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晚清民主运动的名角。从一八八八年他以平民身份首次给清朝皇帝上万言书，到一九○二年他在海外发表反对中国实行革命的公开信，那十四年间，他一直被盟友和政敌当作提倡改革的领袖。
确实的，在那个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人材辈出，未来的革命家们也已纷纷登台亮相，却还没有人能同康有为抗衡。他不仅发动过“公车上书”，主持过“百日维新”，策划过自立军起事，而且在从事实际活动的同时，留下了堪称等身的著作。人们可以说，没有梁启超，没有谭嗣同，没有唐才常，没有黄遵宪、汪康年等等大群志士仁人，康有为也许一件事都做不成。但人们很难否认，正是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验证，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
康有为构成的这个驳杂体系，包涵着对中世纪学说的否定，对消逝已久的古典传统的梦想，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式设计。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那就是一八九一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一八九八年一月出版的《孔子改制考》，一九○二年草拟的《大同书》。
二
关于康有为这个人，从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发表《康南海传》以后，百年来有关他的传记或年表，长长短短的已有许多1。其中不乏粉饰、溢美、辩解乃至神化之辞，还有种种待解的疑团，但如稍加整合，大体可知。
当一八五八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出生的时候，清帝国正面临存亡关头。太平天国虽已内哄，旗枪未倒，而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还在向天津推进。咸丰皇帝在两年后便带着他的妻妾大臣仓惶逃出北京。然而南海康氏家族似乎没受影响。康有为的祖父辈反而乘乱世发了家，好几人因参与内战有功而做了官。于是湘军首领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等，也就成了少年康有为最早崇拜的圣贤。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也相继被清军消灭。帝国又暂时稳定了。但康有为的父亲在这时死去，他于是前往连州跟随担任州学训导的祖父读书。十一岁的康有为首次接触了邸报，开始对时政发生兴趣。两年后又跟随祖父到了广州，初见世面。十四岁回乡，又大读叔祖父的藏书，方知经史以外别有学问。虽因八股文蹩脚，不能博得一袭青衿而备受家族责难，被迫埋首揣摩制艺，但仍然好观杂书。十七岁见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和世界地图，引起了解域外情形的欲望。
有关康有为的传记材料，都没有道及他何时成了生员。好在康家有财有势，纳粟入监并不困难。不知是否由此途径，十九岁的康有为首次参加乡试，但被黜落。也不知是否祖父对他失望的缘故，就在同年他被送到著名学者朱次琦门下，研习以理学为主的经史小学著作，前后三年。大约在这时他对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深为折服，以为“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就是说可以无师自通。看来他对经院式的学习也不感兴趣，因为他追求的目标是迅即成为当代圣人。一八七七年他二十岁，连州一场洪水淹死了他的祖父。他成了一家之长，于是在次年作出了退学决定。告别了朱次琦，跑回家乡入山面壁，沉思佛老的哲理。
正在他彷徨中，结识了回乡休假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材及各种新书”，令他茅塞顿开2。于是出山去逛香港。正如当年魏源仅作香港一日游，便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秩序钦佩不已那样，康有为在一八七九年初游香港，也对“西人治国有法度”3感到吃惊。从此他裁量中土是非，便换成了西方的，更其是英国的尺度。
一八八二年，康有为二十五岁，首次出广东，进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结果还是落榜。他在沮丧中南返，途径古称繁华的扬州、南京游览。可能有香港作对比，他在扬州触目所感的是颓败气象。然而到了上海租界，却使他兴奋，以为这才是他的理想所在。在上海，他大买西书，回乡后便潜心研究，尤其留意西方的政治制度。次年他便在家中闹改革，立了个不裹足会，运用家长权威，首先禁止女儿和侄女缠足。
