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1993年，因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三次访问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承日本同仁美意，每次参加会议前后，我有机会造访有关学术机构，重点考察了中国边疆资料，特别是中国边疆古籍的收藏情况。由于安排得当、目的明确，个人也作了必要准备，尽管走马观花，仍得益匪浅！
日本国历来重视搜集和珍藏中国的文化典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历史，进行了系统、全面地考察与研究，搜藏中国的文化典籍（包括政府的文书档案）的热情与日俱增。但是，随着日本国力的增长，日本“国权论”日甚一日。军国主义亦愈演愈烈。对中国文献古籍的掠夺，成了本世纪以来日本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先是日本依恃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对中国文献典籍强行杀价“购买”。1907年，三菱财团岩崎久弥男爵仅以十万元囊括清末江南藏书家陆心源的“丽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秘藏（以上今藏“静嘉堂文库”）。进而以所谓“庚子赔款”在华购书，1929年，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便用“庚子赔款”“收购”了浙江“东海藏书楼”（以上今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入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文献与文物，便从“购买”、“赠送”转向为公开劫夺。1931年，日本浪人潜入西藏、蒙古，劫走藏经丹珠尔一部103函，蒙经甘珠尔一部102函，蒙文佛经225种等。1936年在上海劫走满族镶红旗文书从雍正朝至清末的资料计2420函（以上今藏日本东洋文库）。
在本世纪上半叶，东洋史成了热门学科，东洋史学者分赴中国各地，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带回日本。现在典藏于日本的中国文献典籍，相当大部分与此时东洋史学者的调查与搜集活动有重要关系。文化活动离不开政治的制约，这一阶段大批汉籍不是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体传入日本，而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屈辱象征而进入日本的1。
战后，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一度萧条，但并未中断，60年代后逐渐复苏，典藏于日本各机构中的中国文献得到了很好保护与利用。随着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增进，历史又赋于这些文献以新的内涵，并日益显示其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强大生命力。
现将寻访中所见所闻，琐记如次。若能成为今后制定搜集典藏于日本的中国边疆文献资料的规划提供一份初步的调研纪录，意亦足焉！
一、东洋文库
座落在东京文京区的东洋文库，典藏丰富、研究实力雄厚，在日本学术界号称是亚洲文献的宝库。
东洋文库是岩崎久弥男爵（1869年—1955年）于1917年收购当时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莫利逊（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1920年）的藏书后，在1924年成立的东方学图书馆。莫利逊藏书以西文的中国问题书刊为主，东洋文库成立后又将搜集范围扩大到亚洲全域，除西文书籍外，这些汉文以及亚洲其他文种的书籍，至80年代藏书总量已超过70万册。所藏图书有以莫利逊文库为中心的西文书；数量达4000部以上的中国方志及丛书；800种以上的中国族谱；清代满蒙文书籍；各种西藏藏经及藏文图书；约6000件阿拉伯文资料；约5000件土耳其语资料；约4500件波斯语资料；以及为数惊人的缩微胶卷的收藏品，其中包括：
1、西域出土文献：斯坦因（M．A．Stein），伯希和（P．Pelliot），斯文赫定（Sven．A．Hedin），勒柯克（A．von Le Coq）等调查西域的文献，敦煌卷经等；
2、原北京国立图书馆所藏善本，约300卷；
3、巴黎远东学院所藏安南古籍。
东洋文库收藏的明清两代的文书档案与官修文献也极为丰富。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官鞠德源教授统计，属于文书汇抄档册：39种，917册（件），原本档册：24种，83册；皇族各支派谱牒写本：24种，44册；清刊本地图49种：明代官员奏疏（刻本）62种；清代官员奏疏（刻本）约100种。
1990年8月8日和1993年11月24日，我两次造访慕名已久的东洋文库，均承日本著名史学家神田信夫教授相陪，重点参观了汉文书库，并调阅了清代文书汇抄和汉文抄本。其中较重要者有：
1、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奏折档》抄本，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至六十年二月。2函11册。此书与国内已出版之《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1实为同书不同抄本，后者始自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止于六十一年十月。记述允禵受命出征西藏，即清史上著名的驱准保藏事件之始末。
