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阎若璩

祖世科，……官布政使司参议。（六页）　

祥案：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南雷诗文集·参议阎公神道碑铭》：万曆四十五年，“陞山东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廷议边才，改为宁前兵备。”赵执信所撰阎若璩《墓誌铭》：“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九《阎若璩传》同。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引《万曆甲辰进士履历便览》曰：“阎世科，……癸丑，升郎中，辽东管粮。……丁巳，升宁前参议。戊午，回籍。”然则为官宁前兵备道参议，非布政使司参议也。江氏全袭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八《阎若璩传》，钱氏不知何据，江氏袭之未改耳。

年十五，……是年，补学官弟子。（六页）　

祥案：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繫入学为顺治八年十六岁时。其引《淮山肄雅》曰：“录顺治八年李提学嵩阳类考生，以商籍入淮安学。首题‘伯夷、叔齐至怨乎’，次题‘视天下悦而归己’。”

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即疑二十五篇之伪，沈潜二十余年，乃尽得其癥结所在。（六页）　

祥案：《钱传》作“三十余年”，与此不同。《张谱》引《行述》曰：“著《尚书古文疏证》盖自二十岁始，而诸子史集，亦自是纵学，无不博览。”考阎氏《尚书古文疏证》初成四卷，黄宗羲为之序，後四卷次第成之。《疏证》中记事按语，尚有丙子（康熙三十五年）时所记，则全书定稿在阎氏著书四十年后，然则钱氏之说，较江氏说为胜耳。

郑康成注《书序》，於《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宝》、《肆命》诸篇，皆注曰“逸”。（七页）　

祥案：此为阎氏《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三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異”条按语之文，原文“肆命”之下尚有“原命”一篇，凡“亡”、“逸”皆十三篇。又《疏证》卷一“第十六言礼记引逸书皆今有且误析一篇为二”条按语：“郑注书有‘亡’有‘逸’：‘亡’则人间所无；逸则人间虽有，而非博士家所读。杜氏注统名为‘逸’，此其微别。”

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於安国明矣。（七页）　

祥案：棘下，又作稷下，地名，战国齐都城临淄稷门（今山东淄博东北）见《水经注》二六《淄水》。战国时齐学者会聚之处，号稷下学社。《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於■、田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集解》引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於稷下也。”《周注》：“本春秋鲁邑，当今山东肥城县南。”误。《春秋》成公三年：“叔孙侨如帅师围棘”。即此地，非本篇之棘也。

於《尚书》则云：“周，至也。言纣王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诠释相悬绝如此，岂一人之手笔乎？（八页）　

祥案：《近藤注》：“《疏证》第十九条‘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孔传》作‘少’，钱大昕撰《阎氏家传》已为修正，然《汉学师承记》光绪九年山西书局刊本作‘多’，或勉强与《疏证》相校而改耶？”

与陈秀才寿善，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倡和诗》。（九页）　

《周注》：“陈寿善，未详待考。“祥案：《周注》误。《杭传》作“陈秀才子寿”，是。江藩脱“子”字，周氏未详考也。子寿，名祺芳，清常熟人。诸生。客游半天下，入钱谦益、龚鼎孳之门，诗文豪宕，有逸气。有《韬庵》、《鸥波》等集。清庞鸿文等纂《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三0有传。又《杭传》曰《陇右倡和诗》“长汀黎副使士宏为之序”。《张谱》引《託素斋集》中《序文》曰：“癸丑腊尽，赵子石寅……访余於张掖，……曾不数语，石寅即自称於巩昌陈阶六少参所，得交两诗人：一为陈君子寿，一为阎君百诗。……两君日坐老屋颓簷，以诗角险，真若大将将十万师，分坛据垒，无敢胜负。壁观者无不惊骇失魂魄。……两诗人……终日拥被含毫，真若有万不可已之事，属稿连篇，至一二千言不止。”张穆注：“绎序意，知无一夕成绝句百首之事。”

若璩闻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言《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餘唾哉！”（九页）　

祥案：此段引王应麟言，当止於“去《国恤》一篇”下，“识者非之”非王氏语也，锺氏标点引号有误。

三十一年，客闽归。（九页）　

祥案：客闽归当为二十二年。《杭传》作“二十一年”。《张谱》引《行述》曰：“二十一年，客福建。……二十二年，客福建方归，司寇公来邀，复至京师。公家盛宾客，客皆当世魁士，而贤重府君逾常等。”又阎氏《疏证》卷一“第十六言礼记引逸书皆今有且误析一篇为二”条按语：“癸亥秋，将北上。先四、五月间，净写此《疏证》第一卷成。六月，携往吴门，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进郭外。”然则二十二年，至京师时，已后半年矣。杭氏、江氏皆误。盖江氏袭自《杭传》，而手民氏讹为“三十一年”耳。

予举宋陈良时有《使功不如使过论》。（一0页）　

《周注》：“陈良时，《宋史》无传，待考。”祥案：《周注》未细考也。阎若璩《潜邱劄记》卷一：“读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则此“陈良时”为“陈傅良”之误，江氏脱“傅”字耳。陈傅良（一一三七—一二0三），字君举，号止斋，宋瑞安（今属浙江）人。乾道中进士。宁宗嘉泰中，知嘉州，进宝谟阁待制。卒谥文节。师事郑伯熊、薛季宣，传永嘉之学。著述今存有《春秋后传》一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永嘉八面锋》一三卷、《止斋集》五二卷等。事见《止斋集》附录楼钥《神道碑》、蔡幼学《行状》、叶适《墓誌铭》，《宋史》卷四三四有传。

又越五年，读后书独行传（一0页）。　

《近藤注》：“后书”非脱误“汉”字。……《潜邱劄记》及杭氏、钱氏皆作“后汉书”，《师承记》山西书局本补入“汉”字。祥案：近藤氏说是。古人书中，如此省称者多矣，此不必补也。中华书局锺氏点校本以山西书局本为底本，故亦有“汉”字耳。

《指摘日知录》一卷，见《潜邱劄记》中。（一0页）　

祥案：此指阎若璩《补正日知录》一卷，见《潜邱劄记》卷五中。“指摘”二字，不当加曲线为书名也。

藩闻之顾君千里云：“曾见初印亭林所刊《广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业阎若璩名。”则若璩常执贽崑山门下。然若璩所著书中不称亭林为师，岂亭林没后，遂背其师耶！（一0页）　

祥案：关於顾、阎关係，《张谱》末引诸家论阎氏之学及著述后，论江氏此语云：“顾、阎相见，在康熙十一年壬子，而《广韵》刻於康熙六十年丁未，王山史《山志》云：‘李子德尝得《广韵》旧本，顾亭林言之陈祺公，托张力臣鋟木淮阴。’案：书前列正字姓氏四行云：‘上谷陈上年祺公、吴郡顾炎武宁人、关中李因笃天生、淮阴张弨力臣’。与《山史》之言正合。此事本与潜丘无涉，何为无端拉入，若今日名士之标榜乎。且四人皆冠以地，不应潜丘独称受业，即真执贽门下，《广韵》非顾氏私书，受业之称於谁加之？惟四行后，空白一行，下又记云：‘悉依元本，不敢增添一字。’千里因从此空白之一行生波。夫太沖、亭林，皆潜丘心折之人，太沖卒，潜丘仿双江故事，追称弟子，岂有於亭林而反背之。千里天性轻薄，於总角至交之李尚之其殁也，乃造作文字，重相诋毁。常熟王应奎《柳南随笔》曰，陈在之学诗於冯定远，尽得其指授，而背辄毁定远，不遗余力，定远比之於逢蒙，遍诉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於是邑中后进之士从定远游者，或因声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然则千里殆渐染在之之风，而並欲污前贤以自盖也。此论又何足怪，但不可使后进少年以潜丘为藉口耳，余所以不能已於辩也。”又案：据黄嗣艾《南雷学案》卷七《及门·阎百诗先生》：阎氏疑《书》而不能明，“请业於南雷公之门，南雷公披导榛芜，撰《授书随笔》一卷付之，先生始恍然得其症结所在。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南雷公序之，并阐发‘危微精一’之旨，识者以为知言。”则阎氏以黄氏为师，为实录也。

宋齐以前无“花”字。（一一页）　

祥案：“前”，诸本皆作“南”，是，锺校本形似而误，当据改。

乾隆甲午优贡生，癸卯举人，隰州学正，以例授国子监助教。（一三页）　

祥案：清冯金伯《墨香居画室》卷五：“以优贡入成均，充八旗教习。丙午，北闱癸贤书，授隰州学正，旋告归。”又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卷七：“官隰州年余，即告归。”依二家之说，则充八旗教习在前，任隰州学正在后。江藩述事，前后互倒也。

胡　渭

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世无传本。（一四页）　

《周注》：“按江言程《图》世无传本，盖本胡说；实则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曾由《永乐大典》中辑存二十八图。《四库总目提要》卷十一经部书类一程大昌《禹贡论禹贡后论山川地理图》下云：‘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之，祗缺其《九州山水实证》及《禹河汉河》二图耳。其余二十八图，岿然並在，诚世所未覯之本。今依通志堂图叙原目，並为二卷，而大昌之书复完。’则程《图》今仅缺其三。详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祥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杜教授泽逊先生云：“《禹贡山川地理图》，南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学刻本，旧藏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后归乌程蒋氏密韻楼，再归祁阳陈澄中，建国初从香港购归，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九八五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为《古逸丛书三编》之一种，首尾完具，其中《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今定禹贡河汉对出图》俱在。《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皆非完帙。又所缺二图，《提要》已明言，周氏误以禹河、汉河为二图，故曰‘今仅缺其三’也。”

四十二年，法驾南巡，渭撰《平成颂》一篇，献诸行在。（一五页）　

祥案：江氏以胡渭进书事隶此年，误，实为四十四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事，非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时事也。夏定域《胡胐明先生年谱》康熙四十四年引《禹贡锥指纪恩》末注曰：“按乙酉漱六轩本《锥指》，卷面题‘康熙乙酉孟夏草莽臣胡渭恭进’，首页印有康熙御笔‘耆年笃学’四字，並题‘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赐臣胡渭’。按《文献徵存录》、《钱传》、《国朝先正事略》、国史馆《本传》，均繫此事於康熙四十三年，又《师承记》及《阎谱》繫於四十二年，《阎谱》並谓‘潜邱垂老，谆谆以求御书为言，盖有感於胐明之事’。均误。”

顾祖禹

又用开方法绘地图四卷，名曰《读史方舆纪要》。（一七页）　

祥案：“四”，《近藤注》“原刊本空一字，阮亨本作‘一’字。”案《粤雅堂丛书》本作“曰”，原刊本作“囗卷”者是，诸本皆非也。《读史方域纪要》凡南北直隶与十三布政司皆附有图，非一卷，亦非四卷也。

张尔岐

著《天道论》、《中庸论》、《笃终论》，为时所称。（一六页）　

祥案：《笃终论》即张氏《后笃终论》。晉皇甫谧悼厚葬之害，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论》，见《晉书》卷五一《皇甫谧传》。尔岐感当世丧葬之风，听信巫覡，崇奢背礼，为害甚烈，遂作《后笃终论》，倡言“奢而示之以俭，俭而示之以礼，移风易俗，诚贵者贤者之责也”。详《蒿菴集》卷一《后笃终论》上下。故江氏此文，“后”字不可省也。

《汉志》所载传《礼》者十三家。（一六页）　

祥案：《汉书·艺文志》：“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周注》：“按十三家与原文目录不符，今已不可考释，故不录。”祥案：周说似是而非。《汉志》礼类凡著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记》百三十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计目十有四，而篇数五百五十有四。《司马法》一家，《七略》本在兵权谋家，班固取彼而入此也。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二：“今计《古文经》、《古文记》合一家，《今文经》一家，《明堂阴阳》至《明堂阴阳说》共五家，《周官经》、《传》合一家，《军礼司马法》以下共五家，合计十三家。”然则原目並无不符矣。

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一七页）　

祥案：后一“其”字，张氏原《序》作“足”，文义较备。

崑山顾炎武……又与友人论师道书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一七页）

祥案：江氏曰“与友人论师道书”，误。《亭林文集》卷六《广师》：“苕文汪子刻《集》，有《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若稷。……”然则江氏误以汪氏之题，归之亭林耳。

卷二

惠周惕

惠周惕，字元龙，一字研谿。（一九页）　

祥案：惠士奇《先府君行状》：“宅南有谿，方而窪，形如砚凹，俗名砚凹谿，故公自号砚谿。”又《惠氏宗谱》卷三《密云砚谿公传赞》：“世居东渚，渚南有谿，方而窪，形如砚，故自号砚谿。”又卷三二：“字元龙，号研谿。”然则字研谿者，误矣。

靖康末，以文林阁学士扈高宗跸。（一九页）　

祥案：明王居正《宋文渊阁学士惠公传》：“乙巳，金人陷平州及燕山州县，奉使督诸道兵入援，加文林阁学士。丙午，渊圣即皇帝位，晉文渊阁学士，仍兼领邓州路。……既而以范致虚代邓州，改元祐为亲征行营制置使，奉睿圣次相州，开大元帅府。……帝授（秦）桧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寻加平章兼知枢密。元祐久有退休之志，得乞身终老。会寇已去浙，帝思回銮，乃命扈驾如临安。”如此，则当曰“以文渊阁学士扈高宗跸”矣。然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一“扶风”条：“予家出自扶风，始祖文林阁学士吉甫公讳元祐，尹和靖高弟子也。”钱大昕案：“文林阁学士，宋时无此官名，谱牒所载未可信。”案钱氏所言甚是，宋时有文林郎，为文散官名，从九品；又为选人阶名，从八品。无文林阁学士，即文渊阁学士亦无之。明太祖时，於南京奉天门东建文渊阁，成祖迁都北京，又於宫内东庑建文渊阁，且置大学士，此文渊阁学士之始也。

文翁守蜀，选子弟就学，遣雋士张宽等东受《七经》。（二0页）　

祥案：“张宽”，《汉书》卷八九《文翁传》作“张叔”，《钱传》误引，江氏转录《钱传》，亦误，当据改。《汉书》卷八九《文翁传》：文翁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

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二四页）　

《周注》：“按虞翻卒於三国魏青龙元年癸丑，当公曆二三三年；惠栋卒於清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当公曆一七五八年。先后相距，适为一千五百二十六年。”《近藤注》亦引周说。祥案：江氏此语，盖为清儒常言，泛指自汉末至清中叶乾隆时约千五百年左右之时间，未必确指自虞翻卒年至惠栋卒年间之时间也。

京氏筮法，一爻变者为九六，二爻以上变为八。（二五页）　

《周注》：“京房筮法见《易林补遗》。‘二爻以上变为八’，疑‘八’上脱‘七’字。惠栋《易例》卷一‘占卦’条云：‘《易林补遗》，京房占法，一爻动则变，乱动则不变。若然，一爻变为九六，二爻以上变为七八也。愚谓：《左传》所占卦，如云其卦遇《蛊》，其卦遇《复》。穆天子传其卦遇《讼》，皆六爻不动也。其云遇《艮》之八，及晉语遇《泰》之八，皆二爻以上变，仍为七八而不变也。’按江文盖据此。”祥案：《周注》误。《周易述》卷一七《繫辞下》“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条疏：“京氏筮法：一爻变者为九六，二爻以上变者为八，故《晉语》重耳得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变，不称《屯》之《豫》而称八，《左传》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变，不称《艮》之《随》而称八者，皆是贞夫一之义也。”又惠氏下文明言：“七者，蓍之数；八者，卦之数。蓍圆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知来为卦之未成者，藏往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内外传》无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为蓍之数，未成卦也。”然则惠氏原文如此，“八”上並不脱“七”字也。