香港和上海的经验，使康有为如此迷恋，以致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古怪念头，就是在中国学西方不成的话，他便赴南美洲去开拓殖民地，实现他的理想秩序。这念头固然荒诞，却正好表明他向往的不是“复古”，而是“西化”，即资本主义化。回避这个事实，便不可能理解那时的康有为。
然而现实却不是中国人能否去海外建立殖民地，而是中国本土会不会沦为殖民地。中法战争再次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到一八八四年，战争已经断续打了十年，法军败多胜少。然而清政府却屈服于法国的恫吓，在次年撤回了坚持不妥协的边界谈判代表邓承修，另派李鸿章谈判“和议”。邓承修是有名的“清流”人物，以敢于上书言事著称。同年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又因弹劾李鸿章误国而被罢官。邓、梁都是康有为的同乡友人。这使康有为更感到气恼。“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4 “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5可能正是从一八八五年起，他便酝酿直接给皇帝上书。
经过三年犹豫，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终于决定乘再次入都应试的机会，直接上书光绪皇帝，陈述时危，请求变法。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没有一名大臣敢给他转呈给皇帝不说，还被京中大小官僚非议指斥。因为他在庙堂议论憎嫌所谓清流“书生误国”的氛围中，还居然不顾清朝近二百五十年的先例，指望至尊接纳一名布衣的万言书，况且公然要求变革祖宗成法。他的那些同乡京官甚至准备开会公议，将他逐出北京。这使康有为既愤且畏，只得听从沈曾植、黄绍基等异乡友人的劝告，“勿谈国事”6，去搜集金石碑刻，登临万里长城。
但康有为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正像中外历史上那些向传统挑战的人物一样，康有为也是自信得好像目空一切，顽强得好像执拗不堪，而且领袖欲膨胀到自我感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地步。7他上书失败，固然深感懊丧，但认定原因在于满朝文武都不是东西，“不独不能变法，即旧政风纪，亦败坏扫地”8。
这样的人物，很难避免自我迷信。康有为不是早以当世圣人自居吗？孟轲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吗？纬书上不是记有孔子“端门受命”的故事吗？所谓无巧不成书吧，刚在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得知天坛祈年殿被雷击引起的大火烧毁。迷信的西太后慌了，赶紧表白从明年起还政光绪。同样迷信的康有为却乐了，他立即推算祈年殿建成至今“五百年矣”9。不待说，年轻的光绪皇帝将是受命改制的圣君，而他康有为也将被上天承认是“为汉制法”的今圣。
剩下的问题，就是像孔子那样作《春秋》了。可惜康有为一则尚未收徒讲学，二则尚未写出足与《春秋》媲美的巨著。
三
“已净万缘随念尽，更无一法与人言。”10一八九○年初康有为回广州后写下的这两句诗。是丧气话。也是老实话
例证可看他在这时改了又弃置的《教学通议》11，首次整理刊布。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自注此稿“少作，已佚”。《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发表时的“编者按”，据手稿内容考订，认为此稿可能撰于1886年，但以后有修改，而修改的下限不会早于1891年，即《新学伪经考》撰成的那一年。12这部显示康有为早期思想矛盾的侠著，旨在论证社会改革应从教育改革入手。叙说劈头便称中国所以弱，在于朝野上下均无人才。那是逐点抄录七十年前龚自珍已说过的话13。叙说又称中国言教通治的出路，在于“师古”，而关键在于师古要“得其精意”。那又是龚自珍最佩服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所谓法先王之政“当法其意”的回声（龚自珍年轻时即好读王安石上宋仁宗万言书，曾手录九遍。他于清道光九年（1829）中进士，殿试对策又“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见《己亥杂诗》“霜豪掷罢倚天寒”首自注，《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页513。龚的《对策》，见本丛书《龚魏文合编》。康有为早年深受龚自珍思想的影响，乃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然而他本人却讳言这一事实。《教学通议》篇首叙说，指责时人“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正是本于龚自珍服膺的王安石“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明乎此，则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梁启超语），很难说不是王安石特著《周官新义》作为变法依据的遥远回响。古圣前修设学立教的精意何在？在《四书》中，更在《周礼》中。书中已在抨击刘歆，说是治经先要辨别今古之学。“古学者，周公之制；今学者，孔子改制之作也。”14但那非但是廖平在一八八六年发表的《今古学考》的见解，而且同全书杂揉今古、不别汉宋的多篇内容极不相称。15