2、奏折档，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元年，为福康安在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任上奏稿汇抄。内容涉及：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平定安南事宜，平定廓尔喀侵扰西藏，平定苗民之乱等，因是边政大吏福康安任职期间汇抄的档册，故具有特别重要价值。
3、《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至嘉庆元年五月，系福康安任职时所收清廷颁下的寄信和上谕汇抄，共五函十六册。内容涉及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安南事件、平定廓尔喀、平定苗民之乱。与第二项所列之《奏稿档》参比，可互为补充。
4、《新疆疆域总叙并各处路径暨哈密所属地方官兵地亩数目》著者佚名。著述年代待考，抄本60页。此书为国内所未见，该书对哈密所述颇详，所列诸目为：疆域、官制兵数、屯务、卡伦、军台、营塘、回子。
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洋文化研究所创立于1941年11月，1948年4月，进行了战后改组，原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东方文化学院并入其内，但东方文化学院藏书则由文部省管理，1967年3月，文部省将这批汉籍13500余册如数交给东洋文化研究所，这是该所战后最大一次汉籍收藏。这批典籍的主要部分，便是1929年从中国运往日本的“东海藏书楼”的藏书。“东海藏书楼”原为中国浙江省青田县人徐则恂所有，此人曾任北洋军阀时期浙江省内河水上警察厅厅长。1929年4月，徐氏与当时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协商，将“东海藏书楼”中40700余册，以34000两银子卖给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部。日本外务省依据《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从所谓中国“庚子赔款”中拨出货款，实际上，日本方面分文未付钙中国取走了这批珍贵典籍。经半世纪的搜集扩充，该研究所藏书据1992年统计，日、中、朝文图书369781册，西文图书78364册，合计448145册；日、朝、中、西文杂志4356种，其中中文杂志达1550种。重要典藏图书主要有：大木文库，3168部，45452册；帝国学士院东亚诸民族调查室旧藏书2000册；东方文化学院旧图书103587册；松本忠雄氏旧藏书3000册；仁井田陞氏旧藏书，汉籍5000册，西文书120册，日文书2200册；江上波夫氏旧藏书，主要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化、以及历史、地理、民族、风俗等方面。此外还有长译规矩也氏旧藏书、清野谦次氏旧藏书、矢吹庄辉氏旧藏书，下中文库、东京银行调查部旧藏资料，东京银行调查部旧藏资料，我妻荣氏旧藏资料，仓石武四郎氏旧藏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影印本，荷兰殖民地省公文书索引及瓜哇官报等。
东洋文化研究所还集藏了日本前外交机关、情报机关及殖民地情报机关各种资料与调查资料。其中大量与中国边疆有关。诸如：外务省调查报告，拓务省调查报告，东亚研究所调查报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报告，满洲事情案内所调查报告，台湾总督府调查报告，朝鲜总督府调查报告等。总计约2500余册。这类调查报告是二次大战前日本国设在本土、满洲、台湾、朝鲜等地情报机构的各种情报和调研报告，在当年形成时，均标注机密等级，极有利用价值。
此外，东洋文化研究所还收藏有大量资料，其中中国清代、民国时期文书资料2000余件（已编出目录和解说，两册）；殷代甲骨（已编出图版篇）；中国历代古钱、钱范（古钱12件，钱范10件）；中国考古资料110余件；内蒙古出土学术资料，1万余件等。
1993年11月29日，我在该研究所滨下武志教授陪同下，用了将近一天时间参观了内蒙古出土学术资料，重点考察汉籍收藏中的大木文库。内蒙古出土学术资料是江上波夫教授1983年寄赠。系本世纪30年代江上波夫担任东方文化学院助手时，于1931年8—11月间，受东亚考古学会派遣，与赤堀英三一同赴中国绥远省、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等地调查遗迹所得的资料。大部分是土、陶器片和器皿，还有当时从寺庙中收集的蒙文佛经和碑铭拓片等。这万余件出自内蒙古的文物、文献、安放在若大一间箱柜林立的库房中。据告，登册、清理、研究的工作已进行多年，只是工程量过巨，编目工作一时还难以完成。
大木文库是东洋文化研究所最早入藏的汉籍，也可以说该所的汉籍是在大木文库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大木幹一自1910年从东京大学法学科毕业后，长期在华任职律师，致力于中国法律史、社会史、经济史方面文献资料的搜集。1942年大木将藏书捐赠给成立不久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共45452册，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明清两代法律、经济及社会方面文献典籍。在滨下武志教授的大力相助下，我得以顺利查阅到下列有关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古籍：
