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狄《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1
李华川
《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一书作者是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4）。1849年8月8日，考狄生于美国新奥尔良，三岁时迁居法国。1869年，他来到中国，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图书馆任职。1876年离华回法，后长期任教于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院，曾任亚洲学会副主席、巴黎地理学会主席、欧洲汉学杂志《通报》主编等职。2考狄长于中西关系史及文献目录之学，著作宏富，主要有《马可•波罗游记补注》、《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西人论中国书目》等。其中《西人论中国书目》五巨册曾获1880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斯坦尼斯拉斯•儒莲奖，为西方汉学领域之名著，至今仍是欧美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必读书。但《西人论中国书目》仅收西文著作，而《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3中收录之中文书，正可补前者之不足，使成完璧。
《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一书初刻于1883年，收入《东方杂纂》4。此书初版时并不完备，只著录51位作者的196种著述，后经增补，于1901年再版，著译者增至77人，收录著作增至395种（其中除去五、六种西文书外，皆为中文著述），篇幅增加几近一倍。初版本主要以13种欧洲图书馆目录为依据编成，再版时作者利用了两种北京印制的中文目录，分别是《天主圣教书目》和《历法格物穷理书目》。
藉助《目录》中收录的近四百种著作，我们可以对明末清初及清中期西方传教士试图在中国知识界传播的西学有一个宏观的印象。二百年间，西人在中国出版的中文著作竟达四百种，考虑到来华传教士的数量并不是很多，其出版活动又会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在宗教和文化的传播上可算是相当努力了。在《目录》所收的390种中文著作中，宗教类著作275种，非宗教类著作115种，前者占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后者只占百分之三十。这也很明白地说明，传教士再三致意的还是传教，天文、历算等科学技艺不过是传教之余事罢了。但国人所看重的却恰恰是此“余事”，所谓“节取其技艺，禁传其学术”，其实就是吸收其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而禁止其传播天主教教义的意思。纵观这两百年间，除了明末少数士大夫，中国知识界对于基督教教义很少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反，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数学、地理、机械、绘画等却引起士大夫相当大的兴趣，《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对士大夫思维方式的影响要远胜于《天主实义》、《万物真原》等教理书。毕竟，基督教精神与儒家传统分歧明显，要想使国人接受前者，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实现；而技术层面的东西，由于不直接触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就更容易为士大夫所接受。
与晚出的徐宗泽名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相比，考狄的《目录》尽管在规模上略为逊色，但还是有其不可替代之处。其一，徐著所收书目全部取自上海徐汇藏书楼，而考狄《目录》主要依据的是欧洲的公、私书目，正可与徐书互补。其二，与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样，徐书也只收耶稣会士的著译，而考狄《目录》除了耶稣会士著作外，兼收方济各会、奥斯都会及多名我会会士的中文著作。 5《目录》在此一方面，更能代表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全貌。所以，在研究明清间西学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问题时，同时参考这两种目录是很有必要的。
又《目录》最后附有《教宗西师都五世致中国皇帝书》6，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在这封书信中，西师都五世表明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意愿，称将要为此派遣多名使者携《圣经》觐见万历皇帝，还请万历在研读《圣经》之后，为其在臣民中宣扬，并遣使回访欧洲。
此信原刻板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考狄将其按原版印制，附于《目录》末尾，但考狄对此信的来历知之甚少。7晚于考狄《目录》出版之意大利学者汾屠立《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卷二收录了此信的中文和意大利文文本，汾屠立认定此信是罗明坚8所作，只是无法确定是在中国还是在意大利撰写。9汾屠立之所以会犹豫不决，是因为他为信件末尾“天主生日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师都第五年三月天竺国京师10书立”这一时间所困惑。其实这个时间是罗明坚抵达罗马时才加入的。