可见，这时的康有为，已在构造他的体系，却正在难产中。因为他对中世纪经学的浅薄识见，使他没有能力进而打破厚壁，正需有棒喝者相助，否则无“法”传人。
棒喝者已先到广州了。他就是廖平。这位四川井研人，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所提携的门生，王闿运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所赏识的弟子。他从考据学入手，转而跟随王闿运研究经今文学，已逾十年。作为学者，他好新而胆小，因而在学术上，勇于自我否定，而怯于坚持己见。这使他一生论学总在变，总见解变了六回。一八八六年《今古学考》刊行后，受到批评和赞扬。张之洞不喜欢，而经学大师俞樾则深表赞赏。也许由于中举人成进士给了他勇气，他决定弃旧说而创新论，否定《今古学考》“平分今古”的看法，进而“尊今抑古”，作《知圣篇》、《辟刘篇》。后者说《周礼》等古文经传多系刘歆伪造，前者说西汉今文经传才是孔子改制的创作。但一八八九年他应张之洞邀赴粤途中，在苏州谒见俞樾，略露改变见解的意向，便使俞樾“不以为然”，抵广州后又因《今古学考》而受张之洞申饬16。这使他不敢将两篇付粹。
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已从友人处借阅《今古学考》。待回广州，即主动去拜访廖平。首次晤谈似不顺利。据廖乎说，当时他将《知圣篇》手稿给了康有为。康有为回去读后给了他一封近万字的长函，“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17。此信已不存，但看过后来康有为与朱一新辩论《新学伪经考》得失的那些书信的，都不会否认廖平所述属实。廖平覆函约期再谈，这回“两心相协，谈论移晷”18。他有没有将《辟刘篇》手稿交给康有为，还不清楚19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究竟是否剽窃廖平的《辟刘》《知圣》二篇，无疑是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孰是孰非，史学家们聚讼纷呶，或许将继续到下一纪。历史是最大的审判官，我们用不着替历史作出仲裁。但梁启超的证词值得重视。他一再说，康有为著成《教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20假如没有更原始的材料予以否证，那么廖平至少充当了康有为理论体系的助产士，是可以肯定的。
四
康有为在一八九一年颇为风光。去岁六月，著名的学海堂高材生陈千秋前来拜门。八月陈千秋又引进梁启超来称弟子。梁启超十七岁中举，以举人拜诸生为师，其效可知。于是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大得意，决定正式办学堂。校址选在广州长兴里，自任总教授总监督，命陈千秋任学长。写诗道：“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无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在乾元大道长。”21
此诗表明，康有为已从上书不达的打击中，缓过气来，而且得意忘形了。谁都知道“群龙无首”的原始宗教涵义。那时留下的《长兴学记》，是陈千秋整理过的乃师授课笔记。其中《周礼》不见了，唯有对刘歆“伪经”的攻击留存。这是谁的论调？不言而喻。长兴里学堂开学不到半年，《新学伪经考》便问世。全书十四篇，廿余万字，取材立论与《教学通议》大相径庭。廖平形容它成书之速，“倚马成书，真绝伦矣”22。略知做学问是怎么回事的，大概都很难同情康有为。
梁启超曾说，《新学伪经考》的成书，他和陈千秋“多所参与”23。从目前《新学伪经考》的再版本来看，虽然叙说删去了梁启超“赞助编检”的事迹，但“伪经传授表”上下和“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都是梁启超代作，而《书序辨伪》出于陈千秋之手，则是康有为未能掩饰的事实。而在全书中勉强可说非蹈袭前人的另外二篇，《经典释文纠谬》和《隋唐经籍志纠谬》，从其内容与梁、陈代撰三篇的关联来看，也很难说是康有为自作。
假如康有为的经学历史造诣能同他的政治野心相称，那么我们覆按他引用的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的史料，也许可以承认他还有些学问，从朱次琦三年至少通读过《史记》、两《汉书》等。不幸，我们覆按《新学伪经考》那些浩繁引证的结果，发现它们不是袭自龚自珍、魏源、廖平，便是袭自刘逢禄、陈寿祺、陈乔枞、顾欀三、侯康等的著作。本文不拟逐一指出康有为的引证来由。笔者重新编校的《新学伪经考》一书的部分校记，可证明我们所言非虚。24