1、新疆条例说略 （清）吴翼先 2卷，乾隆六十年 一帙二册。
2、新疆防戍出力原奏议，光绪二十五年。
3、塔城九载边防请奖折，光绪二十九年。
4、伊犁防戍更正底街请奖折，光绪三十年。
5、马亮奏伊犁防戍请奖折，光绪三十年。
6、新疆五次剿平边冠奏咨一案，光绪三十三年。
7、新疆甘肃奏底。
8、叶尔羌城庄里数回户正赋名项册，一卷。
9、帮办新疆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奏保收还伊犁、历年剿办窜匪案。
10、使藏纪事 （清）张荫棠 三卷，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四年十月。
三、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成立于1971年4月。藏于该馆的江户时期（1861年—1868年）档案1784卷，明治、大正时期（1868年—1912年）档册有22000册，昭和时期（1912年—1945年）档册有26000册，另有条约600件，图书类1100件。但在外务省设置以来的档案中，由于1942年1月的火灾，烧毁477册。1945年，日本战败之际又被烧毁了6698册。加之由于1946年美国军队进驻，有476册下落不明。这些被烧毁和遭劫的档册，几乎全是1930年以后的史料。所幸外务政务次官松本忠雄私自抄写的档案，战后收入外务省，可在某种程度上补其所失。这些外交文献以《日本外交文书》为题已分册刊行，目前明治、大正篇全部编集出版，昭和篇也在陆续出版之中。
最初得知外交史料馆中收藏有中国边疆史料是1987年9月参加内蒙古大学国际蒙古讨论会期间，读到了中见立夫教授的日本所藏蒙古史料2一文，文中提到在外交史料馆中收藏有清末民初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的访日档案，时我正计划着手研究近现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这一信息当然引起我极大兴趣。之后曾多次与中见立夫教授讨教，终于在他安排下，于1993年11月25日实现了造访外交史料馆的宿愿。史料馆座落在东京港区麻布台，据接待我们的松重充浩先生介绍，该地原是大清国驻日使馆旧址。我们顺利地看到了1906年4日—1909年3日有关帕勒塔访问日本期间的日方和清方的有关文献，此件档案名为《关于土尔扈特王帕勒塔游历本邦之件》，以及1912年4月时任科布多办事大臣土尔扈特王聘用日本医师的文件。同时还查阅了当时任日本驻大清国公使内田康哉日记原件。在松重充浩先生陪同下我们有幸参观了该馆的展示室和收藏库。在收藏库中藏有形成于本世纪20—40年代有关内蒙古、东北等中国边疆地区的大量文件，其中有为数众多的以“蒙古情报”为题的专档，系日本外交官、特务所撰上报外务省的关于内蒙古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等问题的情报和调查报告，实是研究现代蒙古的重要史料，至今尚无人（包括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整理和利用。
我们从有关介绍中还知道，外交史料馆所收藏的有关中国边疆的资料，较重要者诸如关于东北的有：1、满洲国警察制度调查（未定稿，昭和8年12月），2、在满朝鲜人概况（昭和10年、11年度），3、满洲事情，第1—7辑（明治44年3月——大正12年12月），4、间岛事情梗概（昭和7年1月）。
关于内蒙古有：1、蒙古民国事情（昭和2年11月），2、内蒙古一般状况视察记（昭和16年11月）。
其他还有：海南岛（琼崖）事情（昭和12年5月）、海南岛农业调查报告（昭和15年6月）等。
我们还看到一件由日本驻北平领事报送的毛泽东《论持久战》刊本原件，时在昭和19年（1944年）1月。
四、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
龙谷大学的前身学寮，创立于宽永十六年（1639年），已有350年以上的历史，该校图书馆几乎是同时创立的。从寺院学寮（1639年）成为学林（1655年），据记载，当时就已具备收集、提供资料等类似图书馆的功能。到本世纪初，改名为佛教大学后，接受了本愿寺历代宗主约3万册的“写字台文库”，使图书馆逐渐向佛教图书馆的方向发展。3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设立学科增多，相继建立大宫图书馆（1936年建立，收集人文科学方面图书），深草图书馆（1973年建立，收集社会科学方面图书），濑田图书馆（1989年建立，收集自然、社会科学方面图书）。1948年，大宫图书馆接受本愿寺门主所捐赠的大谷探险队有关西域的资料，成为该馆特藏——“龙谷藏”的重要收藏品。目前该馆藏书4O万册，并正在系统地将馆藏珍本古籍陆续选编影印出版《龙谷大学善本丛书》。
近年我正在从事新疆考察史研究，本世纪初大谷探险队在新疆的探险活动，当然是研究中关注的热点之一，并先后读到了龙谷大学编选的有关出版物：《佛教东渐》（思文阁，1991年）；《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大谷探险队的轨迹》（石川县立历史博物馆，1991年）；《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探险队西域文化资料选》（龙谷大学，1985年版，1989年版）等，这些书籍图版清晰，印刷精美，但总不如一睹文献、文物真迹为快。
