关于察哈尔营管辖卡伦，诸书记载大同小异。松筠《新疆识略》卷11常设卡伦中无达尔达木图，故常设卡伦8处，总辖卡伦20处。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9和祁韵士《西陲要略》记其所辖卡伦23处，其中无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但却增添了塔尔奇阿满、鄂博勒奇尔、鄂勒斋图博木3处卡伦。

[58] 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3。

[59] 昭琏：《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60] 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61] 参阅马汝珩、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7—178页。

[62]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432-21，No.172。

[63]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422-2，No.186。

[64]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553-21，No.203。

[65] 参阅郭松义：《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9页；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载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123页。

  （资料来源：《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