尽管汾屠立认定此信为罗明坚所作，但这一论断还是很有商榷余地的。11考《利玛窦书信集》附录十三“罗明坚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1586年11月8日，肇庆）云：“至论圣座给中国皇帝送的礼物，不必太贵重，只要是中国没有的便可••••••上言礼品与给大明皇帝的国书——已由我们（聘肇庆某官吏）拟妥——如全备妥，将携往朝廷，以求皇帝恩准神父们进入并安居帝国，这为归化中国人是应行之道，因为地方官如无皇帝的准许是不能随便容许洋人进入传教的。”12又金尼阁编《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二第十二章云：“奉耶稣会总视察员之命，13利玛窦神父在一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函，还有致广东总督的信，以及教皇赐给他的使臣的证书。这些信都用中文写成，将从欧洲发出。”14综合这两条材料的内容，可以看出，此信是罗明坚、利玛窦二人授意，由一位肇庆官员笔述，在1586年11月8日之前既已草拟的。
至于信中所称教宗将要派往中国的四位方济各会教士的名字，以及信末所署“天主生日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师都第五年三月天竺国京师书”，应是罗明坚在罗马时根据情势变化所添加的内容。而这封信中所透露出的内容，其实是一次罗马教廷遣使明朝的计划。15早在1581年，罗明坚就曾辗转建议教宗派遣正式使团来华，与明朝交涉传教事务。他在《致麦尔古里亚诺神父书》（1581年11月12日，澳门）中写道：“假使我在罗马，定会跪到圣父面前，要求他颁给我一张国书，以便呈献给中国皇帝，求他准许我在中国传扬福音，让凡愿意奉教而不用强迫手段者皆可领受洗礼，我知道教宗是多么看重这个传教工作，多么希望中国人归化于基督。”16罗明坚的主张得到了耶稣会东印度教务视察员范礼安神父的支持，“遂以此重大任务委之”17。1588年11月20日18，罗明坚专门为此从澳门启程返回欧洲，行程中颇受风浪之苦，迟至次年9月13日，始达里斯本，又在马德里勾留多日，因而他抵达罗马的时间，已是1590年6月。19这一年8月27日，教宗西师都五世辞世，20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罗马又三易教宗，21这一遣使计划也因之迁延不决，最后终致搁浅，而罗明坚为此身心俱疲，无心再回中国传教，1607年，终老于意大利。
附录《教宗西师都五世致中国皇帝书》22
太僧天主教门都僧皇西师都第五顿首拜大明国国主御座下：
伏以天主者，吾人之大父母也。生厕名世间，绍天主之正脉，处修善念，躬率礼拜教门，兼宣经戒等事。惟愿天下人自知有大父母，不可不隆孝以尊奉天主，传其圣教，显其名号。闻外邦多有昧天主事理，眩于异端。生居天竺，恻然动念，是以不惮委任之（勒）[勤]，跋涉之劳，锱铢之费，特选笃实博雅儒僧，遍游四方，谕扬天主正教。授以真经，乃天主亲制，以惠后人，当佩服而恪守之也。往谕之后，又申饬谕旨，欲其钦奉厥职，随所经历之地，察彼之教门果与天主相合，始为正道。间有好崇邪说，即善为劝诱，以归吾教，毋使碔砆得以混玉哉。
生见鄙，他无所求，窃幸推广慈悲，普济世人，俾含生戴齿之伦，无不敬恭天主，谨遵规戒，则冥冥之中降以祯祥，同登仙境，不致误陷迷途，死堕苦狱，而生之夙愿慰矣。先年曾委数僧游至盛国，闻君明臣良，相与翊景运23，文风丕振，苍（赤）[宇]宁生，经书家喻户晓，徛[猗]欤称綦隆矣。惟天主上帝其事未解明否？今再令上僧四人伯都鲁、宾禄、里诺、马的亚24，德行颇优，儒文宏博，在热所25天主名字寺发（卷）[愿]，并旧住三僧：二德26、玛窦27、安东28代生趋拜足下，外具蔽国土物为贽，薄将鄙诚。其物第一件乃天主真经一卷，盖足下膺宝历以抚黎元，必为天主宠佑，烦望口诵心维，俯垂清照，虽道隔云泥，不俨若近聆清诲乎？所属臣庶亦希为宣谕，推仁柔远，毋曰诞妄，则幸甚、幸甚。
又望足下不弃贱壤，爰赐朔才杰士，泛航而来，使生常瞻懿范，方显真诚相处，倘符愚愿，四僧给有札牒，沿途运送，以华其行，则生之荷恩，宁有涯哉。敬修寸墨，伏祈台照不宣。
都僧皇西师都再顿首
旹（目）[自]
天主生日一千五百九十年西师都第五年三月29天竺国京师书立
注释：
1、拙文脱稿前，承蒙沈定平先生赐教，谨致谢忱。
2、有关考狄的著作和生平，可参见《亨利·考狄著作目录》（Bibliographie des oeuvres de Henri Cordier,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1924）一书。
3、此书全名为《中国的中欧印刷术——十七、十八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L’Imprimerie sino-europe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es en Chine par les europe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ecl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1），冯承钧先生译为《中国的中－欧印刷术》，取其书名的前半，但容易使人误解为这是一本讲印刷术的书。此书再版之后两年，伯希和曾于1903年的《法国远东学院公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 Orient上发表书评，对全书做了一百余条校正，颇具参考价值。
4、即Mélanges orientales。
5、书中收录方济各会教士有Basilio Brollo 叶宗贤、Juan Fernandez、Aleandre de Gouvea汤亚立山、San Juan Bautista利安宁、San Pascual利安定、Santa Maria利安当等，奥斯都会教士有Alvaro de Benevente，多名我会教士有Francisco Varo（万济国）。