古之圣人，生有配天之德。（二五页）　

祥案：“德”为“业”之误。惠氏原注作“业”。又惠氏《明堂大道录》卷六“明堂配天”条亦曰：“古之帝王，生有配天之业，殁享配天之祭。”

故太暤以下，历代称禘。（二六页）　

《锺校》：“‘称’，各本俱作‘所’。”祥案：作“所”是。惠氏《周易述》原注亦作“所”也。

熲容《春秋释例》云。（二六页）　

祥案：“熲”为“颍”之误，惠氏《周易述》、《明堂大道录》书中所引亦皆作“颍”。颍容字子严，汉陈国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献帝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有《春秋释例》。建安中卒。《后汉书》卷七九下有传。

禘、郊、祖、宗四大祭，而总谓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郑注《大传》“不王不禘”，及《诗·长髮》“大禘”笺，皆云“郊祀天”，是郊称禘也。《周颂·雝序》云“禘太祖也”。《郑笺》云“太祖谓文王”，是祖称禘也。刘歆云“大禘则终王”，是宗称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二六页）　

祥案：自“郑注《大传》”至“故四大祭皆蒙禘名”，为惠氏疏文，注上文“禘、郊、祖、宗四大祭，而总谓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句，《钱传》误植入之，江氏袭之，然疏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又与上重复，故此段疏文当删者也。

《周书》朝诸侯则於明堂，觐诸侯则设方明。（二六页）　

祥案：《钱传》引此句“觐”字前有“仪礼”二字，江氏转引而省“仪礼”二字，今本《逸周书·度邑解》有“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句，然与本文所述“方明”无涉，故当依《钱传》为是，此二字不可省。

又云“颜氏无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今何本亦有之。（二七页）　

《周注》：“‘今何本亦有之’，各本《师承记》皆作‘有’，但惠栋《九经古义》卷十三《公羊上》原文作‘今何本亦无’。按‘有’当作‘无’，或江引偶误，或刻误。何休本为《颜氏春秋》，颜氏既无‘伐而不言围’云云，则何本不当言‘有’甚明。”

隐三年“登戾之”。（二八页）　

祥案：《礼记·大学》：“一人贪戾，一国作乱。”《郑注》：“戾之言利也。……《春秋传》曰：‘登戾之。’”《周注》：“按‘登戾之’系严本《公羊》隐五年传文，今本何氏《公羊》依颜氏作‘登来之’。注云：‘登读言得。得来之者，齐人语也。齐人名求得为得来。作登来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戾作来，文不同。又‘隐三年’《师承记》各本皆作‘三’，按‘三’当作‘五’，或江误引，或刻误，《九经古义》原文作‘五’，亦可证。”

按孙卿，齐湣、襄时人，当秦之惠王，则在其後。卿所注书。（二八页）　

祥案：“注”，惠氏原文作“著”，当据改。此所著书，即《荀子》也。

王侍郎兰泉先生。（二九页）　

《周注》：“王兰泉，王昶之字。”祥案：《周注》误，兰泉为王昶之号。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三《王昶神道碑》：“以居兰泉书屋，学者称兰泉先生。”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首》：“因有兰泉书屋，琴德居，故时亦以为号焉。”然则兰泉、琴德，皆别号也。又本书卷四《王兰泉先生》：“一字兰泉，又字琴德。”亦误。

沈　彤

有人荐修《三礼》及《大清一统志》。（三0页）　

祥案：《高宗实录》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条：“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兵部尚书甘汝来为三礼馆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礼部左侍郎徐元梦、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惠栋《松崖文钞》卷二《沈君果堂墓誌铭》：“著《群经小疏》若干卷，凡所发正，咸有义据，侍郎方公苞绝重之。”《碑传集》卷一三三沈廷芳《墓誌铭》：“雍正间至京师，望溪方公见其所疏三经，谓得圣人精奥；读其文，又谓气格直似韩子。乾隆初元，辑《三礼义疏》，遂荐入馆，名动辇下。”又据李富孙《鹤徵后录》，沈彤“由内阁学士吴家骐荐举”。然则荐举入京者为吴家骐，而荐入三礼馆者，则为方苞也。江藩书中多诬方氏，故讳而不举其名耳。至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二又曰，沈彤“师事方苞，湛深经术，所为文深厚古质，格律端谨，不事文饰，务蹈理道，无譁嚣浮侈之习。中岁，与方苞商订《三礼》，辨论精核，述作矜慎，不轻意下笔”。此则又以沈氏为方苞弟子，较之江藩，亦所谓过犹不及矣。

彤老而无子，穷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三0页）　

祥案：江氏此说误，沈氏实得年六十有五。惠栋《松崖文钞》卷二《墓誌铭》：“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吴江沈君果堂以疾卒。……君生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得年六十有五。”沈廷芳《墓誌铭》、陈黄中《传》同。

考《奔丧》：“无服而为位者，唯叔嫂。”（三0页）　

祥案：“叔嫂”，《奔丧》作“嫂叔”，《郑注》“正言‘嫂叔’，尊嫂也”。江氏误倒，当据改。

南归後，读《仪礼小疏》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郑於上记注云：‘兄弟，犹言族亲也。此兄弟同义，故不重出。’贾云：‘妻从夫服，其族亲即上经夫之诸祖父母，见於《缌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见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无服，今言从夫降一等，记其不见者，当是夫之从母之类乎？’”彤谓此条总结上经，非专记其不见者。夫之姑姊妹，见於《小功章》，贾乃遗之。至云从母之类，则有若夫之从祖父母，夫之从父姊妹之类，皆以小功而降为缌，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从祖姑姊妹适人者之类，夫皆为之缌，妻皆降而无服，并包含於其中矣。从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称兄弟。（三一页）　

祥案：此段标点有两处之误。其一，郑注：“兄弟，犹言族亲也。”“此兄弟同义，故不重出”非郑氏语也。其二，此整段皆为沈彤之言，故“”号当至段末“故亦可称兄弟”句下，不当在“当是夫之从母之类乎”下也。锺氏未核原文，盖因有“彤谓”二字，遂以下段非引号中语矣。

余古农先生

先生状貌奇伟，顶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戏呼为“鬼谷子”。（三二页）　

祥案：此“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句，当作“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为句也。轨革家，谓占术者。轨革，占术之一种，古时术士以人之貌像占验，以附会人事之吉凶。《宋史·艺文志》有《轨革秘宝》、《轨革指迷》等，今不传。

惟皇侃《论语义疏》，其书出於著《鉤沈》之后，且为足利赝鼎，何得谓之鉤而未沈者乎！（三三页）　

祥案：皇氏《论语义疏》，余萧客尚未能见，故江藩为其师辩护，然谓皇氏书为“足利赝鼎”者，则非也。此书《宋志》、《中兴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皆尚著录，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遂不著录，知其佚在南宋时。是书隋时即传入日本，康熙九年，日本人山井鼎等作《七经孟子考文》，自称其国有是书，然中国无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乾隆三十七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得是书日本传本，入四库全书馆中，著录於《四库全书》中。同时王氏亦刻有巾箱本，其版后归鲍廷博，鲍氏入其《知不足斋丛书》中。是书因日本传本已改原书体例，且四库馆臣又有剜改，故经文与今本多有異同，为清代学者所疑，然与钱曾《读书敏求记》所引高丽古本合，其疏文与余萧客《古经解钩沈》所引，虽字句或有小異，而大旨悉合。故《四库总目》卷三五经部四书类一《论语义疏》曰“知其确为古本，不出依託”。是书有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整理本，为恢复古钞本之旧貌，今存《武内义雄全集》第一卷中。又案：关於是书传入详情及江藩对此书之态度，详参《近藤注》可矣。

江艮庭先生

又《墨子·尚贤篇》引《泰誓》曰。（三五页）　

《周注》：“‘汤誓’各本误作‘泰誓’，今改正。”祥案：江氏《音疏》原文即作《汤誓》。

並不敢出神奇以骇人观听，将摭拾典籍以供补缀。（三六页）　

祥案：江氏原文“将”前有“直”字，此不应省也。

传之者仅守残编而不敢补缉。（三六页）　

祥案：“仅”，赵之谦批校本、近藤注本作“谨”，江氏《音疏》原文亦作“谨”，是，当据改。

卒年七十有八。（三六页）　

祥案：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嘉庆四年条：“是年，江艮庭先生殁”。注：“孙渊如《平津馆文稿·江声传》：‘嘉庆四年九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九。’《续疑年录》同。《汉学师承记》云：‘年七十有八。’卒年未详。案：《尚书集注音疏》卷十二末艮庭自识：‘乾隆五十四年，年六十有九。’又《小引》：‘五十八年，年七十有三。’以此计之，卒嘉庆四年，实七十有九。若年七十八，则当卒嘉庆三年矣。疑《汉学师承记误》。”

褚寅亮

一字宗郑。（三七页）　

祥案：据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六0《墓表》：乾隆三十六年，褚氏丁父忧。“居丧，日读《仪礼》，以郑注精深，非后儒可及，遂以‘宗郑’自号焉。”然则江氏以“宗郑”为又字者，误也。

尝谓“宋人说经，好为新说，棄古注如土苴，惟《仪礼》一书为朴学，空谈义理者不能措辞，而晦菴、勉斋、信斋又崇信之，故郑氏之学未为異义所汩。至元吴兴敖继公撰《集说》，虽云採先儒之言，其实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专攻郑氏，学者苦注疏之难读，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盖君善之意不在解经，而有意与康成立異，特其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无意於排击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於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曲就其义，不几于无所忌惮乎”！（三七页）　

祥案：江氏此记袭自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仪礼管见序》，然自“尝谓宋人说经”至“乃盛行于世”，乃钱氏之说，非褚氏之语；自“盖君善之意不在解经”至“不几于无所忌惮乎”，方为钱氏引述褚氏之语。江藩皆以为褚氏论学之语而引之，大误。

《燕礼》：“胜觚于宾。”（三七页）　

《近藤注》：“《师承记》原刊本以下各本皆作‘胜’，明为涉前引‘胜者’、‘胜党’而致误。《仪礼》经文、《管见》、《钱序》皆作‘媵’。《郑注》：‘媵，送也。读或谓扬。扬，举也。’”

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三八页）　

《近藤注》：“元中，盖《三统术》所谓之元中耶？”下详推演其数。祥案：近藤氏此注大误。“元”乃“玄”字，避康熙帝讳而改者，钱氏《仪礼管见序》作“玄”，锺哲校本改“元”为“玄”，是。“入其玄中”，语见《世说新语·文学》。

如“月相求六扐之数”句。（三八页）　

祥案：“月相求”，《近藤注》据钱大昕《三统术衍》、阮元序补“中”字，作“中月相求”，是。此为求“中气”与“朔望月”之关係，故“中”字不可省也。

早年为《公羊》何休之学，撰《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邵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異义》二卷。又著《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于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归。五十五年，卒。（三八页）。　

祥案：此段“早年为《公羊》何休之学”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校评初刻本作“撰《公羊义疏》二十九卷，又以《玉篇》、《广韵》诸书中字体之不悖於六书者，补许氏《说文》之阙，名曰《说文补遗》，其书藏於家。乾隆五十三年，以老疾告归，未几卒。”与后来刻本不同。

卷三

王鸣盛

祥案：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八《西沚先生墓誌铭》：“尝取杜少陵诗句，以西庄自号，学者称西庄先生，西庄之名满海内。”然则“西庄”乃王氏之别号，非别字也。

年十七，补诸生，屡试第一。（三九页）　

祥案：王氏年十七时，为乾隆三年。黄文相《西庄居士年谱》乾隆二年十六岁条曰：“应童子试，县令黄建中见先生方垂髫，大加赏爱，见《始存稿》二九《黄君墓誌铭》。《嘉定县志》一九云：‘嘉庆元年，大学士阿桂奏对便殿，偶及鸣盛名，上谓此人学问甚好。明年，遂重游泮宫。’又《昔梦录》一云：‘嘉庆丁巳，光禄公重游泮宫。’则先生入学，当在是年无疑。《墓誌铭》云：‘年十七，补县学生，学使岁科试，屡占第一。’与此不合。”

时沈文悫公德潜以礼部侍郎致仕，海内英雋之士皆出其门下。与王侍郎兰泉先生、钱少詹大昕、吴内翰企晋、及曹仁虎、赵文哲、黄文莲相唱和，文悫以为不下“嘉靖七子”。（三九页）　

祥案：天津图书馆藏《汉学师承记》赵之谦、谭大临批校本，谭氏曰：“‘致仕’下应加‘以诗名高海内’一句，又‘与王侍郎’句上宜加‘先生尝’三字，於文章始有照应。”所言极是。

还京，有御史论其驰驿滥用驿马。（三九页）　

祥案：钱大昕《墓誌铭》：“未几，御史论其驰驿不谨，部议降二级。明年，授光禄寺卿。”王昶《春融堂文集》卷六五《王鸣盛传》：“事竣还京，以滥用驿马被吏议，左迁光禄寺卿。”《黄谱》乾隆二十四年条：六月甲子，充福建乡试正考官。十二月，罣吏议，去官。《实录》云：“吏部议：御史罗典参奏内阁学士王鸣盛，奉命典试，於路置妾，奉旨交部议处，应将王鸣盛照不应重律私罪，降三级调用。有加一级准抵，仍降二级调用。从之。”案：黄氏所引，详见《高宗实录》卷五八八、六0三。然则所谓“滥用驿马”者，为王氏讳之也。若无《实录》所载，今人又安能知为王氏“於路置妾”，因风流而降调耶？

宋元丰以新义取士而汉学殆绝。（四0页）　

祥案：此“新义”当下加曲线为书名，即王安石等纂《三经新义》之省称也。

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四0页）　

《周注》：“《蛾术编》一百卷，王鸣盛撰。书今存，有原刻本。”祥案：周注述是书卷数有误。《蛾术编》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沈翠岭刻本仅为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並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彙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今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卒年七十有八。（四0页）　

祥案：江氏曰“卒年七十有八”，误，当为“七十有六”。《钱铭》：“兹以嘉庆二年十二月捐馆。”《王传》：“嘉庆二年十二月，没於苏州。”考王氏生於康熙六十一年，至嘉庆二年，当为七十六岁明矣。故《黄谱》於嘉庆二年条曰：“《汉学师承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及《道光苏州府志》，並云卒於嘉庆二年，春秋七十有八，皆误。”

藩十六岁时，著《尔雅正字》。（四0页）　

祥案：“十六”当为“十八”之误。江藩《炳烛室杂文·尔雅小笺序目》：“乾隆四十三年，年十八矣，不揣譾陋，为《尔雅正字》一书，承艮庭先师之学，以《说文》为指归，《说文》所无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叚借，不敢妄改字画。张美和‘手可断笔不可乱’之言，岂欺我哉！王西沚光禄见之，深为叹赏。谓予曰：‘闻邵晋涵大史作疏有年矣，子俟其书出，再加订正，未晚也。’”江氏从江声学，在其师余萧客逝后，余氏逝於乾隆四十二年或四十三年，江藩为十七、十八岁之间，故当以“十八岁”为确。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三年条亦曰：“《汉学师承记》误作‘十六岁’，盖‘十八’之误。”

钱大昕

一字辛楣。（四一页）　

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钱庆曾注：“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

侍御告之巡抚雅蔚，文檄召至院中。（四一页）　

《周注》：“雅蔚，《清史列传》无传，待考。”祥案：《周注》断句有误，锺氏又误从之。此句当作“侍御告之巡抚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觉罗·雅尔哈善，字蔚文，号樗轩，清满洲正红旗人。雍正三年翻译举人。授内阁中书，历官至江苏、浙江巡抚，户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终参赞善大臣，靖逆将军。后以坐疏纵论斩。《清史稿》卷三二四、《满汉名臣传》卷四三、《八旗文经》卷五八杨钟羲所撰《作者考乙》有传。钱氏在紫阳书院时，正雅尔哈善任江苏巡抚时也。又《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四年条：“巡抚觉罗樗轩公雅尔哈善闻予名，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