不过，就思想史论思想史，那么我们仍可承认，康有为尽管只是渺小的学者，《新学伪经考》尽管缺乏学术的意义，却仍然具有历史的意义。
五
《新学伪经考》的逻辑很简单。康有为首先设定：清朝尊信的儒家经籍，大部份不是孔子的本经，而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编造的“伪经”；清儒服膺的汉学，也根本不是孔子的真传，而是刘歆替新莽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变乱孔子之道的“新学”。25
既然如此，那么从公元以后历代王朝尊奉的圣经贤传，有几种不属于“新学伪经”？又有几种不应该予以否定？倒霉的还有郑玄。他被康有为判决是刘歆的最大帮凶，“布行伪经，篡孔统者”26。
“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听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瘗，沦于雺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27
昔日韩愈否定汉唐旧经学，说是从孟轲死后，“道统”便中断，中国人在黑暗中生活了千余年。如今康有为又将这个下限拉长千年。令人一看便知，他在控诉他的时代依然天昏地暗。
于是康有为便以扫除阴霾为己任。他曾指斥乾、嘉以来的汉学，专尚考据，“琐碎而破道”。但在《新学伪经考》的写法上，他却采用了“考证”的形式。全书十四篇，篇目即所“考”主题，编次大致按照历史顺序。篇目下先加释题按语，随后节引材料，附加分节按语，作为每篇主题的论证，参以对重要引语的解析。这种写法，既给人以“言必有据”的印象，也易被熟悉《御批通鉴纲目》、清朝续《通考》之类形式的那些士大夫接受。以后他写《孔子改制考》，采用的是同样形式。
《新学伪经考》的旗号是伸张孔子的教义。康有为宣称孔子教义的中心是“改制”。为了改制，孔子创作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康有为也知道《乐》本无书，其它五经的最早传本都出于西汉。西汉开国，上距孔子死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中经战国，更经秦朝焚书，除了《易》作为占卜书得以赦免不烧外，别的四经在西汉都有不同的传本，怎知哪些传本是孔子手定的“真经”呢？康有为处理的方式极其简单，那就是将廖平的结论推到极端。
廖平虽说西汉博士官传授的今文经传，比刘歆传授的古文经传可信，还不敢说唯有今文才是孔子的真传。康有为则不然。他宣称汉博士的今文经传所以可信，因为都传自秦博士，而秦博士的藏书，不是秦始皇焚书的对象之内。既然秦朝保全了博士藏书，那么汉博士传授的当然都是足本“圣经”。凡与此不同的古文传本，统统都是刘歆利用整理宫廷藏书的权力所造的膺品。刘歆不但伪造圣经，而且伪造正史；不但炮制《汉书》，而且篡改《史记》，目的是塞入有关古文经传是真圣经的伪证。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许慎等都知道这个奥秘，从不同方面续造伪证。而到郑玄，索性混合今古文，用今文经说诠释古文经传，从此孔子的真经亡而刘歆的伪经兴。那以后，“新学伪经”，代代相传。
显然，康有为的意向，在于借用原始圣经的权威，以打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权威。这本是龚自珍、魏源至戴望、廖平那些经今文学家的一贯战术。但龚自珍憎恶的主要是“以理杀人”的道学，倾向于“六经皆史”说。戴望虽以为《春秋公羊传》是西汉经学的范式，并指斥刘歆《移让太常博士》是别有用心，但不否定《周礼》。廖平虽称《周礼》是刘歆作伪产物，但并不断言古文经传全是刘歆的伪造。康有为更接近魏源。因为魏源不反宋学而反汉学，宣称清代汉学才是“经世致用”的真正祸害，并把孔子当作“为汉制法”的先知。
八年后，即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发表《康南海传》，首次披露康有为的真实摹拟对象，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就是说，他将孔子比作耶稣，他本人想充当“孔教”的路德。欧洲的宗教改革，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起初打出的旗号都是恢复基督的原初教义，即后人所称的原教旨主义。目前还没有直接材料，可以证实康有为在一八九一年便以中国的路德自居。然而同时发表的《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都证明那时康有为的思路和心态，都同域外的原教旨主义者非常相似。康有为的不幸，不在于他比路德和加尔文迟到人间三百多年，而在于中国从未有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政教分离传统，也缺乏新起的市民阶层和世俗贵族作为后盾。他的政治鼓动，虽能博得一批年青士人和个别官僚的赞赏；但他那套原教旨主义式的议论，则很难说服那时的学者们。
