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中国古籍到底有多少种书？每一种书又都存有哪些版本？这是一个至今仍无法回答，且足以令我们整个民族都感到尴尬的问题。全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据说已经启动很多年了，但至今还很缥缈。好在多少年来就有那么一些埋头实干的人，陆续出版了一批断代分类的现存古籍目录，如《唐诗书录》、《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等，逐渐向理清家底的方向蠕动。其实实现这一目标难度最大的障碍还是清代的著述，数量庞大，超越以往历代，其中尤以别集为夥；而且在版本研究和著录方面，不像前代著述那样有较好的基础可以利用，基本上都要从头做起，人们难免望而却步。正因为如此，近日读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清人别集总目》一书以下简称《总目》，不能不使关注古籍版本目录的学者感到格外欣喜。
《总目》共著录近两万名作者的约四万部诗文集，诚如编纂者所言，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诗文别集著述、馆藏及其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尽管本书实际上仅仅是依据国内外部分图书馆的馆藏古籍书目和卡片汇聚而成亦含有个别私人藏书，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达到“总目”的标准，但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在十年左右时间内编成此书，已经难能可贵．成为著录现存清人别集最全面而且也是最完善的目录，为许多相关的古代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基础，相信有许多研究会借助本书的出版而得到发展和提高。在当前学术界风气日趋浮躁的情形下，我们尤其要向这些埋头基础工作、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纂者致以敬意。
《总目》的成就是巨大的，工作之繁杂、艰辛也是许多缺乏实际经历的学者所不易想像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编纂者耗费很大精力，尽可能为别集的作者撰写了小传，并一一开列相关传记资料目录，以供进一步考索。其附有小传者占到作者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达一万数千人，如编纂者所言，“实际上已可视为清代诗文作家的专门性辞典和有关人物的传记资料索引，这对清代文化各学科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这一点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正因为《总目》是这样一部具有广泛用途和重要价值的文献学工具书，我们在使用时需要充分注意到它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同时可以看到，正因为编纂这样一部书录还存在着重重困难，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本书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缺憾。对此，编纂者已经在前言中做了坦诚、负责任的交待，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但是还有一些编纂者没有提到的问题，对于读者更好地使用和编纂者今后进一步修订完善此《清人别集总目》书后159书，我感到也比较重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编纂体例有些地方不够纯一。按照《总目》体例，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查明清人曾有过哪些别集，而是旨在反映清人别集的现存状况，即只收确知存世的别集，不收已经佚失或存佚不明的集子。当然要彻底做到这一点目前还有困难，因为短时间内还无法一一过目查验每一部诗文集，而依据馆藏书目，如编纂者所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个别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的问题，不能对此求全责备。问题是按照本书的宗旨，著录时只能以整体藏书基本完好无损的公私藏书目录为依据，而《总目》书中个别地方却依据一些完全无法确知所著录书籍存世与否的书目，著录了一些书籍，如多处著录有仅见于《贩书偶记续编》的集子像第2217页喻成龙《塞上集》，第2355页管郁《棠华书屋诗集》。《贩书偶记续编》是经营古籍收售的孙殿起，1958年去世前在营业过程中记录下的他所经眼过手的书籍，这些书籍流向哪里以及现今还是否存世，仅仅依据书目，是根本无法确知的。《总目》附录二《别集版本著录所据书目》，分为《征引书目》和《参考书目》两类，《贩书偶记续编》列在后者当中。按照《参考书目》所开列的单子，类似的存佚无从查证的书目还有《版书偶记》、《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等许多种，编纂者特地说明在《征引书目》未涉及某书时，就要依据这些书目予以著录。可见上述问题并非出于个别编者偶然失误，而是总体编纂体例驳杂，与本书宗旨相矛盾。这一点对《总目》的整体质量造成很大影响。