在京师，与同年长洲褚寅亮、全椒吴朗讲明九章算学。（四一页）　

祥案：“朗”为“烺”之误。《近藤注》：“王昶撰《墓誌铭》作‘吴荀叔’，钱氏《自订年谱》乾隆十八年条作‘吴杉亭’。据《扬州画舫录》卷一0，吴烺字杉亭，又字荀叔，父敏山征君，巧於诗，久居扬州。又《畴人传》卷四二，吴烺精通算学，著有《周髀算经图注》。”

三十七年，改补侍读学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四一页）　

祥案：《年谱》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擢詹事府少詹事。”江氏隶三十七年冬，乃袭王昶《墓志铭》之说，误。

乙酉、甲午，充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四一页）　

祥案：《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三十年：“六月，奉命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正考官则祭酒曹公秀先也。”案钱氏充浙江乡试副考官事，又见《高宗实录》卷七三八六月己未（十五日）条。然则曰乙酉为浙江乡试主考官者误也。江氏袭王昶《墓志铭》，沿王氏之误而未能正之。

虞仲翔说《易》，专取旁通，与之卦旁通者……（四二页）　

祥案：此为锺氏袭《周注》标点之误。此钱氏释虞翻说卦，以“旁通”与“之卦”为主而释卦象，下分别论二者之义，若作原书标点，则疑不能明矣，当改为“专取旁通与之卦”为句。旁通、之卦，汉儒易学术语也。

而仲翔於谦云剥上之三，蔡君谟说。（四三页）　

祥案：《周注》：“钱氏原书作蔡景君，江引盖误。蔡君谟，宋蔡襄之子，在虞翻之後，何能有《易》说为虞氏所称引？蔡景君，汉人，在虞翻前，正史无传。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以为即《汉志》之《蔡公易传》，亦无确证。”

太史公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四五页）　

祥案：两段引文皆见《史记》卷一二0《太史公自序》。《周注》：“按《史记》原文，‘国’下无‘家’字，‘人臣’下无‘子’字，《汉书·司马迁传》引文同，疑钱误衍。”周说是，钱氏误衍，而江氏袭之未改也。

宋襄公用鄫子。（四七页）　

祥案：《周注》：“按钱氏原书‘鄫’下有‘子’字，江书偶夺，今据补。”《锺校》：“‘子’字据文义增补。”

知女子不可事二夫。（四八页）　

祥案：“子”，各本及钱氏原文均作“之”，锺本误，当据改。

《管辂列传》。（四八页）　

《周注》：“《管辂列传》见《三国志》卷二九《魏书》，依上文《后汉书·冯異传》及下文《晋书·纪瞻传》之例，《管辂列传》上当有《三国志》三字。”又《近藤注》：“钱氏《答问》作《管辂别传》，今依例改。”祥案：此文为《三国志》卷二九《魏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管辂别传》，故钱氏原文不误，乃江藩转用时改误耳。

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四九页）　

祥案：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卷一三三《校勘记》：“《雪楼集》卷六《林国宣武公神道碑》云‘讳完者都’，《传》文云‘赐号拔都儿’，‘完者都’为名，‘拔都’其号。今补‘都’字。”然则为“完者都拔都”，此文亦当据补“都”字也。

张子良来归元帅察罕，非因阿朮。（五0页）　

祥案：是句钱氏原文作“张子良来归，因元帅察罕，非因阿朮”，句意较为明确，江氏脱“因”字，则歧义矣。《元史·张子良传》：“岁戊戌，率泗州西城二十五县、军民十万八千余口，因元帅阿朮来归。”钱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九七《元史十二·张子良传》：“按阿朮卒於至元二十四年，年五十四。太宗戊戌之岁，阿朮年止五岁耳，史家何不考至此。后读虞集所撰《张宣敏公神道碑》云‘岁戊戌，因大帅河南忠武王阿朮以归国朝’，始知《传》所云者，伯生之碑文，然伯生亦只就其家所述《行状》书之，未能考稽於国史也。考《察罕传》云‘岁戊戌，授马步军都元帅，率诸翼军攻拔天长县及滁、寿、泗等州’。乃悟子良本因察罕以降。察罕亦封河南王，谥忠宣，后人误以为阿朮耳。”

段直为深州长官。（五0页）　

祥案：“深”，钱氏《答问》、《考異》卷一00、《元史》卷一九二《段直传》皆作“泽”。《段直传》：“其后论功行赏，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为泽州长官。”《考異》卷一00《元史十五·良吏传二》：“今泽州凤台县有刘因所撰直《墓碑》，文字完好，所书事迹，与《传》略同，而《传》所书年代，与碑大相剌谬。《碑》云：‘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甲戌者，元太祖之九年，金贞祐二年也。是岁，元兵围中都，金宣宗迁汴，故有‘南北分裂’之语。而《传》乃云‘至元十一年，河北、河东、山东盗贼充斥’，以其岁亦在甲戌也。曾不思至元之初，境内宁谧，河北诸路安有寇盗充斥之患乎？《碑》又云：‘天子命太师以王爵领诸将来略地，公遂以众归之。’谓太师国王木华黎承制时也。而《传》乃云‘世祖命大将略地晋城’，曾不思世祖时，晋城久入版图，安得有命将略地之事乎？《碑》作於世祖朝，其文云：‘今上在潜邸，命提举本州学校，未拜而卒。’然则直卒於宪宗朝，未尝事世祖矣。盖由史臣不学，误仞甲戌为至元之甲戌，相差一甲子而不悟也。”

因搜罗元人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后恐有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五0页）　

祥案：《竹汀居士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史艺文志》四卷。”钱庆曾注：“公少读诸史，见《元史》陋略谬盩，欲重纂一书。又以元人氏族最难考索，创为一表，而後人所撰三史艺文，亦多未尽，更搜辑补缀之。其余纪传志表，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又有《元诗纪事》若干卷，以稿属从祖同人及陶凫香两先生编次成书。”然则《元史稿》与《元诗纪事》乃两书，非一书也。

卷四

王兰泉先生

是年，得韩、柳《文集》（五三页）。　

祥案：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上乾隆六年：“十八岁。二月，应院试，学政工部侍郎桐城张公廷瑑以第一名入学。先生先於馆中得东野堂《韩集》、《归震川集》、张炎《山中白云词》，读而爱之，至是乃始学为诗词。”祥案：如前所述，《严谱》仅云《韩集》，江藩作“韩、柳《文集》”，盖因世人多以韩、柳並称而衍“柳”字耳。

服阕，游吴中，蒋恭棐、杨绳武见先生诗文，谓宋文宪以后一人也。（五三页）　

祥案：《严谱》卷上乾隆十二年条：“三月，在长洲谒蒋迪夫恭斐、杨文叔绳武两编修，劝学古人，以宋文宪为法。”而江藩改为“谓宋文宪以后一人”，与原意大乖也。

肆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征君定宇游，於是潛心经术，讲求声音训诂之学（五三页）。

　祥案：《严谱》卷上乾隆十三年：“五月，见惠定宇秀才栋，因识沈冠云贡生彤、李客山布衣果。定宇博通经术，於汉学最深；冠云通《三礼》，又与客山竝以古文称，自是潛心经术。”又十四年：“巡抚宗室雅尔哈善课所属州县诸生能文章者，取入紫阳书院，先生试第一。监察御史王公次山（峻）为院长。同院中如褚搢升秀才（寅亮）、钱晓征秀才（大昕）、曹来殷秀才（仁虎），皆以经术诗古文互相砥砺。”然则王氏识惠定宇在前，而入紫阳书院在后也，江氏隶事互倒也。

是时沈尚书归愚为院长，选先生及王光禄凤喈、吴舍人企晉、钱少詹晓徵、赠光禄寺少卿赵升之、曹学士来殷、上海黄芳亭、泌阳令文莲七人诗，称为“吴中七子”。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於沈尚书，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五三页）　

祥案：此段标点亦有两处之误。其一，“上海黄芳亭、泌阳令文莲”当为“上海黄芳亭泌阳令文莲”，此实为一人，中间不当有顿号，且若顿开，则成“吴中八子”，非“七子”也。其二，“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当作“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大学头者，日本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之长官也；默真迦者，人名也。自一六九一年林信笃被任命为大学头后，遂由林氏世袭。《近藤注》以为本文“大学头”即指此而言。《严谱》卷上乾隆二十年引日本大学头之其诗曰：“新吟两卷重麻沙，海雨江风少齿牙。洵有诗书归典则，偶将烟月关芳华。人如句曲陶宏景，词比新宫蔡少霞。我欲据梧同詠啸，沧溟何处见灵槎。”然则赠诗者实有其人也。又钱东壁等《竹汀府君行述》称《七子诗选》书成，风行於世。“贾舶有携日本者，其国大学头某读而善之，人赠一诗，当时传为佳话，以为鸡林之比”。又《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年条钱庆曾注又曰：“贾舶有携至日本者，其国相高棅读而善之，为七律，人赠一首，寄估以达。”又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三《曹学士来殷墓誌铭》称：“流传海舶，日本国相以饼金购之。”同一事而说法各異。近藤氏以为此高棅可能为日本宝曆四年（乾隆十九年）去世之“藤堂大学头高般”有关，详参《近藤注》。又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曦钟教授据沈德潜《自订年谱》等书考证，以为当为日本长崎儒者高彝，高彝字君秉，故误传为高棅。详参陈教授《关於大学头及其他――七子诗选流传日本考辨》一文◆。

十九年甲戌，成进士。……明年，游山左归，陆太夫人病逝，哭泣尽礼。（五四页）　

祥案：《严谱》卷上乾隆十九年：“山东吴凌云运使上功以书币来请，乃赴济南。运使使其子廷韩（玉纶）及杨星标（怀栋）受业，署中经史颇具。又济南山水名天下，先生益殚心经术，暇日偕其徒游大明湖、［昔隹］华桥、柳絮诸泉之胜。……十月，以辞家久，归省，抵苏州而陆太夫人已於是月二十四日逝矣。先生既痛不能侍疾，又不及躬视含殓，终天之恨，恸不欲生云。”如《谱》所载，则王昶遊山左及陆太夫人逝，事仍皆在乾隆十九年，江氏云“明年”者，则乾隆二十年，推后一年矣。

明年，入都供职，溧阳、南沙、芗林三公皆以国士待之。（五四页）　

祥案：南沙，蒋廷锡（一六六九——一七三二）之别号，廷锡，常熟南沙乡人。《近藤注》：“《年谱》有‘常熟蒋公’之语，江藩遂以为蒋廷锡之事，故书‘南沙’。实当指其子蒋溥。”祥案：近藤氏说是。廷锡於乾隆十年已逝矣。乾隆十九年，王昶殿试时，蒋溥亦为读卷官，故二人亦为师生关係。蒋溥，字质甫，廷锡子。雍正八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吏部侍郎、湖南巡抚、户部尚书。乾隆十八年，命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二十年，兼署吏部尚书。二十四年，授东阁大学士，兼领户部。卒谥文恪。《清史稿》卷二八九有传。

二十二年，授刑部山东司主事。（五四页）　

祥案：此“二十二”，为“二十九”之误。《严谱》卷上乾隆二十九年：“二月，授刑部山东司主事，兼办秋审处。……十月，充方略馆收掌官。”

三十一年，授刑部浙江司员外。（五四页）　

祥案：《严谱》卷上乾隆三十二年四月：“陞授刑部浙江司员外郎。”然则为三十二年也。又江氏作“员外”，脱“郎”字，此“郎”字不可省也。

陛刑部江西司郎中（五四页）。　

祥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校评初刻本此句下本有“是年，诏开经咒馆，令章嘉胡图克图偕其徒重译《首楞严经》及诸经秘密咒，充兼校经咒馆。先是，纯皇帝以三藏中有俚俗猥琐者，命刘文正公议加删定，公以属之先生与汪舍人孟鋗，按日稽览，六阅月而毕，上知先生深入内典，故有是命。”然后来刻本皆删去，盖因其事涉释教，非儒者所当为，故江氏后来刻本将此段删之。又王昶《春融堂集》卷九《兼值经咒馆诗序》亦曰：“时命将《首楞严经》重繙国语、蒙古、梵字、汉文四种，用乌金纸分行横书之，送往前后印度谨藏，而经中汉、魏、六朝文义，僧人未能通悉，何从繙译，故先以朱竹君任其事，近竹君督学安徽，属昶代之。”江藩袭自《严谱》，后来刻本皆删去此段，盖因事涉佛门，故避忌之也。

时缅甸未靖，诏以伊犁将军文成公阿桂为兵部尚书、定边右副将军，总督云南、贵州。文成，文勤公阿克敦子也。文勤为先生殿试读卷师，是以知先生学问经济，请以从，诏许之。（五四页）　

祥案：王昶《滇行日录》：“（阿桂）公本军机大臣，夙知予。时予与赵君升之（文哲）方以口语落职，公奏请掌书记，得旨允行。”然则推荐王氏者乃阿桂本人，非其父阿克敦也。

乃以兵三千遣参将薛综从墨龙沟经郭舟山出贼后，为夹攻之策。既行，大雨雪，兵无继者。金川贼由格六古来援，综援绝粮尽，全军皆没。（五四页）　

祥案：薛综，当为薛琮之误，《清史列传》与《清史稿》本传、《桂林传》、《阿桂传》、《严谱》卷上皆作“琮”，此“综”字与下文“综援绝粮尽”之“综”，皆当据改。薛琮（？—一七七二），陕西咸宁人。以廕生入巡捕营。累迁四川漳腊营参将。阿尔泰讨金川，以琮从。温福代阿尔泰视师，攻巴朗拉，琮战最力。又克卡丫，取通甲木。攻阿仰东山，总督桂林与都统铁保、提督汪腾龙将兵取墨垄沟，令琮将三千人自甲木、噶尔金后绕山道应大军夹击。桂林中道引还卡丫，又檄铁保、腾龙令退。琮深入，粮尽，待桂林不至。桂林令都司广著赴援。贼据高峰曰博六古通，险阻，广著师不得度。琮督兵直进，毁栅十馀，夺碉七十馀。贼力拒，琮督兵仰攻，中枪，没於阵，军尽覆。《清史列传》卷六五、《清史稿》卷三二九有传。

彻师至翁古尔垄。（五五页）　

《锺校》：“‘翁古尔垄’原作‘翁古垄’，据《大清一统志》、《清史稿》改，”祥案：“翁古尔垄”即“翁古垄”，缓言之则“翁古尔垄”，急言之则“翁古垄”，此译音有缓急，非必作“翁古尔垄”，故不必改也。

克则朗噶，克下压雍中喇嘛寺取之。（五六页）　

祥案：则朗噶克，地名，在今小金县抚边区。锺氏标点误，下“克”字当属上句读。《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0乾隆谕旨及卷末所附地名中，亦皆作“则朗噶克”。其以“下压雍中”为地名，亦误。下压者，指清军自则朗噶克自上而下迫近叛军也。雍中喇嘛寺，古名金川寺，藏语嘉戎语“雍忠朗”，义为“吉祥神”，为今广法寺，位於四川金川县金川镇西南。原为藏区波教（黑教）圣地与最高学府。乾隆四十一年改为黄教寺庙，赐名广法寺，为清代四大皇庙之一，是统治四川西北十八土藏族地区之宗教中心。