六
《新学伪经考》刻成于一八九一年秋初。时任广雅书院山长的朱一新，或许是在刻成前曾陆续读过原稿的唯一著名学者。28朱一新的头脑并不冬烘，虽偏向宋学，却主张“治经不如治史”，与康有为也算忘年交。因此，今存他和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说的往来函件九通29，可说是那时一般学者回应此说的表证。
朱一新主要从历史角度提出批评。他认为康有为替秦始皇焚书“力为昭雪”的说法不符事实，所谓刘歆遍伪群经的说法也于史无证，用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来解释宋代理学是穿凿，“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是附会。但最刺痛康有为的，则是朱一新认为他把历代政治弊病都归罪于古文学家，采用的手法与武周酷吏的罗织罪名，南宋权相陷害岳飞的“莫须有”三字狱，极为相似；而他力攻“伪经”，其实是“阳尊孔子，阴祖耶苏”，“适为毁弃六经张本”。30朱一新担忧变法将导致“用夷变夏”，虽属迂说，但他指出康有为不顾历史，要包括清代汉学家在内的古文学者替中世纪统治的罪行负责，而康有为提倡孔教救国的效应将在它的负面，则是康有为所不敢袒露或正视的。于是，康有为一开始便怒冲冲地予以批驳，乃至送门人的作业、中译的《圣经》，给朱一新阅读以证其非，但效应又适得其反。
这只是关于《新学伪经考》辩论的开端。从晚清到民国，辩论时断时续，角度不一，判断也常相反。但攻之者倾向于忽视它的历史意义，褒之者则倾向于拔高它的学术价值。至于将朱一新已指出而康有为所否认的客观历史效应，说成是康有为著书的主观意向，诸如说康有为旨在破坏和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云云，更是无识臆说。
在清末，“新学伪经”说的确造成过颇大影响。那主要不是由于此书的流行，而是由于康有为的口头宣传和反对者的压制传播。康有为自称《新学伪经考》在清末“各省五缩印”，三次“奉旨毁板”31，但至今仅有一种石印本被引用，没有一次圣旨被举证。一八九四年某御史32上奏请焚《新学伪经考》，主要是禁止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的办法是让康有为自行焚毁，则不焚可知。证明就是康有为旋即跑到同一总督治下的桂林讲学，又公开要听众去读《新学伪经考》，说是读毕就可“拨云雾见青天”，“一切古今是非得失，了若指掌中”33。可见清政府几名官僚要求禁止他讲学，给了他自高身价多么有力的帮助。当然有利也有弊。一八九六年一月，成立不到三个月的上海强学会便面临解散危机，据说起因即“由《伪经考》今古学意见不同”34。
七
《新学伪经考》，同《孔子改制考》一样，所谓考订辨伪，无非“藉经术以文必有饰其政论”35。既然康有为言在此而意在彼，那么他引经援史，不过为了示人以言据，而所据不合乃至不利所言，也就必不可免。正如参预起稿的梁启超后来所承认的，康有为太武断，“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36。因而，引文删略而不予标示，修改原文以牵合所论，在康有为可谓习与性成。由于两书包括按语所举例证在内，引用故书的文字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如不逐条覆核，则删改不明，甚而助长原书言必有据的假象。
同时，康有为还有一个大毛病，那就是以“生知”自居，在两书中时时阴袭近人考据成果而充当自己的“发明”，甚至诋斥剽袭对象以自炫博异。倘说两书与廖平的关系表现于思想影响，则康有为从嘉、道以来学者著作所抄撮的见解，以至转引的史料，不通过仔细校勘，也无以明之。
鉴于近代中国学术史的研究，首要任务是有系统地重新清理浩繁的近代学术文献，因而我们对康有为作于百年前的《新学伪经考》，也重作编校，以便研究者使用。至于编校中发现的问题，具见校记，兹不赘述。
参考文献：
1、参看《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四册；梁启超《康南海传》，《清议报全编》卷八；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沧海丛书》二辑；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史学年报》二卷一期（1934年9月）康文佩《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2、《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
3、《康长素先生年谱稿》，光绪五年十一月。
4、《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邓承修，广东归善（令惠阳）人。