要想在十年之内一一过目《总目》收录的近两万人、约四万部清人别集，仔细鉴别版本，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本书除查核部分馆藏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现有的古籍书目和卡片，这也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问题是编纂者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订补的疏漏和失误。
这首先是存世书目收集不全的问题。编纂者在前言中对于这方面的不足已经做了交待，况且馆藏书目又多未正式发行，确实不宜网罗无遗，所以对此本不必苛求，需要以后不断增补。但有一些已经公开出版并且非常著名的书目，譬如像著录郑振铎藏书的《西谛书目》，是由版本学名家编纂，20世纪印年代初就已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广泛公开发行，本来很容易看到，《总目》却未能利用，不能不说是不应有的疏忽。郑振铎的藏书全部捐赠在北京图书馆，自然属存世书目，更为重要的是郑振铎在收藏清人诗文集方面，从现代学术研究角度看，是开一时风气的人物，连续多年化过很大气力，有一批稀见的收藏，对于编纂存世清人别集目录，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如道光刻本龚自珍《破戒草》和《破戒草之馀》非常稀见，《西谛书目》有著录，而《总目》却因未能利用此书而缺失此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果再稍微苛求一些的话，还有像当代版本名家黄永年、贾二强编纂的《清代版本图录》这样的重要书目。《清代版本图录》虽然出版略晚1997年5月，《总目》当时或许已进入排版校对阶段，但此书收录清人别集种类非常有限而又确有一些罕传稀见的书籍，检核一过实际用不了一天时间。编纂者在1998年10月撰写的前言中称“直到三校时仍然在补充刚刚获得的书目”，看起来在时间上还是来得及采录的。据我随手翻检《清代版本图录》第一册，知至少有顺治十三年原刻董说《禅乐府》一项，《总目》即因未能利用此书而失收《总目》第2171页。虽然《总目》著录的晚出嘉业堂刻本《董若雨诗文集》也据此原刻本重刻有《禅乐府》，但其所据底本末尾有残缺；而《清代版本图录》是依据黄永年本人所藏完本，在文字说明中对此有清楚交待。董说是明清之际的江左名士，《总目》与这样的秘籍失之交臂，似乎也是不应有的遗憾。
在利用现有古籍书目方面，更为需要注意完善的是有些地方未能很好地利用编纂者已经收集到的书目。
例如《总目》征引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版本学水平较高的古籍目录，如果没有充分的依据，就应当尽量尊重该书目的鉴定结论，而从我随手翻检到的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的版本著录情况来看，《总目》在一些地方就没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250页著录的“《养一斋文集》二十卷、《补遗》一卷、《续编》六卷、《诗集》八卷”，本来是“清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活字印本”，可是《总目》第784页却著录中国人民大学所藏上书为“道光23年维风堂刻本”，且根本就没有著录道光二十三年这个活字本。今案道光二十三年活字本是李兆洛文集的第一个印本，据编印者高承钰题识，当时仅“印书百本”，故传世较罕，至道光二十四年春李兆洛子慰望拟重刻《养一斋文集》时即很难觅得一本，虽然其中的《续编》亦即《文集续编》附有高承钰在“道光甲辰岁亦即道光二十四年上元节”所撰题识，说明《续编》部分印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善本书目的著录也不够十分准确，但此本别见于《贩书偶记》著录，也是注明为“木活字本”，中国人民大学善本书目著录馆藏此本封面尚镌有“维风堂聚珍板”字样，应当说不大可能有误，若非亲经目验，确有足够证据，是不宜擅加改动的。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是错误地著录了中国人民大学馆藏的这部活字本，而是根本不存在所谓“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刻本”。《总目》著录了四部这种所谓“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刻本”，推测《总目》编纂者改活字本为刻本的缘由，是曾在这四部书当中亲见过一部带有道光二十三年题识的刻本，而这个本子实际上应该是道光二十四年夏亦即道光甲辰李兆洛子慰望刊本。据张式后序，此本“悉仍活字本，不更删纂”，所以一如原编活字本，开卷即可见高承钰在道光二十三年所撰题识。很可能编纂者未能细读题识中本有“用活字编排”诸语，便匆促认作是为刻本而写，所以才会无端造作出一个“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刻本”。这样一来，造成了另一个连锁反应，便是《总目》中失收了《养一斋文集》的第二个版本亦即道光甲辰刊本。可见如果能充分尊重一些高水平的书目，本可减少许多不应有的失误。