三月，合攻益急。（五六页）　

祥案：“三月”，他本皆作“二月”，是。《严谱》卷上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合攻益急。”初四日，索诺木等降。“三月初二日，自噶喇依班师。”然则自“三月”当为“二月”之误，明矣。

五月朔，御午门受俘，讯於瀛台，以逆酋兄弟罪在不赦，磔死，县首藳街。是日，幸紫光阁赐宴，作四裔之乐。（五六页）　

祥案：高宗实录卷一00七：“己巳，行受俘礼。……上龙袍衮服，御午门楼。……礼成，上御瀛台，亲鞫俘囚索诺木等罪状。遂命刑部将索诺木……皆寸磔。枭索诺木等，併悬僧格桑首於市。上御紫光阁，行钦至礼。赐将军阿桂、副将军丰昇额等卮酒，成功将士並王公大臣咸入宴，奏凯宴乐。各番人以次歌舞。退，赐将军至随军将士银币有差。”又《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三五：“己巳，行受俘礼……幸丰泽园，亲讯逆酋索诺木等罪状。遂命刑部将索诺木及莎罗奔冈达克、索诺木彭楚克、甲尔瓦沃咱尔，逆目山塔尔萨木坦凌迟处死，仍枭索诺木等及僧格桑首级於市。上御紫光阁，行钦至礼。”《清史稿》卷一四《高宗本纪五》同。然则己巳为四月二十八日，非“五月朔”，五月朔日为辛未也。《严谱》误，江藩袭误也。

奉旨以西安州距陕西长武六跕。（五六页）

祥案：“六跕”，《严谱》卷下乾隆四十九年作“六站”，是。此盖为刻手形似致误，当据改。

陛见时，奏肝气不调，精神疲惫，请改京职。温旨不许，乃之任。五十三年，调江西布政使（五八页）。　

祥案：王昶《雪鸿再录》：乾隆五十三年三月，调江西布政使。九月十二日，入京召见。“遂自陈衰老疲惫，所谓外强中乾者，上以筋力未衰，慰谕久之。”“十六日，至遥亭子，复召见。复以江西钱粮二百余万，亦係财赋重地，今遇事辄忘，恐精神偶有疎失，不惟获咎，抑且负恩。上慰谕如前，且言人才难得，姑往新任，又问以他事十数条而出。”如此，则王昶面辞，乃由云南转任江西时之事，江藩隶於由西安转任云南之间，误矣。

嘉庆四年，藩从京师南还，至武林，谒先生於万松书院。（六0页）　

祥案：《近藤注》：“此当为嘉庆五年以后之事。四年王昶尚未至敷文书院，据《述庵年谱》，嘉庆四年十一月，补浙江巡抚阮元过吴，具书请主敷文书院。王昶到任已为翼年正月下旬。”

官至福建按察使。（六0页）　

祥案：王绍兰终官至福建巡抚，依江氏著书例，此当曰“今官福建按察使”，不当云“官至福建按察使”也。

筑小园於枫江。（六0页）　

祥案：“枫江”当为“枫桥”之误。枫桥，本名封桥，因唐代张继《枫桥夜泊》诗，而承枫桥之名，在今江苏苏州市西。《潜研堂文集》卷二一《五砚楼记》：嘉庆二年夏，“又恺移归枫桥旧居”。

又云“且顾微子之命”，《叙》故特言黜殷命也。（六一页）　

《近藤注》：“然各本皆作‘且顾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不言‘微子之命序’。然此处无‘命’字，或本《商书·微子篇》文，补引至此邪？”祥案：近藤氏曰各本无“命”字是矣，然其断句误，是句当为“且顾微子之命，《叙》故特言黜殷命也”。盖袁氏所见之本有“命”字，故如是说耳。

小徐本《玉篇》、《广韻》竝作“律”者。（六一页）　

祥案：此句锺校本亦有两处之误。其一，“小徐本《玉篇》”当作“小徐本、《玉篇》”。小徐本者，徐锴《说文解字繫传》也。其二，“律”为“津”之误，各本皆作“津”，是，当据改。《说文繫传·水部》：“液，津也。”《玉篇》同。又《广韻》：“液，津液。”

朱笥河先生

先生年十三，通七经。（六二页）　

祥案：朱珪《知足斋文集》卷三《神道碑》：“十三，通《五经》，学为文。”孙星衍《行状》、罗继祖《朱笥河先生年谱》、王兰荫《朱笥河先生年谱》乾隆六年条亦皆作“五经”，且“通五经”为古人常用语，然则江藩作“七经”者，误耳。

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六三页）　

祥案：南阁，当为南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閤，各本譌作阁，今正。古书閤之误阁者多矣，閤为闺閤小门，阁为庋阁之处，太尉南閤祭酒，谓太尉府掾曹出入南閤者之首领也。《百官志》：‘太尉掾史属二十四人，黄閤主簿，录省众事。’黄閤即南閤也。”

“紬”之“从丝由声”。（六六页）　

祥案：“丝”朱氏原文作“纟”，是，当据改。《说文·纟部》：“紬，大丝缯也。从纟由声。”

《国语》“使童子备官而未之闻”。（六六页）　

祥案：童，朱氏原文作僮，《国语》亦作僮，当据改。《国语·鲁语下》：“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耶？”

任满回京，卒於家。年五十有二。（六七页）　

祥案：当为“年五十有三”。朱珪《神道碑》：“公生於雍正七年六月六日丑时，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丑时，年五十有三。”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六《墓誌铭》及《朱先生别传》、王昶《春融堂文集》卷六0《墓表》、孙星衍《孙渊如外集》卷五《行状》等皆同。

先生博闻宏览，於学无所不通。说经宗汉儒，不取宋元诸家之说。（六七页）　

祥案：江氏此数句，採自王昶《墓表》，然曲改其意，王昶《墓表》：“君少英敏，博闻宏览，於学无所不通，解经宗郑、孔，而兼取宋元诸儒之说。”王氏语为“兼取宋元诸儒之说”，江改为“不取宋元诸家之说”，可谓相差悬远矣。

藩年十六即受知於先生。（六八页）　

祥案：江藩十六岁，为乾隆四十一年，时朱氏在京师，而江氏尚未北游发，似二人无缘得见，盖江氏记忆有误。参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一年条注。

武　亿

斯朽木焚以禦寒。（六九页）

　《锺校》：“‘斯’，宝庆劝学书社本作‘析’。”祥案：二字並可通。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一《与弟书》：“薪有数等，唯庄柴易斯，若松柴刀柴难斯，吾为之，故知也。”斯，盖江淮间方言耳。

博山民煮糯米汁为土玻璃，作钗珥瓶盎灯毬鬻於市，及妇孺嬉戏之物，不足以供玩好之式。乾隆中叶，有好事者为山东巡抚取以入土贡，遂为例，每岁按额征之，民苦其扰。乃为民请於大吏，力白其害，遂不入贡。（六九页）　

祥案：《授堂遗书·卷首下》阮元《武虚谷徵君遗事记》：“博山县故产五色琉璃器，省司将徵为土产贡，武君抗之，上官曰：‘汝具以来，吾悉偿汝值。’武君曰：‘予非较值也，此器故不入贡，今上官以值来，后之上官必有不以值索之者，非累民即亏库，况京朝官见此，悉索之，将何以应？余不敢倡此弊政。’卒亦以此忤上官。”案江藩言每岁按额征之，依阮氏之言，则实未尝成例矣。

创范泉书院，立程课教诸生，亲往讲学，励以读书、立品、为善士。（六九页）　

祥案：武穆淳《行述》：“县旧无书院，府君择地於城东关范文正公祠侧，创立范泉书院，首为捐俸倡建，县人皆踊跃输将，计得白金二千余两。……再阅月而书院告成，凡为讲堂三楹，斋室六楹，依山为室，颜曰‘知困知不足之斋’，又为诸生肄业之所。府君亲临讲课，为之口讲指画，示以训诂文字之学，终及树人端品之要。”又民国张新曾等纂《续修博山县志》卷一三《艺文志》何家驹《劝捐范泉书院经费记》：“邑之有书院，自武公虚谷始，公以名进士宰斯邑，令德循声，至今传播，尤以培养人材为先务，可谓识为政之体矣。”然张榜《范泉书院碑记》：“自雍正十二年，邑宰侯公曾建有范泉书院，延邑绅掌之，但地係借用，不久即废。”如此，则范泉书院並非创始於武亿也。

与童君二树名鈺者同修《偃师县志》。（七0页）　

祥案：童鈺曾与纂《河南府志》，有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未曾与武氏同纂《偃师县志》。而《乾隆偃师县志》三0卷《卷首》一卷，则为孙星衍、武亿同纂，有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洪亮吉

五十七年壬子科，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即拜贵州学政之命。（七二页）　

祥案：法式善《洪亮吉行状》：“壬子，充顺天乡试同考官，闱中奉命视学贵州，翰林未散馆而为学使者，前则韩城王文端，近则吴县石君韫玉及先生三人而已。”吕培等撰《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四日，又在闱中奉视学贵州之命，向例未散馆翰林无为学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韫玉始，盖異数也。”又以为自石、洪始，《谢传》同。而吴锡麒《墓碑》则更称“有之自君始”，愈后而愈失本来矣。

奏陈灏《礼记注》乃臆说空言。（七二页）　

祥案：“灏”为“澔”之误，《孙铭》误，江藩及《吕谱》、林逸《清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亦皆误袭，然《卷施阁文甲集》卷九《请礼记改用郑康成注摺子》及《孙传》皆作“澔”，是。陈澔（一二六一—一三四一），字可大，号云庄，亦号北山，元南康都昌人（今属江西）陈大猷子。博学好古。宋亡隐居，不求闻达。教授乡里以终。有《礼记集说》一0卷。事见元危素《危太朴文集》卷五、《宋元学案》卷八三。

嘉庆元年，充咸安宫总裁。（七二页）　

祥案：《近藤注》引《辞源》以为咸安宫官学初设在雍正七年，误。《清史稿》卷九《世宗本纪》：雍正六年“十一月丙辰，设咸安宫官学，包衣子弟肄业。”又卷一0六《学校一·咸安宫官学》：“咸安宫官学，雍正六年，诏选内府三旗佐领、管领下幼童及八旗俊秀者九十名，以翰林官居住咸安宫教之。”又卷一一八《职官五·内务府》：“咸安宫官学管理事务大臣，本府大臣内特简。协理大臣，各部院满尚书内特简。各一人。总裁，满洲二人，汉四人。翰林院读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以下兼充。”后又增设蒙古、唐古忒，托忒诸学。

又在师友前论时事，扼腕歎息，皆以为狂。（七二页）　

祥案：孙星衍《洪亮吉传》：“今上亲政，修《高宗纯皇帝实录》，朱文正珪保荐君，起复赴都。君修史依古法，务简质，与诸钜公议多不合。又以上大开言路，翰林无专达之责，每在师友座扼腕论事，劝诸大僚，激扬人物清浊，人多以为狂。”又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遗事述》：“高宗纯皇帝升遐，座主朱文正公珪有书起之，复入都供职。君长身火色，性超迈，歌呼饮酒，怡怡然。每兴至，凡朋侪所为，皆掣乱之为笑乐。而论当时大事，则目直视，颈皆发赤，以气加人，人不能堪。”祥案：依孙、恽二氏所言，则此为乾隆帝驾崩，洪氏复入都后事耳，不当在此，当移之下段“与同馆议论不合”后适可耳。

适弟蔼吉卒於家。（七二页）　

祥案：“蔼”为“靄”之误。洪靄吉（一七五0—一七九八），字赤存，亮吉弟。贫而学贾，亏折资本至无以偿。乾隆四十四年，亮吉携至都下，送入方略馆效力。五十四年，选授崇文门副使。以思家得疾而归。后复入都，因嗣母年迈归养，病卒。事见吕培等《洪北江先生年谱》。

罗列中外官罔上负国者四十余人。（七二页）　

祥案：洪氏此疏在当时反响极大。《卷施阁诗甲集》卷一0《哭任军门承恩》：“不遊爱詠新奇句，分道为收旧奏章。”自注：“予去岁大考后，以弟丧乞假归，都下盛传予疏，競相传写，间有失真者，公恐又成伪稿之事，百计为购而焚之。”然疏文不载其集中，盖因其子饴孙有所避讳之故。从江藩所言，可知江氏亦未亲见其原疏，或传说所闻，或所见钞稿与原件不符，此所谓“罗列中外官罔上负国者四十余人”（诸家传状亦同），及上文“故福郡王所过繁费，州县供亿，致虚藏帑”，皆与疏文不符。今存疏文中所罗列诸官，如苏凌阿、戴如煌、吴省兰、吴省钦、福康安、和琳、孙士毅、宜绵、惠龄、福宁、景安、秦承恩、李奉翰、郑元［王寿◆］、富纲、江兰等，不及二十人而已。

君以六年归里。（七三页）　

祥案：《吕谱》嘉庆五年条：“九月初七日，抵里。亲故话旧，几如隔世。因自号更生居士。”如此，则归期当为五年，江氏曰六年者，袭自《孙铭》等，皆非。

君性伉直，疾恶如仇，自谓不能容物。（七三页）

祥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李慈铭批校初刻本，「君性伉直」前，尚有「君罔识忌讳，自罹於咎，而得以终老家园者，皆出自皇上生成之德也」数句，后来刻本皆删去。

生平好学，尝举荀子语“为人戒有暇日”，所以穷日著书，老而不倦（七三页）。　

祥案：《荀子·修身》：“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孙铭》：“生平好学，尝引荀子言‘为人戒有暇日’，经史丹黄，手不停批，凡注释经史、小学、诗文、杂著之类二百六十余卷。”又洪氏《卷施阁文乙集》卷首袁枚《序》：“予幼时读荀卿子《修身篇》曰：‘其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远矣。’予尝执此以观当世聪明才力之士，其有所成者，皆勤而不暇者也。”袁氏后述洪氏勤於著述，称“洪君吾不能谅其所至，庶几可为无暇日者矣”。《孙铭》所引，或取诸此耶？

《公羊穀梁古义》二卷。（七三页）　

祥案：是书今未见传本，目存《吕谱》所附《授经堂未刊书目》中，目中又有《后汉书补注》书名，则为洪氏补惠栋《后汉书补注》凡数十事。考惠氏有《九经古义》，其中《公羊古义》二卷、《穀梁古义》一卷，洪氏盖亦为补惠氏之书，实非有《公穀古义》也。

嘉庆四年，藩遇君於宣城。（七三页）　

祥案：《吕谱》嘉庆四年条：“正月，为洞庭包山之游。回舟，复至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惊闻高宗纯皇帝升遐，以内廷翰林例应奔赴，随即束装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洪氏入都后，同年即发往伊犁。据此，则此年与江藩在宣城论学，似无可能。闵尔昌《江子屏先生年谱》嘉庆四年条录此事，然又注曰：“案《北江年谱》己未稚存似未曾至宣城，稚存至宣城，当在丙寅、丁卯修《宁国府志》时。《凌次仲年谱》丙寅二月，《与宁郡鲁子山太守札》有‘今日之招虽郑堂、稚存，旧雨咸集，竟不敢奉陪’之语，是先生与稚存宣城遇后，遂不复见。疑非嘉庆四年事。”又案：考洪亮吉《更生斋诗续集》卷四《径山大涤集三月十五日凌教授廷堪约同人南楼小集酒半率赋即赠江上舍藩》：“半春花事已阑珊，且向高斋欵客关。一晌乍青原上雨，万堆浓绿座中山。愁边宛水偏迢递，世外閒人偶往还。醉倚阑干望东海，贼氛何日净台湾。”又《十六日集宾月阁饯江上舍藩》：“宾月楼头月是宾，主人除我恐无人。贫交又放邗江棹，小往同垂宛水纶。红豆一株传绝学，君为惠红豆再传弟子。黄花十里颺残春。著书匡阜他年约，瀑布香炉共此身。”此二诗皆作於嘉庆十一年，时洪氏受聘修《宁国府志》，凌廷堪主霁敬亭书院，故常得相见聚饮，疑二人论学当在此时也。然洪氏饯别诗称赞江氏，又以为“贫交”之友，二人关係未见不合。盖后来书札往复论难，始为交恶。今洪、江氏集中，皆不见所辩论文字。然洪亮吉著、陈迩冬校点《北江诗话》卷四：“江上舍藩，寓居江都，实旌德人也。为惠定宇征君再传弟子，学有师法。作小诗亦工，其《过毕弇山宫保墓道诗》曰：‘公本爱才勤说项，我因自好未依刘。’亦隐然自具身分。余识上舍已二十年，惜其为饥寒所迫，学不能进也。”《北江诗话》为洪氏晚年自订，其论江氏“学不能进”，则洪氏晚年犹恨恨不休也。