5、《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之一，作于光绪十一年。梁鼎芬，广东番禺人，张鼎华甥。
6、“时讲求中外事已久，……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朝士久未闻此事，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沈子培劝勿言时事，宜以金石陶遣。”见前揭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同年诗中记有劝他“勿谈国事”的，除沈曾植外，还有黄绍基。康氏因续包世臣著，为《广艺舟双楫》二十七篇。
7、对康有为具有这样的性格的评论，屡见于梁启超的《康南海传》、《清代学术概论》等。并可参看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246。
8、前揭康氏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
9、《戊子秋夜坐晋阳寺，惊闻祈年殿灾，今五百年矣；始议明年归政》，见梁启超编《南海先生诗集》，广智书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影梁氏手录本。孟轲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关于此语的占星学意义，见《史记•天宫书》。
10、《自都归乡，黄季度别驾以诗慰问，奉次原韵》，前揭《南海先生诗集》。黄绍宪，广东南海人。
11、手稿原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三辑（1986年3月）
12、此说见《中国文化》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页343～341。
13、“朝无才臣，学无才士，闻无才将，伍无才卒，野无才农，府无才匠，市无才商，则国弱。”见前揭《中国文化》第三辑，页344。不妨比较1815至16年间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有关“衰世”的相应描述。
14、前揭《中国文化》第三辑，页400。
15、廖平《令古学考》成书于光绪十二年丙成（1886），同年刻于成都，列为《四益馆经学丛书》之一。校点本见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巴蜀书社，1989，页31～110。以《教学通议》有关古学今学的论述同廖著对照，则袭用廖说的痕迹，显然无法掩饰。
16、参看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光绪十二年丙戌，《今古学考》成，“张之洞则不喜此书”。又，光绪十五年己丑，夏历七月见俞樾，“俞亟称《今古学考》为不刊之书。”分见《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页35、45。
17、前揭书，页45。此说本于廖平于1896年成稿的《经话》甲编第一○八则。前揭《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页447～448。
18、同前揭《经话》甲编，前揭书，页447。
19、廖平《经话》甲编述及1890年首见康有为，出示《知圣篇》。但廖宗泽撰年谱，则称廖平给康有为的有《知圣》、《辟刘》二篇，见前揭选集，页45。）。但廖平以下所言非虚：“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同前揭《经话》甲编，前揭书，页447。
20、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63。
21、康有为于1891年开万木草堂，有一诗，题甚长：“门人陈千秋、曹泰、梁启超、韩文举、徐勤、梁朝杰、陈和泽、林查、王觉任、麦孟华，初来草堂问学，示诸子”，见前揭《南海先生诗集》卷三。此名单列弟子十名，梁启超列第三，徐勤列第五。但据冼玉清《康有为与万木草堂》一文，当时堂内学长，依次为徐勤、梁启超、陈千秋、林查。四学长中，陈千秋居第三，而曹泰不与名。陈卒于1895年，曹卒于前一年．康有为对陈、曹很欣赏，在1898年初所作《孔子改制考》叙言中特别惋惜他们二人，虽然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参与《改制考》的写作。因而此诗题所列名单？从梁启超以下，至多反映陈千秋死后的康门弟子座次。
22、廖平《经话》甲编卷二，前揭廖平选集，页497。
23、前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页64。《清代学术概论》著成于1920年。而1917年康有为重刻《新学伪经考》在叙言中删除梁启超名。因而梁启超特别指出当年他和陈千秋是《新学伪经考》的共同著作者，不能不说有言外之意。