又如嘉庆刻冯登府《种芸词》，是冯氏词作的最早刊本，虽传世极罕，但却见于《总目》征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总目》则未予著录。
如果说像《养一斋文集》和《种芸词》这样的书核对起来还有一定麻烦，失误或许在所难免的话，那么刘岳云《食旧德斋杂著》的情况恐怕就只能归咎于工作粗疏了。《总目》．卷末所附《别集版本著录所据书目》之《征引书目》中列有黄裳的《清代版刻一隅》，该书第398—399页，不但清楚叙述了《食旧德斋杂著》的版本源流，且还附有初刻本的首页书影。其文曰：
光绪壬午刻本。后有光绪八年王家凤跋。卷尾有“江夏王树之、钱桂笙同校”一行。此宝应刘岳云撰，刊于湖北志局，卷页数尚是墨钉。又有四川尊经书院重刊本。此则原刻也。
而《总目》对此却完全视而未见，在第536页刘岳云名下仅著录了一部清抄本《刘氏文集》和光绪二十二年“成都遵经书局”的重刻本，根本没有提到黄裳讲的原刻本。同样情况还可以举出厉鹗词集的最初刻本，即康熙六十一年刻《秋林琴雅》，在《清代版刻一隅》第118—119页也是同时印有书影和详细说明，《总目》亦失收此书。
如此一来，《总目》著录别集的全面性，即使是在所列“征引书目”的范围内，也不能不打一定折扣。
诚如编纂者所言，各种不同著录来源的文集，其条目分合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这主要是针对书名、卷次都相同的情况而言，至少是书名要基本相同。《总目》在这方面不应有的疏误，则在于它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把一些书名完全不同的书合成同一条目著录。如清中期著名诗人黄景仁的集子有道光十三年许玉彬广州刊本一种，系由诗、词两部分组成，诗集称《两当轩诗抄》，词集名《竹眠词抄》，可是《总目》第2038—2039页却把它作为一种重刻本附列在嘉庆赵希潢书带草堂刻本《两当轩诗抄》和《悔存词抄》条目下。二书不仅书名不同，且编纂者各异，内容有一定差别，特别是词集部分，许玉彬有跋特地注明其所据底本与赵希潢刻本并无渊源关系，乃是另行觅得写本《竹眠词》，据以刊行雷梦水《古书经眼录》述李兆洛语云“词为杨荔裳方伯选本”，应有自己独特的版本价值，《总目》虽著录了五处收藏此书的单位，可我们在《总目》上却根本查不到《竹眠词抄》这一书名!类似情况不能不给读者利用《总目》带来很大困惑，而且也不利于《总目》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误标书名，是《总目》另一项比较严重的疏误。同书异名、一书多名，甚至同一书籍同一版本在书中的不同位置，标注的书名也常常互有出入，这是古籍编目时经常要遇到的复杂问题，而别集在这方面问题尤为突出，处理起来着实不易，所以著录书名时应当有一个规范的标准，以便检索。著录者可或据卷端题名，或据内封面，等等，但不管怎样，终归要依据原书本身的一种题名，即所谓“名从主人”，不能依据藏书人随意题写的名目，更不能随意杜撰。在这方面，《总目》对有些书籍的处理，是很值得商榷的。如清末著名桐城派文人贺涛的文集仅有民国三年一个刻本传世，《总目》第1712页著录的也是这个版本，书名作“贺松坡文集”，可我前后见到过的六七部书却均题作“贺先生文集”，从封面签条到内封面上徐坊题写的书名、徐世昌所撰序文、目录以及各卷卷端的题名，概莫例外，没有一处题作“贺松坡文集”的地方，甚至连寒斋所蓄此书上版前的清稿本也是题作“贺先生文集”，不知道编者究竟是依据什么确定了“贺松坡文集”这样一个名字。贺涛另有函札两卷，仅有民国九年一种刻本，我所见到的这一刻本从封面签条到徐世昌题写的内封面和所撰书序、卷端题名，均题作“贺先生书牍”，可是《总目》第1712页却著录为“贺先生尺牍”，也是令人难以捉摸《总目》贺涛名下另外著录有“贺先生文集诸家评本”一种，卷次及刊刻年代、地点均与前述所谓“贺松坡文集”相同，疑即《贺先生文集》之评点本，而不会是另外刻有一书。
以上是我粗粗翻阅《清人别集总目》后，感到有必要对编者和读者指出的一些瑕疵。我对清人别集的了解非常有限，主要是根据自己印象较深的几部集子核查《总目》而妄发议论，很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失，可能也免不了少见多怪之讥。不过前面已经讲过，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学术界能够借鉴已有成果的经验，逐步提高现存古籍书目的编纂水平，以期最终达到编纂出传世汉文古籍总目的总目标，彻底理清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期望《清人别集总目》这样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书目，能够在人们充分了解其某些缺陷的前提下，得到更好的利用，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我想这也是《总目》全体编纂者的共同心愿。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