一为庄君炘，字虚庵。（七四页）　

祥案：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集》卷一九《墓誌铭》：“字景炎，一字似撰，似撰之字尤著。”然则虚菴必号无疑，江氏误。

乾隆戊子副榜，较刊《淮南子》。（七四页）　

祥案：校刊《淮南子》者，非庄炘，乃其子庄逵吉（一七六0—一八一三），江藩误。《碑传集》卷一0九陆继辂《墓誌铭》：乾隆五十九年，“君来访余，余往报君於家，就君案头见所校《淮南子》、《三辅黄图》诸书。”逵吉所校《淮南子校本》二一卷，有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十子全书》本、《诸子集成》本等，为清代诸家《淮南子》校本中特出之一种。

卷五

江　永

闭户授徒，束脩所入，尽以购书，遂通经艺。（七五页）　

祥案：江藩记江永事，皆隶其授徒事在二十一岁前。案江锦波、汪世重编《江慎修先生年谱》康熙四十六年：“二十七岁，馆於碧云庵，同族昌润一鸿魁鼎僖笃贞及汪起占从学。”自此始常得馆职。江藩此数句採自钱大昕《传》，钱氏略言之，而江藩尽隶其事於二十一岁前，则误耳。

二十四，补廩膳生。（七五页）　

祥案：王昶《春融堂文集》卷五五《墓誌铭》作“三十四岁”，《钱传》同。《年谱》康熙五十三年：“三十四岁，是年补廪膳生。”然则江藩书亦当为“三”，或手民氏误为“二”耳。

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未成而卒，黄幹纂续，缺漏浸多（七五页）

　祥案：“黄幹”为“黄榦”之误。黄榦（一一五二——一二二一），字直卿，号勉斋，宋福州闽县（今福建福州）人。早年受业朱熹，后为熹婿。官至知安庆府，有治绩。卒谥文肃。有《礼记集注》一四卷、《论语通释》一0卷、《勉斋集》四○卷等。事见宋郑元肃《勉斋黄文肃公年谱》，《宋史》卷四三0有传。

《读书随笔》十二卷。（七七页）　

祥案：是书王昶《墓誌铭》曰：“八十岁，成……《读书随笔》若干卷。”《周注》：“未见，待考。”《近藤注》：“戴氏撰《状》、钱氏撰《传》，皆置於《乡党图考》后、韻书三种前，盖以其书为诸经总义类著述也。”祥案：王、戴、钱虽皆江永同时人，然亦皆未见《读书随笔》；近藤氏据其所列次序为之说，亦推测之词耳。实则《读书随笔》乃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群经补义》五卷之合刊，有乾隆五十七年江起泰等刊本，两书卷数相加，亦适为十二卷也。

是时，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自负其学，见永，即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数事为问，从容答之。苞负气不服，永哂之而已。（七七页）　

祥案：江永与方苞论学之事，诸家皆有记述。戴震《戴东原集》卷一二《事略状》：“先生尝一游京师，以同郡程编修恂延之至也。三礼馆总裁方侍郎苞素负其学，及闻先生，愿得见，见则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中数事为问，先生从容置答，乃大折服。”王昶《春融堂文集》卷五五《墓志铭》：“先生年六十，尝偕友人入都，时开三礼馆，总裁方阁学苞以经术自命，举《冠礼》、《昏礼》数条为难，先生从容详对，方公折服。”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江先生永传》从戴、王之说。又刘大櫆《海峰文集》卷六《江永传》：“尝一至京师，朝廷方开《三礼》馆，卿士预修《三礼》者，尤质所疑，先生为置辨，皆畅然意满称善。”又《清史列传》卷六八本传：“尝一至京师，桐城方苞、荆溪吴绂质以《礼经》疑义，皆大折服。”诸家记述皆同戴震之说，唯江藩改为“苞负气不服，永哂之而已”，然则是诬苞矣。无怪乎方东树著《汉学商况》，专与江藩立異，正所谓风起浪兴，良有以也。

金　榜

又字檠斋。（七八页）　

祥案：吴定《紫泉山房文集》卷一0《墓志铭》：“晚更号檠斋。”又金天翮《金榜传》：“夜读书率尽膏一檠，故自号檠斋。”然则檠斋乃号，非字也。

至战国时，苏秦谓：“临淄之中七万户，下户三男子，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八0页）　

祥案：引文见《战国策·齐策一》，又见《史记·苏秦传》。《周注》：“‘万户’下当脱‘不’字，原文为‘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於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祥案：周说是，此当补“不”字，句意方明。金榜盖据《战国策》，固无“不”字耳。

儒者於《周官》军数。（八0页）　

祥案：“军数”，金榜《礼笺》作“军赋”，是，当据改。

此经主於任地合赋。（八0页）　

祥案：“合赋”，《礼笺》原文作“令赋”。是，当据改。

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八一页）　

祥案：此句标点当为“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絺葛，则以絺葛偿”，则句式工整而文义尤晰也。

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八二页）　

祥案：“事”字衍。《周礼·泉府》：“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之财用取具焉。”

与大司乐宗庙之中礼人鬼之交违異。（八三页）　

祥案：此“大司乐”为《周礼》篇名，当下加曲线为书名也。又“交”，诸本皆作“文”，是，当据改。

汉韦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议云。（八三页）　

祥案：“元”当改为“玄”，此避康熙帝讳而改，锺校本回改未尽者也。韦玄成，汉丞相，《史记》卷九六、《汉书》卷七三有传。

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八三页）　

祥案：此句标点当为“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则文义更明。

年老得髀痛疾，卧牀蓆间，手定《礼笺》十卷。（八五页）　

《近藤注》：“‘间’读《论语·子罕篇》‘疾间曰’之‘间’，朱熹《集注》：‘间，少差也。’”祥案：近藤氏误，此“卧牀蓆间”者，谓卧牀不起，即牀而定手稿之意，非疾病稍癒之意也。

戴　震

时江慎修来歙，见君，目为儒者，一日举曆算中数事曰：“吾积疑十有余年而未剖析者。”君为之比较，言其所以然。（八五页）　

祥案：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婺源江先生永治经数十年，精於《三礼》及步算、锺律、声韻、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先生一见倾心，因取平日所学就质正焉。江先生见其盛年博学，相得甚欢。一日，举曆算中数事问先生曰：‘吾有所疑，十余年未能决。’先生请其书，谛视之，因为剖析比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惊喜，歎曰：‘累岁之疑，一日而释，其敏不可及也！’先生亦歎江先生之学，周详精整。”又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隶江、戴之事於乾隆七年之下，且节引《行状》文，省去中间数年戴氏往江宁等事。魏建功先生所编戴氏《年谱》，以为戴氏始见江氏在乾隆十五年戴氏二十八岁时。然据杨应芹《东原年谱订补》考证，江、戴相见当在乾隆十八年，此时戴氏年已至三十，且著有《策算》、《算学初稿四种》及《勾股割寰记》诸书，故《行状》得称为“盛年博学”，亦方能为江氏释“累岁之疑”。详参段氏《年谱》乾隆七年条杨应芹《订补》。然笔者近见上海图书馆藏吴县潘氏宝山楼核钞本江永《善余堂文集》，其书末附戴震《戴东原撰寿序》一文，其曰：“震少知向慕；既数年，始获一见；又数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所读诸经，往来问难，承口讲指画，然后确然见经学之本末。既而先生就馆本邑，未能从学，深怅恨焉。”如此，则戴氏年少時曾见过江氏一面，而拜师则又在后数年焉。

年甫二十，同县程中允洵一见奇之。（八五页）　

祥案：“洵”，“恂”之误。程恂，字慄也，清江南休宁人。雍正二年进士。官北运河同知，授翰林院检讨，陞中允。与修《大清会典》、《三礼疏义》等书。事见《鹤征后录》卷一。

江南惠定宇、沈冠云二徵君皆引为忘年交。（八五页）　

祥案：《戴东原集》卷一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於扬州之都转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寔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明年，则闻先生又殁於家。”东原是文作於乾隆三十年，然则东原与惠氏相见论学在二十二年，《年谱》亦已明记矣。而《行状》谓“先生於乾隆乙亥北上京师，见惠於扬州，一见订交。”则隶在乾隆二十年，考二十年戴氏已在北京，故《行状》之误显然。又依戴氏自语，则与沈彤未曾有一面之缘，沈氏生前仅见过戴所著书，言及与惠栋，故惠、戴见面时有如上之语。然则江藩所谓“惠定宇、沈冠云二徵君皆引为忘年交”者，益误。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举於乡。（八五页）　

祥案：洪氏《行状》：“先生以乾隆壬午科举於乡，会试屡黜於有司，往来教授燕、晋间。”又《钱传》：“乾隆壬午，中江南乡试。明年，试礼部不第，薄遊汾、晋间。”此乃戴氏见钱大昕等人以后事，而江藩隶之於前，大误。当接於“试礼部不第”句前，方为妥贴。江氏袭《钱传》，而钱氏不误也。《近藤注》以为乃江氏交互採《行状》与《钱传》而致误，是。

后高邮王文肃公安国请君至家塾课其子念孙。（八六页）　

祥案：赵之谦曰：“文肃延先生教子，在壬午前，此有误。”赵说是。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一年条：“是年，盖馆於大宗伯高邮王文肃公第，公子念孙从学，今永定河道王君怀祖是也。是时怀祖方受经，而其后终能得先生传。”又刘盼遂《清王石渠先生念孙年谱》乾隆二十一年条亦曰：“文肃公兼管工部尚书事，延戴君东原馆于家，命先生从受经。”

三十九年乙未，特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廷对，授翰林院庶吉士。（八六页）　

祥案：乾隆三十九年为甲午，乙未为乾隆四十年，江氏误植一年。《段谱》乾隆四十年条：“是年，会试不第。奉命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六书之学，诂训、音声未始相离。（八八页）　

祥案：此句《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原文作“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论文字、训诂、音韻三者之相互关联，密不可分，文义更为明晰。

《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八九页）　

祥案：王氏《墓铭》作“六十四册”，江氏误为六十四卷。孔氏《戴氏遗书总序》亦误。《段谱》作一百十一卷，今人杨应芹考辨以为全书当为一百零二卷。是书为戴氏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邀而修，未成。据《段谱》，此书清稿一藏曲阜孔氏、一藏周元理家。周氏所藏后为吴江王履泰掩为己有，益以乾隆三十四年以后事，易名《畿辅安澜志》，缮写进呈，由武英殿刊行。又胡适言曾睹此书稿本二十六册，共存九十二卷（胡适《胡适手稿·跋直隶河渠书稿本》）今人冒怀辛亦言徽州文化馆尚存有此稿钞件（冒怀辛《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其书所记直隶诸水次序为自南而北，井然有次，於历代地志史事辨别是非，原原本本。详参《戴震全书》第六册《附录一·东原年谱订补》。

瑶田，又字易畴，歙人。乾隆庚辰举人。（九0页）　

祥案：庚辰为乾隆二十五年。《近藤注》：“庚辰当改为庚寅。《清史稿列传》卷二六八《儒林二·江永附传》作‘乾隆三十五年’，《清史列传》卷六八同。”

卷六

卢文弨

丁丑，命尚书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九一页）　

祥案：臧庸《拜经文集》卷五《卢先生行状》：“甲戌，散馆。上命取诗片进阅，曰：‘你就是卢文弨麽？’钦定一等一名，授日讲官、起居注，由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陞翰林院侍读学士。丁丑、丙戌，充会试同考官，在尚书房行走，侍皇子讲读，出典广东试，提督湖南学政。”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四《抱经卢公墓誌铭》：“丁丑，会试同考官、尚书房行走。戊寅，署讲讲起居注官，陞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甲申，陞翰林院侍读学士。”祥案：江藩袭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墓誌铭》而成，次序有误。

旋命提督湖广学政。（九一页）　

祥案：“湖广”为“湖南”之误。《翁铭》：“丙戌，会试同考官，视湖南学政。”卢氏《抱经堂文集》卷一一《书韩门缀学后》：“丙戌，提督湖南学政，见先生於保阳，录所咏长沙古跡诗示余。”《臧状》：“提督湖南学政，以端士习，正文体为急，拔寒畯入家塾，延师课其成，如丁未进士洛阳令龚鹤鸣，其一也。”

绍弓官京师，与东原交善，始潜心汉学，精於雠校。（九一页）　

祥案：卢、戴初交，当在乾隆乙亥戴氏避仇入京时。卢氏《抱经堂文集》卷六《戴东原注屈原赋序》：“吾友戴君东原，自其少时通声音文字之学，以是而求之遗经，遂能探古人之心於千载之上。”又同卷《江慎修河洛精蕴序》：“向者吾友戴东原在京师尝为余道其师江慎修先生之学，而歎其深博无涯涘也。”又案《臧状》亦曰：“官中书日，始笃志校书。”然卢氏之始力志校书，夙心已早，非识戴氏后方始也。又《文集》卷四《书杨武屏先生杂诤后》：“余年十五六，从人借书读，即钞之，久之，患诸书文字多谬误，颇有志於校勘。”又卷七《群书拾补小引》：“文弨於世间技艺，一无所能，童时喜钞书，少长渐喜校书。在中书日，主北平黄崑甫先生家，退直之暇，兹事不废也。”盖其有志之日早，而至京师官中书时，方付诸实施耳。

《吕氏读书记》。（九一页）　

祥案：“书”当为“诗”之误。是书即《吕氏家塾读诗记》三二卷，宋吕祖谦撰。卢氏《群书拾补》中即有《吕氏读诗记补阙》一卷。

纪　昀

世为河间著姓。（九二页）　

祥案：江氏袭朱珪《知足斋文集》卷五《墓志铭》，此不确。纪氏《槐西杂志》二曰：“明永乐二年，迁江南大姓实畿辅。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徒献县之景城。后子孙繁衍，析居崔庄，在景城东三里。今士人以仕宦科弟，多在崔庄，故皆称崔庄纪，举其盛也；而余族则自称景城纪，不忘本也。”然则非“世为河间著姓”矣。

辛卯，召还，授编修。（九二页）　

祥案：《纪晓岚文集》卷九《乌鲁木齐杂诗序》：“余谪乌鲁木齐，凡二载。鞅掌簿书，未遑吟詠。庚寅十二月，恩命赐环。辛卯二月，治装东归。”六月至京师。又见《诗集》卷一0《三十六亭诗·辛卯六月自乌鲁木齐归囊留一砚题二十八字识之》。又纪氏《如是我闻》三：“六月，初至京师。居珠巢街路东一宅，与龙承祖比邻。”然则赐还之年在庚寅，辛卯则还京之时也。