24、《康有为全集》前言称康有为是“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改革者、思想家和学者”。康有为在清末鼓吹改革，危言危行，坚持十年，堪称“伟大”。但戊戌政变以后，以“更生”的保皇党始，以“更甡”的复辟党终，也是事实。作为思想家，康有为够不够“伟大”，哲学史、思想史家向有争议，姑置勿论。至于作为学者的康有为，虽然著作等身，但究竟有多少真学问，尤其令人怀疑．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而论，倘若单看学术内容，则从材料到见解，鲜有不蹈袭前人的。此点连梁启超也难为师讳。除二书创意是否来自廖平尚有争议外，章炳麟还曾说“新学伪经”的思想乃窃自戴望遗说。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从逻辑与历史相悖的角度，批评《新学伪经考》立论不可通者二十八点。这都不能以政见或学派不同予以抹熬。
25、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下册，《孔子改制考叙》解题，见该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一版，页309至311。
26、《新学伪经考•叙》，见本书卷首。
27、《新学伪经考•叙》，见本书卷首。
28、朱一新，字鼎甫，号蓉生，浙江义乌人。曾任监察御史，因劾李鸿章、李莲英而降职，辞归，就任广雅书院山长。光绪辛卯年（1891），他同康有为曾就“新学伪经”说可否成立，往复移书驳难，双方每函上千言以至数千言。由朱一新初答康有为函看，有“大著未获卒业，不知其说云何”语，所指“其说”见于《伪经考•汉书儒林传辨伪》以下。可证康有为曾先将前几篇书稿送给朱一新评骘。看康有为后致朱一新函，要求他舍去成见，“足下居高明之地，于转移人才尤为易易，岂能无少有垂采乎？”可知康有为原想借重朱一新的声望，代为揄扬自己的新说。不料原稿受到朱一新的尖锐批评，因而康有为失望之余，反讥朱一新“尚泥乎宋人之义理，而未深窥孔子之门堂”，并宣称不愿再就《伪经考》内容同朱一新继续辩论。此二人来往书信，实为了解《伪经考》的最初又有趣的历史文献。
29、朱一新致康有为函七通，见朱氏遗著《拙庵丛稿》。其中专论《伪经考》的五通，曾收入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一。由朱氏函均称“答”、“复”，可知康氏先后致朱函至少五、六通，但今存仅三通，见康同璧编《万木草堂遗稿》卷四，台湾成文书局1976年出版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重收康函三通，并附朱函七通。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的楼宇烈整理《康子内外篇（外六种）》，以“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取蒋贵麟所题为名，对这些书信重予校点，改正了一些错字，但仍有错误未校正，如误“邵”（邵懿辰）为“谷”，误“宋”（宋翔凤）为“朱”等。《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也据蒋编收入以上书牍，但错字未正、标点舛误处更多。
30、见《朱侍御复长孺第四书》，《翼教丛编》卷一。“阳尊孔子，阴祖耶苏”八字，乃康有为《答朱蓉生书》对朱氏第四书批评他的意见的概括，见《万木草堂遗稿》卷四。
31、《伪经考》丁已重刻本题辞，已见本书。
32、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同月（农历七月），即有御史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要求朝廷焚毁《新学伪经考》，并禁止粤中士人从他学习。此事诸书多有记载，但御史为谁，说法不一，甚而同一作者有二说者。例如汤志钧在《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页1134），指御史为安维峻；在《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页382），又指为余联沅，而对前说是非并未说明。姑存疑，待考。
33、见《桂学答问》，清光绪中广州双门□全经阁刊本。此书撰于1894年底，序谓“光绪二十年秋，吾以著名讲学被议，游于桂林”。可知康有为赴桂林乃因避谤。
34、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致何树龄、徐勤函，封面注：“此书明强学会散，由《伪经考》今古学意见不同．”此函手迹，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35、前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页5。
36、前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页64。
（资料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