6、即Lettre du Pape Sixte-Quint à l’Empereur de la Chine。
7、考狄称国立图书馆藏有一块陈旧的巨幅木刻，可能制于澳门，但他对于此信的作者只字未提，且又因信中有天竺之称，而误认此信作于印度果阿（Goa）。见《目录》第67页。
8、即Michel Ruggieri 1543-1607。
9、参见汾屠立《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P. Pietro Tacchi Venturi,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Macerata, 1913）卷二，494页。
10、指的是意大利首都罗马。
11、林金水先生在其《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一书第24页引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说法，将此信的著作权归于利玛窦，但他似乎对此并不能肯定，因而在注释中注明了汾屠立等人的另一说法（即作者是罗明坚）。又，张西平先生认为“利玛窦和一名中国秀才在肇庆为罗明坚草拟了一份教宗致大明中国皇帝书”。参见《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03页，注3。
12、《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附录13，罗渔译，光启出版社，1986，493页。
13、即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1538-1606）神父。
14、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97，208－209页。
15、关于罗马教廷遣使中国的研究，可参见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及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前者集中讨论元朝与教廷的关系，后者虽然包罗广泛，对于罗明坚策划的此次遣使却只字未提。
16、《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 附录3，434页。
17、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28页。
18、萧濬华先生翻译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此处作1588年12月20日，误。
19、参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Henri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 1514－1588, Tientsin, 1933），280－281页。
20、参见《新天主教百科全书》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2003，卷13，197页。又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29页。又，沈定平先生将西师都五世的去世时间误为1591年8月27日，因而推论此信“历经教皇一年的斟酌修改方才签署”（见《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264页。），实际上，罗明坚于西师都五世卒年的6月才抵达罗马，信件内容的修改时间至多只能有两个月。
21、分别是于尔邦七世Urbain VII、格雷戈里十四世Grégoiré XIV、英诺森特九世Innocent IX。参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29页。
22、萧濬华先生曾在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322－323页，以原文款式引用了此信，但并未加任何注释，而且在文字上与原文颇有出入。此处附录略加注释，以便研究者利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正。
23、此处疑有缺文。
24、即Pietro、Paolo、Lino、Mattia四位方济各会修士，时在菲律宾传教。参见汾屠立《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卷二，496页；又见《利玛窦全集》4，“利玛窦书信集”附录26，550页。裴化行认为，这四位修士的遣派，体现了耶稣会与方济各会之间在此事上的有效合作la collaboration effective关系。Henri Bernard,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seizième siècle 1514－1588, p. 276.
25、所谓“热所”，即耶稣（意大利文为Gesù）的又一译法。
26、疑为三德，即孟三德（Edouard de Sande, 1531-1600），曾与利玛窦同在肇庆。
27、即利玛窦。
28、即麦安东（Antoine d’Almeyda, 1556－1591），时与利玛窦为伴。
29、所谓“西师都第五年三月”，是指西师都五世担任教宗的时间。他自1585年4月24日始任教宗，至1590年7月，刚好五年零三个月。所以此信末尾罗明坚代为拟签的时间应指1590年7月。以往的研究者（包括汾屠立、裴化行等），均将此信落款定为1590年3月，但是罗明坚于当年6月方抵罗马，罗氏不太可能在觐见教宗前三个月就拟签此信的。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2005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