丙午，授侍读学士。（九二页）　

祥案：“丙午”为“丙申”之误。丙申为乾隆四十一年。贺治起、吴庆荣《纪晓岚年谱》乾隆四十一年引《传略》：“正月，擢侍读学士。……二月，已调侍讲学士。”

丙午，转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九二页）　

祥案：此“丙午”为“丁未”之误，乾隆五十二年也。朱珪《知足斋文集》卷五《墓誌铭》转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皆隶於丙午，误，江藩亦沿袭其误。《高宗实录》卷一二七三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丁亥谕：“礼部尚书著纪昀补授。”纪氏《纪晓岚文集》卷四《命充经筵讲官恭谢折子》题后亦自注“乾隆五十二年”。又案：乾隆五十六年正月，以刘墉为左都御史。是月甲辰日，以纪昀为左都御史，刘墉为礼部尚书。五十七年八月，复迁礼部尚书。参《东华续录》乾隆一一三、一一六。

戊申，赐紫禁城骑马。（九二页）　

祥案：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朱铭》繫於此年，《清国史》本传则曰五十四年。纪氏《诗集》卷八《御览诗嘉庆丙辰正月再预千叟宴恭纪四首》之三：“曾叨绣豸登瑶席，久忝花骢振玉珂。”自注：“臣蒙恩赐紫禁城内骑马。”然亦不曰何年。

十五日，卒於位。（九三页）　

祥案：江氏以纪卒於正月十五日，误。《朱铭》：“公之协揆，珪所遗缺也。二十六日，同拜恩命。二月四日，连骑入内阁，同上翰林院中堂任。十日，而公病；十三日昃，予过门视疾，见公於牀。执手曰：‘昀无他病，苦痰涌耳。’明日酉刻，公薨。协揆才十八日耳。十五日早，遗折闻。”又“公生於雍正甲辰六月十五日午时，终於嘉庆乙丑二月十四日酉时，寿八十有二。”其说是也。又据《仁宗实录》，嘉庆十年二月己巳，“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纪昀卒。”己巳为十五日。然则纪氏逝於二月十四日，十五日乃告讣于朝廷之日，非逝之日也。亦见《东华续录》嘉庆二O。

戴君东原，始为《考工记》作图也，图后附以己说而无注。（九三页）　

祥案：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十一年丙寅条，引戴氏《后序》“柔兆摄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间，东原氏书於游艺堂。”因曰：“是年，《考工记图注》成。”案：段氏误，当时所成者乃《考工记图》，尚无注也。戴氏《后序》曰：“考工诸器，高卑广狭有度，今为《图》，敛於数寸纸幅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卑广狭，然后古人制作昭然可见。”又曰：“执吾《图》以考之群经，暨古人遗器，其必有合焉尔。”戴氏所云亦明言为《图》而无《注》。据纪氏所云，则加注乃乙亥后事，成书则已至丙子夏也，且其书名始终曰《考工记图》耳。又《戴震全集》第六册末附戴中立《致段玉裁书》中亦作《考工记图》二卷。

邵晋涵

祖向荣，康熙壬辰进士。（九五页）　

祥案：李慈铭曰：“案《进士题名碑录》康熙壬辰无邵向荣，《乾隆绍兴府志·人物》有《邵向荣传》，亦止言其为举人。《选举》壬辰进士亦不载其名，惟小注云‘据《余姚志》，是科有邵向荣。’然王氏昶撰《墓表》、洪氏亮吉撰《家传》，皆同此《记》，疑向荣仅中会试，而未殿试，故《洪传》亦止云康熙壬辰会试中式，由内阁中书改知县，又改教谕云云。则其未成进士可知。”

后御试翰詹，名列二等，迁右中允。（九六页）　

祥案：江记出自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四三《邵君墓志铭》，而王昶《春融堂文集》卷六0《邵君晋涵墓表》曰：“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又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曰：“岁辛亥，御试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亦同。又《高宗实录》卷一三七二乾隆五十六年二月戊午谕：“此次考试翰詹各官，按其文字优劣，分为四等：一等阮元、吴省兰；二等胡长龄、刘凤诰、陈嗣龙、汪廷珍、……邵晋涵十一员；……编修邵晋涵、检讨蔡共武俱著陞授中允。”盖钱氏记忆偶误，江氏从而误之，以“左”为“右”也。

任大椿

乾隆壬午科举人。（九六—九七页）　

祥案：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此当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江氏误。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一三《墓志铭》：“乾隆庚辰恩科，君为举人。”庚辰为乾隆二十五年。又《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任大椿传》：“乾隆二十五年，乡举第六名。”又卷七《选举表一》乾隆二十五年：“任大椿，亚元。”同卷乾隆二十七年兴化无人中举。

子田与东原同举於乡。（九七页）　

祥案：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乾隆“二十七年，举於乡。”王昶《墓铭》、钱大昕《传》、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皆同。祥案：戴、任二氏非同举於乡，任氏於乾隆二十五年中举，已如上注。江氏因置任氏中举於二十七年，故一误再误云。

同时有归安丁小疋名杰者，谓曾著《字林考逸》一书，稿本存子田处，子田窃其书而署其名，作书遍告同人，一时传以为笑。然子田似非窃人书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获一百五十余条，为《考逸补正》云。（九七页）　

祥案：江氏此说，乃厚诬子田，亦使小雅受累矣。其著此文时，盖未见章学诚《任幼植别传》及他文耳。《章传》：“乙未，余复至京师。……访君，延见卧所，则君方辑吕忱《字林》，逸文散见，蒐猎纵横，楮墨纷拏，狼藉枕席间。君呻吟谓病不可堪，赖此消长日耳。”又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三《字林考逸序》：“吕氏《字林》，据诸家著录，皆言七卷；今礼部主事任君为之《考逸》，凡八卷。”又阮元《研经室一集》卷一O《任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曰，丁未、戊申间，在京师与子田相问难，子田“所辑吕忱《字林》、《深衣释例》诸书已付刻”。又陈鳣《简庄文钞》卷二《埤仓拾存自序》亦谓“任子田礼部之於《字林》，具有成书”。故当时通人与诸家目录皆不言丁杰有《字林考逸》事。李详《媿生丛录》卷一为任氏鸣不平曰：“案小雅游京师，与子田交最熟，《考逸》后附小雅之说，姓氏粲然；子田辑《考逸》时，广阅群籍，遂得从容撰集《小学钩沈》，其势自易，亦何藉於小雅而为郭象盗《庄》之举？……不知郑堂当日厚诬两君何意？余疑有爱憎之见也。”详参陈鸿森《乾嘉学术小记》一《字林考逸作者辨诬》，载《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一九九九年版。

洪　榜

洪榜，字汝登，一字初堂。（九七页）　

祥案：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屡引洪氏，皆作“蕊登”，是洪氏字又作“蕊登”。又洪梧《初堂遗稿序》：“先仲兄汝登先生号初堂，少时与伯兄齐名，有‘二难’之目。”然则“初堂”为号，非字也。

江氏永切字六百十有六，是书增补百三十九字。（九八页）　

祥案：洪榜《示儿切语跋》曰：“江氏慎庵所用切字共四百七十有七，今所集字共六百十有六。”此下夹注“增补百三十九字”。然则江永所用切字乃“四百七十有七”字，而“六百十有六”字者，乃洪氏增补后之数字。江藩引洪氏跋语而致误也。

孔广森

缅惟乐遊讲艺访太傅於石渠；元日谈经，坐侍中於重席。（一0二页）　

祥案：此句标点当作“缅惟乐遊讲艺，访太傅於石渠；元日谈经，坐侍中於重席”，方显骈文对偶之句也。

别为《诗补传》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一0三页）　

《周注》：“《诗补传》，据段玉裁著《戴氏年谱》，已成而未著录，是仲明尝索观此书而戴辞之，盖自恐於斯未信也。《周南》、《召南》改名《杲溪诗经补注》，今刻於《戴氏遗书》中。”祥案：周氏误。实则戴氏《诗补传》二十六卷全书已成，或称《戴氏经考》、《戴氏诗考》，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钞本。戴氏《诗比义述序》谓“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辩证成一帙”者，谓“此书尚俟改正”，非未成书也。后孔广森作《戴氏遗书总序》，遂谓“别为《诗补传》未成，成《周南》、《召南》二卷”，梁启超更以为《杲溪诗经补注》即《诗补传》，譌谬更甚。实则戴氏先成《诗补传》，后择其中辩证部分，详加考订而成《毛郑诗考正》四卷，至《杲溪诗经补注》二卷，则较《诗补传》中《周南》、《召南》二卷，考辨、说解皆更为加详，乃戴氏中年所谓“识见稍定”之成熟之作。而三书之体例则大同，以《毛传》、《郑笺》、《集传》为主，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於各章之下，再折衷取去，或下以己意。每诗之末，以知人论世之法，论其诗意於后。参《戴震全书》本《毛诗补传说明》。《诗补传》今人整理有《戴震全书》本、《杲溪诗经补注》有微波榭本、《安徽丛书》本、《皇清经解本》、《戴震全集》本、《戴震全书》本等。

殚求豕亥之差，期复鸿都之旧。（一0三页）　

祥案：《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光和元年，“始置鸿都门学生。”注：“鸿都，门名也。於内置学。”《周注》：“按此文盖用蔡邕正定《六经》文字事。《后汉书·蔡邕传》：‘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於碑，使工镌刻，立於太学门外。’太学与鸿都，本非一处，或误为一，因以为立石鸿都门，详见杭世骏《石经考異》‘太学非鸿都’条。”祥案：《周注》似误，《后汉书》卷六0《蔡邕传下》：“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恥与为列焉。”然则鸿都门学生，皆非求学之士，乃求官之人，故士君子皆恥与为列耳。又《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序》：“初，光武迁洛阳，其经牒祕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棄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然则孔氏之意，似指复东汉盛时经籍之旧，非专指蔡邕正定《六经》文字事也。

八線西来，窃师氏旁要之算。（一0四页）。　

祥案：《周注》：“‘师氏’当为‘保氏’之误。”《近藤注》：“‘师氏’，《骈丽文》作‘保氏’，译文改作‘保氏’。”周、近藤注是。《周礼》保氏教国子以九数，旁要为九数之一。孔颖达疏：‘旁要，勾股之类也。’

则何汤既贵。（一0四页）　

祥案：《锺校》：“‘何汤’，原作‘河阳’，据《后汉书·桓荣传》改。”《近藤注》：“《师承记》原刊本作‘何阳’，孔广森《骈丽文》、《仪郑堂文》皆作‘何汤’，此刊刻之误，现据改。”

辛巳成进士。（一0五页）　

祥案：“辛巳”为“辛卯”之误。辛卯为乾隆三十六年。《近藤注》：“‘辛巳’为‘辛卯’之误。翁方纲撰《墓誌铭》：‘君以乾隆庚辰举於乡，辛卯成进士，官户部河南司主事兼理军需局事。’据《进士题名碑录》，孔继涵为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恩科第二甲四十名及第。”

其子广栻。（一0五页）　

祥案：江氏此误，“广栻”当为“广根”。据翁方纲所撰孔继涵《墓誌铭》，继涵有子五人：广栻、广根、广林、广闲、广榷。洪榜《戴先生行状》：“女一人，许嫁户产主事曲阜孔君继涵次子广囗。”又段玉裁亦谓“广根又为吾师之壻”，故东原之婿当确为广根无疑。《近藤注》谓“广根无任何传记资料”。祥案：广根字心仲，号小兹自号仙游第一酒人。继涵次子。诸生。署翰林院五经博士。有《秋蓼山房诗存》二卷存世。事见《续四库提要》、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李文藻

年十三，从父远游曹家亭（一0五页）。　

祥案：此标点当为“从父远游曹家亭”。李远，字君宏，文藻父。著有《拙斋集》一卷，见《四库总目》卷一八五别集类存目一二。称其集“皆五七言近体，吐属亦颇恬雅。”锺氏标点时盖以“远游”为词，故漏划专名线耳。此条亦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函告者也。

乾隆己卯，中式本省举人。明年，成进士。（一0五页）　

祥案：此“明年”当作“又明年”，江藩此处节引《钱铭》有误。钱氏曰：“既以第二人举乡荐；明年，会试中式；又明年，成进士。”又翁方纲《墓表》：“乾隆己卯，举於乡；庚辰，中礼部式；辛巳，成进士。”

久之，谒选广东恩平县知县。三年俸满，擢桂林府同知。（一0五页）　

祥案：江氏此处亦节引《钱铭》太过，易生误解。钱曰：“久之，谒选得广东恩平县知县，到任后，奉檄署新安县，又奏调潮阳县知县，以海疆三年俸满，保荐擢广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没。”

卷七

陈厚耀

学问淹通，从梅徵君鼎受曆算，遂通中西之术。（一0七页）　

祥案：“梅征君鼎”，当作“梅征君文鼎”，此脱“文”字。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字定九，号勿庵，清宣城（今属安徽）人。笃志嗜古，精於中西曆历算之学。康熙曾御书“积学参微”匾以赐之。一生已刻未刻天算著述达七十余种，有《方程论》六卷、《筹算》二卷、《平三角举要》五卷、《弧三角举要》五卷、《勾股举隅》一卷、《笔算》五卷、《环中黍尺》五卷、《堑堵测量》二卷等，以承学堂刻《梅氏丛书辑要》所收最为完备。又有《绩学堂文钞》六卷《诗钞》四卷等。事见方苞《望溪文集》卷一三《墓碣》、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三0《传》、李俨《梅文鼎年谱》、商鸿逵《梅定九年谱》、钱宝琮《梅勿菴年谱》等，《清史列传》卷六八、《清史稿》卷五一一、《畴人传》卷三七、三八有传。

召至西煖阁，询问家世甚详（一0八页）。　

《近藤注》：“《唐士名胜图会》（六卷，文化三年浪华龙章堂刊本）谓在京师大内之‘重华宫’（卷一，第三九A），‘宫前崇敬殿有东、西煖阁，俱供佛像。’”祥案：近藤氏误。清宫诸殿多有东、西暖阁，此当指乾清宫之西暖阁，多陈列书画古玩，清朝诸帝多在此召见臣下，询问家世、出身、为宦经历等，以为特宠之礼。

乃命厚耀、瑴成並修书於蒙养斋，赐《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几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仪器、金扇、松花、石砚及瓜菓等克什（一0八页）。　

祥案：此段锺氏标点有误，“松花、石砚”当为“松花石砚”，乃一物而非二物也。《近藤注》：“松花石为四川永川县（重庆府）来苏镇出产，因石质似松木而得名。高二至三尺，有一抱大小，俗称电烧石。”又案：《清圣祖御製文二集》卷三九《松花石砚铭》：“吉林松阿里江产此石。”又《大清一统志》卷四二《奉天府五土产》：“松花石，出混同江边砥石山，玉色净绿，光润细腻，品埒端、歙，可充砚材。”又《西清砚谱》附录有松花石双凤砚、松花石甘瓜石函砚、松花石壶卢砚、松花石翠云砚、松花石蟠螭砚、松花石河图洛书砚等。盖产松花石者，又非一地也。

备引汉、晉、隋、唐、宋、元诸史志及朱戴堉曆书诸说，以证推步之異。（一0八页）　

祥案：“戴”当为“载”，各本皆误。朱载堉（一五三六—一六一一），明宗室，精於律曆算学。有《律学新说》四卷、《律吕精义》二0卷等。《明史》卷一一九有传。

程晋芳

一字蕺园。（一0九页）　

祥案：一字蕺园，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六《墓誌铭》、《碑传集》卷五0徐舒受《墓表》同。惟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四《墓誌铭》曰：“君束髪时，读蕺山刘念台《人谱》，见其论守身事亲大节，辄心慕之，故以‘蕺园’自号。”然则“蕺园”为号，是矣。