1993年12月1日，我在北村高先生、若松宽教授陪同下，参观了大宫图书馆，当我们走进展观室时，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主事田中利生先生已将大谷探险队的部分西域资料珍品整齐陈列在宽大的阅览桌上了，其中包括了：李柏文书、退田文书、豆卢军军马处置文书、马票，以及大谷光瑞所撰的旅行教范，大谷探险队队员渡边哲信日记等。可惜当时只顾观阅，竟忘将所见珍品记下目录。
随后我们又在田中利生先生陪同下进入“龙谷藏”参观。这是一间恒温恒湿的特殊建筑，收藏在此的除了大谷探险队携回的西域资料，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敦煌出土佛经、有关社会经济文书、木简、碑文拓本、写真乾版、货币、染织残片、植物标本等近15000件，以及大谷探险队使用过的实物、队员日记、资料等外，与大谷探险队有关的还有一套1899年慈禧太后赠予大谷光瑞的乾隆三年印版大藏经，共737函，7838卷。
五、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
位于奈良县天理市的天理大学，是由日本天理教创设，该校图书馆于1930年建立，据1992年统计藏书约59万册，馆藏汉籍甚富。80年代中期以来，天理图书馆将其收藏的精品汇编成《天理图书馆善本丛刊》（汉籍之部）络续出版，计12卷，可谓煌煌大观。
始初我是读了日本大学加藤直人先生所撰介绍《伊犁奏摺》和《固庆奏稿》的文章后，引起对该文献收藏单位天理图书馆的注意，并引发对进一步了解天理图书馆收藏中国边疆古籍的兴趣。
1993年12月2日，在天理大学村上嘉英教授陪同下，终于有机会参观了神往已久的天理图书馆。我们看到了伊犁奏摺和固庆奏稿。伊犁奏稿，全名应为伊犁将军奏摺，抄本，咸丰七年至十年，共18册，收录了伊犁将军扎拉芬泰在职期间的满、汉文奏摺。固庆奏摺，一函四册，收录道光十八年至咸丰元年固庆在新疆、科布多、吉林任职时的满、汉文奏摺51件3。
在书库的满文藏书中还看到了一些珍贵的关于中国边疆的稿本和抄本，且有相当多是满汉合璧的4。现将其重要者举目如下：
1、清汉奏档，道光19年10月—12月，1函5册。
2、奏稿档 咸丰4—5年，二函9册。
3、塔尔巴哈台奏稿 满汉文，嘉庆元年—25年，一函6册。
4、塔尔巴哈台奏稿 咸丰二年，一函二册。
5、吐鲁番事宜清汉奏档 满汉文，抄本，道光十九年。
5、东三省奏折档 汉文，抄本。咸丰六—七年。
除了在上述5处访书以外，我还造访了：国立国会图书馆（东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大阪大学图书馆和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阪），九州大学图书馆（福岡），以及东京、大阪、京都、神户、滋贺、福岡等地10余处博物馆，惜时间所限，虽是浮光掠影，但印象仍深。尤其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有许多有关中国边疆，以及中国同邻国关系的珍贵资料，希望今后还能有那怕是走马观花式的访书机会，以弥补寻访中之遗憾。
日本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他们的图书现代化管理，方便读者的管理制度，以及文献的开发利用，均有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因本文篇幅有限，只得留待以后另文再叙。
结束这篇琐记之际，除了要再一次向文中提到的诸位日本同仁表示感谢外，特别要提到的是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中见立夫教授，1993年11月至12月我在日本的访书活动，多数是在他的安排下实现的。没有众多日本友人的热心与鼎力，在如此短促的时间能看到众多的资料是不可想像的。还需提及是我的日本访书活动实际上是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立同志共同进行的，因她正任教于大阪经济法科大学，这篇访书琐记才由我独自撰写了。
参考资料：
1、东洋文库五十周年展 1967年。
2、榎一雄 东洋文库六十年 1977年。3、东京大学东料文化研究所要览 1992年度。
4、松重充浩：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史料利用指南。
5、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指南 1993年。
6、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要览 1992年。
7、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要览 1992年改订5版。
8、天理图书馆开馆60周年纪念展 1990年。
注释：
[1]严绍（原字为上汤，下玉）：《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194—页206。
[2]吴丰培教授据家藏北洋政府蒙藏院汉译稿整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出版，该奏稿满文原件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3]《蒙古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辑。
[4]参阅加藤直人所撰下列论文：《天理图书馆所藏（伊犁奏摺）》，《史丛》第32号（1983年11月）；《所收的满文档案（1）》，（武藏野女子大学纪要）第21号（1986年）；《天理大学藏固庆奏摺》（打印本）
[5]河内良弘：《山口大学、天理大学满文图书、资料目录》，载神田信夫编：《日本所藏清代档案史料》（东料文库，1993年）。
（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