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曾说过，如果想要真切地感知近代历史，最好能静下心来去找一部晚清人物的日记读一读，其中的乐趣与感触，绝不是看教科书所能得到的。读罢史晓风先生整理的《恽毓鼎澄斋日记》，不免深深叹服这位朋友的卓见。的确，读日记的时候，时间的距离渐渐隐去，就像是在与日记的主人交谈，一切是那样自然亲切。日记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那个时代鲜活的影子。
恽毓鼎，字薇孙，江苏常州人，寄籍顺天大兴，在晚清先后担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充当日讲起居注官，长期随侍光绪皇帝。1912年民国建立后，他便以遗老自居，直到1918年去世。恽毓鼎在近代史上算不上知名的大人物，但是他久任讲官，熟知晚清宫廷内幕及掌故，曾撰有《崇陵传信录》，被视为一代信史，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刚刚出版的《恽毓鼎澄斋日记》则是他光绪八年1892年至1917年的日记，其间虽有残缺。但涉及内容却十分广泛，举凡时事评论、读书心得、诗词唱和、燕会过从、翰札往来、京师风情乃至家庭琐事，皆有细致记载。如果从一个士大夫的生活角度去读这部日记，走进这位京官的心灵世界，就会发现许多发人深醒的有趣现象。
说到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社会思潮，人们自然会想到曾经风起云涌的维新运动。在我们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公车上书”以及稍后以变法为宗旨的强学会，都曾深刻影响过当时的社会气氛；今天的人们从不怀疑康、梁等仁人志士高呼呐喊所产生的巨大的轰动效应，以及士大夫们群起而响应的历史场景，至少，许多近代史著作和教科书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样的。然而，如果读了恽毓鼎乙未至戊戌年1895—1898年的日记，就会发现他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对这些在今人看来至关重要的事件无动于衷，日记中毫不言及那些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既使偶而提及，也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冷漠。他似乎对这场改革并不关心。
我们发现，正当康、梁等人大力提倡西学的时候，恽氏却专注于修心养性之学。笃信“静坐是学者入手真实工夫”。恽氏抄录的一段读书笔记写道：“养得性情和平，方可作事。看来古今莫大事业皆从性情做来。故圣贤之学只是理会性情。”“读书全在涵咏玩味，便是以义理养其心。”“须从旧法中做出新政来，只在事事实做，实做便无弊，不实做，便都是弊。”“要做伊尹事业，须先励伯夷风节。”恽氏如此仔细地将这些“精要”摘录下来，正好说明他的志趣所在；其中诸如“须从旧法中做出新政来”与“实做便无弊，不实做，便都是弊”的论断，是否与当时京城的变法氛围相关连，今人不得而知．但恽氏的持重谨慎显然与当时的激进潮流格格不入。
在日记中，即使在大街小巷驱车行进的途中，恽毓鼎也是争分夺秒，捧着理学家的语录默读不止，甚至每每能有“精密透悟，玩味不尽”的愉悦之感。在与友人论学时，恽氏言道：“今天下最可怜者在人心风俗在上者极力提倡西学，而人心渐与之俱化，一旦泰西有事，恐不免从风而靡耳。总之，不向根本处培植而唯考之以西学为务，是直驱民离叛也。可恨可痛，其实害自汉学家启之，使为学、做人分为两事，而学者不复向身心性命上用工，学校无名教，士林无清议，陵夷浇薄，非一朝夕之也。向使讲学之风犹盛，宋儒之说大行，人心未漓，气运决不至此!”有这段表白，将他归入守旧分子营垒似乎毫不为过。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恽氏好像也不是全然不关心时务和西学者。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他从友人处借来薛福成的《庸庵海外文编》四册，粗读数篇，便感到薛著“经国远谟，言之有物，文亦深有义法，自是不朽之作。”“连日快读，增长识力不少”，于是令子侄及仆人抄录该书，抄就后又“校雠圈点”，对薛著再次“精读”。凡此种种，足见他对薛氏论说之重视。一年后，恽氏终于在荣宝斋买到薛福成《庸庵六种》《文编》《续编》《外编》《海外又编》《筹洋刍议》《出使四国日记》，稍后他又在在日记写道：“近今经济书，宜推薛叔耘先生《庸庵六种》为第一。识见既闳远，文字中又有义法。……居今日而谈经世之学，洋务必宜究心，格局之奇，情势之变，既为伊古所未有，即不能泥古法以绳之。唯是西学书虽多，而文字绝少传者，且开口动言变法，断难见诸施行，则亦徒乱人竟耳。今观《庸庵六种》，真今生经世宏编也。余虽陋劣，窃具私淑之忱焉。”恽氏此番议论足见他对薛氏之推崇。或许薛福成的政见主张到了戊戌时期多少有了落伍的嫌疑．但其学习西洋的取向则是十分明显的，仅从这点而言，将恽毓鼎归到守旧分子的营垒中，也却实有些冤枉。
现代人动辄以新旧划分前人，品评是非高低，在有些时候可能很难符合实情。恽毓鼎不正是这样让今人难以评判的一位前贤吗?当1901年清廷又行新政，西学的浪潮似乎再次掀起的时候，恽氏对变革的趋势已不能漠然视之，但志趣与学术之道早成定势，不可改弦更张了。他在1903年年初的日记中写道：“维新之书层见叠出。稗贩杜撰，几于千手雷同，略看一二编，。即可意其大概近人译者尤劣。余积习未化．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独于理学、史学、古文、诗各书，一见若旧交，深嗜笃好，不忍释手，非此竟无以遣日。中年乐境，无逾此者。”这时，面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他却是毫不讳言自己的不合时宜了。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2004年11月10日，第15版，社会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