喜读书，蓄书五万卷，丹黄皆徧。（一0九页）　

祥案：《袁铭》：“父迁益，生子三人，……君其仲也。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声色狗马。君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翁铭》：“君家素饶於财，自少至壮，积书三万余卷。中年已后，家落而书亦稍散失矣。”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二《桂宧藏书序》：“余年十三四岁即好求異书，家所故藏凡五千六百余卷，有室在东偏，上下小楼六间，庭前杂栽桂树，名之曰桂宧，四方文士来者，觞咏其中，得一书则置楼中，题识装潢，怡然得意，吾友秀水李情田，知余所好，往往自其乡挟善本来，且购且钞，积三十年而有书三万余卷。其后家益贫，不获已则以书偿宿负，减三分之一。自来京师十年，坊肆间遇有異书，辄典衣以购，亦知玩物丧志之无益而弗能革也。壬辰长夏，病卧一室，取旧时书目阅视，为之慨然。回顾江南，家无一椽片瓦，故书之寄在戚友家者，知能完整如旧否？而随身尚有万五千卷，足供循览，因就旧目，详为编次，以志余畴昔之苦心，其存者稍为别识，他日或幸有力，犹将补所未备。要之，视范、马、朱氏所藏，终不逮远矣。欧阳子云：足吾所好终老焉可也，遑计其他乎！”又《勉行堂诗集》卷一二《涉江前集·曝书》：“鹿鹿从制科，计与读书左。牙签三万轴，尽遣高阁锁。”祥案：据程氏自语及《翁铭》，则藏书三万余卷者是，江氏据《袁铭》曰五万余卷者非也。

贾田祖

性明达，於释老、神怪、阴阳、拘忌及宋儒道学无所惑。（一一0页）　

祥案：《近藤注》：“汪中撰《铭》作‘宋诸儒道学’，江藩删一‘诸’字。《述学》他本剜改作‘宋以后禅学’五字。”

喜《左氏春秋》，未尝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烂然。……《墓誌》云“旁行斜上”者，岂田祖为《春秋》之表学欤？（一一0页）　

祥案：李慈铭曰：“慈案：汪氏所谓‘旁行斜上，朱墨烂然’者，言于《左氏》书中旁行上方，记注皆满，非《周谱》旁行斜上之谓也。”

李　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一一0页）　

祥案：汪中《述学外篇·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高邮李孝臣君传》同，焦循《雕菰楼集》卷二一《李孝臣先生传》曰：“号孝臣。”李详《汪容甫文笺·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此云字孝臣，省文也。”

时谢侍郎墉督学江苏，延之主暨阳书院。（一一一页）　

祥案：乾隆四十五年任江南学政者，为彭元瑞，非谢墉事也。先是，彭元瑞於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九月间，任江南学政，后转任浙江学政，再任江南学政，时已四十五年之事。谢墉任江南学政为乾隆三十九年，再任为四十八年之事。参《清代职官年表》第四册《学政年表》。

君所著有……《卜筮论》、……《说文引书字異考》。（一一一页）　

祥案：江氏述李氏著述，全引《焦传》。《焦传》此书名作《史记说文引书字異考》，书名方妥贴。

江德量

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史。（一一一页）　

祥案：汪中《述学别录·大清故奉直大夫掌江西道监察御史江君墓志铭》：“字量殊”。蒋宝龄《墨余今话》卷七：“字成嘉，号秋史。”朱汝珍《词林辑略》卷四同。冯金伯《墨香居画室》卷六：“字秋水。”阮元《广陵诗事》卷五：“秋史侍御，尝仿汉碑式作收藏印，石高二寸，碑面修三寸，阔寸余，上仿碑头作穿孔，刻阳文‘江君之记’四字。下碑文云：‘君讳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长子也。举进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综。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灵，刊兹嘉石，以传亿载。’”印为江氏自刻，然则为字“量殊”无疑矣。

汪　中

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之哉！（一一三页）　

《近藤注》：“《述学内篇·妇人无主答问》末一字下有‘方望侍郎家庙，不为妇人作主，以为礼也’，其下汪氏述己见曰：‘其为不学，又不足言矣。’骂之相当严苛。然此语仅见於家刻宋体小字本与文选楼本，不见於它本。”祥案：近藤说是。今各本所见为“方苞侍郎家庙，不为妇人作主，以为礼也。中谨据礼正之如此。”盖以其言过苛刻，后来刻者遂删改之耳。

乾隆五十九年，因校勘文宗阁《四库全书》。（一一四页）　

祥案：乾隆时《四库全书》完成后，钞成七份，江南在镇江有文宗阁，扬州有文汇阁，杭州有文澜阁各藏书一部，文宗、文汇二阁书籍，后於太平天国乱时散亡已尽。在杭州者为文澜阁，故《近藤注》以为“宗”当为“澜”字之误，所言是也，当改之。

刘台拱

二十一，中乾隆三十七年辛卯科举人。（一一六页）　

祥案：此“七”为“六”之误，辛卯为乾隆三十六年。刘兴文《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是年，举江南乡试第八十九名。”

君六世祖永澄问学於蕺山。（一一六页）　

祥案：刘永澄（—五七六—一六一二），字静之，号练江。万曆二十九年（一六0一）进士。官顺天学政，学者称为“淮南夫子”，迁国子学正。后引疾归，与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文震孟善，以风节相期。四十年（一六一二），授兵部职方司主事，病不能赴，卒於家。刘宗周私谥曰“贞修先生”。著有《练江集》、《离骚经纂注》等。事见《明史》卷二五《刘宗周传》、《明儒学案》卷六0《东林学案三》、《刘端临先生年谱·世系》。刘宝楠《清芬外集》卷六所录江藩《刘台拱传》末案曰：“江盖据《刘忠端家传》，云刘静之至武林互正所学，……案此文则蕺山问学於先贞修，故王尚书鸿绪《史稿》云宗周始学於许孚远，后交刘永澄，入东林书院。黄处士宗羲撰《刘忠端传》云‘砥砺性命之交则刘静之’，盖谓此也。先贞修之学，始与顾端文游，其后参酌於忠宪刘宗周端之间，其得力本之朱子。江君言误。”

徐　复

君没而后无子，妇归南乡，其兄鬻为土豪妾，而妇不知也。诓以上冢，赚至豪家，妇忽举止異常，行状声音宛如心仲，指豪大呼曰：“汝何人？敢买我妻为妾乎！”妇遂仆地，其兄遁去。俄顷，妇醒，遽入厨取厨刀自刎死，其兄至今无恙也。（一一七—一一八页）　

祥案：焦循《忆书》卷五之一五：“未几，病死。其妻尽卖其所蓄之书而嫁。余於书贾叶翁处，见其书中竟有诋我而大书特书者，不以为谬，即斥为妄。余始甚恚之，既而转以自省，悉以其诋语付诸火，且择其善为作《江都两生传》。汪孝廉孟慈修《江都志》，徵事於余，且以传付之。”据焦氏所言，徐妻尽卖其书而嫁人，则似出於自愿，或兄忌其恶而卖之耶？二说不一，不知谁是。

汪光燨

阮梅叔亨刻其遗稿入《瀛舟笔谈》、《淮海续英灵集》。（一一九页）　

祥案：是句惟山西书局本有，其他各本皆无，锺校本以山西书局本为底本，故有是句。

凌廷堪

君十二岁，即棄书学贾。（一二0页）　

祥案：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卷一乾隆三十四年：“先生十三岁，学贾。”注曰：“先生昔尝曰：‘某六龄而孤贫，无立锥，赖兄致堂营生养母；次年，始就塾师读书。十三岁，即以家贫，棄书学贾。《六经》未之全读也。’”又注引《汉学师承记》亦曰“君年十三”，今江书作“十二”者，或手民氏之误耶？

嘉锡兄嘉锡在海州闻讣。（一二一页）　

祥案：前“锡”字，诸本皆作“锦”，是，锺校本涉下而误也，当据改。

著有《考工车制考》、《石经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曾子注》、《论语论》、《仁论》、《畴人传》等书。（一二二页）　

祥案：“《论语论》、《仁论》”当作“《论语论仁论》”也，此为一书，而点标点者误以为二书也。《论语论仁论》一卷，阮氏以为《论语》一书，论“仁”者凡五十八章，“仁”字见於书中者凡百有五，为尤详，乃圣门最详切之事，故综论《论语》论仁诸章而分证其说於后。其书与《孟子论仁论》一卷，有嘉庆间精刻本，又分见《揅经室一集》卷八、九两卷中。

卷八

黄宗羲

显纯自诉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议亲之条，请从末减。（一二三页）　

祥案：明穆宗孝定李太后（？—一六一四），明漷县（今北京通县南）人。神宗生母。侍穆宗于裕邸。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教帝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於前。后性严明。万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四十二年二月崩，上尊谥曰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合葬昭陵，别祀崇先殿。又《明史》卷三0六《许显纯传》：“驸马都尉从诚孙。”又《明史》卷一二一《公主》载，世宗五女，其“嘉善公主，嘉靖三十六年下嫁许从诚。四十三年薨。”嘉善公主谁出无考，然又据《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世宗有孝洁陈皇后、张废后、孝烈方皇后、孝恪杜太后，孝定李太后乃其子穆宗之皇后。然则许显纯乃世宗某皇后之外戚，非孝定李太后可知，且孝定当称“皇太后”，而不当称“皇后”亦可知。此盖黄百家《行略》、全祖望撰宗羲《神道碑》等皆误，江藩沿误者也。

宗羲与吴江周延祚、光山夏承锥牢子叶咨、颜文仲，应时而毙，二人乃毙诸君子於狱中者。（一二三—一二四页）　

祥案：黄宗羲《思旧录·周延祚》：“周延祚，字长生，吴江忠毅公之长子。戊辰，余年十九，出学入京师，於世故茫然。时李实、李永贞、刘若愚、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皆逮到入狱。会审对簿，长生练达，凡事左提右挈，因以长锥锥彼仇人，血流被体。狱卒颜咨、叶文仲，诸公皆被其毒手，余与长生登时捶死。己卯，余至其家。壬午，与之同试北场。乙己，余馆石门，意欲扁舟话旧，而不果行，仅以长笺致之，长生未答而逝。”案此文牢子颜咨、叶文仲，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遗献黄文孝先生传》同。而《行略》作叶咨、颜文仲，江藩书从全氏《神道碑文》，全氏从《行略》，不知谁是。

芜湖沈士桂共议署名。（一二四页）　

祥案：“桂”为“柱”之误。《近藤注》：“诸书唯《师承记》刊刻致误，‘桂’当改为‘柱’。全祖望撰《碑文》作‘沈士柱’，《明史·吴应箕传》及《马士英传》、《留都防乱揭》中所列复社名士，亦皆作‘沈士柱’。”又黄宗羲《思旧录》亦作“柱”。沈士柱，字崑铜，明末芜湖（今属安徽）人。读书明敏，下笔千言。参与吴应箕等撰《留都防乱揭》，声讨阮大铖。有《前后宫词》二十四首。事见黄宗羲《思旧录》、《明史》卷二七七《吴应箕传》。

东林子弟首推无锡顾文端公之孙杲。（一二四页）　

祥案：顾文端公，此指顾宪成。宪成谥曰“端文”，非“文端”，江氏误。

时忠正已死节。（一二四页）　

祥案：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一一《神道碑》作“南中归命，公踉跄归浙东，则刘公已死节，门弟子多殉之者”。然则为刘宗周，宗周卒后，门人私谥曰“正义”，乾隆四十年，清廷赐谥曰“忠介”，“忠正”之谥，终明之世，仅史可法一人而已。江藩误。且宗羲五月返杭，六月徒步二百余里，探望宗周，“先生卧匡牀，手挥羽扇。余不敢哭，涙痕承睫，自序其来。先生不应，但颔之而已。”见《思旧录·刘宗周》。然则宗羲初回浙东时，尚探望其师，时刘宗周亦尚未逝也。

约崇德孙奭为内应。（一二五页）　

祥案：孙奭，《周注》“《思旧录》与《年谱》俱作孙爽”。周说是。黄宗羲《南雷诗曆》卷一《感旧》其一一有“桑间隐跡怀孙爽”句，另《两浙輶轩录》、《皇明遗民传》卷六亦作“孙爽”。江藩採自全氏《神道碑文》，全氏已误。孙爽（一六一四—一六五二），字子度，号容菴，明末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西南崇福镇）人。年二十二，以高等补杭郡廩生，与万泰、陆符、沈佐、黄宗羲兄弟互相期负，有当世之志。事父至孝。明亡，曾被缚，已而放归。自是扫跡城市，有劝之出者，作《贞女传》以自託，郁瘵而死。有《甲申以前诗》、《容斋集》等。事见《思旧录》、《两浙輶轩录》，《皇明遗民传》卷六有传。

宗羲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乃回甬上。（一二六页）　

《周注》：“甬上谓舟山岛也，当甬江外海之口，故有此称。”祥案：《周注》误。此甬上谓鄞县，因有甬江而得名。此指宗羲已从海上归家之事。舟山岛旧或称甬东，春秋时即有此名也。

然犹挟帛书，招婺中镇将。（一二六页）　

祥案：婺中，今浙江金华县。顺治七年三月，宗羲至常熟，访钱谦益。欲因谦益以策反婺中清兵将领马进宝，以图南援，有事则遣使入海告警，令为之备。五月，钱氏往金华遊说，乃观其所为，而废然返棹。事见徐定宝《黄宗羲年谱》顺治七年注引范楷《华笑廎杂笔》卷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条。然则此事乃宗羲介钱谦益以策反马进宝，非自“挟帛书招婺中镇将”。全氏《神道碑》作“欲招婺中镇将”者是也，此“欲”字不可省。

慈水寨主沈尔绪难作，牵连宗羲，大帅遣人四出搜捕，乃挈眷属伏处海隅，草閒苟活。（一二六页）　

祥案：沈尔绪，明末慈谿人。鲁王监国，授总兵官。与冯京第同里，时募兵立寨，与京第合军，其饷尔绪独任之。京第死，尔绪遁，其后复募兵立寨，攻大兰山。后兵败被执死。事见《鲁之春秋》卷一八《冯京第传》附。全祖望《鹧鸪先生神道表》云，宗羲弟曾被捕入狱，庚寅获救。未几，冯京第“故部复合，先生复与共事，慈湖寨主沈尔绪又寄帑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伯子歎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诸枒雅六救之而免。”然则此次为清廷名捕者，非宗羲，乃宗炎，宗羲未参与沈尔绪之难，明矣。全氏叙明末清初事多误，此又一也。江藩此文钞此全氏《神道碑》，《清史稿》卷四八0《黄宗羲传》又袭江书，真所谓踵譌传谬也。

昔闻首阳山二老託孙於尚父。（一二七页）　

祥案：“孙”各本皆作“孤”，全祖望《神道表》亦作“孤”，是，当据改。

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周囊云一人之外，皆有微词。（一二七页）　

祥案：周齐曾（一六0三—一六七一），字思沂，号唯一，明末清初鄞（今属浙江）人。崇祯十六年进士。知广东顺德县事，变社仓为义田，而以社仓之法行之。明亡，棄官遯入剡源，尽去其髪为髪冢，架险立飘，榜曰“囊云”，自称无髪居士。为诗文，机锋电激，汪洋自恣。及其没，里人私谥曰贞靖先生。事见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五《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誌铭》，《清史稿》卷五0五、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二四有传。又全氏《神道碑文》：“其所许可者，祇吾乡周囊云一人。”而江氏改作“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周囊云一人之外，皆有微辞”。黄氏《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誌铭》曰：“唯一未尝一面，人传其诗怪甚。”余增远、周齐曾没后，二人之子余金体、周天行先后介陈天若、李杲堂求宗羲铭其父，宗羲遂“倣叶水心併誌陈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两先生”。然则宗羲生时，未曾见囊云一面，囊云卒后六年，其子始求铭於宗羲，且《铭》中除称“威武不能曲”之德外，並无他称道语，则全、江二氏之说，按之当时事实情理，皆不宜有之事矣。故全氏《神道碑》是句下严元照亦评曰：“此语不确，棃洲不尝为恽仲叔序其文乎？不尝为张秀初誌墓乎？”

《海外痛哭记》一卷。（一二八页）　

祥案：“痛”诸家著录皆作“恸”，是。是书乃倣宋谢翱《西台恸哭记》以名之。记自鲁监国元年六月，浙江兵溃，鲁王入海，至六年九月舟山城陷，记鲁王君臣海上抗清事。据吴光《黄宗羲遗著考（二）》考证，此书与《行朝录》中诸篇并非一书，全祖望、江藩以其与《行朝录》诸篇混杂並称，误。

《续宋文鑑》、《元文抄》，以补吕、苏二家之缺。（一二八页）　

《周注》：“《元文抄》当为《元文类》之误。”祥案：此《元文抄》为宗羲倣《元文类》所辑书之名，非指《元文类》也。《元文类》七0卷，元苏天爵编。

晚年，爱谢皋羽《晞髪集》，注《冬青树引》、《西台恸哭记》，盖悲皋羽之身世苍凉，亦以自伤欤！（一二九页）　

祥案：黄宗羲《西台恸哭记注题辞》：“戊寅岁，读《西台恸哭记》，其中多忌讳隐语，信笔注释，犹未见张孟兼注也。已而见之，所云甲乙若丙之人都无确据，因为辨证。岂知是后七年，而所遇之境地一如皋羽乎！则此注不可不谓之谶也。”又《谢皋羽年谱遊录注序》：“余於戊寅岁曾注《西台恸哭记》、《冬青引》，此时不过喜其文词耳，然无故而为之，岂知其遂为身世之谶耶！”案戊寅为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时宗羲方二十九岁，不得谓之“晚年”。然吴光《黄宗羲遗著考》引康熙四十一年平湖陆大业所刻《晞髪集》附卷收录《冬青树引重注》一卷，判定为宗羲重注，与各本无異。其《自序》谓“为之重注，非欲以盖前人也。余与孟兼所遇之时不同，孟兼之去皋羽远，而余之去皋羽近，皋羽之言，余固易知也。”然则全氏《神道碑》谓“晚年爱谢皋羽之文，以其所处之地同也”，推黄氏情境，尚可成理。江藩谓“悲皋羽之身世苍凉，亦以自伤”，亦可也；然谓晚年注此二书，则纯为臆测不实之词耳。

顾炎武

济生兵部侍郎广志。（一二九页）　

祥案：“广志”为“章志”之误。《明史》卷二0八《顾济传》、《顾氏谱系考》、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吴应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淞南顾氏世系》、《道光崑新两县志》卷二0皆作“章志”。章志，字子行（《道光志》作行之），号观海。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所在有惠政，奏减进奉马快船额，南都人祀之。有《船政疏》一卷。《道光崑新两县志》卷二0有传。

炎武生而双瞳子，中白边黑，见者異之。（一二九页）　

祥案：双瞳子，即重瞳。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其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異之。”然顾衍生编、吴映奎补编、车持谦增编《顾亭林先生年谱》万曆四十三年条：“是年，先生患痘症颇危，及脱痂，右目为眇。”车持谦案：“全谢山太史《鲒埼亭集》载先生《墓表》，谓先生‘双瞳子中白而边黑，见者異之’。不言其眇也。又先生《与李湘北书》有‘齿豁目盲，已在废人之数’云。亦不过先生形其老而目昏，非必实眇也。或有云翳，未可知。第原谱系衍生所作，当无譌误，故仍之。”又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卷一：“先生幼患痘疮，左（祥案：左当为右，王氏误。）目有云翳，视力偏斜微弱。”钱邦彦《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同年条下曰：“彦於己巳年手钞衍生元《谱》，固有右目为眇之文，衍生躬侍先生，岂有子而诳其父之理，全谢山谓先生目固不眇，车秋舲绘正面像，两目炯炯，是以他人之貌貌先生也。今从元《谱》。”今人赵俪生先生《顾亭林新传》谓“终身诗文中未见对目力不济作出任何抱怨叫苦的迹象，且王山史对他有‘蝇头行楷，万字如一’的追忆，不像是留下目病的样子。”周可真《顾炎武年谱》除上举《与李湘北书》外，又举顾氏《蒋山佣残稿》卷一《又与李星来》：“弟年衰目病，不能作书。”卷三《答李子德》：“以目病不能多作字。”以此三例，论赵说之不成立。言“先生患痘疮留下目疾，这是肯定无疑的”。漆又案：衍生为顾氏嗣子，其所言本不当疑，然后世之人，震以全谢山之名，深信其言，並其子之言而不信之。今《顾谱》钞刻本、《吴谱》、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钱谱》皆前有炎武之像，亦皆双目炯炯，是亦一怪也已。

会断指疗姑疾。（一二九页）　

祥案：“会”，诸本皆作“曾”，是。锺校本形似致误，当据改也。

次年，几豫吴胜兆之祸。（一二九页）　

祥案：《周谱》顺治四年条引《三藩纪事本末》：“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胜兆据城以叛。先是丙戌六月，李成栋调往福建，胜兆移镇松江，有周谦者，故从白党来降者也，稍知文墨，胜兆昵焉。因通海寇黄斌卿，令举兵内向。给事中陈子龙、举人殷之辂、生员张宽等，皆与其谋。斌卿约於四月十六日兵至，而海舟非风不行，连日北风大作，舟不时至。海防同知杨之易、推官方重朗知其谋，潜移书洪承畴，言胜兆反状。承畴未之信，即以其揭下胜兆，胜兆大惧，十五日夜半，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杀之，意明日黄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将詹天祥知事不济，即同都司高永义率兵入执胜兆，按诛将校二十七人。”案吴胜兆本明将，降清，得官松江提督。此案发后，洪承畴穷治，牵连甚多，陈子龙、杨廷枢、夏之旭、夏完焞、侯岐曾、顾咸正等皆死之。咸正二子天逵、天遴因藏匿陈子龙而被执，炎武救之不获，亦遇害。参《亭林诗集》卷一《哭杨主事》、《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哭顾推官》、《哭陈太仆》诸诗。此所谓“几豫吴胜兆之祸”者，殆即此矣。江藩记炎武之文，全採全祖望《神道表》，全氏隶事多误。《顾亭林诗笺释》卷一《千里》笺：“此《表》混‘从军於苏’与‘崑山赴义’为一事，其误甚明，况杨永方言主、夏允彝、王永祚三人未闻共事，而先生尤未亲与崑山守城之役乎？全氏不及见先生《余集》，故不知先生曾自言母卒之后，“始出入戎行”也。后人承全氏之误，遂妄谓先生曾与复社诸君攻入苏城，及奉王永祚共守崑山云云，以为不若此，则不足以见先生忠君报国之志，殊不知先生事母极孝，老母犹在，何敢以身轻许人耶？”此说是，《周谱》谓先生亦参与者，殊涉勉强。

谒孝陵，变姓名为蒋山佣。甲午，侨居神烈山下。（一三0页）　

祥案：《顾亭林诗笺释》卷二《侨居神烈山下》笺：“先生自本年（祥案：指顺治十一年）侨居神烈山下，由是改号‘蒋山傭’。古人如高渐离、季布、梁鸿、杜根等皆不得已而隐于傭，先生号傭而未尝为傭；未为傭而号傭，亦必有其不得已者，况又傭而在蒋山乎？大凡先生诗文署名‘蒋山傭’者，要皆始于此时，其后北遊，不复居蒋山，而傭名、集名（如后称之《蒋山傭诗集》、《蒋山傭残稿》）仍不变，推其志无他，诚以蒋山即神烈山，神烈山即明孝陵耳。”祥案：如此，则改名在甲午，江藩袭全氏《神道表》，误矣。

戊戌，遍遊北都，谒长陵以下，图而记之。次年，再谒十三陵，而念江南山水有未遊者，复归，六谒孝陵，东游至会稽。次年，复北谒思陵攒宫，由太原、大同以入关，又北走至榆林。康熙甲辰，与李因笃同谒攒宫，为文以祭。往代州垦田，每言马伏波、田畴皆从塞上立业，欲居代北，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矣！”然又苦其地寒，但经其始，使门人掌之。丁未，之淮上。次年，取道山东入京师。莱黄培之奴姜元衔告其主诗词悖逆，案多株连；又以吴人陈济生所辑《忠节录》指为炎武作。炎武闻之，驰赴山左自请繫勘。李因笃为告急於有力者，亲往历下解之。狱释，复入京师，五谒思陵，从此策马往来河北诸边塞者十余年。（一三0页）　

祥案：江氏述顾氏事，全採全氏《神道表》，而全氏叙事，前后年月时地多谬。今参诸家谱录及顾氏诗文，略述顾氏此数年所历之地与其交遊於次：顺治十五年，春由济南至泰安，登泰山；旋赴曲阜谒孔庙及周公庙，往邹县谒孟子庙；北返至邹平，与马驌碑於邹平郊外；抵章邱，访张光启；至长山，主刘孔怀家。夏返济南，访徐夜；东行至潍县、益都；秋初北上，经固安抵北京，交王丽正、孔宝侗；秋末经蓟州，历遵化，过玉田，至永平，登孤竹山，谒夷齐庙；冬在卢龙度岁。十六年，春自永平出山海关，折返永平，复往昌黎，西北行至昌平，初谒天寿山明十三陵，登居庸关；秋后南返，经邹平，过长清，渡淮次扬州，复北上，度岁於天津。十七年，春至昌平，再谒十三陵，在京晤徐氏长甥乾学；六月赴山东；秋南归寓淮上，返南京，七谒孝陵。九月会黄师正於扬州僧舍；冬经六合，岁暮归吴门。十八年，春往杭州，过吴江，访潘柽章；遇施闰章西湖；渡钱塘江，至绍兴，谒禹陵；弔宋六陵；秋回苏州，旋往南京；即返山东，抵益都，至德州，初交程先贞；冬，登颜神山。康熙元年，正月与张尔岐会与章丘，旋入都；三月三谒天寿山思陵；遊盘山，历密云，至古北口；五月复还昌平；复南行至新乐，抵曲阳，谒北嶽恒山；秋由井陉入山西，十月抵太原；十一月，往大同之浑源州；冬渡汾河，之平阳，遊尧庙，在临汾度岁。二年，年初，自临汾往霍县，登霍山，遊女娲庙；春抵太原，始交傅山；初闻湖州庄廷鑨明史狱；北行至代州，拜李克用墓，遊五台山；五月在代州交李因笃，南旋至汾阳，遇申涵光；继闻吴炎、潘柽章死难；秋历蒲州，渡黄河入潼关，遊华山，访王宏撰於华阴；八月经骊山，至西安，渡渭过富平李因笃家，遊乾陵；十月，至盩厔访李顒，再返西安，遊碑洞，住明宗室朱存杠家；岁杪渡河返太原。

康熙甲辰，与李因笃同谒攒宫，为文以祭。（一三0页）　

祥案：全氏《神道表》原文作“四谒思陵”，是。江氏复增“与李因笃同谒攒宫，为文以祭”，则年月大误。炎武与李因笃同谒思陵，时在康熙八年，五谒思陵时也。

大学士孝感熊公赐履主馆事，以书招炎武，答曰：“愿以一死谢公！”（一三一页）　

祥案：顾炎武《蒋山傭残稿》卷二《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辛亥岁夏，在都中。一日，孝感熊先生招同舍甥原一饮，坐客惟余两人。熊先生从容言：久在禁中，将有开府之推，意不愿出，且议纂修明史，以遂长孺之志。而前朝故事，实未谙悉，欲荐余佐其撰述。余答以果为此事，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两人皆愕然。余又曰：即老先生亦不当作此。数十年来门户分争，玄黄交战，啧有烦言，至今未已。一入此局，即为后世之人吹毛索垢，片言轻重，目为某党，不能脱然於评论之外矣。酒罢，原一以余言太过。又二年，余复入都，问原一孝感修明史事如何？答云：熊老师自闻母舅之言，绝不提起此事矣。”又卷三《与苏易公书》：“都下书来，言史局方开，有议特色及弟者，弟述先妣遗命，以死拒之。”如此，则非熊氏主馆事，亦非熊氏以书招炎武也，乃闲谈耳时言及此话题而已，全氏误，江氏误袭。

次年，卒於华阴，年六十有九。（一三一页）　

祥案：康熙二十年八月，炎武在山西曲沃得寝疾呕泻，得儒医郭自狭治而愈，然仍有末疾未愈，艰於步履，服豨苓丸，稍有效验。翼年正月八日，在马上失足坠地，疾作，日夜呕吐不止，初九日丑刻，遂卒。时仍在山西曲沃，全《表》及江藩所述“卒於华阴”者误也。又案：炎武生於明万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六一三年七月十五日），卒於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一六八二年二月十五日），然则卒年为七十岁明矣，《顾谱》及诸谱皆是，全《表》及江藩所言“卒年六十九”者，亦误。

无子，自立从子衍生为后。（一三一页）　

祥案：顾氏元配王安人，无子。顺治六年，纳妾韩氏，翼年生子诒穀，然四岁而殇。又更纳戴氏等，皆未育子嗣。十一年，寓书潘耒，议抚吴江族子衍生为子。十六年四月，与衍生相见於德州，始行父子礼。又《顾谱》康熙十六年，“从子洪慎举次子，先生名之曰世棠，字思召。即寄书从弟子严，欲立世枢为殇子诒穀后。”全《表》谓“徐尚书为立从孙洪慎以承其祀”者，大误。《张谱》末引全《表》注此句曰：“案：洪慎乃先生之从子，先生既立吴江族子衍生为嗣，又立洪慎之子世枢为殇子后。此皆误。”

孔子尝言：“博我以文，约之以礼。”（一三二页）　

《周注》：“案《论语·雍也》、《颜渊篇》均作：‘博学於文，约之以礼。’《子罕篇》作‘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以为颜渊之言；《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同。本传‘我以’二字，当作‘学於’，盖沿全祖望《神道表》而误。引语见顾氏《与毛锦衔书》，原文亦作‘博学於文’，见《亭林文集》卷六。”

我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鑑辑览》，乙酉一年不黜留都位号，唐、桂二主併为《窃据续编》。（一三三页）　

祥案：此“《窃据续编》”当作“窃据《续编》”，“窃据”二字不可为书名中字也。《御批通鑑辑览》前有乾隆《御制书通鑑辑览崇祯甲申纪年事》、《命通鑑辑览附纪明唐桂二王事蹟谕》，前谕曰：“兹於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今《通鑑辑览》卷一一六“起甲申明庄烈帝崇祯十七年（注：是年五月明福王由崧自立讫乙酉五月明亡）”，即本文所谓“乙酉一年不黜留都位号”也。又《通鑑辑览》卷一一七至一二0为《附明唐桂二王本末》，卷一一七为唐王，卷一一八至一二0为桂王一、二、三，即本文所谓“唐、桂二主併为窃据《续编》”也。

--------------------------------------------------------------------------------

[①] 本文曾发表於《文史》2004年第4期，现略有增删。又本章凡引周予同氏之说，则省称《周注》；近藤光男氏之说，则省称《近藤注》；锺哲氏之说，则省称《锺校》，己说则标“祥案”以明之；他家之说，则直呼其名，读者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